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想一下，中國版圖是新加坡的一萬多倍，如果這遼闊的版圖上擁有一萬多個陳嘉庚，又將會是一個怎樣的中國？這是一個假設，這個假設的真實前提是，中國需要陳嘉庚，很需要，非常需要。而隻要祖國需要他，他隨時就會豁出來。這絕對不是理想主義的高調，這正是陳嘉庚窮其一生的行動，一種貫穿了他一生的信念——忠誠。對那個大清帝國，他曾經是無比忠誠的，他十七歲下南洋，但一根像馬尾巴一樣忠誠的辮子，一直拖到三十多歲才剪掉。這是因為他結識了孫中山，在謹慎地研讀了三民主義後，他毅然與胞弟陳敬賢雙雙剪掉發辮，這意味著他一刀剪斷了和滿清帝國的聯係，從此他不再是漂泊在海外的一個大清國臣民，他的忠誠又有了一個新的對象，孫中山。他把自己一生的強國夢寄托在這個人身上。當辛亥革命的旗幟在武昌城頭升起，他立刻回國創辦學校和實業。他以為，一個民主共和國從此真的誕生了。而中華民國，作為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讓他充滿了自豪。然而，接下來的現實讓他失望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職位很快被袁世凱竊奪，緊接著又是袁氏稱帝、張勳複辟等一連串曆史的惡作劇，隨後又是軍閥的血腥混戰，在中山先生死不瞑目地告別這個世界之後，陳嘉庚的第一個夢念也跟著埋葬了。
中國人有崇拜政治強人的傳統，陳嘉庚也不例外。在中山先生過世後，他又把他一生的夢寄托在第二個身上，蔣中正。他希望能有一個天下為公的人率領人民打敗軍閥統一中國，進而謀求國家的真正獨立和強盛。當北伐取得成功、中國大致也在形式上實現統一後，陳嘉庚在蔣中正身上似乎又看到了強國的希望，他成了一個最堅決的擁蔣派，甚至稱“蔣委員長乃中國國內外四萬萬七千萬同胞共同擁戴之唯一領袖”、“蔣委員長的意誌，即中國全國國民的意誌”，但他回國考察後，才發現現實和他的夢念反差實在太大，這個叫蔣中正的人任用的是孔祥熙、宋子文等內戚和一班貪官汙吏，實行的是獨裁統治，國中民不聊生、民怨沸騰，這讓他對蔣中正的滿懷希望頃刻間全然破滅。從未破滅的，隻有他對這個國家、對這個民族的希望。抗戰爆發，中華民族又一次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他馬上發起成立“馬來亞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大會委員會”，被推舉為主席。他帶頭捐款，在三年多的時間內籌得約合四億餘元國幣，又組織籌賑會為前方將士捐獻寒衣、藥品、卡車，在新加坡和重慶投資開設製藥廠，直接向前線供應藥品。1939年，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候，他應國內的請求招募三千多位華僑機工回國服務，這都是前線緊缺的汽車司機和修理工，他們回國後，冒著生命危險在新開辟的滇緬公路上日夜搶運抗戰急需的戰略物資，海外華僑對祖國的忠誠從來不是一句空話，而是建立在他們滾燙的血肉之上的。
後來，有很多人把1940年春天看作是陳嘉庚的一個人生裏程碑或轉折點，在這個戰火硝煙的春天，陳嘉庚率“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慰勞抗日前線的將士，在訪問重慶又在延安實地考察之後，他的內心裏又一次產生了強烈反差，尤其是他親眼看到邊區軍民一致、官兵一致，他斷定這是“克敵製勝之本”，於是，他又有了自己的一個預言：“中國的希望在延安。”“共產黨必勝，國民黨必敗。”他又將自己一生強國夢的第三個夢念寄托在毛澤東和共產黨身上。抗戰結束，內戰爆發，陳嘉庚此時的政治態度已經像他的性格一樣鮮明，他以南僑總會主席名義致電美國總統和國會，抗議美國成為中國內戰的幫凶，斥責蔣介石為“一夫獨裁”，應該說，至此，他已經堅定不移地選擇站在了毛澤東和共產黨一邊。
1949年，應毛澤東電邀，陳嘉庚先生回國參加開國大典，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當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此時，他已是一個七十五歲的老人，也是一個橫跨兩個世紀、三個朝代的曆史老人，眼看著他一生的強國夢就要付諸實施，他須發飄白但精神矍鑠，馬不停蹄地馳驅於南北大地，他多麼想用自己生命的最後一段歲月，為自己做了一輩子的強國夢幹點實實在在的事。然而，他又開始失望了。
這第一件讓他失望的就是外蒙古問題。1946年國民黨政府和蘇聯簽訂了割棄外蒙的條約，陳嘉庚立刻就予以聲討和譴責。這還得從一個忠字說起。他的一生始終貫穿一個忠字，從最初對大清帝國的忠誠，到對孫中山的忠誠，到對蔣介石的忠誠，最終，他才發現，他所有對某個領袖或政治強人的忠誠都是靠不住的，而永遠的忠誠，是對中華民族的忠誠，對祖國的忠誠，對於他，忠，就是永不動搖的愛國，他愛的是一個與朝代無關的永恒的祖國。無論怎樣改朝換代，而國不變，“祖宗的土地，尺寸不得讓人，反之則為國賊也”。在汪精衛預謀投日之前，他提出了著名的“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的提案。而眼看著一百五十多萬自蒙元以來便納入中國版圖的國土被一張紙割舍出去，陳嘉庚有一種如刀在心口割肉的痛苦，他奔走疾呼，“凡真誠愛國者，視全國當如人一身，拔一毛而知痛”。在應邀回國、途經香港時，他在各僑團舉行的盛大茶會上慷慨陳詞，鄭重要求收回外蒙領土。當他抵京後，聽說新中國已與蒙古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這讓他極感震驚和憤怒，接連寫了十幾篇文章給《人民日報》表示堅決反對，但稿件均被報社退回，他再把稿件投給家鄉的《廈門日報》，一家地方的黨報更不敢刊登。