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著名的人物終於分手了。
對於他們之間的關係史，一些傳記作家或者輕描淡寫，或者諱莫如深；稍為詳盡一點的，幾乎無不責備惠特曼的粗魯、自大和不義。可是，隻要了解他們的身份、性情和經曆，就會知道，分道揚鑣是一種必然。
愛默生出生於牧師家庭，後來也當了牧師，一生致力於布道。從很年輕的時候開始，他便做了職業演說家，在長達四十多年中，共發表1500次左右的公開演說，大可以看作是牧師生涯的延續。他畢業於哈佛大學，十分重視知識，注意材料的積累和利用，不斷地抄書，編寫索引，以及索引中的索引。他曾經遊曆歐洲，對於1848年歐洲革命明顯地持反對態度。他在日記中寫道： 我為商業主們的勝利由衷地感到高興。 有一個象征性細節，說他看到革命者手執火炬路經林蔭道，兩旁的樹木當了路障時，不覺深為惋惜，說： 年終時我們應當算算賬，看看這場革命到底是不是抵得上這些樹木的價值。 一個天性保守的人，是不可能從根本上理解革命的。
總的來說，愛默生寶愛秩序，崇仰權威，有上流社會人物的癖好。旅歐期間，他到處拜謁名家、偉人、最有才智的人。歌德成了他的偶像。以英雄崇拜著稱的卡萊爾，也是這個時候認識的。他寫的《代表人物》，開具偉人清單，雖然沒有卡萊爾般的狂熱，但名單中沒有美國人和當代人，這是的確的，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觀念和趣味所在。他在《自然貴族》中認定， 真正的貴族，是淩駕於自己的身份等級之上的人。 他雖非貴族出身，但很明顯，他是那種全身散發著貴族氣味的人。
惠特曼是地道的農民的兒子，母親是文盲，而他本人也隻念過五六年小學，因此根本不可能沾染可惡的經院習氣。他當過印刷所學徒、排字工人、差役、木匠、小學教師、報館編輯，戰時擔任義務看護，一生為貧困、失業、疾病所折磨。他一身粗布衣服，喜歡敞胸，不結領帶，在室內或室外都歪戴著帽子，隨心所欲。愛默生的朋友康韋注意到，他就像那些下等人那樣，習慣地把褲腳塞進牛皮靴裏。康韋還發現，他一路上熱情地和碰到的水果小販、收票員和碼頭工人打招呼，把他們看作是自己的朋友。他告訴康韋，說他熟識幾千個這樣的人，並且十分自豪地聲稱他自己就屬於這個 勞動階級 。如果和朋友一起相聚，他最喜歡的地方就是人行道下麵的陰暗的地下啤酒店，他覺得在這裏比在豪華的客廳裏更感到適意。跟愛默生相反，他不喜歡卡萊爾，也不喜歡優雅的丁尼生，不喜歡通體籠罩著 死亡的氣氛 的莎士比亞。他認為，《瓦爾登湖》的作者梭羅，雖然在不少方麵有可敬的表現，但是也同卡萊爾一樣，蔑視周圍普通的人們。在他看來，新英格蘭的文學界人士一般來說總是勢利的，保守的，反民主的。在說到塞繆爾·朗費羅等一批文人時，他說道： 我不屬於他們一夥，最好不要把我推進去，或者進去之後要我留在那裏。 還說： 愛默生是他們這些人之中算得唯一平易可親的人，但也被他們給搞壞了。 在描述自己的時候，他說他不愛跟文學界人士來往，從來沒有人讓他在公共宴會上發表演說，當然他也從來不在台上和那些官員、牧師、教授之類坐到一起。在上流社會裏，他始終保持了一種平民式的潔癖。
像這樣一個任性的人，目空一切的莽漢，高尚的粗人，現存的秩序和高高在上的權威當然不是他可容忍的。正如他所歌唱的那樣： 因為我麵對著平靜、安全和所有既定的法規，要推翻它們 ； 我歌頌 擴張 或 驕傲 。我們已經低頭求免得夠了 。平民主義成了惠特曼的詩歌創造的旗幟、火焰、原動力。無論過去的詩歌，還是現在的詩歌，在惠特曼的眼中唯是 一位第一流的紳士 ，從頭到腳灌注著上流社會的精神，以華美而時髦的形式回憶、頌揚等級的一切。在這中間，《草葉集》當然成了 奇怪的聲音 。惠特曼對於他和他的詩歌的境遇十分了解，所以，當他匿名評論自己時，會以究詰的語氣說道： 如果這是詩歌，它的前驅又該占什麼地位？那一批批的打油詩人，情緒憂鬱，穿著燕尾服，還有所有那些把詩句製成蜜餞和裝飾品的人又怎麼辦？難道就讓這個臉膛被曬得黧黑的人走上前來，自命為美國和公元十九世紀的發言人，讓他作為詩人的理所當然的代表嗎？
文學思想的歧異與鬥爭，其實從來沒有過溫和的禮讓，這樣分裂便變得不可避免。如果說，愛默生和惠特曼都代表著美國精神的話，那麼，愛默生所代表的便是英國紳士和清教徒所殘留的部分，傳統的部分；惠特曼則是一代移民將要生成的部分，開敞的部分，未來的部分。如果說，個人主義是美國精神的核心的話，那麼愛默生的個人主義基本上是吸收的，觀念的，感悟的；而惠特曼的個人主義則是來源於生存的，生命的，直接來自根部，是情感對觀念的深切的呼應。如果說在愛默生那裏，難免矯揉造作，觀念與實踐相脫節；那麼對於惠特曼來說，他的所有一切，包括詩歌，都像大自然一樣，自然，平凡，從內到外融洽一致。
隻要社會依然劃分為上層和底層，強勢和弱勢，隻要還存在著貴族（特權階層）和平民的區別，就不可能有完全統一的詩歌。這是兩種不同的文學氣質，代表著不同的文學思想和路線。愛默生和惠特曼的最後分手是一個標誌，既是一種選擇，也是一種必然。
分裂是偉大的。
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