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有沒有一個知識分子群體的存在是很不一樣的。從蘇格拉底到布魯諾和伽利略，甚至伏爾泰和雨果，他們所以受死，受罪，始終孤立無援，都因為缺乏這樣一個集體的緣故。他們被分切為若幹個體，隻能單獨向社會發言，以致在同類中間也得到回應。
法國當代知名作家雷威認為，在法國，隻有從德雷福斯事件開始，知識分子才有了一個相當大的數目；也就是說，此時不是隻有一個左拉，而是有了一個 左拉們 。 我們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黨！在這喊聲中有種挑戰，有種逼人的傲慢 雷威在一本題為《自由的冒險曆程》的書中這樣寫道： 這是一種方式，非常大膽的方式，將一個近乎侮辱性的稱號作為一麵旗幟來舞。 回顧知識行動，以及由克列孟梭起草的《知識分子宣言》，在討論 知識分子 命名時，他是把知識分子的多少作為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也即作為一項標準來看待的。他寫道： 成百上千的詩人、畫家、教授，他們認為放下手中的鋼筆或畫筆來參與評論國家的事務是他們分內的責任，與此同時他們修正了 知識分子 這個詞的含義。甚至於那些反對者們，那些辱罵德雷福斯的人以及那些國家利益的支持者們，也隨著時代的激流，不再沉默或賭氣，不再掩藏他們的惱怒和信仰，麵對挑釁者，不再堅持學院式的靜默和泰然處之的傳統，他們也使用同樣的詞語，同樣的參與手段，並且也組成了各種各樣的同盟和協會。是一種模仿？是一種狂熱？可以這樣說吧。但也可以這樣記錄下來：在思想的舞台上，出現了一種新型人物 如同教士、抄寫員、詭辯家、博學家標誌出其他時代一樣，也是新鮮而有特定性的。 這新鮮而有特定性的一群，就是現代知識分子。他的意思是說，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隻有到了現代才有可能出現。
的確，知識分子與現代民主社會是互生的，互動的。倒過來說，沒有產生一個像樣的知識分子群體，這樣的社會隻能稱做前現代社會；時間的推移並不能為它帶來實質性的變化，不過徒增一點新世紀的油彩而已。
左拉（Emile Zola,1840-1902），法國作家。生於工程師家庭，當過職員。早期作品受浪漫主義影響，後信奉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第二帝國的崩潰和巴黎公社起義促使他關注社會問題，他的小說，也因此傾向於自然主義。1871 1893年間，寫出由20部長篇小說構成的《盧貢 馬卡爾家族》，其中重要的有《小酒店》、《娜娜》、《萌芽》、《崩潰》等。德雷福斯案發生後，於1898年發表《我控訴》 文，抨擊反動當局，為此被判處徒刑，後逃亡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