陳嘉庚隻好向周恩來總理直接提出抗議，周恩來以事關新中國國際關係的大局，對先生好言勸說，但仍無法改變先生的立場，在他心裏，“救國之目的，無非求領土之完整、主權之恢複”。領土完整，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大的大局。為了表明外蒙永遠是中國的神聖領土，陳嘉庚在為集美解放紀念碑雕刻中國地圖時，堅持將外蒙也包括在內，並在地圖雕版下刻下外蒙問題的由來，讓後世永遠不忘收複失土。茲事體大，周恩來當即派人到廈門反複勸說，但先生依然據理力爭，最終隻將說明文字去掉。至今，這幅包括外蒙古在內的石雕地圖，在解放碑上還可以準確地找到，這也是我們還能在中國大陸看到的唯一一幅完整的中國版圖，陽光照亮的是整個中國，這也是一個人最後堅守的中國。
隨後，陳嘉庚又在朝鮮戰爭問題上和中央產生了分歧。陳嘉庚認為這場戰爭是斯大林的一個政治計謀，蘇聯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完全可以運用否決權直接製止美國借聯合國名義出兵朝鮮，但蘇聯代表卻在安理會通過相關決議時故意缺席，讓朝鮮內戰一變而為一場國際性戰爭。這表明斯大林對這場戰爭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先生認為，中國如果貿然參戰，很可能就中了他的計。當然，他更多是從中國的現實考慮的，建國伊始，百廢待興，極需休養生息，卷入戰爭對中國極為不利。結果是，這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最大規模的一次戰爭打了三年，交戰雙方最終還是回到三八線這個原點上，最讓陳嘉庚痛心的是那些中國士兵戰死疆場，高達三十六萬多人，全都是生龍活虎的生命，他們的父母，他們的妻子，他們的兒女，又該有多麼傷心。陳嘉庚永遠都是以一種設身處地、以己度人的大愛去看事想事的。尤其是，當他聽說蘇聯供應給誌願軍的大量軍火全部是以借款方式提供的，期滿後不但要還本，還要付息，這更堅定了他當初的判斷，中國受了蘇聯的欺騙和利用，是被人給出賣了。聽著中國人一口一聲叫著蘇聯老大哥，看到大街上到處懸掛著斯大林畫像，陳嘉庚認為這是奴顏婢膝，喪失民族自尊，他在公開場合連聲斥責，這算什麼老大哥！他對當時被吹得神乎其神的蘇俄式“社會主義”也有看法，什麼“拯救人類的唯一方策”，什麼發展經濟的“靈丹妙藥”，陳嘉庚作為一個成功的實業家，對經濟絕對不是外行，他看在眼裏又無能為力，他知道他說的話已經沒有任何用處，他隻能寄望於將來，相信終有一天人們一定會醒悟過來。
對土改他是讚成的，這也是他的夢想，通過土改可以實現孫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但他反對濫捕濫殺，也反對對地主和“反革命”的殘酷鬥爭和嚴刑拷打，他認為，地主階級是千年曆史遺留下來的，對他們應以教育改造為主，不應在土改和鎮反運動中隨意關押、槍斃地主和“反革命”，尤其是在運動中，有些投機分子公報私仇，有些基層幹部草菅人命，出現不少錯捕、錯判、錯殺的現象，造成不少冤案，這都是致命的冤案。而讓老人最不理解的還是幾年後發生的反右運動，當時很多人都是為了響應黨中央、毛澤東的號召而大鳴大放，你先讓人家說話，你又以言治罪，你到底是讓人家說話呢還是不說話呢？在批鬥右派的會議上，他發表了洋洋五千言的講話，半句沒提反右派，而是抨擊官僚主義：“官僚主義是中國數千年的積習，病國蠹民莫不由此……要認真革除，應從治標治本兩方麵辦法入手。治標辦法，除宣傳告誡外，各省應設查訪機關，犯此風者即應免職，送往特設訓練所或學校學習改造，結訓後方得試用。至治本辦法，須從正規學校教育做起。”應該說，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依然保持著理智上的清醒，他對官僚主義的危害早有先見之明。
陳嘉庚被稱為“中外在野第一人”，對於中國，他既是局內人，又是局外人，這讓他對許多事情的看法更客觀、更冷靜也更公正。他是一個個性獨特也獨立的人，判斷一切事物的出發點都以是否合理、是否合義、是否合大眾要求為準衡。這是他為人的準則，也是他衡量世人的標準。符合這個標準的，上至國家元首，下至黎民百姓，他都支持；反之他都反對。在一個噤若寒蟬的時代，隻有他還在唱黑臉說硬話，不斷地發出不合時宜的聲音，這在當時相當危險，他的言論比當時很多被打成大右派的言論更加犀利而且一針見血。以毛澤東的性格，所謂“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因為真理在他們手中”，至少毛澤東自認為掌握的是真理，那麼所有不同的聲音就是歪理和謬論，是大放厥詞。而陳嘉庚最終能躲過一劫，可能還是因為把他打成了右派，會傷害海外三千萬華僑的感情。雖說逃過了一劫，但陳嘉庚晚年內心的痛苦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麵對一場接著一場的政治運動，尤其是看到彭德懷因說真話而挨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對國民經濟的毀滅性破壞和前所未有的大饑荒，這對一個做了一輩子強國夢的耄耋老叟，無疑是他生命中遠勝於病痛的殘酷折磨。他回國之初，原本是想兼濟天下，而到頭來他能夠做到的，也隻能獨善其身了。
