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女紅衛兵宋彬彬幸福地為領袖戴上革命的紅袖章時，老人家親切地問她叫什麼名字。當他得知是“彬彬有禮”的“彬”時，似不經意地說了一句：“要武嘛。”於是宋彬彬從此改名“宋要武”，引為無上光榮。
那天我自然是沒有跟著去山呼“萬歲”的資格。據父親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動作。但這“動作”之快，是他沒有料想到的。
老人家親自寫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你們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於是，本校紅衛兵一舉成為全城紅衛兵的“老大”，清華附中作為紅衛兵運動的發祥地，改名“紅衛兵戰校”。
其後數日，全城處於“破四舊”的狂熱之中。記得我的一位同學史青（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史國衡之子），曾邀我到其家幫助藏匿處理“四舊”。8月23日清華園內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時發生，本班紅衛兵到老師家中“破四舊”，回來還得意洋洋地說：有隻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們打碎，王老師十分心疼雲雲。我晚上偷偷跑到大學校園一個僻靜的電話亭，與父親通電話，得知家裏也有紅衛兵來貼大字報，但他說自己能夠應付，並囑咐我暫時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華大學校園裏一片瘋狂。前清大學士那桐題額的標誌性建築“清華園”門坊已被推倒，校領導劉冰、艾知生、何東昌及“大右派”錢偉長、黃萬裏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帶抽打著，在現場汗流滿麵地搬運碎磚亂石……本校一對姐妹花的母親，是一位蒙古王爺之後，人稱“善格爾公主”，在清華園一帶擁有不少房產，也被披頭散發地拖來批鬥。有位中學女紅衛兵，一路用皮帶抽打一名“反動大學生”（據說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師），當有人提出要“文鬥不要武鬥”時，她竟口出狂言：“是毛主席叫我打的！”
當晚回到宿舍，裏麵空無一人，新置的蚊帳已被撕碎，床上鋪著一張墨跡未幹的大字報，將賤名打上紅叉，責令：“反動分子狗崽子，滾蛋！快滾蛋！”
既然不受歡迎，於是收拾行李，遵命“滾蛋”。不料本校四門緊閉，未經“革委會”許可禁止出入，已成“關門打狗”之勢。若不設法逃走，則皮肉之苦難於幸免。
我在運動初起受圍攻時，曾勘測全校地形以防不測，發現校園圍欄有一處不密，欄下有空間與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於夜幕中鑽出圍欄，連淌兩條小河，走上校園西側的馬路，剛好有一趟末班車經過，迅速登車遠去。此時天降小雨，坐在車上，仔細品味著“惶惶然若喪家之犬”的滋味，不知進城之後，有什麼樣的命運在等待著我。
我不敢去燈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親的住處，剛下公共汽車，便見一群紅衛兵蜂擁而上，查問乘客“是什麼出身”。走在黑夜的淒風苦雨之中，暗自慶幸“又逃過一劫”。回到家中，母親告知本胡同的鄰居張潔鳳、傅毅茹、周康玉等幾位小有資財的寡婦均已在抄家時被打死……
我將從宿舍帶回的大字報和破蚊帳給母親看，她很是不解，以為同學間何至於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學校，好好向大家解釋一下。看來她對於嚴酷的“革命形勢”還很木然。
5
當晚心中記掛著父親的安危，一夜沒有睡好。次日一早，決定按照母親的意思，回學校看看。同時叮囑母親，探聽一下父親的情況。
回到校園碰見的第一個人，是本班的輔導員，一位高年級的工農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將我視為另類。一照麵就板起臉宣布：“從現在起，不許你隨便走動！”快走到宿舍樓時，遇見一位本班同學，是革幹子弟，曾與我一道給校領導貼過大字報，算是有過“戰鬥友情”的。他搖晃著一條皮帶，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拿上這個，回去教訓教訓你爸。”
我沒有回宿舍，徑直穿過操場，向教學樓走去。走到樓前時，見兩位女紅衛兵正在用皮帶狠狠抽打門房周大爺。據說他曾是圓明園一帶的地主，因家道敗落，解放前就把地賣光了，後來便在學校當門房糊口。周大爺平日與世無爭，好寫幾筆“精氣神”之類的毛筆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畫上一幅“九九消寒圖”掛在門房裏，每日塗黑一個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樂趣無非是燉上一鍋紅燒肉，喝兩口小酒。
此時本班同學已經在樓上望見我，招呼著要我上樓，但聲調中暗藏玄機。我見周大爺被打的慘狀，知道上去不會有好果子吃，便沒有進教學樓。
昨晚尚可鑽欄而逸，此刻卻是大白天，故伎不可重施。於是鼓起勇氣，大搖大擺地走向校園西側的旁門。此處有一位高年級的紅衛兵站崗，他遲疑了一下，將頭偏過，任憑我大步流星地揚長而去。
