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十分吊詭的是，對於我們民族內部產生的這樣一種真實地存在過的社會形態，國人似乎一直沒有正視。當烏托邦神話在二十世紀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而我們竟然壓根就不知道，或是假裝不知道，這樣的烏托邦和太陽城早已在神州大地上實現了。直到今天，許多曆史社會學者大多把江州義門視為一個傳統的宗法式大家族，或把它當作一個封閉的小農經濟模式，甚至是一個悲劇性存在。由於時代的局限性，江州義門帶有某些封建文化特征，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毋庸諱飾的，但這些學者顯然是忽視了，或是根本不敢正視，江州義門和傳統的宗法式大家族在性質上的根本不同。對江州義門的社會性質做出一個基本判斷非常重要。社會不是別的，從一開始就是指特定土地上人的集合，從現代意義看，則是為了共同利益、價值觀和目標的人的聯盟，而形成社會最主要的社會關係包括家庭關係、共同文化以及傳統習俗。而對一個社會的性質做出判斷，先看所有製，江州義門在漫長的實踐中一直實行財產共有的公有製，而且是完全沒有私有財產的公有製。從社會權利上看，它所追求的是沒有等級、階級觀念的一種平等的社會形態。
那麼，它同原始氏族公社相比又有什麼性質的不同？第一，它是建立在製度、法律等社會管理方式之上的一個高度文明社會，如果你承認唐宋文明，你就應該承認它的文明程度遠高於同時代的文明；第二，它的生產水平以及商業化程度很高的多種經營也代表了當時生產力的先進水平，這絕對不是原始氏族公社可以比擬的，更不是一個什麼小農經濟的悲劇。如果說它是一個悲劇，也隻是一個烏托邦的悲劇；第三，它也不是一個通常意義的家族，盡管一開始，它確實是從血緣聚居開始，但在繁衍了十代以上之後，血緣的意義已經相當稀薄，它也從血緣聚居逐漸變為一種族群社會的聚居，這與我們今天依然在強調自己是炎黃子孫或龍的傳人又有什麼差別呢？沒有性質的差別，隻有族群範圍大小的差別；第四，很多學人把它的價值觀和道德觀視為它具有封建性質的特征，譬如說它特別強調忠孝、仁義、誠信等道德律，這也的確是江州義門的社會倫理，甚至是他們的信仰，然而，這些倫理實際上是中華文明的一些基本元素，甚至是核心念頭，哪怕到了今天，難道可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或毫無誠信嗎？這絕非我們用來區分封建宗法社會和現代社會的性質，這是一個民族具有永恒性的普適價值，根本不能作為判定社會性質的依據。此外，從江州義門和曆代王朝的關係看，江州義門所追求的價值觀無疑和這些王朝有著某些重疊的部分，那些重疊的部分實際上也就是那些普適性的價值。在《宋史·孝義傳》中，把義門主事陳兢和江州義門作為一個典範，稱其“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內，肅於公府”，這無疑是那些封建王朝最看重的，義門陳氏能比官府更有效地消除犯上作亂的隱患，誠如宋仁宗旌表義門陳氏時，一語道破天機：“良民一鄉之表，旌之，則為善者勸矣。”唯其如此，從唐宋到明清，曆朝旌表江州義門，他們受到的旌表之多，堪比曲阜孔氏。然而，從江州義門的兩次大分析看，又分明可以看到江州義門與曲阜孔氏的不同，江州義門的理想和那些封建王朝的理想顯然還存在很大的差距，甚至是激烈的對抗。封建王朝所需要的是對他們的絕對忠誠，是讓江州義門成為他們統治的馴服工具，但江州義門追求的終極理想是一個沒有貧富、沒有貴賤的公平、公正的社會，這讓那些封建王朝感到了危險，而最終摧毀江州義門的，並非來自家族內部的紛爭，恰好是封建王朝的力量。如果不發生性質上的衝突，這樣的摧毀肯定不會發生，誰會摧毀一個對自己有用的東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