今天的人們絕對難以想象一個富翁的生活是何其節儉，回國之後，他在名義上也算是國家領導人了，但他限定自己平均每日的生活費僅為五角錢，而將每月節省下來的五百餘元薪資全數投入集美學校的建設。在集美，他住在早年的舊居裏，穿的是舊衣服，用的是舊家具，每日粗茶淡飯，無煙無酒，一襲舊蚊帳補了再補，一件棉背心已多處綻露棉絮，他使用的一把布傘已被補丁遮蓋得不見本色。老人身邊沒有家人，幾乎過著苦行僧式的生活。他常說，該花的錢千百萬都不要吝惜，不該花的一分也不能浪費。他是個大實業家、大資本家，早在1925年他的實有家財就超過了千萬，而當年一個百萬富翁就相當於現在的億萬富翁了。在很多人眼裏，賺錢幹嗎呢，是讓自己享受到高質量的生活，住豪華別墅，乘高級汽車，吃山珍海味，還有美女如雲妻妾成群地簇擁著，死了，又把家財和產業留給子孫。這些錢是他們賺來的，又不是偷來的搶來的，他們花得天經地義、理直氣壯。但陳嘉庚對自己賺來的錢，從未看成個人私財，在他看來，財富是取諸社會，也該用諸社會。他一生恪守著一個公字，天下為公，這對於他就是永無止境的奉獻。
他一生的強國夢，曾寄托在三個人身上，但到頭來，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初衷，真正的希望還在於國民教育。這是最初的希望，其實也是他最終的希望。先生嚐謂：“餘僑裔星洲，慨祖國之陵夷，憫故鄉之哄鬥，以為改造國家社會，舍教育莫為功。”就是這句話，確立了他一生最偉大的事業。誠如有人說，他辦學的時間之長、規模之大、毅力之堅，為中國及世界所罕見。早在清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他就捐獻兩千銀元，在家鄉創辦惕齋學塾，從此一發不可收，先後捐資在廈門、集美、新加坡辦起了七十多所學校。很長時間過去了。穿行於我憧憬已久的集美學村，從二十世紀初，到這個世紀初，真有一日長如百年之感。走在這片土地上，我下意識地放慢了腳步。與這片土地有關的一切，就是與這個人有關的一切。這裏曾是大海邊的一個偏僻荒涼的漁村，隻因為一個人而變成了中國第一座具有現代意義的教育城。從初等小學、高等小學、女子小學、師範、中學、幼稚園、水產、商科、農林、國學專科、幼稚師範，到在校內建起電燈廠、醫院、科學館、圖書館、大型體育場，很多的事物我已經看不到了，我看到的隻是一些被反複翻拍和放大的黑白照片，在暗下來的時間裏影像模糊，看上去離這個世界已經很遠。看得見的是廈門大學。1921年，陳嘉庚先生在集美學村初具規模後，又認捐開辦費一百萬，常年費分十二年付款共三百萬，創辦了廈門大學，開設了文、理、法、商、教育，五個學院十七個學係，這是一所華僑創辦的唯一大學，也是全國唯一獨資創辦的大學，陳嘉庚獨力維持了十六年之久。1923年，孫中山大元帥大本營批準“承認集美為中國永久和平學村”。1929年，在世界經濟危機衝擊下，陳嘉庚的企業麵臨嚴峻考驗，集美、廈大兩校經費也跟著出現了危機，是救實業，還是救教育？陳嘉庚就像當年替父還債一樣慷慨承諾：“我的企業可以收盤，但學校絕不能停辦！”他馬上變賣家產，把全家居住的三棟住宅也賣掉了，全部充作廈大辦學經費。這不止是用慷慨可以形容的，這是一種信仰。沒有一種信仰的力量作支撐，一個人哪怕再有錢，又怎能締造這樣一個從小學到大學、規模這樣宏大、體係這樣完整的學村？這在中國還找不到第二個，在世界上也可能絕無僅有。這是先生一生最大的投資，而且從未想過有任何回報的投資。那些有幸在這裏念書的學子，又用什麼來給先生回報？先生一生矢誌不渝的追求是報國，先生一生最大的夢想是造就一批有健全人格的合格國民。這也就是對先生最好的回報了。
在新加坡，陳嘉庚對當地華僑子女的教育也非常熱心，1919年便創辦了規模宏大的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這是當時南洋華僑的最高學府。抗戰結束後，他又創辦水產航海學校、南僑示範和南僑女中等。當時有教會請陳嘉庚捐款十萬元創辦一所大學，陳嘉庚慨然答應，但他提出要以兼設中文課程為條件。
他一生捐了多少錢，沒有人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對欠別人的債，他一分一厘都記得清清楚楚，對自己捐出去的錢他卻是從不計數的。有人估計，他一生用於辦學的款項在一億五千萬以上。有人說是美金，有人說是人民幣，還有的說是銀元。在他的倡導下，許多華僑紛紛捐資興學，蔚然成風。陳嘉庚有錢，但不是最有錢的人，在事業達到巔峰時，他也不過擁資一兩千萬元左右，在當時的華人實業家中，比他富有的人為數不少，但像他這樣一生過著非常儉樸的生活而又為國家和民族慷慨解囊、傾其所有者，以前少有，現在絕無僅有，將來呢，但願有，而且越來越多。辛亥革命元老黃炎培先生曾有感而發：“發了財的人，而肯全部拿出來的，隻有陳先生。”
1955年早春，陳嘉庚似乎預感到了什麼。原來，他在避難爪哇時認識了一位青衣相士。這位相士據說是上通天機，下知冥府，出簽算命，百驗不爽，南洋許多富翁、名人都請他算過命，所說無一不準。這個相士給陳嘉庚算過命後，預言其壽終之時為乙未年正月廿九辰初三刻，推算起來，確鑿時刻為1955年2月21日上午八點半左右。先生還真是虔誠地相信了。他一生崇尚科學，不信鬼神，但卻半信風水和命運。他預感大限將至，便在死期將至的前夜親筆寫好兩份遺囑，指明一份留交集美校董會秘書處主任，一份留交族親，囑咐將其遺下產業的收入全數劃歸集美學校作為經費和基金。遺囑寫完，他頓感一種從未有過的輕鬆與平靜，然後用溫水洗淨全身，換上幹淨的內衣褲，上床就寢，睡意如期而至。到了他的大限之日，他像往常一樣在清晨五點準時醒來，先做床上體操，再下床洗臉、刷牙，接著便穿起那套接待貴賓才穿的西裝，結上領帶，穿上皮鞋，打點得整整齊齊。早餐過後，陳嘉庚破例不出門了，端坐在舊沙發上，等待著他的臨終時刻降臨。他將目睹自己的死亡，這倒是一件神秘而有趣的事情。當、當、當……時鍾一聲一聲敲響，早上八點正，他的族侄孫陳朱明像往日一樣到寢室來探視，看見伯公尚未出門，而且身穿西裝，神態靜穆，便問是不是有中央首長要來，或是要出差赴北京、上海？陳嘉庚均答不是，並揮手將他打發出去。在寢室裏，陳嘉庚麵對壁鍾，安詳端坐。一個小時在寧靜的等待中過去了，壁鍾又當當當地敲響九下，他還認真地核對了一下自己的懷表和壁鍾，乙未年正月廿九辰初三刻已經過去，但死神依然沒有降臨。但他不敢大意，茶飯雖然照吃，卻時刻在等待，直到這一天亥時終於過去了，第二天子時來臨，他才上床安寢。又一個夜晚過去，清晨醒來，他發現自己依然健在。先生像往常一樣用過早餐後，才對身邊的人說：“我有福氣，我真有福氣！”
