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拉和左拉們
1894年，法國陸軍上尉，猶太人德雷福斯被法國軍事法庭以泄密罪判處終身流放。1896年，有關情報機關查出一名德國間諜與此案有涉，得出德雷福斯無罪的結論。但是，戰爭部及軍事法庭不但無意糾錯，而且極力掩蓋事實真相，調離該情報機關負責人，公然判處真正泄密的德國間諜無罪。為此，著名作家左拉挺身而出，接連發表《告青年書》、《告法國書》，直至致總統的公開信，即有名的《我控訴》，由此引發整個法國爭取社會公正的運動。軍方以 誣陷罪 起訴左拉，接著判一年徒刑和三千法郎的罰金。左拉被迫流亡英國，一年後返回法國。繼續與軍方鬥爭。直到1906年，即左拉逝世4年後，蒙冤長達12年的德雷福斯才獲正式昭雪。
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德雷福斯事件。
左拉受到法國乃至全世界的讚譽是理所然的。因為他是如此不遺餘力地為一個與自己毫無瓜葛，同整個軍隊和國家相比實在渺小不足道的人說話，維護他的權利、名譽與尊嚴；因為他敢於以一己的力量向一個擁有強大威權的陰謀集團挑戰，而正是這個集團，利用現存的製度，糾集形形色色的邪惡勢力，極力扼殺共和主義、社會正義和自由理想；還因為他不惜以拋棄已有的榮譽和安逸的生活為代價，不怕走上法庭，不怕圍攻，不怕監禁和流放，而把這場勢力懸殊的壯舉堅持到最後一息。為維護法蘭西精神而反對法蘭西，這是不同尋常的。馬克·吐溫寫道： 一些教會和軍事法庭多由懦夫、偽君子和趨炎附勢之徒所組成；這樣的人一年之中就可以造出一百萬個，而造就出一個貞德或者一個左拉，卻需要五百年！ 如果目睹了人類生命質量的差異之大，應當承認，這些話也不算什麼溢美之辭。
但是，在左拉周圍，有一個富於理性、知識、良知和勇氣的知識者群體 和左拉戰鬥在一起的 左拉們 ，這是不容忽略的。正是因為有了盧梭和整個啟蒙運動的思想滋養，有了法國大革命所培育的 自由、平等、博愛 的民族精神，才有了這樣一個團結的堅強的精神實體。沒有這個實體，未必能夠產生這樣一個勇敢而堅定的左拉；沒有這個實體，左拉的單槍匹馬的戰鬥將會因嚴重受阻而中斷。惟其有了這個實體，在社會正義受到威脅的時候，就一定能從中產生一個左拉，或不叫左拉的左拉。
事實上也是如此。在法國作家拉努的傳記著作《左拉》中，有敘述說：事情開始時，埋頭創作的左拉還處在猶豫不決的狀態，他是被 德雷福斯派 的人物推舉出來的；尤其重要的是，他是被一群記者、律師、曆史學家說服的。周圍的一群人物是如此優秀，他們完全因為一個猶太人的冤案而被吸引、凝聚到了一起。難得的是，其中如作家法朗士、報人克列孟梭，都是與左拉不同類型的人物，在有關專業或別的意見上並不一致，甚至相反；然而僅僅憑著 正義感 這東西，他們就走到一起來了。他們把左拉的鬥爭當成自己的鬥爭，在鬥爭中，表現出強烈的 團隊精神 。像克列孟梭，他改組《震旦報》，傾全力支持左拉；左拉的檄文《我控訴》的題目，也是經他建議加上去的。他們陪左拉出庭，在左拉離開法國後仍然堅持由他開始的鬥爭；在正義因左拉蒙罪而使全國沮喪，法蘭西的精神財富麵臨沉淪的危險之時，他們便成了號角和旗幟，引導公民社會上升的頭腦和力量。直到左拉死後，正是他們，將左拉未竟的事業進行到底。沒有他們的集體鬥爭，德雷福斯事件的結局很難設想，至少昭雪的時間要因此而大大推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