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晚的玫瑰雲
羅莎·盧森堡（Rosa Luxcmburg，187l-1919），國際共運史上著名女革命家和理論家。波蘭人，後流亡瑞士，遷居柏林並取得德國國籍，參加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多次被捕。一戰爆發後，先後組建斯巴達克同盟和德國共產黨，在鬥爭中被捕犧牲。著有《資本積累論》、《社會民主黨的危機》、《論俄國革命》等。
高中時代的羅莎·盧森堡。
宛如一道光束，投向黑暗深處，使周圍的人類現形。這是一道幽光，因蒼白而顯得強烈。
自從有了酋長及各式權威的時候起，人類便在另一種意義上被創造了出來，並根據一個被確定的目標不斷地加以改造。結果，離自然人愈來愈遠。所謂自然人，那是人類的童年，單純，幼稚，卻保持了生物學意義的自由，最起碼的自由。中世紀把對自由的剝奪製度化了。你以為巴別塔真的建造不了嗎？一個信仰，一個意誌，一個中心，眾聲嘈雜最後演繹為一種話語，這樣的社會秩序不是巴別塔是什麼呢？曆史教科書肯定誇大了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的功績，他們雖然給神學以沉重的打擊，把社會從迷妄中拖曳出來，卻並沒有解除對個體的精神禁錮。顯然，巴別塔比巴士底獄更難摧毀。發端於意大利文藝複興運動的人性解放的洪流剛剛湧動起來，到了啟蒙時代，便為理性的閘門所節製，個人的本能、欲望、各種活躍的情緒，隻好在漩渦中悄然沉沒。進一步，退兩步。從整體主義回到整體主義。那時，幾乎隻有盧梭一人向自然人的方向逃跑。即便是這樣一個反思 不同於笛卡兒式的思 的人物，你可以看到，他的背後仍然夾著一條理性主義的小尾巴。及至20世紀，政黨迅速成熟，意識形態急遽膨脹，無論是物質的人或是精神的人，都被高度組織化了。組織是不容玷汙的，清洗異類當然要比宗教裁判所更具規模，也更為嚴厲。誰不知道古拉格和奧斯維辛呢？
這時，人意想成為自己已經變得不易，甚至是不可能的事了。不同的社會角色，一致把服從他者當作共同恪守的準則。譬如公民，你看眾多雷同的麵目，就知道那是一群複製品，模子就是法律；工人是操縱機器的機器，農民是驅趕牲靈的牲靈；政治家和革命家，其實也都是為權力原則所支配的人物。自古而今，角色定位大抵是由權力者和知識者進行的。知識者也是立法者。他們最喜歡標榜 價值中立 ，實際上同權力者一直保持著曖昧的關係。總之，人被不同的角色分解了。表麵上看來，人們都在根據自己的意願行事，其實是根據角色所規定的範圍行動，甚至將奴性內化為本能，行動著僅在於適合相應角色的定義而已。
不是人產生規範，而是規範產生人。於是，人類的每個分子變得彼此愈來愈相似，沒有個人，隻有人群。但是，你知道，人性中所有可珍貴的部分都是屬於個人的：愛、同情心、自由意識、理想、信仰、尊嚴感，等等。在一個社會裏，當自我成為必要的喪失時，價值世界便完全被顛倒過來了。崇高遭到鄙夷，卑賤變得高貴；同流合汙是明智的，特立獨行者是愚人；健全的被視為病態，畸形被當作完美。真與假，善與惡的限界消失了，連道德本身也成了可嘲笑的對象。人們習慣於生活在一個沒有人的世界裏，偶爾顧及曆史的進步，還得看大人物的懷表。
人性的黑暗令人沮喪。
社會的進步，畢竟得依靠美好的人性去推動。當你讀了保羅·約翰遜的《知識分子》一類陰暗的書時，當會覺得納悶：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尚且如此，人類還有拯救的希望嗎？那麼，讀讀薇依！你得相信：光就是光，光同黑暗一樣實在，即使十分微弱，仍然暗示了未來變化的某種可能。讀讀薇依，讀讀這位聖潔者，你的眼睛想必會因她的照耀而明亮起來！
在巴黎，西蒙娜·薇依還做著小姑娘的時候，尖銳的個性和致命的自尊心就顯露出來了。因為自覺天資平庸，不如哥哥安德魯，她居然產生過尋死的念頭。所以，你不明白：如此自愛的人，後來怎麼會發瘋般地愛起別人來，甚至讓你覺得她隻是因為愛別人而愛自己， 這種轉變是怎麼發生的？