這是一個有趣的故事，甚至有些孩子氣，他讓一個老人變得更加可愛了。
死神的降臨比那個青衣相士的預期遲到了六年，但這六年是一個耄耋老人最鬱悶的六年，他看到了太多他不願看到的事情。如果他再活六年，他看到的將是一個民族的又一場大浩劫。幸虧沒有，這也是他的福氣吧，否則他的命運也很難說。1961年8月12日，陳嘉庚病逝於北京，享年八十八歲。臨終，他再次鄭重叮囑將銀行存款三百多萬元全部獻給國家。“以後本家生理及產業逐年所得之利，除花紅以外，或留一部分添入資本，其餘所剩之額雖至數百萬元，盡數寄歸祖國以充教育費用，是餘之所大願也。”這是他遺言。他未給自己的子孫留一分錢，是要使自己的子侄不做社會的寄生蟲。他最惦記的不是子孫，而是叮囑“把集美學校辦下去”，彌留之際的另一個牽掛是台灣，這是他在外蒙古丟掉之後擔心又會丟失的一塊祖先的土地。
陳嘉庚先生最終被埋葬在他故鄉的集美，鼇園。周恩來總理、朱德委員長親自執紼，這無疑是人間至高無比的哀榮。這無疑也是他的祖國應該給予他的隆重葬禮。對這個祖國，他無疑是愛得最深的一個。愛國，隻是一個相當表麵的解釋，它能解釋先生的一生嗎？麵對先生的塑像，我忽然發現，有的人，你一直覺得很熟悉，走近了，才發現根本不認識。毋庸諱言，這個人也曾被當作一個工具，有人甚至想回避一個真實的形象，一個真實的陳嘉庚。當很多的真相被遮蔽之後，實際上是另一種謀殺。盧梭說，時間能揭開種種帷幕。當時間的帷幕一層層揭開，我們才看清了關於他的部分真相。同為義門子孫的陳毅元帥，在吊唁的時候說了這樣一句話：“陳嘉庚先生是一個有骨氣的中國人。”這句話令人怦然心動。這是一個真正懂得陳嘉庚的人。還有人說他是一個赤子，他的一生，體現了對祖國、對人民、對民族的赤誠之心。而赤誠，正是“誠”之最高境界。他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國界，在一個人所能抵達的人生境界上，他已經接近半個聖人。
鼇園，原為一座形似海龜的小島，如今已是一個看不見大海的地方，離大海最近的水澤已經幹涸，但還能看見又高又遠的蒼穹和一隻海鷗孤獨翱翔的身影。走向先生的陵墓前，感覺這充滿世俗吵鬧的世界突然變得無比寧靜了。死亡的靜美。
陳嘉庚生前已經預感到但沒有看到的事情，卻被另一個叫陳寅恪的義門子孫經曆了，但他沒有看到，他是個瞎子。那時候，他早已失明了。當我追尋到這個人時，一張瘦瘦的臉總在我眼前晃動。我的筆尖下意識地哆嗦了，一種蒼涼感彌漫在指間。
麵對這樣一個人，我感到我很虛弱。
陳寅恪，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義寧或修水，地處幕阜與九嶺山脈之間，這裏也是江州古邑，一條修水河也是流過江州的九條河流之一。這裏離江州義門很近，而且一衣帶水。在宋仁宗對江州義門第一次大分析時，便有一支義門子孫輾轉遷徙於此。陳寅恪當為這一支的後裔。但他並非降生於此，而是生於湖南長沙祖父的巡撫衙署裏，他的祖父便是大名鼎鼎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父親則是著名詩人陳三立。這是一個傑出的家族，陳寶箴是諸省督撫中唯一力舉維新變法的實權派人物，治湘期間使湖南維新風氣大開，成為全國最有生氣的省份。在戊戌變法中，他奏請清廷力行新政，並提出興事、練兵、籌款三策以挽救危亡。戊戌政變後被革職，永不敘用。罷官後回到江西省南昌新建縣境內的西山下築“靖廬”棲身，兩年後猝然去世，終年六十九歲。他的死因一直是個謎團，《清史稿》不書，據其子陳三立《先府君行狀》亦諱而不言，但有記載說：“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先嚴千總公（戴閎炯）率兵從江西巡撫鬆壽馳往西山靖廬，宣太後密旨，賜陳寶箴自盡。寶箴北麵匍伏受詔，即自縊。巡撫令取其喉骨，奏報太後。”我深信這是真的，以那拉氏那種決絕的性格，決不會饒恕這位光緒帝的“新政重臣”，何況此事是來自千總公戴閎炯之子的敘述，這更有可信度。而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是近代同光體詩派的代表人物，被譽為中國最後一位傳統詩人，又與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並稱“維新四公子”。陳寅恪的兄長陳衡恪為近現代著名畫家，更被譽為全才藝術家。這樣一個家族，都以不追逐名利、正直謙虛的高潔品行而為時人稱道。盡管家世中也有諸多不幸，但一個人能夠降生在這樣一個世家名門還是非常幸運的，陳寅恪也因出生於名門而被稱為清末四公子之一。
