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天華在嶽麓書院並未待多久，第二年便轉入求實書院，又於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初考入省城師範館。不過，這是一次更短暫的轉學，這年春天，陳天華幸運地考取了官費留學，入日本東京弘文學院，依然是師範科。一個消息傳到日本，沙俄違約，拒絕從中國東北撤兵，在霸占了中國一百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後，他們又想霸占東三省。有人抗議，也有人遠遠地站著。哪怕觀望，也並不是不想抗議，隻是感到自己微不足道。這時候，一封血書出現了，陳天華這個名字第一次和血聯係在一起，而這樣一種血的抗議，至少在那時，比呐喊，比沉默，都更加有力量。陳天華一生最渴望的不是別的，是力量。他參與發起組織“拒俄義勇隊”，又與黃興、蔡鍔等湖湘子弟將拒俄義勇隊改組為軍國民教育會，就是為了找到一種力量，以“養成尚武精神，實行民族主義”為宗旨。一群書生，從清談式的愛國從此走向了誌士式的革命。至少，這是一個開端。陳天華還把血書寄到了湖南各學堂，連湖南巡撫趙爾巽也備感震撼，親臨各學堂去宣讀，還飭令各府、州、縣開設武備講習所。一個崇文的民族，如今最需要的是武備。其實文字也一樣充滿了力量，譬如說陳天華撰寫《猛回頭》和《警世鍾》，就像炮彈一樣振聾發聵。至此，他已從一個維新派的追隨者，一變而為堅定而決絕的革命者，“革命者救世救人之聖藥也”，當一個帝國已經腐敗得無可救藥，隻有拿起武器來革命，“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仇人方罷手”。又大聲疾呼“改條約，複政權，完全獨立；雪國恥，驅外族，複我冠裳”，“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這不是書生報國的空談，較之以往書生的隔靴搔癢，他更加犀利，一針見血。他的出現，讓人們直接有力地感到了文字的戰鬥力和一介書生的行動能力。而這正是中國的文人們最缺乏的。
但這個人更想直接投入戰鬥。1904年，陳天華回國，在長沙與黃興、宋教仁等創立華興會，參與策劃起義。由於走漏了風聲，又被迫流亡日本，入東京法政大學。1905年7月，孫中山抵達日本，主張聯合各革命團體，組織中國同盟會，陳天華為重要發起人之一，在書記部工作 ，任會章起草者。他和宋教仁等創辦的《二十世紀之支那》改為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他在《民報》上先後接連發表《最近政見之評決》《中國革命史論》和政治小說《獅子吼》，引起強烈反響。而清廷對留日學生的舉動也越來越恐懼。追溯一下，清朝政府為了挽回國衰民窮的頹勢，派出了大量青年留學美國、歐洲和日本學習先進技術，從一開始就是挽救自己的帝國，而不是被推翻。對清政府的未來，美國當時駐上海領事館領事曾指出有兩條路：“一條是改革，美國可以為之培養出一大批審時度勢的改革家；另一條是革命，日本正在為顛覆清朝培養暴力革命家。”革命無疑是清廷最害怕的，為了撲滅在留日學生中燃燒的以武裝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火焰，1905年11月2日，清政府和日本政府文部省發表了一個嚴格管束中國留學生的《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這個規則有很多內容，但主要有三條，第一是中國留學生一定要在清朝政府駐日公使和日本學堂登記，留學生的活動、到哪裏去都得要登記；第二通信要登記，給國內給朋友寫信都必須登記；第三不準住到別的地方去，隻能住在留學生學校的宿舍。這個規則一出台，立即就引起了廣大留日學生的抗議，但在如何具體應對的方式上，留學生們出現了嚴重分歧，一派以秋瑾和宋教仁為代表，主張全體同學罷學回國；一派以汪兆銘和胡漢民為代表，主張忍辱負重留在日本繼續求學。兩派發生了激烈爭吵，甚至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以致最後留日學生總會的幹事們不想承擔責任，紛紛辭職不幹了。這種情況讓日本的一些報紙很是幸災樂禍，他們把中國留學生稱為烏合之眾，《朝日新聞》更汙蔑中國留學生是“放縱卑劣”的一群，對中國人缺乏團結極盡挖苦。陳天華在看了這張報紙後的當夜，連夜手書了一封被後世人稱為“絕命辭”的遺書，第二天在日本大森海灣蹈海自殺。時年三十歲，正是而立之年。
一個人的自殺不算什麼，但此事發生得太突然。一介書生走向大海的過程，隻能在想象中發生。從淺水灣走向深海，他在大海中走著，嘩嘩，嘩——嘩——他在大海中奔跑起來，下意識地又向前邁出了一步。四顧茫茫，凝視著遙遠的彼岸，落日黃昏中，那個叫神州的地方，依然是看不見的遠方。這隻是他最後遠眺的一個方向。無邊無際的大海，一個生命投入其中，轉眼間便已消逝。在水浪蕩開之後，大海又無聲地合攏。一百多年過去了，海浪的拍打已經緩慢，這水純潔得留不住一個散發披肩的靈魂，留下的，隻有海水和鹽。