有關的傳記好像缺少了一個中間環節。但是，你可以推測到其中至少的兩個原因：其一是女性，在薇依那裏則是女兒性和母性。她沒有妻性。女兒天生柔弱易感，且傾向於獨立；母性博大溫厚，是無限的給予。教師品性可以看作是母性的轉移。妻性不同，代表的是依附性，封閉性，奴隸性；她終身未婚，在意識深處是否潛在著對妻性的逃避？這是可能的。還有一個原因來自她父親。那是一位醫生，醫生的周圍都是病人。所以不幸者的痛苦、恐懼、隱忍、期待與死亡，會影子一般地糾纏她。
不過，愛之於薇依是有選擇的。你注意到沒有，她一生有兩個偏好，除了嗜煙之外，就是愛窮人、工人、農民、流浪漢、犯人，愛底層的人，沒有文化或智力落後的人，弱勢者和不幸者。她說過， 愛就是願意分擔不幸的被愛者的痛苦。 她把愛，連同沉重的苦難負擔起來，並以此為幸福。這是一種命定的愛。她一生沒有離開過他們。
法國大革命創造了 博愛 一詞。薇依對弱勢者和受壓迫者的偏袒與維護，在形式上，明顯違背博愛的原則，其實，正是她這種傾心於社會底層的態度，使她成為大革命的最忠實的兒女。她的朋友，教士梯蓬用 抗衡 的概念概括她的政治和社會活動觀念：社會在何處失衡，她就在天平的輕的一端加上砝碼，隨時準備做戰勝者營壘中的潛逃者。這樣，她就永遠地把自己同那些喜歡把諸如 寬容 、 公正 的大詞掛在嘴邊的機會主義者分開了。
自巴黎高師畢業以後，薇依被派往勒浦伊女中任教。在這個小城裏，她，一位年輕出眾的學銜獲得者盡可以安嫻地享用她的榮譽，何況，校園曆來是宜於安頓哲學的。可是，工人的貧困很快地吸引了她的全部的注意力。
為了了解襤褸的一群，她可以同清潔工一起呆上整整一個小時，甚至對清洗技術也發生了興趣。她盡量設法下礦井，挖土豆，幹農活，讓勞作深入體內，有時上課還穿著沾滿泥巴的士兵鞋。從外表看，她是個憂鬱的人，但內心是熱烈的。她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獻給了窮苦人。平時，她的房間是敞開的，為的是方便失業者前來吃飯。由於她分掉了大部分的薪俸，致使整個冬季，房間就像野地一樣冰涼，連生爐子的錢也付不起了。
窮人是一個陷阱。你知道，薇依遲早要掉進去的。事實上，她到勒浦伊不久，就被碎石工場的失業者給拖累了。當然，這種黴頭是自找的。她完全可以夾著書包，袖著手，優雅地站在道旁，目送他們穿過米什萊廣場，然後消失於市政府。她沒有這樣做。相反，她不但參加進去，而且充當了他們的談判代表和辯護律師。結果，工人勝利了，而她這名 假勞動者真政治煽動分子 ，則遭到當局的監視和傳媒的詆毀。由於無視當局的警告，她一度被抓進警察局，但是，合法的暴力並未曾阻止她同罷工工人在一起。最後，市長不得不親自出麵，強行把她調離這座城市。
對此，薇依沒有任何沮喪的表示。她說： 我一直把解職視為我生涯的正常結局。 應當說，她是有準備的。
愛的力量是偉大的。很難想象，薇依一生過著極其清苦的生活，目的是把薪金省下來分給別人；也很難想象，她那般繃緊般地思考、寫作，還堅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直到全身乏力不能動彈為止。如果你沒有讀到她的筆記和書信，沒有讀到她的同事親友的證詞，你不會相信。二十五歲那年，她放棄了工作所能給予她的一切舒適，孤身來到一家公司，在雇傭合同上簽字當一名非技術工人。從一開始，就眼痛，頭痛，疲乏，受戲弄，挨訓斥；想想吧，她需要作出多大的努力，才能使自己堅持下來。即使在這時，她仍然做著關於工廠改革的夢想。然而，勞動畢竟太單調太沉重了，有時，她幹著幹著不由得哭起來。在這樣的環境中，她確信，真正的反抗是不可能的，甚至對處境的意識也會隨之喪失；承受就是一切，任何思考都是痛苦的。生命如此暗淡，她仍然在這裏呆足了四個月。次年，她又進入一家冶金工廠，然而情形更糟。車間的肮髒令人惡心，她別無選擇，隻好拚命趕製零件，從每小時400個做到後來的600個。她很快明白，這家工廠同樣是 服苦役的工廠 。呆了一個月，她遭到解職。精神同物質一樣，其硬度是有一定限度的，在超常的壓力下很難避免斷裂。失業之後，薇依因為經曆了過分的勞作、饑餓、奴役而有過自殺的念頭。她差點被一年的工廠生活壓垮了。