陳寅恪少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從小就能背誦四書五經，廣泛閱讀曆史、哲學典籍。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陳寅恪十二歲，便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三年後，他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複旦公學。二十歲那年，他自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回國，四年後，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度出國遊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後又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看他這留學經曆，東洋的日本，西洋的歐美，幾乎讀遍了當時所有的世界級名校，但令人吃驚的是，他居然沒有拿過什麼學位。吃驚的不止是我，陳先生的侄子陳封雄就曾問他：“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為什麼沒有得個博士學位？”陳先生回答：“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具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隻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如果說這個人有什麼不同於流俗的性格或品格，這當是第一個，他讀書是為知識而不為名利，為學術而不為學位。
1925年，三十五歲的陳寅恪回國。其時，清華學校改製為大學，設立國學研究院，主持籌建的是教務長吳宓，已聘任大師級學者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等人為導師，而陳寅恪一回國，就成為了吳宓的下一個聘任人選。在吳宓眼裏，陳寅恪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他在日記中記載：“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曆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之同於吾言。寅恪雖係吾友而實吾師。”梁啟超也向曹雲祥校長力薦陳寅恪。無論是從資曆還是年歲看，他都是陳寅恪的長輩，但他對這位後生可畏的晚輩打心眼裏敬重，逢人便說：“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曹校長問陳寅恪是哪一國博士。梁啟超說，他既不是博士，也不是學士。又問，陳寅恪有何著作？梁啟超說，也沒有什麼著作。這就讓曹雲祥這個一校之長犯嘀咕了，一個人既非博士，又無著作，要進清華，而且是進清華的國學研究院，他到底憑什麼呢？陳寅恪憑的是一封寫給妹妹的家書，這封寥寥數百字的家書中有他開出的一份書單，而正是從這份書單裏透露出了他學術研究的博大精深。一個在今天看來依然是奇跡的事情就這樣發生了，陳寅恪和當時最有名望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等人一起被聘為清華大學國學院導師，人稱清華四大國學大師，而陳寅恪的名字還排在趙元任之前，趙元任不但學問好，而且還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
一個人可以破格錄用，但畢竟還是要有真才實學。陳寅恪的學問那就不用說了，他自己也相當自信：“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隻講未曾有人講過的。”這就是說，他要從思想與學術的空白處開始，成為一個填補空白的人。他上課，不但學生雲集，連清華許多名教授如朱自清、馮友蘭、吳宓以及北大的德國漢學家鋼和泰等，都風雨無阻來聽他的課。聽他上課也真是一種享受，你不知不覺就會被他引領著，仿佛被帶進了一個暢通無阻的世界，一個自由王國。陳寅恪很快就與梁啟超、王國維並稱“清華三巨頭”。在清華百年曆史上，他又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被譽為“四大哲人”。因其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又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但他的名氣隻限於學術界，完全沒有俗世的聲名，不像梁啟超、胡適、徐誌摩等人，幾乎是家喻戶曉的風雲人物。他注定不會成為風雲人物，盡管他的家世是晚清變法思潮中的中堅產物，但他本人卻被胡適稱為“遺少”。在時代思想中，他也確實是一個“落伍者”，用他的話來說，自己越來越成為一個“寂寞銷魂人”。但胡適後來又在日記中如是記載：“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又有人評說，陳寅恪先生的西學學曆極深，學養極厚，卻極熱愛中國文化，堅持中國文化本位論。
傅斯年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有人因此而把他視為“中國文化的托命人”。
對於胡適等人，陳寅恪也不客氣，嚐謂：“間接傳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環境之故，轉可以發揮其我而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歐洲，與希臘哲學接觸，而成為歐洲中世紀之神學、哲學及文藝是也。其害，則展轉間接，致失原來精意，如吾國自日本、美國販運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於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陳寅恪以自己為“文化本原”的堅守者，這是他的自覺，而且，極自信。而他所說的“販賣”者，有人猜測，似指胡適之等海歸派學人。這絕對不是彼此不服氣，這其實也正是他堅持獨立思考不為所謂時代思潮所左右所動搖的一個性格。這裏，我關注的也不是先生博大精深的學術，而是他的人格與思想境界。1929年，他在撰寫的王國維紀念碑銘中，率先提出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這至少在精神立場上是中國知識界的一個偉大開端。其時正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他能第一個為中國知識界發出這樣的聲音，無疑是要冒很大的風險的，甚至是要付出生命代價的。
