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黑暗的那一道幽光
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 ，1909－1943），法國思想家。生於巴黎，1931年獲中學教師學銜。1931-1937年，先後在多個地方的中學任教。1934-1935年在工廠做工；1941年在農場務農；1936年在西班牙共和國軍中短期服役；1924年離開法國前往倫敦加入自由法國力量。1943年8月24日在肯特郡阿什福病逝。著有《紮根》、《等待上帝》、《工人的狀況》、《壓迫與自由》、《曆史與政治著作》等。
西蒙娜·薇依像。
世界上沒有哪一位畫家，乍讀之下，會使我立刻想起年邁的母親，行將荒蕪的田園，和久別的胼手胝足的兄弟，除了珂勒惠支。
珂勒惠支，以鋒利無比的雕刀，侵入石板、銅、堅韌的木質，而直抵內心。雕刀之下沒有風景。蝴蝶、春天、薔薇園，都斑斕在別一世界。這裏則是黑暗的中午，是展開在啞默中的廣大的底層：種植饑餓的耕夫，襤褸的織工，失血的婦女，早夭的兒童 人類弱小而純良的部分，苦難覆蓋他們一如綿亙的歲月；反抗的意誌，乃在無從察覺的最沉重因而最穩定的處所萌芽。烏黑而深垂的手，紛紛抓起武器，從鐵鐮木斧直到隨處可見的石頭，重複著先人獵獸般充滿激情的原始動作。在鐵柵外麵，奴隸們怒吼、歡呼，跳斷頭台之舞；然而，節日尚未誕生，就已經被勒死在繩圈裏了。既然全身光裸的母親雙手高舉自己的孩子，作為犧牲奉獻給了時代的祭壇，那麼孕婦，那位身著袍服的未來的母親，為什麼仍然溫靜、安詳如冬日的稻草垛？
等待會是有意義的嗎？
珂勒惠支一生作了50多幅自畫像。這些畫像，無言地糾纏著所有受難的婦女的靈魂，正如畫家給婦女造像時，著意保留自己的影子一樣。她們是如此相似。我看見她們常常交疊雙手，抱著前胸，仿佛永遠在護衛著懷中的生命；一俟無力與死神爭奪，遂以手加額，在極度的疲累和無望中作不屈的沉思。母性博大、慈愛、堅忍、莊嚴，渴待生命的熱情，於她們是上天的賜予，徒勞然而無盡；即使燃著逼人的憤怒，她們的目光，也一樣流露著曠代的憂傷。
版畫原本是男性藝術。它所使用的工具和材料，明顯地具有對抗性質：堅定、沉著、富於鋒芒。珂勒惠支以天生的大悲憫，容涵這一切，浸潤這一切，於是，她的版畫製作，通過粗獷而細膩的描線，單純而豐富的顏色，遂傳遞出了一種品格，一種氣質，一種如暴風雪馳向大曠野般的強烈的淒愴的詩意。
女畫家承認，自己的藝術是有目的的；她決心以此在人們普遍彷徨失措和急待援助的時代中發揮作用。顯然，藝術的作用被她過分誇大了，實際上，藝術很少有機會進入森嚴的社會。即如珂勒惠支，雖則沒有放棄當一名 律師 的責任，所有作品都服務於 控訴 、 警告 和 呼籲 ，倘使法西斯政府如後來所做的那樣，把強令退出藝術機構，禁止舉辦展覽等等措施提前實行，那麼，什麼勞什子版畫，都將完結得無聲無息。然而，藝術的本體的意義也正在這裏。對於一個藝術家，即使剝奪了可供他利用的所有的傳播媒介，也無法剝奪藝術本身。也即是說，一個藝術家的出版自由可以被剝奪淨盡，但是創作自由是永遠存在的。因為在創作的任何一個瞬間，作為藝術家，他已經表達過了。畢竟已經表達過了。
真正偉大的藝術，是以某種具體的藝術媒介，對人類苦難所作的最富於個人特質的強大的反應與深刻的詮釋；即使這苦難牽涉到了生命的最神秘、最深隱、最恒久的部分，也仍然同人類當下的存在密切相關。珂勒惠支的藝術，就是這樣的藝術。她以一位母親的無限闊大的襟懷，遮沒了美術史上所有的男性畫家。
巨人米開朗基羅，他的痛苦與狂歡也許永遠無人知曉，但是，光華燦爛的繪畫天才，畢竟為教堂和陵墓而照耀；垂死的奴隸石雕，不過小小的綴飾而已。可憐的提香，一生繪畫都獻給了王公貴族。而那些闊人，據傳對他也很敬重，弄到尊貴的查理五世大帝居然親自為他撿拾畫筆。於是，岡布裏奇便得意洋洋說是 藝術的一個勝利 。到底誰是勝利者呢？雷諾阿的浴女是有名的。然而，漂亮而已。在畫布上，她們與潔白的細頸瓶、花束、紅蘋果一類毫無二致。高更老遠跑到塔希提島，出於對文明的厭憎，一打一打地畫了許許多多半裸的女人。其實，與其說是女人，不如說是一些富於水分的熱帶植物更合適些。凡高用旋轉的筆觸把一切畫成自我，唯吃土豆的人一如土豆，安靜而淳樸，而人卻遁逸了。視覺藝術一旦把象征性背景撤離視野，人也就不成其為人。蒙娜麗莎的微笑，一半像上帝，一半像魔鬼，美在什麼地方呢？僅在於猜不透的詭秘麼？所謂美，乃是世界上最沒有分量的東西；它純然是一種快感，而快感是不負責任的。米勒恐怕是第一個讚美農人的畫家了，遺憾的是，他筆下的兄弟沒有驚恐，沒有憤懣，沒有悲痛神色；一個個全是那麼高貴、肅穆、虔誠、順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