闖關成功，心情不亞於伍子胥過文昭關。回家見到母親，她已去過燈草胡同，父親那裏宅門大開，外麵鄰居正在議論，說是“帶走了，帶走了”。由是判斷，父親已遭厄運，生死未卜。
6
慘劇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發生，狂熱的背後，是中國“明哲保身”的旁觀者們特有的冷漠。瘋狂持續了數日之後，清華附中紅衛兵發表《對目前形勢的十點估計》，表明要遵從偉大領袖的號召，不再采用武鬥辦法對付階級敵人。由於本校紅衛兵的聲望和影響力，革命的高燒開始減退，於是我又回了一趟學校。
在校園裏，見到一位被指為“作風不正”的高年級女生，被剃成了“陰陽頭”。走進教室，隻見兩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學王淑瑛、孫淑綺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學訕笑著跟我打招呼。問那位要我用皮帶抽父親的男同學，如當時我留在學校，是否也會遭到同等待遇？他笑著回答：“不會的，我們隻想好好和你談談。”
此後得知，本校萬邦儒、韓家鼇兩位校長，在8月24日晚遭到毒打。8月26日晚，物理教師劉澍華在鬥爭會上被毒打後，從鍋爐房的高煙囪向內跳下，他的兩條腿骨插入體腔，屍體縮短了許多。同時高年級的“反動學生”如鄭光召（鄭義）、鄭國行、徐經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鄭光召身強力壯，是本校高年級學習、體育“尖子學生”，隻因貼大字報保過校領導，被剝去上衣，光著膀子用皮帶狠抽。他不服罪名，將一枚毛主席像章穿過皮肉，別在胸前，結果被打得腎髒出血。據老同學史鐵生回憶，上述兩位本班的女同學，也在被打之列。
十五六歲的中學少年，正處於躁動的青春期，充滿反叛的激情，追求破壞的快感。這場“史無前例”的所謂“革命”，正好為人性之惡提供了表演和宣泄的大舞台。侮辱人、打人和打死人，在當時充滿著隨意性和隨機性。以我的“出身”和個性，言語之間發生衝撞，後果是無法逆料的。
“文革”後校友們聚會，同學們多為以往的傷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帶抽父親的同學），了卻恩怨，重續友情。但孫淑綺同學從不露麵，可見當年感情傷害之深。
數年前某位成為名作家的紅衛兵領袖，聲稱清華附中無人被打，厚顏令人絕倒！
7
從學校二次脫身後的幾天裏，我每日在街上毫無目的地亂走，大街上不時有滿載抄家物資的卡車呼嘯駛過。曾幾次衝動想去找父親，但一見到周圍隨處可見的暴力，便隻有止步。直到半個月之後，才打聽到父親的下落，他被紅衛兵押去參加吉祥戲院的“打人集會”，是從那裏出來的唯一生還者（關於父親在這場劫難中的經曆，我將另文記述）。
我見到不少老年“黑五類”，被剃了“陰陽頭”，被紅衛兵押送著“遣返”回鄉。在西單的大街上，見到兩名女紅衛兵，用繩索套在一名五十多歲的婦女頸上，用皮帶抽打著，像狗一樣牽著走，那婦女身著的白短衫上，好幾處用墨筆寫著“反革命”……
我不知這名婦女能否活下來？但有人親見，另一名被誣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輕女子，抱縛在柱子上用銅頭皮帶抽打脊背，此女一聲不吭，拒絕誣服，直到貼身襯衫抽爛；於是有人提議抽“前麵”，遂被翻身反綁柱前，狠抽胸部，沒打幾下，女子慘叫一聲，立時斷氣。我認識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兒，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長得漂亮，同班的女紅衛兵便專門用皮帶抽她的臉……這些都屬於性變態的虐行。
據官方統計，從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62人，我一直懷疑這個數字的準確性，因為在廣泛的暴力下還有大量自殺者，名人老舍先生即其中之一，上麵說到的小人物周康玉也是，他們都可能被排除在打死的名單之外。
一位朋友訪問德國後對我說：與經曆過納粹時代的老一輩談起中國“文革”，他們特別能理解。紅衛兵成為“文革”的第一批社會打手，就類似納粹德國的“衝鋒隊”。小將們是“無知者無畏”，但充其量隻是幫凶角色。北京和全國各地發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麼自發的“群眾革命行動”，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紅衛兵提供了本轄區的抄家對象名單。
母親所住胡同裏，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獨門四合院，熱心鄰裏公益，曾被推選為街道主任。她年輕時應當是個美人，平日白發修齊，衣著整潔，保持著老年婦女的風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舊時的小官僚，於是列入抄家名單，從褥墊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懷疑是有人栽贓），頓時罪在不赦，慘死於紅衛兵的皮帶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獨居小院，據說是天津名門周家的後裔，平日十分低調，但既屬於“大資本家”眷屬，自然在劫難逃，打成半死以後，掙紮著上了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