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旅客
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作品在我國有多種譯本，他的作風，當為許多讀者所熟悉。但無論寓言體的《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還是紀實體的《巴黎倫敦落魄記》和《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以及隨筆評論之類，所有文字都為一種政治意識所浸漬。像這樣的有嚴重的戀政治癖的作家，不要說在他所在的那個紳士的國度，就是在世界範圍內也是罕有的。
在我們的一些小雅人看來，政治是野蠻的、卑鄙的、肮髒的，至少是無趣的。奧威爾是一個現成的例子。他們會說，這個英國佬倘不是沾惹了政治，一生將過得相當順當；連他的文學事業，也不會因為 泛政治化心態 的支配而受到破壞，變得純粹、精致和超然得多。以奧威爾的身份，確實大可以不問政治。他原本作為英國皇家警官被派遣到緬甸，根據享有的特權，可以隨意處罰異國的囚犯，生活的優越至少不下於小雅人。然而，不幸的是，他無法接受皮鞭、子彈和四周痛苦的呻吟，結果還是把這份美差給辭掉了。其實，淩辱與被淩辱，損害與被損害，宰割與被宰割，一無例外地都屬於政治 這是現實直接訴諸於奧威爾的眼睛和心靈的。在奧威爾這裏，政治是從生活倫理中長出來的，而非得自純粹的觀念；不管承認與否，喜歡與否，它都是一種實存。隻要感覺到了政治的存在，它就已經同個人的道德感結合到了一起，因此，奧威爾聲明 為政治寫作 是最自然不過的事。相反，如果要他脫離政治，不跟政治沾邊，除非使他失去記憶，把整個心髒、熱血、所有人性的東西從他的身上給拿掉！
離開緬甸之後，奧威爾選擇了自我放逐的道路。他到巴黎流浪，做洗碗工，進倫敦的收容所，在饑餓和貧困的驅趕下生活。《巴黎倫敦落魄記》所記的這段日子，使他更為深切地感受到社會底層的不幸，其中包括精神上的無聊的困擾和絕望的重壓，但因此，也就促進了他的下傾的政治立場的形成。
西班牙內戰在奧威爾的生命史上是一個樞紐性事件。1936年7月，佛朗哥發動法西斯軍事政變，企圖顛覆共和黨政府，由此引發戰爭；蘇聯迅速介入，向共產黨領導的共和軍提供武器並設法加以掌控，數千名國際誌願者紛紛來到西班牙。奧威爾是作為戰地記者前來的。以他的觀察，陣線並不如人們所見的明朗，在左翼內部，各派勢力既聯合又鬥爭，局勢複雜而多變。從《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可以看到，對於政治問題，他是何等敏感。然而，他洞悉黨派政治，卻不曾避害趨利，而是恪守他的道德理想，以致於為此慘敗也在所不惜。原先，他並不認同馬統工黨（即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和無政府主義者的 戰爭和革命不可分離 的觀點，但革命的召喚不可抗拒，他終於做了馬統工黨的一名民兵，在抵抗法西斯的同時，為西班牙革命而戰。
社會主義就是平等。奧威爾承認，正是這一 社會主義的神秘感 吸引了他。在馬統工黨的民兵組織中，從將軍到士兵，大家拿同樣的薪金，吃同樣的食物，穿同樣的衣服，從命令到說話，完全是同誌式的。如果有士兵拍拍將軍的背，向他要一支香煙，沒有任何人認為是出格的舉動。在奧威爾看來，每個民兵部隊都相當於一個民主政體，而非等級組織，即使是烏合之眾，而且存在許多令人厭惡的地方，他仍然認為值得為之奮鬥，並以能夠成為 西班牙人的一分子 而感到驕傲。這個英國佬，不像我們的學者和周圍的小雅人那樣厭惡革命是明顯的。他把革命看作是被壓迫大眾的權利，是消除特權和社會不公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書中，他多次寫到革命，為他所經曆的革命氛圍所迷戀。革命以自由的力量，解放的力量，人道主義的力量，使他既往的底層生活經驗得到升華，契合於他的道義感，成為生命中最為壯麗的激情體驗。
隨著西班牙戰事的推移，蘇聯的政策愈來愈清楚地暴露了一個極權主義國家的性質。《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以血的事實，見證了這段曆史。在全世界都被斯大林的鐵腕所震懾所蒙蔽的時候，奧威爾成了其中最早的幾個清醒者和批判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