對他的自殺，很多人都備感意外，過了一百餘年，仍然讓人感到意外。一個有著堅定信仰和頑強意誌的革命者，為什麼會選擇自殺？很多的猜測由此誕生。一種最直接的猜測，無疑是陳天華對日本文部省頒布《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的誓死抗議。還有一種猜測，陳天華對中國留學生尤其是革命陣營內部的不團結、不齊心很失望，一個直接的證據，陳天華在死之前讀到了《朝日新聞》等日本報紙，這些報紙以最惡毒的字眼攻擊中國人缺乏團結力、中國留學生是“放縱卑劣”的一群，這對他的自尊心，對於他非常看重的民族尊嚴，無疑都是極大的侮辱，以至羞憤無比。而在民族危亡的關頭，也更加使他對留學生內部紛爭，甚至“求利祿不居責任”的行為感到失望，而在這一件事發生之前，可能已經發生了許多讓他失望的事情，他毅然決然，以自己的生命為警世鍾，以警示他的戰友和麻木的國人。這或許是最接近真實的一種猜測。還有一種說法，他一直反對空談救國，渴望以自己的全部生命投身於革命，生前，他曾數次談及自己能為國做的無非兩件事，“其一作書報以警世，其二則遇可死之機會而死之”，這就是說，隻要能達到救國的目的，他就甘願以身相殉。
無論如何，這個人隻有一種命定的結局，蹈海自絕。而他的死也的確有著警世鍾的作用，讓很多人懂得了，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比活著更重要的東西。從他留下萬餘言《絕命書》看，他冀以死來激勵人們“共講愛國”，矢誌救國，勸勉青年們“牢記堅忍奉公、臥薪嚐膽，敢於穿上沉重的鎧甲、揮舞鋒利的刀劍，向中國的一切敵人發起猛攻”。他的靈柩經黃興等人倡議，在第二年終於運回長沙，湖南各界不顧官方阻撓，決定公葬於嶽麓山。長沙全城各校師生紛紛參加，送葬隊伍達數萬人，綿延十餘裏，“適值夏日，學生皆著白色製服，自長沙城中望之，全山為之縞素”。 這又是一次不是國葬的國葬了。連那些軍警也肅立一旁，為之感動，對送葬的隊伍不加幹涉。如今，連陪伴他的蒼鬆也被擬人化了。
走向大海一個開放型的家族
我不止一次地強調過，江州義門絕非有人臆想的那種自我封閉的小農經濟模式，這是一個開放型的家族社會，隻要不是像宋仁宗那樣欽命的遷徙，哪怕逃亡，他們也是朝著大海的方向。
天下陳氏（姓）出江州，義門子孫遍天下，而義門子孫散布最多的省份還是福建和廣東。尤其廣東，陳氏如今已是廣東第一大姓，這其中很多都來自江州義門，尤以廣州、番禺、東莞、寶安、順德、佛山、中山、惠州、興寧等珠三角地帶居多。按義門分莊路線圖追尋，其中直接從江州義門分遷到廣東的，有義門顯祖陳青長子陳伉四支後裔，“繼育分遷廣東潮州海陽莊”，“宗仕分遷廣東南海莊”，“承周分遷廣東惠州莊”，“守旺分遷廣東東莞莊”；第四子陳俛的兩支後裔，“彥大分受廣東佛圖莊”，“承大分受廣東牛洪莊”；第五子陳偉兩支後裔，“公良分遷廣東博羅莊”，“繼兗分遷廣東順德莊”；第六子陳伸三支後裔，“延興分遷廣東東昌莊”，“延連分遷廣東番禺莊，一曰下寒莊”，“延銓分遷廣東龍門莊”。此外，還有很多是始遷福建再徙廣東的，其中最多的一支，又是江州義門先徙福建汀州莊，又從汀州遷到嶺南，現在大致的分布情況為：信宜市石朱砂鎮旺陂村陳祖新一支，東莞市寮步鎮陳家埔陳钜芬一支，豐順縣陳留麟一支，平遠縣陳友全一支，廣東五華縣一支，深圳寶安觀瀾、牛湖、鬆元廈一支，興寧市一支，梅縣一支，和平縣林寨鎮陳乃權一支，香港陳國緯一支。此外，還有始遷江西湖口縣流芳鄉留市莊的一支陳氏子孫，後遷徙到東莞市劉尾港；又有始遷廣東南雄保昌莊的一支陳氏後裔遷徙到今順德市倫教鎮和東莞市虎門北冊，有陳慶詳一支傳世。而地處南海之濱的東莞，包括後來從中析出的寶安、深圳、香港等地，也就成了義門子孫後裔聚居最多的縣份，而那些失去了曆史的陳氏疍民，在東莞沿海一帶也有很多。尤其是香港，原本是東莞孤懸與南海之中的一個荒無人煙的小島，很多疍民在明朝官府的驅趕和放逐之下，從鄱陽湖漂泊到贛江，又由贛江進入東江，在東江彙入珠江後流落到南海，他們在珠江口的港島上搭起寮屋，以躲避台風與海潮，而疍民是香港四大民係之一。
走向陳家祠，又是下意識的。在江州義門那座祖先的天堂消失了之後，陳家祠無疑是義門子孫建起的又一座民間故宮。它始建於清光緒年間，是由當時散布於廣東七十二縣的陳氏各路子孫聯合建造的，誰是第一號召者？誰又是真正的締造者？這些其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看到了這個家族無論遷徙到了哪裏，又無論散居何處，依然保持著一種強大無比的凝聚力，七十二縣，散布於嶺南每一個角落裏的陳氏子孫，如同一盤散沙，隻要一聲召喚，他們立刻又集結起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如果沒有一種與信仰有關的精神力量，誰又能把他們迅速集結起來，然後又同心同德地去幹一件事？他們大約花了七年時間，就建起了這座天下第一的宗祠，這個規模已經超過了清朝政府對地方興建宗祠的管製，他們隻能以“陳氏書院”的名義大規模建設，建成之後，有人猜測，這是老陳家的人為了揚族威而“擺款”，但如今，絕對沒有人這樣看了，一座陳家祠已是陳氏為廣東、為中國貢獻的又一個經典建築，被譽為“百粵冠祠”和嶺南建築藝術的寶庫。郭沫若先生曾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參觀陳家祠，看了之後，他很興奮，以一首五言詩抒發了他的感受：“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果然造世界，勝讀十年書。”而陳家祠的存在，顯然不止是建築的意義，它還保持了一種與時俱進的開放姿態，這從它可持續利用的價值就能看出來，陳家祠做過華南體育學校，被辟建為廣東民間工藝館，後更名為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但隻要提到它，誰都叫它陳家祠，在廣東幾乎家喻戶曉。1988年，陳家祠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一座宗祠，能夠成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不敢說絕無僅有，至少是非常罕見的。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中央政權對義門陳氏的又一次最高的旌表吧。
