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說明的是，在1978年以前，中國社會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正常流動基本是停滯的，一方麵，因基本沒有正常的退休製度；另一方麵，正常的社會流動製度沒有形成。這也就是為什麼在胡耀邦主政中央的時候，會有大批知識分子突然從政的原因。
“參軍”和“勞模”，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精英的主要來源，它的核心還是“出身”和“成份”。中國社會在“出身”和“身份”決定一切的前提下，它也有一些軟機製。所謂軟機製是指沒有明確製度保障的那些必備因素，但在實際過程中那些因素是必備的。主要是“出身”和“成份”。中國社會是黨員至上的社會，“黨員”成為改變“出身”和“成份”的必經階段。如果給這種軟機製一個程序的話，可以這樣表述：一個社會成員，如果他們要在現有製度下成功實現向高層的流動，必須要經過：少先隊——共青團——共產黨，然後以這種“身份”再選擇參軍——勞模。而在這個鏈條中，不能有一個環節脫落。這個鏈條中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出身”和“成份”。我們有時候不能理解，為什麼許多知識分子有強烈的入黨要求？為什麼青年有那麼強烈的參軍願望？為什麼所有的工人和農民都渴望成為勞模？
“出身”和“成份”在很長時間內其實主要是對1949年之際的未成年人產生重大影響。因為那時他們前輩的社會身份大體已經定形。對他們後代來說，“出身”和“成份”幾乎成了宿命，人們極難逃過去。尤其特殊的是1949年以後，在正常的社會流動基本停滯以後，“出身”和“成份”間的流動卻不斷以新的方式向負麵產生，主要通過人為製造的政治運動。本來當時的“出身”範圍還相對窄。主要是指地主、富農（包括資本家）。但這以後，通過五十年代初的鎮壓反革命運動，製造出了一個“反革命”階級（經過三反五反運動和1955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人數極大）。這還不夠，到了1957年，又製造出了一個“右派”階級，人數約有55萬，多數是成年人，他們的後代加起來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量。這還不夠，到了1964年左右，又搞了一場“四清”運動，出現了一個“壞分子”階級。這樣在中國的“出身”概念裏就形成了“地、富、反、壞、右”這一個完整的稱謂。
在這個過程中，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每一次政治運動打擊的具體對象，相對來說都是一個特定的精英階層。鎮反（包括之前進行的土改），主要打擊了地方紳士；三反五反，主要打擊了城市商業精英；反右，打擊了中國的知識精英；“四清”打擊了中國農村新的地方精英。除了政治運動外，因“出身”和“成份”所受最大傷害的是中國所有“地、富、反、壞、右”的後代的教育，特別明顯體現在高等教育方麵。我的朋友智效民1946年出生，他告訴我，1964年他參加高考，在他的同學中，所有出身“地、富、反、壞、右”的子弟，無一人升入大學，所謂“政審”不合格。作家韓石山也是同年高考，據他說，他後來發現，所有“地、富、反、壞、右”子弟都在一個考場，他的“出身”不好，最後還是因了一位在山西大學當教授的同鄉幫助，才以極高的成績上了山西大學曆史係。他事後發現，他所在的考場隻考了他一個人，這怎麼可能呢？據智效民回憶說，“政審”有問題的考生，可能連卷子都沒有改。此點可以從遇羅克的經曆中得到證明，他那麼高的天資，但連續幾次高考都邁不進大學的校門。不是說所有“地、富、反、壞、右”的子弟中就沒有進入大學的，而是說，在那個時代中普遍充滿了“出身”和“身份”歧視。到了1966年的“文革”中，“出身”和“成份”幾乎成了判斷一個人可不可以“革命”的唯一標準，所謂“黑五類”是也。
因為“出身”和“成份”阻隔了中國社會很長時間內的正常人才流動，所以在那個時期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流動主要發生在“革命者”後代和一般的“軍人”及“勞模”之間。雖然在考察這個流動關係時要注意“革命者”的命運也發生過不同變化，曾波及他們的後代。但大麵積的“革命者”失意是在“文革”期間，這時中國已沒有高等教育。
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中各種政治運動連續發生，這些政治運動的一個主要特點是形成了階層流動中的精英淘汰製。精英淘汰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一個主要機製，它的發生固然與這個時代的政治文化密切相關，但起主要作用的是“出身”和“成份”。
有這樣一個材料：《共青團省委副書記以上幹部受開除黨籍、留黨察看處分的決定彙編》（共青團中央組織部編，1959年9月內部印刷），這是一本關於當時團中央反右派時的情況統計，編者在書前的說明中指出：這本文件，彙編了共青團省委副書記以上幹部受開除黨籍、留黨察看處分的決定和政治結論。從這個名單裏可以看出，至少在團中央，當時團省委副書記以上的右派出身幾乎全是大學生。他們的情況如下：
陳模，男，35歲，江蘇泰興人，貧農出身，本人成份學生。1938年參加工作。中國青年報副總編。
鍾佩璋，男，33歲，浙江鎮海人，出身商業資本家。本人成份學生。1941年參加工作。中國青年報副總編。
陳緒宗，男，39歲，湖北黃岡人。出身資產階級。本人成份學生。1940年工作。中國青年報總編輯。
李庚，男，41歲，福建閔侯人。出身官僚家庭。本人成份學生，1937年入黨。
彭子岡，女，44歲，北京人，出身資產階級。本人成份學生。1938年入黨。《旅行家》雜誌主編。
劉賓雁，男，32歲，山東臨沂人，出身職員。本人成份學生。1944年入黨。中青報編委兼工商部主任。
吳一鏗，女，39歲，四川閬中人，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學生，1938年入黨。中青報文藝部主任。
譚西山，男，38歲，山東濱縣人，出身小業主。本人成份學生。1937年入黨。上海團市委副書記。
董學隆，男，32歲，出身資產階級。1948年入黨。雲南省委常委。
賀惠君，女，29歲。四川成都人。本人成份學生。1947年入黨。成都市委學生部部長。
郭永澤，男，32歲，出身小商人。本人成份學生。1946年入黨。哈爾濱團市委副書記。
項南，男，團中央書記處書記。
王正，男，34歲，江蘇鎮江人。1939年參加工作。江蘇團省委副書記。
仇作華 ……
這個名單中，隻有項南和仇作華的具體情況沒有介紹。在已處理的團省委副書記以上的幹部中（後絕大多數劃為右派），都是青年才俊。其中陳模被打成右派，是胡耀邦一生中少有的幾件遺憾事之一，他在晚年對此都非常內疚。在這個14人的名單中（以12人計算），家庭出身地主和資本家的有10人，出身小業主和小商人的各一人。這12人中，本人成份是學生的有11人。有兩位作家劉賓雁和彭子岡，兩位雜文家李庚和鍾佩璋。這14人全部是1949年前在國統區從事地下學生運動的幹部。這還是黨內的情況，黨外的情況可想而知。精英淘汰的特征非常明顯。
在傳統的“出身”和“成份”中不斷增加新的成員，最後導致了整個中國政治精英流動的完全封閉性，這種封閉性最後決定了中國社會政治精英主體的基本構成，它的影響至少還會持續十年左右。
2004年3月29日於太原
[作者簡介]
謝泳，學者，1961年生，曾任《黃河》雜誌副主編，現為廈門大學教授。著有《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儲安平與<觀察>》、《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的搜集與應用》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