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守望艱難
宋旭明?口述 李 旭?整理
伴隨著1948年新年的鍾聲我呱呱墜地，來到波翻浪湧，光怪陸離的人世。宋家添丁又得長子的喜悅，並沒有衝淡時勢紛爭的憂患和天各一方的愁思，時值大陸解放前夕，父親在我印象還完全空白的時候即隨軍去了台灣。
在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期，孤兒寡母的日月艱難是刻骨銘心的，生活的道路如同母親那雙裹過足的小腳，走得飄搖且充滿坎坷。原本就身子骨纖弱，再加上一頂“逃台家屬”的大帽子壓著，母親順暢的喘口氣都困難；打個零工都隻能撿別人挑剩的或難以勝任的。娘倆的“生活質量”（套用一句今天的時尚語言）可想而知。即使半個世紀已然逝去，今天回味起來依然滿腔酸楚。最使我沒齒難忘的是我感知、記憶的第一個詞彙竟是“另類”——“黑五類子女”。這可不是一個簡簡單單、普普通通的詞彙，實際生活中它如同一個看不見卻隨處感覺到的陰影，無時無刻不籠罩著、擾亂著你的靈魂，使你感到壓抑、屈辱和不可名狀的恐懼。
當“另類”被政治狂熱驅使，並人為地被演化到無邊無際、無以複加的地步，我的學生時代就必然多了些孤獨，多了些憂鬱；而少了原本屬於我應該有的童趣與童真。打入“另類”的靈魂如同被放逐在一座孤島，使我漸漸忘卻了人際交流的美德；轉而把更多的精力釋放到知識的海洋裏。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我勉強完成了小學的學業，終於在城市生活難以為繼的窘迫裏逃往農村。現在年近花甲，生活中的風風雨雨已如過眼煙雲，一顆心被磨礪的寵辱不驚，居然也能生出一分興致總結那段往事。
在農村生活了三五年以後，重新回到青島這座生養我的城市，經曆了三年自然災害磨練的城市變得百廢待興，人們心中有一個共同的心願：把災難造成的損失奪回來！此時，已經長成半大小子的我決定輟學，用自己還顯稚嫩的肩膀挑起養活母親，支撐家庭的責任。拉崖（青島地形屬丘陵，地勢高低不平，當時人拉的板車上坡艱難，車把勢就雇人幫拉邊套，一個上坡拉下來能掙五分——一毛錢）、扛大件、卸車皮……總之，我幹的幾乎都是成年人才能勝任的重體力勞動。每當晚上帶著散了架子的疲憊，帶著微薄收獲的喜悅，把那些浸著油汙，閃著汗光的票子遞到母親手裏的時候，我總隱隱約約感到母親欣慰、喜悅的背後難以抑止的憂傷……
1966年隨著毛主席號召，“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知識青年在那裏可以大有作為”，山東省政府決定發動知識青年到青海支邊。青島市大張旗鼓的宣傳發動工作是從學校、社會勞動講習所和街道居委會開始的。春寒料峭，母子二人在鬥室裏的深談也飽含蒼涼：“去吧孩子，娘知道戈壁灘不是過舒服日子的地方，但是國家給咱個機會，吃苦受罪咱一定要好好表現。況且，在青島沒有希望找一份穩定的工作，常了總不是個辦法。你不用擔心我，娘是個熬煉慣的人，什麼樣的災難也能挺過去。你去闖闖，安頓好了娘也可以跟你去，天地大了哪裏黃土不埋人……”
我瞅著娘燈下那張皺紋密布過早衰老的麵孔，給我縫補衣服那雙皸裂顫顫巍巍的手，心裏絞痛嘴上默默，沉悶了半天我隻擠出一句狠誓：“娘，您放心。不混出個樣來我決不回來見您。”
命運最終使我立定高原戈壁，除了無奈的驅使，畢竟還有許多夢幻追求。當一群少男少女坐上同一輛專列，身著同樣的淘汰軍裝，在鮮花簇擁和人們熱烈的歡送中離開青島站向西緩緩行駛……那一刹那間，我似乎明確地感到“另類”陰影的消失。
作為支援邊疆建設的先頭部隊，作為開發戈壁荒原的生力軍，初進柴達木的腹地格爾木（格爾木當時號稱青海省第二大城市，其實在我們眼裏它的建設程度還抵不上山東的一座縣城，但是它的幅員遼闊，蘊藏豐富，仍然使我對未來充滿幻想）我所在的農四師工程團十連首先承擔的是水利工程建設。五月，高原上早晚仍然哈氣成冰，水利指揮部的大旗下彙集著上千戰士的隊伍。住的是紮在戈壁灘上的單帳篷，吃的是永遠蒸不熟的粘饅頭，鎬、鍬這些最原始的工具支撐著開發荒原的繁重勞動……大部分人還承受著不能順暢喘氣，頭痛無法入睡的高山反應……即使如此，大家在改變戈壁麵貌中改變自己命運的熱情都沒有消退。
當時，最艱苦也最令人向往的工作是在原毛渠截流，向已經挖好的幹渠引水。毛渠不寬，從兩邊向中間截流，到了填最後兩包石塊的時候既需要力量又需要技巧。我仰仗著自己身高馬大，此類情況往往自動請纓。等到戰友們把裝滿石塊的麻包發在我後背上，我便艱難地邁著碎步，在水沒腳脖的壩上小心翼翼地靠近湍急的水流，猛一扭身子將麻包甩向壩前，水的衝擊力量使麻包正好落在壩的中央。在領導的讚許和戰友的歡呼聲中，我忘記了疲勞，更忘記了“另類”，甚至忘記了雪水刺骨的冰冷，一顆時刻渴望撫慰的心感到的是久違的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