關於這段日子，她曾經回憶道： 我每日起身懷著不安，我帶著恐懼去工廠，就像奴隸一樣幹活，午間休息是令人痛苦的時光 在勞動生活中，她最看重的個人尊嚴感受到損傷，她感到了從來未曾經驗過的奴役和屈辱；她發現，現存的社會秩序並不是建立在勞動者的苦難上，而是建立在他們的屈辱上。屈辱比苦難深重。但是，過分嚴酷的壓迫並不會引起反抗，隻能造成屈從。屈從是可怕的，那是奴隸的行為。
薇依愈來愈關注精神問題，對於工人的不幸也如此。在薇依看來，工人不是一個天然的集體或階級，而是作為個人集成的存在，因此，精神在這裏就不是一個集體意識問題，而永遠帶有一種肉體感，一種靈魂的震撼與顫栗。由於工會隻是號召工人為改善經濟狀況而鬥爭，所以她認為工會是可恥的，不負責任的。為此，她還批評 第一個工農國家 蘇聯，說： 當我想到布爾什維克的重要首腦宣稱要創造自由的工人階級，而他們之中從來無人涉足工廠大門，以致連決定工人受奴役抑或獲得自由的現實條件的起碼概念也沒有 我便覺得政治酷似一種惡作劇的玩笑。 如果不和勞動者在一起，不親自參加同樣的勞動，就無法獲得屈辱感。她認為，不懂得屈辱是無法理解自由的；那些號稱代表了勞動者利益，並領導他們走向解放的成打的理論、綱領和文件，隻能是一種奢談。
結束工廠生活之後，薇依自覺身心均已碎裂。 耳聞目睹工廠中的不幸，扼殺了我的青年時代。 她總結道。其中，關於工人階級不僅革命能力，而且純粹的行動能力也幾乎等於零的結論，就是這樣不幸體驗的產物。更可怕的是，不幸不但來源於老板的奴役，同時來自工人的不信任。她常常遭到他們的冷遇和反對，這對於一個深愛著他們的人來說，還有什麼可以值得欣慰的呢？她深信工人仍然處於一種必然性的鎖鏈之下，無由解脫；至於自己，則隻能以無盡的精神負擔和每日的努力掙紮為代價，一點一點地恢複個人尊嚴。她承認，她已經並且永遠地打下了受奴役的烙印，正如古羅馬人用燒紅的烙鐵在最卑賤的奴隸的額頭上打下的烙印一樣。
她把自己視同奴隸， 如此一直到死。
對於知識分子來說，薇依走得太遠了！
整個法國知識界忽略她，不談論她，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等到熱衷於討論她的時候，她已經死去多年了。他們給她加戴許多光環，可是不知道這些光環隻配鍍亮供放在經院裏的蠟像，而與富於思想活力的個體無關。她身上自有一種光輝，那是幽光，照耀的是底層，而非天界。
母校巴黎高師產生過不少著名人物，但似乎都沒有同薇依有過什麼交往，上流圈子的這層關係，看來很有可能是由她主動給掐斷了的。傳記保留了一個線索，是波伏瓦《回憶錄》中的片斷。這位比薇依大上一歲然而聲名遠播的女性，在憶及薇依的時候，坦露了內心的仰慕之情。這在充滿自大和矯飾的知識界中是極為難得的。波伏瓦這樣說到她們之間的一次討論：
她以果斷的口吻說，當今世界上隻有一件事最重要：革命，它將讓所有的人有飯吃。我以同樣專斷的口氣反駁道，問題不在於造就人的幸福，而是為人的生存找到某種意義。她以蔑視的神情打量了我一下，說： 我清楚，您從來沒有挨過餓。
很明顯，波伏瓦的表述是概念的，哲學的，十分專業；而薇依的言說，則帶有夢幻性質，但又是結結實實的物質主義的，體驗的，富於人生實踐的內容。薇依同一般知識分子的區別就在這裏。她有理由看不起他們。
你注意到沒有，知識界普遍存在著一種炫耀知識的傾向，仿佛一旦占有了知識就占有了一切，這是很可笑的。在這裏，必須確立知識的價值論，確立知識與人的關係。一切知識都應當是為了人的，也就是為人生的，為改善人的生活和生命自身的。隻有確立了這個基點，你才會承認知識可以是有用的，也可以是無用的；正如知識界討論問題時，你發現有的是真命題，有的是偽命題一樣。隻有有用的知識可以通往真理。什麼是真理？它是通過知識對生活的認知。人類認識的範圍很廣袤，但是對真理而言，生活隻能是唯一的對象。生活之外無所謂真理。許多學者背向社會著述，自以為價值連城，實際上是偽幣製造者。
