他問：“小同學，幾歲了？”
“十七。”我有些心虛，報名時我虛報了兩歲。
“不像，不像。“
主考人歪歪頭，像在同我逗笑。
“十五。”我低聲更正道。
“你是哪年哪月出生？”他又問。
我告知了我的出生年月。
他故意掐著指頭算了算，“嗬，還不滿十五呢。”
“我十五啦！”我覺得我不能再退讓。
“十五歲好嘛，十五歲就參加革命，英雄嗬！”主考人興致勃勃地說。
“我就是想當革命英雄嘛。”我衝口而出，說罷又有點不好意思。
“嗬，好，好，不過當英雄可不容易呀，要吃很多苦。”他像在說笑，“你聽說了吧，革命隊伍裏生活條件很差很苦。”
“精神勝於物質！”我忽然想起紀一天說過的一句話，便信口道來。
“這是唯心主義。”坐在一旁的一個年輕幹部插話。
“不，不，這個小同學精神可嘉嘛！”主考人彎下凍紅的脖子把臉移近我，“不過，啃窩窩你怕不怕？”
“不怕！”
“睡麥秸你怕不怕？”
“不怕！”
“這就好，這就好，小同學真是革命堅決呀！”他微微搖著頭，很陶醉的樣子，“不過——我們商量件事行不行？”
“行。”
“你還是先回學校念書，再念幾年書行不行？”
“不行！”
“咦，我還真說服不了你呢。”主考人搖了搖扁長的腦袋，長長噓了口氣。
就這樣我成了中州大學的學院——大學生。
從那年六月舊京第一次解放到我進入中州大學，僅僅半年時間，我完成了從初中生到高中生再到大學生的三級跳。在這半年中，在我人生的屏幕上——像理查德牧師的幻燈片，急劇轉換著角色；在我一生中，再沒有哪一個時期，有如此劇烈而富有戲劇性的轉化，也沒有如此艱難而歡快的抉擇。
但我的這一抉擇差一點因父親的歸來而改變。
父親幾年沒有音訊，前兩個月特別市政府突然有人來我家找我母親說，說大軍區有電報，詢問我們一家人的下落，我們才略知父親的近況，好像他正在西柏坡一帶。我進入中州大學一個多月之後，不意父親突然回到舊京。他正在為一個豫北城市的和平解放奔走，順道回來探家。仍是軍長的頭銜，仍是一身筆挺的草綠薄呢軍裝，還有一個警衛排相隨，其實他手上已無一兵，隻是一個使者而已。中州大學的領導通知我回去同父親見麵。我本來同父親很少在一起生活，他給我留下的印象隻有嚴厲的表情與洪亮的嗓門。一次我看到他召見他的那些跟隨他出生入死的旅長、團長們，一群穿馬靴的人一走進房門就齊刷刷地站立在那裏，父親一麵甕聲甕氣地說話，一麵在房內來回踱步，那群馬靴隨著父親走動，像鍾擺一樣轉動著身子。我感到吃驚，我真不明白明明有許多椅子父親為什麼不讓那些馬靴坐下。這次見到的父親卻變了。他同我談學校，談革命，雖然仍喜歡踱來踱去，但分明把我當成了平等的談話對象，說著說著不時嗬嗬地大笑幾聲。後來談起了我的學業，他說：“聽你大姨說，你讀書讀得很好。”
我說：“不是很好。”
他說：“後天我要回北平去，你準備一下，跟我到北平讀書。”這是一道命令，他望望坐在旁邊的母親，放緩語氣補充一句，“這事我同你媽商量好了。”
“我不去。”
“為什麼？”
“我不能脫離革命。”我低聲而堅決地說。
“哈哈，這怎麼是脫離革命呢！”父親似乎想開導我的無知，笑了，“有關方麵已經同中州大學打了招呼，學校領導也同意你去讀書。”
“他們同意我不同意！”我爭辯道。
母親生氣了，拍了下沙發扶手，“又強了不是？你爸為你好，你就用這態度同你爸說話？”
父親對母親搖搖手，平靜地問我：“還有什麼理由沒有？”
我說：“我到北平找學校也不容易，學校一般不歡迎插班生。”
“這就不用你操心了，到北平還會沒有你上的學校？”父親激動起來，恢複了他過去說話的高調門，“你想上哪個學校？我可以去找×××同誌，×××同誌！”
他說兩個十分嚇人的名字。這兩位×××同誌說一句話可以影響國家的命運，給我找間學校當然不成問題。但我主意已定——不去！
母親再也忍不住了，站起身用手指搗著我的腦門罵道：“我們都是為你好，你行，去革你的命吧！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看著吧，有你小孩擦鼻子抹淚的時候！”
父親勸止母親，畢竟實在延安學習過的“老革命”，告別了過去的軍閥作風，拉起我的手，飽含著期望地注視著我說：“我讓你再想想，再想想。”
直到父親前往北平，我沒有改變我的決心。
後來聽大姨說，此事使父親很有些感傷。臨行前他對大姨說：
“大姐，我是行伍出身的大老粗，我很希望我們凡家能出一個真正的讀書人，您也為我花費了心血，但這孩子辜負了您的培養。”父親又苦笑著說了一句：“可能我們凡家的地氣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