看了一座陳家祠，一路朝著大海的方向走，你對接下來出現的一個又一個非凡的陳氏子孫，或許就不會那麼吃驚了。
先從一位大儒說起，陳獻章，字公甫，號石齋，江州義門遷往廣東新會一支的後裔。他還有很多別號，碧玉老人、玉台居士、江門漁父、南海樵夫、黃雲老人，但他還有一個在儒林中如雷貫耳的尊號，白沙先生。南海白沙，早先原本是大海中露出的一片細白如銀的沙洲，當它和一個人聯係在一起，它的意義已經被改變。
陳家是當地的小康之家。其祖陳永盛“不省世事，好讀老氏書”，過著半隱的生活。父親陳琮，善吟詩作賦，也喜歡隱居生活，這是一個短命的隱士，二十七歲便在林泉中早逝。陳獻章是個遺腹子，在他出生前一月父親便逝世了。母親林氏，年僅二十四歲喪夫，生下這個遺腹子後便終生守節，她活著唯一的使命便是撫育這個沒有父親的孤兒。或是先天不足，這孩子從小體弱多病，他後來在那篇感人肺腑的《乞終養疏》自稱“無歲不病，至於九歲，以乳代哺”，一個孩子到了九歲還在吃奶，也實在太嬌弱了。或是這種特殊的家世，使他對母親特別孝順，是當地有名的孝子。他這孝順不隻是義門子弟的美德，而且發自肺腑，“非母之仁，臣委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繈褓。天下母子之愛雖一，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念臣之深也”。“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已衰，心有為而力不逮，雖欲效分寸於旦夕，豈複有所措哉”!這樣的文字，據說連明朝天子都感動得熱淚長流。
雖然多病，但這孩子年少警敏，讀書一覽成誦，又特別勤奮好學，十九歲應廣東鄉試，便考得第九名舉人，但後來時運不濟，在會試中屢試屢敗。他也就不再刻意追求仕進，轉而追求學問。又據《堯山堂外紀》載，陳白沙在明成化年間第一次參加會試，他的文名已經相當大了，但他“亦投時好，競出新奇”，在會試中作“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一題，其破雲：“物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考官戲批其傍雲：“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這事傳出來後，對陳白沙的奇文，對考官的妙批，“傳者莫不絕倒”。用現在的話說，真是太有才了。又有一種更神奇的說法，陳白沙下第，有神見夢於人曰：“陳先生卷為某投之水矣。”他這試卷都被投入水中了，無疑是一個必然落榜的預兆。又有傳說，他的試卷還真是怎麼找都找不到了。看來，這個人一輩子還真是與科考無緣了。
二十七歲那年，陳獻章已是“儀幹修偉，右頰有七黑子”的高大漢子，隻是這個形象並不讓人羨慕，誰願意自己臉頰上長七個黑痣呢？也就是這一年，在落榜之後，他聽說撫州臨川郡地方有位號稱康齋先生的大儒，便慕名去拜訪。這是一條千裏迢迢、關山重重的求學路，他越庚嶺，過梅關，抵達贛州，先順贛水而上，經吉水到了清江，上了岸再由陸路來到崇仁縣，一路風塵仆仆，終於找到了那位棄官不做、在家講學的康齋先生，也就是明儒吳與弼。吳與弼治學很嚴，他要求學生在學習態度上必須專心一致，思想要高度集中，靜時修養，動時省察，務使內心湛然虛明。這讓陳獻章很受啟發，得益不少，但吳與弼對《易經》的分析，他卻不大滿意。尤其是對程朱理學那套繁瑣的框框，他也感到深受束縛。半年之後，已經是第二年了，他便拜辭康齋先生，回到江門白沙村，開始了他長達十年的隱居悟道生活。
白沙村也真是一個特別適合修身養性的地方，一條蓬江在村前流過，屋後便是小廬山，村外還有一條天沙河，河水清澈，水底沉浸著晶瑩雪白的沙子，白沙村因此而得名。而這裏早先也曾是大海，隻是海水逐漸退遠了。陳白沙在小廬山山麓之南，建了一間不小的書舍，名為春陽台。從此，他一心隱居，一個人如果衣食不愁，能夠在這山水之間隱居，也是一種人生佳境了。他顯然不愁衣食，但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外界對他的幹擾，家人在牆壁鑿了個洞，他在洞內，世界在洞外，所有飲食衣服，均由此洞遞進遞出。這樣的修行悟道又實在苦不堪言了，而他似乎樂在其中，足不出戶，謝絕交遊，每日於洞中鑽研經典著作，探悉先人哲理，偶爾，你會聽見他在跟誰神秘交談，竊竊私語，要麼是跟某個來造訪他的神靈交談，要麼是他和他自己的靈魂在交流。他也曾體驗程朱的修行方法，但他覺得收獲不大。他需要尋找自己的方式，從程朱理學那套繁瑣的框框突圍出來。他用來十年時間，來完成他的一次突圍，寒來暑往，秋去春來，他恍然不覺，但他感覺到了時序中的一種境界：“野鳥飛窗靜，春歸蝶未知；蟬鳴風入夏，冬日月影斜……”或許就是在那冬日的月影之下，他忽然發現一切變得簡單了，他感到自己一下擺脫了與生俱來的各種重負，放下了所有的包袱，一下獲得了飛躍的感覺。這就是“舍繁取約”，學貴乎自得，以自然為宗，隻有這樣，才能把握心與理吻合的關鍵啊！簡而言之，這就是陳白沙作為一個大儒的思想體係，一種從自得走向自然的開放精神姿態，他一下把自己解放出來了，豁然而有一種麵朝大海置身於曠野的感覺。當他悟到這個道理時，他已近不惑之年。不惑，還真是不惑啊。
