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當我從不惑走向天命，我時常被一種類似記憶的東西吸引到某個方向。我甚至感到自己又悄悄潛回了某個地方。當然，我心裏十分清楚，之前，我從未來過這裏。當許多似曾相識的事物從晦暗的背景下閃現出來，伴隨著聲音，我感到十分危險。這不但是幻覺，而且出現了幻聽。
這樣一次寫作，或許從一開始就與幻覺或幻想有關，但最早應該還是從家族記憶開始。幾乎從有記憶開始，我的農民父親就一直不停地給我講述江州義門。我心裏十分清楚，那都是一些民間傳說或傳奇，但他頑固地相信那一切都是真的。一個義字，是半文盲農民一輩子掛在嘴邊上的一個字。這讓我隱隱感覺到，在那個叫江州義門的地方，有一種深藏於民間的偉力。後來，我曾數次探訪江州義門故地。深入它早已不存在的內部，即便有陽光，也隻能靜靜照亮一片荒涼遺址的表麵，連廢墟也沒有。然而，每當我走進這已蕩然無存的遺址，我在冥冥中仿佛遇到了什麼。我開始遍尋有關它的文獻史料，差不多有十多年時間，我都在斷斷續續地幹這件事。由於江州義門所遭遇的至少兩次毀滅性打擊，曆史已經有了太多的斷裂和殘缺，而對江州義門存續的曆史以及它的來龍去脈，又在義門後世子孫中一直爭論不休，這構成了一種約翰·賴特所說的“想象的差異性”，對每一個關於它的文字，都會有人對它進行不同的闡釋。對於我，最重要的發現不是來自文字記載，而是兩幅關於江州義門的地圖，一幅是德星堂陳氏族譜江州義門圖，一幅是甲申道光四年聚星譜德安義門屋圖，正是這兩幅沒有比例尺的地圖，讓我麵對一片扁平的遺址時，終於有了一個在時空中浮現出來的大致印象。
江州義門是一個沒有締造者的傳奇，締造它的是曆史和時間。它在曆史長河中綿延五百餘年，經曆了唐末亂世、五代十國、南宋末年亂世、元末明初的改朝換代，直接瓦解它的是兩次大分析和兩次大浩劫。第一次分析是以最仁慈的方式，宋仁宗將義門子孫遷往江南一百一十莊，楚地九十一莊，兩直、川浙廣閩九十莊，散布於當時全國七十二郡，現在的十八省。自此便有了“天下陳氏（姓）出江州，義門子孫遍天下”之說。在歲月的嬗變中，遷徙中又有遷徙，分支中還有分支，為了抵抗在歲月中的迷失和遺忘，這些奉旨分析的義門子孫均以江州義門為世家，無論漂泊到哪裏，每家都會在重新立起的門戶上高掛“義門世家”的匾額。義，繼“陳”之後又成了一個家族最難以磨滅的標誌或徽記。義門，即陳門。然而，它的滅頂之災最終還是降臨了。隨著漢王陳友諒建立的又一個短命陳氏王朝的覆滅，江州義門又遭來了一次幾近滅門的毀滅，這次毀滅性打擊讓江州義門在天地間徹底蕩然無存。
但我對江州義門的追溯事實上已與家族和血緣無關。對於所謂家族，所謂血緣，我從內心深處感到冷漠。你肯定也能從我的文字裏感到無所不在的懷疑和質疑。但我從未懷疑江州義門的存在。在我的懷疑和它的曆史性存在之間，哪怕它最初真是靠著一種血緣或血親的力量在保持它的凝聚力，在經曆了數百年之後，那種血濃於水的親情也會變得相當稀薄，讓它能夠長時間綿延的隻能是另一種力量，一種與信仰有關的力量，這就是義。當然，更重要的還是，他們在這種信仰之上所建構的一係列製度。
盡管我是一個職業虛構者，但我絕對不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隨著逐漸的深入，我的初衷也正在發生變化，至少有三變，從對自身家世與血緣繁衍的追溯，到對一個家族精神曆程的追尋，而最終變成了對一種社會形態的探悉。當我在江州義門的遺址上像幽靈一樣徘徊時，我一直在想，托馬斯·莫爾爵士怎麼會被天主教會封為聖人？康帕內拉教士為什麼又會被人類用“偉大”來形容？隻有一個原因，他們以虛幻的想象為人類提供了一個終極目標，一個私有製被廢除、產品歸全社會所有、公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人人參加勞動、一切生產和分配活動都由社會來組織的理想社會。如果烏托邦式的幻想可以用偉大來形容，那麼江州義門足以用“偉大的社會現實”來形容，他們在中國的一個山坳裏而不是在某個虛無渺茫的孤島上締造了一個“飲食同味，食無別肴，衣襦同襲，家無私產”的公有製社會形態，而且把“共有”和“平權”作為一種製度予以立法性質的確立。在大約五百年漫長的時間裏，江州義門一直在殫精竭慮地建構著一個屬於中華民族的理想社會。這在中國曆史上堪稱是一個偉大的事件。隻要你對江州義門所做的一切進行理性分析，你一定就會發現，江州義門所追求的社會理想比烏托邦和太陽城更加體係化，也更有操作性。它們建構社會的方式和追求的目標都驚人的近似，而一個不可改變事實，當英國和意大利的兩個偉大幻想家開始他們的幻想時，江州義門已經在他們誕生的六七個世紀之前就已經變成了現實，先有江州義門，爾後，西方才有與江州義門相似的幻想出現。托馬斯·莫爾和康帕內拉也許並不知道江州義門的存在，這恰好又證明了，東西方之間，人類對於理想社會的想象其實並不存在像我們所臆想的有那麼大的差距，這就像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間雖然相距遙遠但卻彼此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