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粗布衫的和穿燕尾服的終究要分手(1 / 2)

穿粗布衫的和穿燕尾服的終究要分手

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國散文家,超驗主義運動的代表人物。他的演講《美國學者》曾被稱為美國 理智上的獨立宣言 。

人顯然比人民或稱平民的概念廣延許多。因為在平民之上,尚有權勢者,為數極少卻可以隻手傾覆天下,使世代的人們生活在無法驅除的陰影之中。這是幾千年來最可駭異的社會現象之一。在西方,自從佛羅倫薩的晨鍾響過,人的幽靈便開始飄離教堂的尖頂,然後慢慢降落巴黎的街壘和密西西比河畔的田園,植入一具具血肉之軀,而成為擁有實際權利的個人。自由不複是一種幻覺,它已經從無比豐饒的人性想象,變做可觸摸的實體了。可是,東方是沒有個人的。所謂人,就是人群,是處於 利維坦 的利爪之下的互相隔膜又互相牽製的龐然巨族。長久的奴役比戰爭更可怕,一麵培養傲慢,一麵培養卑怯,使得自由精神日漸沉淪。譬如俄國,直至19世紀仍蓄養大量農奴,可以想見人權的普遍狀況。廣大的平民階級,猶如西伯利亞的凍土層,飽受彌天風雪的肆虐之苦,曆時既久而啞然無聲。

在專製的政府和愚昧的民眾中間,終於生長出了一種敏感而又不安分的人物,叫知識階級。俄國知識階級承受了德國形而上作家的精神遺產而特別富於頭腦,但是,卻又能擺脫抽象事物的纏絆,長於實踐性活動。既然他們意識到每個人都是現存製度的一部分,所以決不會滿足於自我拯救,而因社會福祉的縈懷作整體的獻身。這是一支自覺的軍隊,他們所加於自身的責任感,對歐洲乃至全世界的知識者良心,無疑構成一場空前強大的、永久性的衝擊。

就在這支隊伍中,別林斯基,以其平民的本色而成為最令人注目的一員。

他出身寒微,是一個縣城醫生的兒子,在一片陰慘的鞭影和農奴的哭聲中長大,沒有完成大學教育。由於執拗的自由的渴望,青春的血液,早已變得灼熱而頑野不羈。文壇原本是雅人群集的所在,在他們看來,這個闖入者顯然是來曆不明的。難怪連普希金和果戈理這般優秀的人也害怕同他建立私交,果戈理甚至公開撒謊,聲明說根本不認識這個曾經將其作品的巨大價值揭示於世的人,後來竟連他的名字也不敢提起了。

然而,對於別林斯基,這些算得了什麼損害呢!他根本不屑於理會那些把胡髭收拾得整整齊齊的麵孔,聖彼得堡的作家們;他藐視人世間的愛寵,撫摩,愚蠢而無聊的禮貌。也許,正因為周圍堆滿了這些上流社會的垃圾,才激發了他無盡的對抗的敵意和清掃的熱忱。普希金和果戈理,如果僅僅拖著一條庸人尾巴,他決不會把手中幾近一半的原稿紙留給他們!

一個戰鬥者,如同宗教徒一樣,由於對信仰的忠誠,往往被譏為偏執狂。屠格涅夫稱別林斯基及其後的一批平民知識分子為 文壇上的羅伯斯庇爾 ;事實上,世人對羅伯斯庇爾的評價,至今依然判若雲泥。而別林斯基,確乎宣稱過以馬拉的方式愛人類,傾心於羅伯斯庇爾。這個擁有活躍的、急躁的、激烈論爭的角鬥士一般性格的人,隨時準備著向所有反對他的信念的人挑戰,並且決心征服他們。當他剛剛踏入評壇,就以著名的論文《文學的幻想》使所有誌得意滿的作家們為之瞠目,因為他的結論是: 我們這裏沒有文學! 還有比這更為粗暴的說法嗎?及至臨終前一年,他強製著病苦,給果戈理 偉大的《欽差大臣》和《死魂靈》的作者 寫了一封長信,對作家在一部新著中所作的對專製政治和最高權力的讚頌,人格上的卑汙、醜惡與屈辱,披瀝了神聖的憤怒。它是如此富於顛覆的力量,以致陀思妥耶夫斯基僅僅在一次小組集會上朗誦過,就被判處死刑,及後改作長達十年的苦役和流放。有意思的是,信中恰好還有一筆提及普希金:因為隻寫了三首忠君的詩,穿上了宮廷侍從的製服,就立刻失去了人們的信任。他在信中寫道: 自尊心受到淩辱,還可以忍受,如果問題僅僅在此,我還有默然而息的雅量;可是真理和人的尊嚴遭受淩辱是不能夠忍受的:在宗教的蔭庇和鞭笞的保護下,把謊言和不義當作真理和美德來宣揚,是不能夠緘默的。 這是平民的聲音。他確曾用以愛祖國的希望和光榮,以及把祖國引向自覺、發展與進步的領袖那樣的全副熱情,來愛過果戈理;因為他從果戈理的小說和劇本中,正如從普希金的詩中一樣發現了俄羅斯暗夜的幽微的火光。真理是樸素的。平民的信使如同真理一樣樸素。當他以一種來源於樸素的本性的直觀,一眼瞥見了其中的庸俗、虛偽、齷齪、奴性的順從,瞥見了反現實的傾向,就會立刻掉轉頭來進行刻毒無情的追擊,哪怕它們來自自己所熱愛過、盛譽過的作家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