薇依從少年時代開始，就堅定地認為， 生活中沒有真理，毋寧死。 為了找尋真理，她不斷擴展自己的知識領域。從文學到哲學，從政治經濟學到神學，荷馬、柏拉圖、莎士比亞、笛卡兒、康德、馬克思、克爾凱郭爾，都是她所熟悉的。但是，她從來不曾停留在既有的知識譜係上麵。當她做中學教師的時候，就公然鼓動學生蔑視教科書，大膽想象，以懷疑作為治療正統教育的唯一手段。真理到底是思考的產物。沒有外在於個人的真理。因此，任何主義、學說和理論，如果不能化為個人的信仰，不能深入到個人的精神生活之中，就不可能構成真理。國家意識形態就是這樣。真理永遠處在發現的途中，在期待之中，正如薇依說的， 隻有真理對於我們來說變得遙遠不可及時，我們才熱愛它。 薇依的苦行精神是感人的。追求真理，對她來說是一件痛苦無比的事情。她畢生活在自己內心的反複煎熬之中，不加入任何黨派、教會和團體，不追隨主流、權力和權威，不屬於左派也不屬於右派；為了達到專注於真理的高度可能性，寧肯擔受孤獨。她始終經曆和承受著一種精神，同時也創造著一種精神，甚至體力勞動本身也能使她獲得輝煌的精神性。除了精神性的東西，她一無所有，也一無所求。
知識界是什麼樣子呢？知識大腕以知識為資本，帶頭參與世界的掠奪、競爭和壟斷；他們所要的並不是真理，而是地位和聲名。即以現代知識分子的誕生地法國而言，在上個世紀便產生了大批的左翼和右翼分子；他們大抵是有著組織背景的，熱衷於觀念的衝突，但你數數看，單槍匹馬地與靈魂一道作戰的有多少呢？
知識分子固然不願意棲居於孤寂的精神世界，但是，也不願意走出書齋，自我放逐於社會底層。雖然，他們也同權力者一樣，立了 民間 的名目，意圖成為 代表 ，其實旨在控製大塊非知識版圖。薇依從來重視社會實踐，真理的追隨者必然通往社會實踐，因此，她會主動地深入到底層中去，如她所說， 同他們打成一片，在良知所容許的最大範圍內，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員，融化在其中。 這頗有點像中國改造知識分子的流行話語。但是，不同的在於，薇依的行動不是奉命行事，這是她的天性，生命的基本需要，目的是真正地了解他們，熱愛他們。她說： 在這世上，隻有淪落到受屈辱的最底層，比討乞還要卑下，不僅毫無社會地位，而且被看作失去了為人最起碼的尊嚴 理智的人，實際上隻有這樣的人才有可能說真話，其餘的人都在撒謊。 大約在她看來，整個知識界是一個閉眼不看現實的撒謊的團夥，因此竭盡努力，以使知識在自己的手裏不至於成為一種不可容忍的特權。她是把她的大學、中學教師資格學銜考核所得的獎金也看作是特權的，所以用來購書，送給工人學習小組。她利用一切機會，幫助窮人和他們的孩子讀書。在工人文化教育方麵，她指出：必須提防以 加強知識分子對工人控製 為目標的政策，相反，應當設法使工人擺脫這種控製。在參加工會的活動中，她號召全體勞工說：準備占有 先輩的全部遺產 ，尤其是 人類文化的遺產 ，這種占有就是革命本身！
今天看來，薇依說的這些簡直近於癡人說夢。革命繞道而行。但是，你不會不感受到，一顆靈魂，當它因愛和熱情而鼓蕩起來時是多麼的強壯有力！
一支火焰，當它找不到別的燃料時不會燃燒太久；一道光，當它穿過太濃密的黑暗時，反而被黑暗吞噬了。
你看見了什麼呢？在薇依那裏有兩個空間，比我們多出一個空間。她一麵走向自己的內心，一麵走向沉默的大多數，而不像別的知識分子那樣擁有獨立的知識空間。在世時，她隻在有限的幾個雜誌發表文章，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身後陸續出版的。她不在乎這些，不在乎知識界的反應，在她那裏甚至根本就沒有知識界。她寫了那麼多，隻是傾訴，呼告，兩個空間一樣是茫茫曠野，她不期待回聲。
如果把女性同革命聯係起來多少有點不大協調的話，那麼把疾病纏身羸弱不堪的薇依同革命聯係起來，則簡直可以說得上幾分荒誕。然而，她確實對革命有過強烈的向往，而且多次參與過實際鬥爭，比如散發民主共產主義小組的傳單，開設馬克思主義講座，參加知識分子反法西斯保持警惕委員會的各種會議，積極營救集中營中的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活動分子，作為誌願人員奔赴西班牙戰場，等等，表現相當激進。尤其是對革命運動的批判性意見，那麼鋒銳而準確，直逼問題的核心。30年代初，許多老練的革命家仍然普遍處在盲從的狀態，而一個二十來歲的姑娘，僅憑個人的穎悟，便到達了這樣一個認識的高度，你不能不承認她是一個早熟的思想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