抗日戰爭爆發。國難中也有家難，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逝世了。這位八十五歲的“維新公子、先帝舊臣”絕食而死。這其實是陳寅恪早已預感的。1932年爆發“一·二八事變”，老人隱居廬山牯嶺，日夕不寧，他曾在一晚做夢時大喊：“殺日本人！”次年，當他聽說自己曾經的好友鄭孝胥投靠日本，輔佐溥儀建立偽滿洲國時，老人痛罵鄭孝胥“背叛中華，自圖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詩》時忿然刪去鄭序，並宣布與之斷交。1934年，老人離開廬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處遭八國聯軍破壞，連聲歎息：“國恥，國恥！”1937年，盧溝橋事變，很多人都準備逃難，他大聲說：“我決不逃難！”又聽說有人議論中國必敗，他怒斥：“呸！中國人豈狗彘耶？豈貼耳俯首，任人宰割？”當北平、天津相繼淪陷，日軍欲招致陳三立，百般遊說，每天都有偵探在他的門口窺伺，老人怒不可遏，大呼傭人拿掃帚把狗攆走。為了讓日偽徹底斷了妄念，老人從此五日不食，在憂憤中絕食而死，享年八十五歲。
陳寅恪治喪完畢，隨校南遷，在顛沛流離了一年後，最終抵達昆明，進入多所大學合並的西南聯大執教。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知識界深感前途渺茫時，又有人奉日方之命專程來請他到早已淪陷的上海授課。陳寅恪不是拒絕，就是躲避，他懶得和這些人糾纏。當時，麵對民族危亡和國民政府的腐敗無能，他也備感痛心、失望與憤恨，而某些禦用文人竟發起向蔣介石獻九鼎的無聊活動，還勸他參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賦》，以“九鼎銘辭爭訟德，百年粗糲總傷貧”來表達他的諷刺。他在一首詩中更是尖銳地表達了自己對蔣政權“黨家專政”的憤慨：“黨家專政二十年，大廈一旦梁棟摧，亂源早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災。”
對於一個手無寸鐵的文人，在白色恐怖絲毫不亞於未來的另一種恐怖時，陳寅恪此舉已經相當冒險了。
抗戰結束後，陳寅恪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這時他的眼睛出現了問題，到倫敦治療眼疾，也是他去牛津任教的一個原因。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英醫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或許是像他的先祖一樣，過早地窺伺到了某種天機，他成為一個瞎子是命定的結局。在無邊的黑暗降臨之前，他辭去牛津聘約，在解放前夕年回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此時，中國知識分子又麵臨一次命運的抉擇，向左？向右？他從北京南下廣州，但拒絕了傅斯年要他去台灣或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嶺南大學，既不跨海入台，亦不過嶺南一步。解放後院係調整，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合並。從此，他終身任教於中山大學，一個失明的智者，漸漸成了中山大學的一個象征。
之後，便發生了一個事件，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這對於任何人是根本不用做出抉擇的選擇，但陳寅恪是個例外，他於1953年12月1日致書中國科學院，這也就是那篇著名的《對科學院的答複》，他沒有拒絕擔任所長，但他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是“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是“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遂不能就任。”這樣的兩個條件，以及他這種與虎謀皮的想法，哪怕到了今天，又怎麼會被當局答應呢？陳寅恪心裏十分清楚，他其實一點也不天真，但這就是他保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基本底線。你可以不答應，但他必須堅守。而他的這篇“答複”，一直處於高度保密的狀態，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公之於世，這讓中國學術界著實震撼了一次，沒想到在政治的高壓和萬馬齊喑的肅殺中，居然還有這樣一個人存在。或許一雙失明的眼睛，把這個世界反而看得更加清楚。