一個人用了十年時間從洞內走到洞外，流水白沙之中，分明又飄來了塵世的味道。他接到了錢溥一封信，此人在明成化年間官至南京吏部尚書。錢溥可能也早已聽說了陳白沙的大名，這才特意給他寫信，勸他趁新帝“複禮施教，整頓朝綱”的大好機會，考取功名，為社稷效力。陳白沙似乎沒有遲疑，決定“再上京師，複遊太學”。所謂太學，也就是國子監了，當時國子監的主管官員是祭酒邢讓，為明史列傳第五十一人。邢讓原來同陳白沙一起參加戊辰（公元1448年）科考，陳白沙考得副榜——等於備取生，而邢讓考中進士，選為翰林院當庶吉士。陳獻章在白沙春陽台十年修行悟道、鍥而不舍地鑽研學問時，邢讓則日日修撰皇帝實錄，如今終於熬出頭了，剛剛升為國子監祭酒，官居從四品。看見同年契友在太學主事，好學不倦的陳獻章遂決定入國子監讀書，而邢讓則想考考陳獻章的學問，試題是，讓他作一首《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韻》詩。楊龜山生前官拜龍圖閣學士，此人以學問淵博而聞名，曾作《此日不再得》一詩，成了到處傳誦的傑作。陳白沙得了這個考題，便安靜地坐下，一個靜止的姿態，連呼吸聲仿佛都已隱匿，隻有清風觸動他的發絲。片刻之後，他提筆賦詩。詩成之後，朝中一班有學問的文臣學士，讚歎不已，爭相傳誦。邢讓是第一個見證奇跡的人，他看了之後，發出一聲驚呼：“龜山不如也！”意思是，連楊龜山的原詩都不如陳白沙這首和詩。這一聲驚呼，讓滿座皆驚。而更讓人震驚的還在後麵，邢讓又“揚言於朝，以為真儒複出”——中國真正的大儒出現了啊。
一個國子監祭酒如此盛讚，陳白沙之才名動京師。這其間不知是否另有深意，或是邢讓想要幫幫他這位落魄的舊同年一把。但不管怎樣，陳白沙已經被譽為一代大儒了，一時間很多名士都主動與他交往。邢讓還真是一個把好事做到底的人，又向吏部尚書衛翱推薦陳白沙，陳白沙也很快就接到了到吏部任職的官諭，吏部是個大衙門，掌管全國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調動，但陳白沙卻隻是在這個大衙門裏當個日捧案牘、抄繕校核、封發遞送的司吏。一個名動京師的鴻儒，一個卑微的小吏，這是一個極不對稱的角色，不過，陳白沙倒也沒有推辭，而且孜孜不倦地一幹就是四年。但他為人耿直，地位卑微，卻不屑於巴結大衙門裏的那些權貴人物，還觸怒了當時官居禮部侍郎的尹昊。這個尹侍郎於是常常給陳白沙小鞋穿，好在吏部還有不少正直的官員對陳白沙很關照，尹昊也沒能把他怎麼樣。在挨過四年抄抄寫寫的小吏生活後，他已經四十二歲，終於又迎來到了一次大比的機會。這也是他最後次參加會試，據說，又因奸臣弄權而讓他再次名落孫山。回首平生，陳白沙多少有些淒涼，一身學問，但幾次科舉不中，眼看著仕途無望，他對科考之路已經徹底死心，於是決意南歸。
從此，他便一心研究哲理，而此時，他已名聲遠播，四方學者都紛紛前來請求入學受教。陳白沙是有教無類，不分老少。他是個道學家，但絕非那種迂腐得不近人情的道學家，這從他的教學方法上也能看出來。第一是態度的端正，先靜坐，後讀書；然後是多自學，少灌輸；三是勤思考，取精義；四是重疑問，求真知。想想，那還是思想極為禁錮壓抑的明朝，他這些教育方法就已經非常接近現代啟發式教學的真諦了。在課堂扮演主角的不是他這個教師爺，而是那些學生。這些教學方法，與他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他主張學貴知疑，無論是怎樣的道理，哪怕是聖人的箴言，也必須從懷疑開始，“疑者，覺悟之機。知其可疑而思問焉，其悟自不遠矣。若徒以為曉得，便竟住了，大無益”。有了疑問，還要敢於質疑，發問，“疑而能問，已得知識之半”。他又特別提倡獨立思考，而不是把自己的觀念先入為主地灌輸給學生。這在當時，就更加難得了。他的教育方式也生動、活潑，形成了較為自由開放的學風，最典型的一個例子便是“詩引教，哲入詩”。他還特別重視教導學生把學習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他作了一首歌謠：“二五八，江門圩，既買鋤頭又買書。田可耕兮書可讀，半為農者半為儒。”這不正是我們後來大力推廣的一種辦學方式嗎？這些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詩歌，在江門民間流傳很廣，不但學生深受教益，連當地的老百姓也爭相傳誦。除講授經史文學等課程外，他力創新旨，唯務實際，課餘時間，常與學生在曠野間練習騎馬射箭。後來，廣東禦史熊達特在白沙建嘉會樓，以接納更多四方來求學的學子。他培養了不少人才，有名士，也有達官，很多都成為朝廷的棟梁柱石。——這是他作為教育家的意義。
