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江州義門的正視，有助於我們重新發現一個民族的曆史，甚至可以讓世界重新發現我們這個古老民族，除了專製，除了獨裁，除了封建，除了王朝帝國，在這個民族內部還產生了另一種執著而堅韌的力量，還作出了對另外一種社會形態的艱辛探索與嚐試。這一個偉大的曆史事實已經被我們遺忘得太久了，它的曆史和社會意義決不亞於西方那些幻想家的偉大幻想，更不亞於中國的任何一個王朝盛世，它應該成為我們對這個民族認知和闡釋的另一種遺產，也應該成為一個民族共同的記憶和財產。這也正是我寫作本書的動力，從這個意義上看，如果把拙作看作是一部家族小說絕對是誤讀。對於我，這是難度最大的一次寫作，也是最漫長的一次寫作。我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一直找不到一種適合它的敘述方式。凡在別的題材上可以運用的敘述方式，你在江州義門根本做不到。為此，我曾一度想過放棄。然而，又總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力量，讓我始終無法擺脫這樣一次寫作。最後，我隻能選擇現在這種方式。這可能是唯一適合的方式。我曾經很欣賞博爾赫斯說過一句話，真正的曆史都不是已經發生了的事，而是我們認為發生了的事。但現在，我更相信了盧梭的一句話，時間能揭開種種帷幕。而我想要揭開的，是一個可能會讓許多人瞠目結舌的事實：中國最早的公有製社會形態早在一千年前就出現了！
江州義門是一個詞語。這本書，其實就是我用幾十萬字為它寫的一條注釋。
2011年10月31日於東莞樟木頭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