此後，陳寅恪一直任教於中山大學。很長一段時間，倒也相安無事。陳毅、陶鑄、周揚、胡喬木等人，也都先後看望過他。尤其是主政中南的陶鑄，這個小店員出身的革命家表現出了對知識分子的一種難得的尊重。1957年，在他的關心和安排下，給先生配備了助手，又為先生安排眼疾治療。在陳先生的右腿跌傷骨折後，陶鑄又安排護士輪班照顧他。這年，胡喬木也來看望先生，言談中，問到先生的文集出版情況。陳寅恪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笑答：“出版有期，蓋棺尚早。”後來，他在助手的幫助下，把《隋唐製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等。此時，他已是一個年逾古稀的老人，在失明、臏足之際，仍能鍥而不舍地研究學問，他完全是憑著自己的記憶寫出了《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這樣的巨著。他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作為一個曆史學家，陳寅恪對於曆史進程也許更加敏銳，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種極度壓抑與不自由的感覺由來已久。他已經不可能公開主張“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了，隻能以詩寫心：“留命任教加白眼。剩有文章供笑罵。閉戶高眠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誠如有人說，陳寅恪天性涵具詩人氣質。他的詩，是一部現代知識人的可信可傳的心史。1964年，他在《贈蔣秉南序》中雲：“凡曆數十年，遭逢世界大戰者二，內戰更不勝計。其後失明臏足，棲身嶺表，已奄奄垂死，將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嚐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蹤前賢，幽居疏屬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遺範，托末契於後生者，則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嗚呼！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於寅恪者哉？”又雲：“雖然，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純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有人說，這一篇泣血滴淚之序文，是陳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個文化殉道者的獨白，同時也是一位雖九死而不悔的學術老人留給這個世界的一個隱語。
兩年後，曆史進入公元1966年夏季，一個特殊的年代或一場空前的浩劫已經來臨。在這個異常炎熱的夏天，一個個噩耗接踵而至，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殺，好友向達死了，“論交三世”的俞大襟亦已魂歸西天，世侄傅樂煥鑽入了湖底……
死亡的遊戲永遠隻有兩種，自殺與他殺。一個疾病纏身的老人，他知道離自己的大限已經不遠。如果能夠安安靜靜、幹幹淨淨地離世該有多好啊，但他卻命定的要在汙辱和折磨中死去。他的高帽子越來越多，一頂一頂地壓過來，從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被加封為牛鬼蛇神、封建餘孽，指斥他大肆揮霍國家財產，享受高級護理待遇，非美帝國主義的藥物不吃，有意汙辱為其理療的年輕女護士，等等。對於這些罪名，作為一個曆史學家他倒也看得開，古往今來，莫須有之罪何其之多，欲加之罪，又何患無辭？對他最大的折磨不是這些，而是更具體的更讓他痛不欲生的折磨。那些抄家的人闖進門來了，他看不見，但感覺他的書正在一冊一冊地離開他。他躺在床上，在無邊的黑暗中伸出一雙枯瘦的手，想再摸一摸那些線裝的古籍和精裝的西方經典，連那些人類不再使用的古文字，那些梵文、巴利文和中亞古文字，也成了不可饒恕的罪狀。先生一生，曾遭四次書劫，一次是清華園遭竊賊盜竊，一是在抗戰的流離顛沛途中損失了很多珍稀書籍，一是內戰時賣書購煤取暖，而最具毀滅性的就是眼下正在發生的一劫，除了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還有他的詩文稿，頃刻間就被洗劫一空。在別人看來，這些書對於一個失明的老人其實已經毫無用處，但對於這個老人，這些書就是他的命根子。一個“中國文化的托命人”，現在連自己的命根子也守不住了。
陶鑄被打倒的消息傳到廣州，一直頗受陶鑄關懷的陳寅恪預感更大的噩夢即將降臨。很快，他的助手黃萱被趕走，當年在陶鑄的關懷下被委派到陳家的三名護士被撤除，陳寅恪工資停發，存款凍結，現在他就是想賣書換糧也沒有書可賣了。那些書或已化為火燼，或已化為紙漿，用來書寫更大的漢字。陳家居住的一座小樓已經完全被大字報覆蓋，很白的紙，哪怕寫滿了醜陋的漢字也顯出本身的白。它更適合作為靈幡。他的名字被顛倒，被任意塗抹，被踩上腳印，一把把血紅的大，如同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標誌，紅色的墨跡未幹，像他最後的血。這樣一座小樓，已經不是人間的一個家，那是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小樓外牆已經沒有地方再張貼大字報了，於是由樓外糊到了室內，門臉、衣櫃、床頭，甚至一家人的衣服上，都已被白紙覆蓋，渾身縞素。陳夫人唐筼——這個一生為陳寅恪先生而活著的女人，發出了“人還沒死，已先開吊了”的悲歎。先生的病情驟然惡化，但死神卻不給他片刻安寧。有人把幾隻高音喇叭吊在他的窗前屋後，讓他在臨死之前再聽聽革命的怒吼。老人眼睛瞎了，但耳朵沒聾，他原本就患有嚴重失眠症和心髒病，整日聽見有人在他耳邊嗷叫不止，心中日夜不停地狂跳。不知地獄裏是否有這種酷刑。這個一生渴望安靜的人，唯一的辦法，隻能讓家人把門窗全部關緊。結果是，又有人把幾隻大喇叭幹脆就綁到了他的床頭上，每天在他的頭頂隆隆轟鳴，讓他出現當年日軍飛機又飛來轟炸的幻覺，老兩口感到天旋地轉，雙雙心髒病複發，一個口吐白沫倒在床上，一個咬著舌頭倒在地上。