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陳白沙五十六歲了，眼看花甲將至，一生與仕途無緣的他，此時居然被授翰林院檢討，此官雖隻是從七品，但掌修國史，位次編修，且常以三甲進士出身之庶吉士留館者擔任，對於他這樣一個屢試屢敗的副榜生，能夠被授以這樣一個職位已是破格提拔使用了。而他能有這樣最後一次機會，是因為得到兩廣總督朱英、廣東左布政使彭韶等大員的推薦，催促他上京應詔，為朝廷獻力。陳獻章又一次赴京，但運氣不好，他又遭遇到了那個總是和自己過不去的人，吏部侍郎尹昊，而尹昊此時早已今非昔比，從侍郎晉位為吏部尚書了。而尹昊對他心懷仇恨，又顯示著他權傾朝野的強大和傲慢，陳白沙看了此人一副小人得誌的樣子，一麵要求延期應詔，一麵又寫了一份《乞修養疏》，上陳明憲宗，請求批準他回家侍奉年老久病的母親，就是這篇文章，讓皇上感動得流淚了，他覺得這個陳獻章不但學問好，而且如此孝義，這比讓他做一個從七品的小官更有價值，於是，便恩準他回歸養母。事實上，陳白沙這一篇文字，倒也並非托詞，他是個大孝子。他每次外出，隻要他母親在家裏念叨他，他的心裏就會一動，這是一種母子連心的感應，他馬上就會趕回家。史載：“獻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輒心動，即歸。”這一次歸來，他一生再也沒有外出，一心在家侍奉老母，致力講學。
陳白沙一生清貧，但很有氣節。都禦史鄧廷纘曾令番禺縣每月送米一石，他堅辭不受，說自己“有田二頃，耕之足矣”。又有按察使花巨金買園林豪宅送他，他亦委婉回絕。——這又是他人格上的意義了。
此外，他還是明代重要詩人，傳下了各種體裁的詩作近兩千首。他是一代詩教名士，以詩傳教，以詩載道。他沒有著作，他的思想都寓藏在詩裏，他主張“作詩當雅健第一”，這讓他的詩既有高致而又平易，這其實也是他終身所求之道。其詩文著述，由他的學生輯成《白沙子全集》。他還是著名書畫家。陳白沙善畫梅，他的書法自成一家，以自製的茅龍筆書寫。這種茅龍筆是以圭峰山長成的硬朗的茅草製成，字體蒼勁有力又獨具一格，時人呼之為“茅筆字”。他的書畫很有名，“天下人得其片紙，藏以為家寶”，但他從未以書畫來牟取錢財。很多人拿著宣紙來求他畫畫寫字，多無潤筆，陳白沙是一個很風趣的人，在家裏的柱子上題了一句：“烏音人人來。”有人問是何意，他笑道：“不聞鳥聲曰：白畫，白畫。”他這種豁達的幽默，也令人為之絕倒。
但陳白沙對未來最卓著的貢獻還是在學術上。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朝初期向明中葉的曆史發展過程，他的大半生時光，是在王振弄權、土木之變、英宗複辟等社會動亂中度過的。當時，商品經濟有所發展，為封建社會注入新的發展機遇，而在這段時間，也是一個學術氣氛沉悶的時代，宋以來的程朱理學占據了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思想界如同一潭死水。陳白沙在宋明理學史上是一個承前啟後、轉變風氣的大理學家。他的學術思想也有一個由宗朱熹轉而宗陸九淵的變化過程，由此而打破了程朱理學原有的理論格局，使明代學術開始了新的階段，逐漸形成一個有自己特點的學派——江門學派。他很有學問，但他是一個述而不作的人，有人勸他著述，他沉默不答。但他也曾剖析自己的心跡：“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禦勒也。”明史如是評說：“獻章之學，以靜為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又有人謂“其學灑然獨得，有鳶飛魚躍之樂”，甚至有人把他譽為“活孟子”。——這是他作為一代大儒的意義。
陳白沙終年七十二歲，諡文恭。但對他價值的真正認識，也許要再等七十餘年。明萬曆二年（公元1574年），朝廷下詔建家祠於白沙鄉，並賜額聯及祭文肖像。額曰“崇正堂”，聯曰：“道傳孔孟三千載，學紹程朱第一支。”到了萬曆十三年，皇帝又詔準從祀孔廟，這位明代思想家、教育家、書法家、詩人，也是廣東唯一一位從祀孔廟的明代碩儒，有“嶺南一人”、“廣東第一大儒”盛譽。江州義門，據大成宗譜載，自陳兗“列理學”，後屢有儒者出現，但出過狀元，卻從未出過大儒，像陳白沙這樣的一代鴻儒，亦為義門子孫中的第一大儒。這是一個在儒林中影響深遠的人物，他在一個沉悶而黑暗的王朝為後世確立了一種開放的精神姿態。而在他之後，南海、新會能夠湧現出像朱九江、康有為和梁啟超這樣的大儒，也就一點也不偶然了。
關於他的死，也又太多令人回味的東西。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庚申三月，陳白沙病危。這是他預感到了的，數日前，他便換上了朝衣、朝冠，命子弟扶掖焚香，他拖著病懨懨的身體朝北麵行了五拜三叩的大禮，他是在辭別一個王朝，曰：“吾辭吾君。”意猶未盡，他又賦詩一首：“托仙終被謗，托佛乃多修。弄艇滄溟月，聞歌白玉樓。”這個人其實是有很深的入世情懷的，是很想為朝廷做事的，他以這樣的方式表達了他對一個王朝最後的忠貞，同時也抒發了他的幽憤：“吾以亂世。”在他咽氣之時，他的頭頂開始冒出嫋嫋白氣，一種很純淨的白氣，像他的白發一樣。或是他的靈魂正在離他而去。這白氣持續了一天，“勃勃如蒸，竟日乃息”，在日落時分才縹緲而逝。
從新會到南海，逆風而行，我已經走得離大海越來越近了。一個人又將在這裏出現。這是一個商人，一個非常尋常的商人。他的出現又將給曆史帶來一份意外的驚喜。
