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無論如何，愛默生具備一種紳士風度，文明人特有的演員氣質。即使他開始討厭惠特曼，還是履行了信中的承諾，到紐約見見他的所謂 讚助人 。
愛默生與惠特曼會麵大約有十次之多。頭一次除了愛默生在日記裏保留了一個極其簡略的記號以外，沒有任何記載，可以推想見麵的氣氛不會很融洽。
1860年春天的一次會見，是在波士頓公共廣場的榆樹下麵。他們一麵散步，一麵交談，結果仍然因為《草葉集》爭論起來，弄得不歡而散。
愛默生極力建議惠特曼重新考慮他的近作，他越寫越出格，簡直全然置社會道德於不顧了。愛默生特別提到《致一位普通妓女》這首詩：
鎮定些 對我隨便些 我是沃爾特·惠特曼，
像大自然一樣解放，健壯，
隻有太陽把你排斥了，我才會排斥你，
隻有流水拒絕為你閃光，樹葉為你發出聲響，
我的話才會拒絕為你閃光並發出聲響。
我的姑娘，我和你定一個約會，讓你和我一樣
做好準備，以便和我見麵，
但願你有耐心，保持最佳狀態，直到我來。
到時候再見，此刻讓我以含有深意的一瞥
向你表示敬意，
為了你不會忘記我。
還有《亞當的子孫》裏的許多段落，愛默生指出，時代與時代的趣味都還沒有這方麵的準備，因此必須加以刪除。他的觀點是，在目前，即使稍微提及裸露的身體也是一種禁忌；性，尤其是女人，那是需要掩蓋的邪惡的秘密，絕對不可以公開渲染和炫耀。惠特曼知道愛默生不是那類容易被小孩的倫理道德所驚嚇的人，反對的原因，肯定是出於對所謂的 社會效果 的考慮。他反問愛默生道： 如果那樣，剩下來的還會同樣是一本好書麼？ 愛默生的回答是： 我不是說同樣一本好書，我是說要有一本好書。 據惠特曼回憶說，當時，他已經明確地意識到不能接受一切規勸，而堅持走自己的路了。他對愛默生說，《草葉集》不管站得住也好，垮下去也好，反正它得保持現在這個樣子。
世界上最髒的書就是被刪改過的書 ，多年以後，惠特曼對特勞貝爾說。就在這次會見之後不久，他出版了《草葉集》的修訂本，用他的話說，這次是 真正出版 ， 以永久的形式出版 。這個版本沒有收入原來的序言，也沒有收入愛默生的往來信件，以及任何的評價文章，是一本純粹的詩集。他有信心顯示詩歌在他那裏的最本質的力量。
然而，不聽愛默生的勸告，使惠特曼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草葉集》被列為 誨淫書刊 ，禁止在波士頓出售，其實在其他許多地區同樣遭到查禁。至於 不道德 的書的作者，則被解除了政府機關辦事員的職務，在長達兩年的時間裏，找不到一份正當的工作。直到逝世為止，他都無法完全消除這魔鬼般的陰影，上流社會和傳統勢力加給他的壞名聲。
如此看來，愛默生是先知了。
1871年，英國有一個叫詹姆斯·布賴斯的學者說，愛默生對惠特曼已經不抱任何希望。據他說，愛默生說惠特曼不僅自高自大，而且裝模作樣，行為粗魯而自鳴得意，過於輕視有教養的人的慣用語言。 告訴沃爾特，我是不滿意的，我不滿意。 愛默生說， 我希望他創作民族的詩歌，但看起來他隻是滿足於寫存貨目錄。 愛默生認為惠特曼的朋友應當更多地同惠特曼辯論，堅持要他馴服一些，守規矩一些 更關心美、藝術、文化等方麵的要求。然而，在惠特曼聽來，隻覺得可笑而又可憐。
惠特曼對愛默生的態度，前後發生很大的變化。他說過： 愛默生主義最好的作用是，它哺育了偉人來消滅自己。誰甘願隻充當某一個人的追隨者而隱匿在每一張書頁的背後呢？ 這就是惠特曼的獨立性。真正的創造者不需要導師，至少這時候他不需要導師；何況在他看來，愛默生的思想停留在老地方，再沒有向前挪動過。1872年，他同朋友一起聽完愛默生題作 想象力與詩 的報告，深感失望，認為唯是老生常談而已。
到了1874年，愛默生完成了一個叫《帕納薩斯》的詩文集的編選工作。他很看重這個選集，誇耀說是足夠可以同廣為流行的帕爾格雷夫編的《英國抒情詩歌集萃》相媲美。在這部多達500多頁雙欄排印的選本中，竟連惠特曼的一行詩都沒有收入。
愛默生的這種有意忽略的做法，是整個美國文學出版界對惠特曼的打擊、迫害和歧視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惠特曼對此是重視的。他在晚年的一篇匿名的自我辯護和宣傳的文章《沃爾特·惠特曼在美國的實際地位》中專門提到過，但是，最後他仍然很唐·吉訶德地宣告說： 詩人自己卻變得更加堅定和剛強。 當時，他已因戰爭中誌願參加傷兵看護工作而受病毒感染致殘，又沒有工薪收入，可謂貧病交迫。他的生活費用，除了有限的稿費來源，基本上依靠英國知識界的資助。美國整個知識界，可以說是斂手旁觀，等待不可一世的惠特曼漸漸衰弱下去，直至悄無聲息。這其中，就包括了愛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