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局“忠誠老實政治自覺”學習運動，即將轉入交代問題階段。所有準備交代問題的人，應注意下列幾個問題：
（壹）交代什麼。下列四類問題是要交代的：
甲、特務問題及反革命的重要政治問題
一、參加特務組織，如中統、軍統係統和特務組織；日寇的特務機關；帝國主義的間諜組織；以及參加其他反革命情報機關擔任搜集情報工作。
二、參加反革命軍警及憲兵等組織的重要部門。
三、參加其它特務性質的組織及特務外圍組織。
四、自覺幫助特務及反動派經常進行反革命活動，如破壞革命運動、學生運動、破壞工人運動、密告或捕殺進步分子與破壞進步組織之行為。
乙、一般政治問題及一般政治性問題
一、參加反動黨派團體；國民黨、三青團、青年黨、國社黨、民族革命同誌會、複興社、勵誌社以及其它反動的黨派團體；敵偽的新民會及其他反動組織。
二、參加反動的會道門及封建團體如清洪幫、一貫道、九宮道以及其他反動會道門用封建團體。
三、參加宗教團體中的反動組織如“聖母軍”、“公教報國團”。
四、曾經在一時或偶然進行過反革命的活動如進行反人民反共反蘇宣傳，參加反蘇遊行，反對或破壞各種進步的團體和運動。
五、其他一般政治問題或帶有政治性的問題。
丙、隱瞞、偽造、誇大、縮小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的問題：如隱瞞和偽造自己的曆史、政治經曆、偽造或誇大自己某一時期的思想（如落後或反動的思想偽造成進步思想），偽造或誇大自己的社會關係的進步性，偽造自己參加革命及共產黨、青年團的時間，偽造自己參加進步團體甚至參加共產黨，偽造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升降年齡，以及偽造其他政治性問題或非政治性問題而自己認為需要交代的問題。
丁、社會關係，下列四類的社會關係要交代：
一、陷害自己或使自己參加反動組織和活動的人。
二、自己知道的參加各種反革命組織反動黨團會道門、進行各種反革命活動的人。
三、對自己的思想行為有重要影響的人。
四、了解自己各階段曆史、活動情況的人。
（貳）交代問題的標準、要求和態度：交代問題的唯一標準，就是使自己講的和寫的曆史、經曆、思想、行為（活動）社會關係完全合乎實際情況，也就是說交代的情況是完全真實的。交代問題要求真實（不縮小也不誇大）、明確（不含糊）、徹底（不留尾巴）。交代問題的態度是忠誠老實，自覺自願，主動交代。
（三）交代的方式方法：寫成書麵材料，在會上或會後交代。
廣播事業局學習分會
七月十三日（1951年）
看到這兩份材料，有一個問題會擺在麵前，這是誰設計出來的？設計者是在什麼理念支配下想出這種方案的？這是基層的一般幹部所為？還是從上到下有一個統一行動的思想背景？設計這方案的最終目的是什麼？其中有一條是這樣說的：“七歲以後到現在為止，逐年寫明在何地什麼學校學習，哪個機關工作及其它經曆。”這條真是不可思議。稍有生活常識的人都知道，一個人從七歲到他們成年，還有至少七年時間，如果以法律規定成年人標準十八歲來算，從七歲到十八歲則時間更長，你讓一個人，從七歲以後就寫明他幹過什麼，這有什麼意義呢？一個時代政治文化精神的終極目的，就是要把所有人的精神和個人生活控製到他們所設想的程度，這不僅是計劃經濟，而是計劃思想了。這兩份材料都特別在意每個人的“出身”和“成份”，凡事都要查到三代以上，這個思路，導致了“文革”時期的血統論。這是五十年代初的材料，其實它還有更長的曆史。
史學家趙儷生在他的回憶錄裏曾說，1944年，他在山西晉城參加土改，因為當時趙的一些舊日朋友都是當地的負責人，對他在政治上還信得過，就讓他在資料室看材料，他看到了當地出版的《新華日報》合訂本和一些非“內部”的上下行文件。這些文件讓趙大吃一驚，他結合他在長治市所看到的情況，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就是‘左’！”他說：“在這一帶的文化部門，主要是小學和初中或師範裏，人們怎樣發動學生展開在教師中的階級清洗運動。學生中有各種名目的組織，最主要一個叫‘翻先隊’，這是指查教師的三代甚至三代以上，看他們的先人在‘地富’‘中農’‘貧雇’中屬於哪一個陣營。隻要沾上‘地富’，那就堅決清洗。試想在舊中國、在文化相對不發展的晉東南，能受較高教育而稱職當教師的，不是‘地富’家庭出身的有幾個？於是大量教師被清洗下來，逐回家去勞動；有的給胸口掛上‘地主’、‘惡霸’的牌子監督上課。這種劃階級的做法在學生中發展得更惡劣，像地富子弟要背貧雇子弟去上學；貧雇子弟可以尿在地富子弟的頭上叫‘洗腦筋’；地富子弟要替貧雇子弟做作文、演算草、放牛、割草，女的要代替紡花、做鞋，都有定額，不足定額者開會鬥爭。考試成績，要根據卷麵扣分加分，如貧雇子弟加五分，地富子弟減五分；個別地方規定，不管卷麵如何，貧雇子弟一律八十分，中農子弟四十分，地富子弟十五分。學校出告示，‘翻先隊隊長（學生）名字在前，校長名字列在其後……”（《籬槿堂自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20頁。）了解這樣的情況，再想五十年代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文革當中對“黑五類”的態度，也許就不會感到驚奇了。
因為目的是計劃思想，所以著眼點特別在於每一代人的政治、經濟和宗教信仰。比如材料中對祖父一代有這樣的要求：“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參加過什麼社會活動，群眾反映如何？”對父親一代要求：“父母親的政治思想與信仰。父母親參加過什麼黨派、社會活動，群眾反映如何？”到了自己一代，就問得更詳細了。除了嫡係兄弟姐妹以外，旁係的同輩親戚以及朋友的情況都要交待清楚。其中有一條：在學生及服務社會時期，聽過和看過哪些關於思想、藝術、政治等方麵的學說和書報刊物，對個人發生過什麼影響。”這種計劃思想的思路，對後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阿倫特曾指出過，集權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國家依靠意識形態統治，意識形態提供全部社會生活的價值和目標。中國社會靠意識形態控製的主要特征就是在全部社會成員的全部社會生活中，“出身”和“成份”決定他們的基本命運。
“出身”和“成份”，在中國社會裏，它的核心問題其實是知識分子問題。中共黨史上有一個特點，就是早期中共的主要領導人基本都不是無產階級“出身”。但奇怪的是這些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領導者卻特別看重“出身”和“成份”。“出身”和“成份”最後成為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的決定性因素，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導致中國社會長期不進步的主要原因。
我們知道，在傳統中國社會裏，官員流動的主要製度保障是科舉。科舉的主要特點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正常流動。雖然在實際過程中，貧民子弟的流動程度可能並不是很高，但作為製度保障，這種階層之間的正常流動，保證了政治精英中相對的階層平衡。廢科舉以後，因為新學的興起，現代教育製度初步建立，政治和文化精英的來源主要依賴現代大學製度和留學製度，而這個製度主要依賴經濟狀況決定。隻有到了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流動才主要以“出身”和“成份”決定。
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沒有建立起成熟的文官製度，也沒有依賴現代大學製度保障社會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正常流動。那麼這個社會的政治和文化精英的主要來源依靠什麼呢？它也有一些特殊的渠道：一、參軍；二、勞模；三、領導人的個人好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