陳啟源（1834—1903），字芷馨，江州義門遷往廣東南海一支的後裔。他出生在一個世代以農桑為業的普通農家，但聰明好學，少年時代，凡諸子百家、天文地理，以至星象輿地諸書，他無不充滿好奇也無不涉獵。也曾想以科考謀得前程，少年時代，曾兩次赴童生試，兩次落榜。父親死後，家境更加貧窮，他便放棄科舉，與二哥陳啟樞在村中一邊教書糊口，一邊以農桑為業。十七歲那年，二哥為生活所迫，赴安南謀生，三年之後，稍有積蓄，他首先想到了還在家鄉苦苦度日的老弟，便回國，把弟弟啟源帶到了安南，這種手足情義，在南海也是一段佳話。兄弟倆在安南從事雜貨紗綢買賣，經十多年經營，成為當地知名僑商。為了進一步拓展業務，陳啟源曾一度赴暹羅經商，他對當地采用蒸汽機進行繅絲十分感興趣，這種法國式機器不僅繅絲效率高，且絲質精良，這讓他非常羨慕，一個改變曆史的念頭在他腦子裏產生了。
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2年），年近半百的陳啟源攜資回到了家鄉。一般來說，這樣的年歲，也該告老還鄉，回家養老了。那時候，很多在異國他鄉漂泊的僑商，在國外掙了錢都是回家買田地、蓋房子、建碉樓。這些碉樓，就是為了守護他們千辛萬苦掙來的錢財。但陳啟源顯然和別的人不一樣。他這次回來，好像要給家鄉帶來另一種東西。他帶來的不是別的，而是鄉土中國的另一種曆史。他要蓋的不是房子和碉樓，而是要建一家新式繅絲廠。他的家鄉南海以及周邊的東莞、順德、中山等地原本就是嶺南著名的蠶桑產地，而當地農婦又有繅絲傳統，這是可大量招募的人力資源。但他沒有馬上動手，這是一個想事特別周到的人，他想到的不是自己一家工廠的原料供應，他已經預料到，隻要他開了一個頭，就會有很多人效法他，也將有很多新式繅絲廠冒出來。於是，他又到江蘇、浙江、上海等地考察蠶桑業。第二年，他感覺可以開始了。萬事開頭難，這個過程從一開始就非常艱難。第一就是資金短缺。這又多虧了他的二哥，他創辦“繼昌隆”的資本銀全由二哥陳啟樞自安南彙回。在商業資本運作中，一種兄友弟恭的義風始終暖融融地貫穿其中。當人們把陳啟源作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先行者時，值得銘記的還有陳啟樞這個被遺忘得太久的名字，陳啟樞是這個先行者之前的先行者，設若沒有這個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興起也許會是另一種開端，也許還將在歲月中推遲或延宕。正是因為有了陳啟樞的鼎力支持，陳啟源才能以七千兩白銀為原始資本，在家鄉創辦起了繼昌隆繅絲廠，這是中國第一家近代民族資本工廠，也是一個可能被低估了的曆史性開端。工廠占地四十多畝，有三百多個足踩式的繅絲工作位，全廠四百多人。陳啟源仿效在安南的法國式繅絲機器，親手設計繪製了兩套機器圖樣，全部設備包括蒸汽鍋爐、繅絲車和絲釜都由當地製造，其中絲車改為木製，絲釜改用陶製，仿製了“法國式（共拈式）”的繅絲機。無論從哪方麵看，這在當時來說規模是相當可觀的，堪稱是當時最先進的生產力代表。
從當時的曆史大背景看，十八世紀西方產業革命後，意大利、法國等歐洲國家開展科學養蠶，改進絲綢機械，成為近代絲綢機器工業的發祥地。在中國最先開辦近代機器絲綢工業的都是外國人，中國絲綢工業最先走入近代化的也是繅絲工業。1861年5月，當時英國在華最大的生絲出口商——怡和洋行在上海開辦了紡絲局，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出現的第一家機器繅絲廠。這家洋人開辦的第一家機器繅絲廠，隻比陳啟源的繼昌隆繅絲廠早了十一年，可見，中國人邁向近代工業的步伐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樣落後，落後的其實不是別的，而是曆史的眼光，這顢頇而又老眼昏花的曆史老人，壓根兒就沒有發現一家新式繅絲廠的劃時代意義。而這家工廠在開辦之日，就遇到了種種天經地義的阻撓，當第一個近代工業的煙囪在鄉土中國聳立起來，南海的地主豪紳們立刻就感覺到，風水破壞了。而最讓他們恐懼的還不是風水，而是風化，男男女女在一家工廠裏做工，混雜在一起，這還得了！這其實不是他們大驚小怪，那還是每個男人都拖著一根長辮子的時代，而女人們正努力地邁著一雙雙袖珍小腳，一搖一晃地去工廠裏上班。這些男人和女人時常被堵在路上，時常被堵住的還有工廠的大門。
不管幹什麼，想要扮演一個先行者的角色都不容易，陳啟源這個先行者所遇到的重重阻力絲毫不亞於另一個先行者發動一場革命。應該說，陳啟源還真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很有謀略，也很講義氣，在開辦工廠的同時，他還幹了許多與辦廠看似無關的事情，譬如說，他還開起了永生號碾米廠、米店、肉食商店、雜貨店、藥店。這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給鄉民帶來方便，對那些吃不飽飯、看不起病的鄉民，他慷慨地施米贈藥，又為家鄉辦學、興建水利，幹了許多公益事業，應該說，這是一個真正的義商。而那些蠶農，再也不愁他們的蠶繭賣不出去，而且都能賣個好價錢，當地的養蠶業也進入了一個從未有過的繁榮時代。但一家工廠對鄉土的改變，卻改變不了人們對工廠的看法。而陳啟源預料之中的事情也正在應驗，在他的帶動下，幾年之間，南海、順德兩縣的新式繅絲廠如雨後春筍，擁有女工十餘萬人。隨著生產的規模越來越大，激烈的衝突也在一次次發生，一家名叫裕厚的繅絲廠，被兩三千民眾持械搗毀，還釀成人命，那雪白潔淨的蠶絲上，有了血，人血。盡管陳啟源的繼昌隆一直在努力地推遲危機，但一直無法化解危機，此時他感到危險已經迫在眉睫，為避風頭，他不得不把這家嘔心瀝血辦起來的工廠遷往葡萄牙人統治的澳門，改名和昌。