當死亡成為一個老人最大的渴望，死，反而成為了一件最難的事情。一個身體與心力早已衰竭的老人，他的生命力又是那樣頑強，在經受了三年如淩遲般的折磨後，依然還在這人間掙紮。他的身體已經極度消瘦，隻剩下一身幹硬的骨頭。1969年春節後，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到一所四麵透風的平房居住。此時先生已病弱得不能吃飯，每天隻能喝一點湯水、稀粥，偶有親友偷偷登門拜望，老人躺在病榻上，但已說不出話，隻是眼角不斷有淚流出。但老人的神智還相當清醒，自知將不久於人世，他關心的已不是自己，而是一生操勞的老伴。老伴心髒病越來越嚴重，在經曆了三年的磨難後，幾近癱瘓。對這樣一個風燭殘年的老太太，那些人也不肯放過，一進門就是一頓亂拳，幾次將老太太打倒在地。先生躺在床上，他看不見那些凶手的麵孔，但他聽得見骨頭摔碎和斷裂的聲音。他張大嘴巴想要喊叫，發出的卻是無聲的呐喊。他預感到老伴可能將先於自己命赴黃泉，心中更是悲涼。這一對棒打不散的老鴛鴦，在悲涼無助中，守著一盞孤燈，在燈下相對而泣。先生憐夫人之悲苦，歎命運之不公，把心中無盡的怨憤與痛楚，寫成了他生命中最後一曲挽歌《挽曉瑩》：“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這是他的絕筆。
又是一年初夏，南方的初夏已經非常悶熱了。一個奄奄一息躺在病床上的老人，還有人想撬開他的牙關。那些沒有思想的動物，又能從一個智者的嘴裏問出什麼呢？一個垂死的老人又有什麼可交代的呢？先生泣曰：“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一直到老人淚已流盡，眼角滴血，再也說不出一句話，那些人才悻悻離去。直到這年秋天，終於，一切終於安靜下來，時光是靜止的，像死亡一樣。對於先生最後一段生命曆程，當時住在中山大學的梁宗岱夫人後來在回憶錄中有更真實的實錄：“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戰戰兢兢，因為紅衛兵經常用高音喇叭通知開會，點人出來批鬥遊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場。曆史係一級教師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裏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於給嚇死了。”梁夫人說出了另一種真相，這個人絕對不是勇士，他膽子很小，但骨頭很硬。一個如此怯懦而膽小的人，能夠把一種骨氣堅持到最後，隻能用無畏來形容。
一個月後，一生追隨先生的夫人唐筼，又追隨先生而去。這或是打碎之後的一種圓滿。
有人評說，陳先生真可謂“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先生如入《儒林傳》，古今大儒失色；先生如入《文苑傳》，天下文人黯然；先生如入《道學傳》，大師讓出一頭；先生如入《隱逸傳》，隱者奔走駭汗。而先生一生，由學者進而哲人，由哲人而至聖人，這是當代學人難以企及的境界。
在那段特殊的年代過去之後，先生與夫人合葬於廬山植物園內。他們的安息之地，離當年那位“注《史記》，詔征不出”的伯宣公隱居的聖治峰不遠，而在兩山之間，有一塊淩厲的試刃石。這兩位義門陳氏史家，和這樣一塊試刃石，仿佛構成了關於曆史、關於這個家族的一個隱喻，但最終的結果並不隱晦，在先生和夫人的墓碑旁，矗立著一塊磐石，深刻著的，依然是那連小學生都認得的十個大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一個家族的曆史追溯到這裏，我越來越感到一種河流奔湧的力量，在中國現當代史中，江州義門的後裔們依然展示出不可抵禦的力量，他們的出現如同天意，一旦出現便在時代賦予他們的舞台上各有非凡表演，這其中有中共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開國元帥陳毅，還有陳雲、陳賡、陳再道、陳丕顯；在另一個陣營裏，也湧現出了陳其美、陳果夫、陳立夫、陳誠、陳布雷、陳儀等袞袞諸公。這隻是我腦海裏突然冒出的一些人物，如同迅疾地掠過的記憶。我不想在這裏如數家珍地一一列舉，他們每個人都是一部長篇傳奇。或許，他們僅僅隻是一條血緣之河上騰躍而起的一個又一個浪峰，但也足以讓我們看到，那從上古的旌旗和高輪車發源的一根根血脈，是怎樣從遠古的大風中一路風塵一路漂泊地走來。這是一個人物形象特別豐富的家族，這給我敘述帶來了難以遏止的衝動與誘惑。
麵對這些源源湧現、層出不窮的義門子孫，我發現我已找不到一種結束的方式。
我一直在書寫一個尾聲，卻發現每一次結束，都意味著又一個的開端。
2011年8月25日初稿於東莞長安
2011年10月底改定於東莞樟木頭中國作家第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