三年後，風波漸漸平息，陳啟源才又重返家鄉，他的事業才得以在家鄉延續。這一次回歸，他趕上了好運氣，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生絲的重要產地江浙一帶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生絲的產量一度銳減，歐美的生絲消費者轉而向未受到戰爭破壞的廣東地區大量收購。到了七十年代，廣東土絲的發展和對外輸出已達到了高峰。但歐美絲織業者迫切需要品質良好的生絲，並且明確提出願出較高的價格來購買如同歐洲用機器生產的廠絲。到了1876年，由於意、法等國蠶繭嚴重歉收，洋商爭先恐後來華采購生絲，一時絲價狂漲，繼昌隆在這一年也賺得盆滿缽滿。而對於鄉土中國，還有另一筆無法估價的利潤，在近代工業和資本的運作下，很多新式繅絲女工的技藝日臻成熟，盡管她們依然裹著一雙小腳，但她們正是邁著一雙雙小腳走進了中國最早的工人階級隊伍，而且形成了一支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階級隊伍，而許多像陳啟源一樣的新式企業家，也在各自的打拚中，把自己打造成了近代實業家或資本家的代表人物。一個以小農經濟為特色的古老民族，由此被注入了一種強勁的、充滿了活力的新鮮血液。陳啟源不革命家，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商人，但他給古老的中國帶來了社會結構的變化，或者說中國社會結構因此有了重構的可能，在這個方麵他堪稱中國第一人。沒有這樣的變化，中國沒有資產階級，也就不可能有孫中山的資產階級革命，更不能有接踵而至的無產階級革命。
陳啟源不止是一個實業家，還有很高的文學成就，他曾著有《毛詩稽古編》三十卷，附考一卷。這是他的傳世之作，為此，他用十四年時間，三易其稿，其堅持漢人之說，不容一語有出入，引據賅賻，疏正詳明，俱為有本之言，為清征實之學代表。此外，他著有《桑蠶譜》《周易理數會通》《陳啟源算學》等科普雜著。他的學術成就，無疑被他在中國民族工業發展史上占有的特殊地位遮蔽了。走進他故居的陳列館，我才發現他不是我想象的一個隻懂得賺錢的商人，他有著廣博的知識和豐富的情懷，既是義商，也是儒商。
這是一個跨世紀的人物，1903年逝世，活了七十歲，是虛歲。而他最輝煌的人生，是從五十歲開始。他的早逝也許是幸運的，這讓他沒有看到自己締造的中國第一家近代民族資本工廠最終的倒閉，這也是一個命定的結果。曆史進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廣東繅絲開始衰落，陳啟源後來創建的“世昌綸”繅絲廠在運轉了半個世紀之後於1928年倒閉。絲廠剛剛創建時，廠址是陳氏住宅博豫坊，在工廠倒閉之後，這一片廠址又還原為陳氏遺族的住宅。曆史車輪，真的如同輪回啊。但陳啟源紀念館不在這裏，而是在南海西樵鎮簡村的舊農會內，他的墓地則在雲山，墓碑采用狀如雲茹的天然五彩石，碑石正麵，集先生手跡：“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背麵為先生家人撰聯並書：“不折不從，星鬥其文；亦慈亦讓，赤子其人。”先生一生，淡名如水，勤奮而儉樸，謙遜而寬厚，這其實就是義門子弟一種自強不息的義風，而這義風裏又平添了海風鹹澀的味道。
隻是，曆史也難免讓人產生許多聯想。當年，那些回家蓋房子、築碉樓的僑商，他們的碉樓如今已是世界文化遺產，而中國第一家近代民族資本工廠，以及這個人降生的故居和長眠的陵墓，卻沒有列入文化遺產，這其實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一筆遺產。
義門子孫漂洋過海的很多，他們在異國他鄉建起了祖先的祠堂，而他們中又有很多人成為海外諸國陳氏的始祖，尤其以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南洋諸國最多，一代代義門子孫，像他們的先祖虞舜一樣，苦其心誌，勞其筋骨，在遠離故鄉的孤獨和難以想象的艱辛中，很多都成了當地的名門望族。這其中便有一個足以用偉大來形容的代表人物，陳嘉庚先生。
陳嘉庚，原名陳甲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於福建省同安縣集美社（今廈門集美）的一個華僑世家。據陳嘉庚自述：“我始祖自唐由河南光州固始縣遷來，至我為第十九世……”但他可能沒有推算過，哪怕從唐末算起，到他出生，已近千年，若他為第十九世，平均四五十年一代人，這是不大可能的。又查義門分莊路線圖，遷徙到福建同安的一為義門顯祖陳青第四子陳俛後裔彥光一支，還有一支就是“開漳聖王”陳元光的後裔。但不管怎樣，這兩支都是源出一脈的陳氏子孫，這倒是絕對不會錯的。
十七歲時，陳嘉庚拖著一根大清國的長辮子下南洋，到新加坡幫父親經營米店，這一幹就是十三年，一個少年轉眼便幹到了而立之年。逝去的日子如平靜的流水，平時你也看不出這個人有什麼性格，他就是一個勤勤懇懇地做著小買賣的人。如果不是父親晚年實業失敗，米店倒閉，他也許會一直幹下去，在一個叫順安的米店裏度過他忙忙碌碌、順遂而平安的一生。但一夜之間一切全完了，父親給他留下的遺產是生前欠下的二十多萬元債務，這在那時，是一筆也許要用一生來還的巨債。好在，按新加坡當時的法律，“父債子免還”。而陳家突然遭此厄運，很多債主也很同情，畢竟大家都是漂洋過海在這異國他鄉揾食，同是天涯淪落人，經曆了多少艱辛慘淡，甘苦寸心知，也就更加同病相憐。然而就在這時候，一個人平時幾乎沒有性格的人突顯出了自己的性格，陳嘉庚咬著牙表示，對父親欠下的所有債務，由他來還，一分也不少，他現在沒錢還，但他表示，“立誌不計久暫，力能做到者，決代還清以免遺憾也”。不過，對他的話，當時也沒有多少債主抱太大的希望，他們覺得，一個人能夠說出這番話來已經夠仁義了。
一晃四年過去了，沒有人向他討過債，很多債主甚至都很難找到了。但一個人在而立之年說過的話是算話的，他用了四年時間，終於在經營上有了些盈利，他要還債了。他開始一個一個地尋找債主，連本帶利還清了父親所欠的債務。這事不但遭到了親友的反對，很多人都說這個老陳家的人是不是智力有問題，傻！但這個人說了一句傻子絕對說不出的話：“中國人取信於世界，決不能把臉丟在外國人麵前，我們中國人一向言必信，行必果！”是的，這就是在陳嘉庚身上表現出第一個突出性格，誠信。當他還清了按法律規定完全可以不還的債，他的信譽也傳遍了東南亞，甚至成為新加坡華人商業史上一大佳話。很多人聽說了，都願意與他做生意，他能在家業衰敗後的十年裏就一躍而為新加坡僑商中的百萬富翁，第一就是他從自主創業開始便建立起來的誠信。在這個人的心裏，顯然還有一種高於法律之上的道德律。先生嚐謂：“做人最要緊的是誠實與正義，要明是非，要為社會做事。再多的錢可以花光，但誠實、正義卻永遠受人尊敬……有的人，傷天害理的事敢做，烏七八糟的錢敢掙，這樣的富翁受人唾罵，遺臭萬年。”
如今，隻要走進先生的故鄉，走在集美的那些老街巷裏，抬頭就能看到一個個大寫的“誠”字，如誠園，如謙誠書屋，而“誠毅”二字，在建校之初就被陳嘉庚兄弟確定為集美的校訓。誠，是永不毀諾的崢崢傲骨；毅是永不言敗的堅強毅力。這是互為因果的兩個字，一個人想要一生一世守住一個“誠”字，唯有堅毅才有這種堅守的力量，由此而及彼，則可以涵蓋整個人生事業。先生一次次勉勵集美的學子：“非常事業要達成功，亦應受非常之辛苦，若乏相當之毅力，稍不如意，便生厭心，安能成事哉？”這是一個叫陳嘉庚的義門子孫留給人類的遺產。這其實也不是先生的遺產，而是來自先人的遺產。但真正能夠繼承這份遺產的人從來少之又少，先生是當之無愧的一個。他當然希望有更多人能夠繼承這份遺產，他一生都在教誨身旁的人要誠實守信。有這樣一件發生在大躍進時代的小事，當時集美各校要籌辦農場，但校區土地有限，有人建議，把幾年前贈給農業廳的天馬農場收回一部分，結果受到先生的嚴厲批評，已經送給別人的東西怎麼能要回來，啊？一聲啊，讓你能在先生張大的口腔裏看到他直達肺腑的心靈。
陳嘉庚能夠成為新加坡大亨之一，無疑又與他的“智”有關。賈誼所謂“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而在這一點上不能不說嘉庚先生有“能見將然”之智，當橡膠第一次從巴西移植到馬來亞，很多商人的反應都很冷淡，就是種植，也隻是嚐試一下，而陳嘉庚一下就買了兩千元的橡膠種子，就是這兩千元的種子，讓他在馬來亞新加坡首創橡膠的大規模種植，隨後又推動了橡膠製品的大規模生產。他就是因此而致富的。有人說，這是時運，陳嘉庚隻是走好運了。但就是運氣來了，你至少也要知道這是時運，你要能果斷地抓住這個機遇。而這正是先生不一般的眼光，在他成功的機遇背後，他看到的不是橡膠，而是戰爭可能給世界格局帶來的變化。這又正合荀子的那句名言：“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那時，歐洲各國的互相廝殺，給西海岸的美國經濟騰飛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而美國工業長足的發展又刺激了橡膠製品的需求，從而帶動了馬來亞的橡膠業，並一躍而為馬國的支柱產業，產量躍居世界第一位，馬來亞成了世界橡膠王國，而陳嘉庚則是公認的“馬來亞橡膠王國四大功臣”之一。這就像是一條生物鏈。陳嘉庚從橡膠起家，又將橡膠的農、工、貿經營集於一身，締造了他的實業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陳嘉庚依靠稻米、樹膠、輪船航運和出售菠蘿罐頭廠積存的鐵皮，迅速躋身於新加坡富豪之列，他開創了在英國統治新加坡百年來華僑不通過洋行而與外國商家直接進行貿易的先例，也開辟了橡膠製品和其他製品直接輸出的國際市場，在華僑中第一個打破英國壟斷資本的壟斷局麵。在南洋的僑商中，他從來沒有成為首富，比他有錢的人多得多，但像他這樣的開拓者，卻並不多。對於他，比資本積累更重要的是，他為馬來亞和新加坡培養了成千上萬的實業經營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新加坡能夠在未來一躍而為世界上最富足、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國度，為華人創造另一種傳奇，無疑是在陳嘉庚等前輩打下的基礎上，才實現了這種足以用奇跡來形容的崛起。如果有了一種源於曆史的視覺，你又會發現這個世界從來沒有奇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