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屬於海外歸來人員，又曾留學東洋，加上與父親的關係，何以當時能幸免於難呢？一是她的鄰裏關係不錯，二是管片民警對紅衛兵說，此人自解放以來，從無海外聯係，這性命交關的一言，對母親的命運重於九鼎。不過到了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期，她還是沒逃過被單位關押審查的命運。
這條胡同是東城區財政局所在，該局臨時成為抄家物資倉庫之一。某日母親得到街道通知，每戶發給小票一張，持票可購抄家物品一件。這屬於“革命群眾”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後帶回一件三層的精巧食盒，說是周康玉家的，作價五毛。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殺人同謀的負罪感，隻好當作那個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母親的兩位老同學黃瑞華和周國德，一住京師，一居滬上，都是被抄戶。後來兩人多次到“抄家物資清理辦公室”查詢，永遠被告知“還沒查到”，窮愁潦倒中苦等到去世，也沒領回一錢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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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軍代表曾找我談話：“聽說你也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受害者？”我回答：“不是。”我從內心認為，從廣義的角度，大家全是受害者，包括這個做我“思想政治工作”的軍代表在內。所謂“反動路線”，根本與“資產階級”無關。
自從讀了遇羅克的《出身論》，我就開始向人本主義回歸，否定給活人貼標簽的哲學。我時常和一些朋友同學討論曆史、哲學和文學藝術，並換閱被禁的書籍，也“惡毒攻擊”了“無產階級司令部”。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本校體育老師趙曉東（我同班同學的父親）跳樓自殺，頭觸在階角上摔得粉碎，遺體慘不忍睹。不久我被揭發出有反動言論，於1968年12月被關進了“群眾專政”的“牛棚”。
“牛棚”坐落在本校西側，係由自行車存車棚改造而成，頂部覆蓋一層瓦楞鐵皮。所謂“改造”，隻是用紅磚砌上牆壁，再分隔成單間加上鐵門而已，腳下仍是泥土地麵。棚內有兩張木板床鋪和一個課桌，沒有窗戶也沒有電燈爐火，黑暗陰冷無比。看守的“革命群眾”開門的時候，借著室外的光線，可以發現鐵皮棚頂掛著白霜和冰淩。
我從被關的當晚開始受審，被要求交代“惡攻”罪行。連續審了三夜，也被毒打了三個整夜，打手大多是本校高年級出身好的“革命學生”。三四個人圍著我，前後左右同時拳打腳踢，口鼻很快流血，頭發被揪得一把一把往下掉。過去看漫畫有被打得兩眼直冒“金星”的畫麵，小說中也有這類描寫，總覺得不可理解，這次卻親身體驗到了：拳頭耳光交加之時，確有金光從視野閃過。由是可知，耳光的“光”字概源於此。
清晨回到“牛棚”時，腰已被踢得直不起來了，頭皮上滿是揪出的血泡。我曾兩次從“紅色恐怖”中僥幸脫身，但這次不行，白天鐵門鎖閉，夜晚小院內探照燈恍如白晝。時值隆冬，室內溫度幾乎與室外無異，幾天下來，兩腳凍得腫起，連鞋都穿不上了，遑論逃跑。
管理“牛棚”的是“工宣隊”，連打三天收效不大。“軍宣隊”的軍代表來看我，他定了調子說：“你老子反動你也反動，是‘現行反革命’。革命群眾‘動’了你幾下，是出於革命義憤，不好好交代問題別想出去。”我知道這次在劫難逃，無理可講，把心一橫，要來紙筆，自己怎麼想的就怎麼寫，把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都寫了出來，索性當他一回“反革命”。
過去校領導整我，我給校領導也貼過大字報，如今輪回到同一地獄。校長萬邦儒和被迫揭發我的同學都關在這裏，同我關在一個“棚間”的難友是副校長韓家鼇。韓校長是個溫文爾雅的人，頗有知識分子風度，此刻卻破衣爛衫，蓬頭垢麵，耳廓長著半圈凍瘡，每天外出與萬校長等“專政對象”一起“勞動改造”。他對我很照顧，我被打得一連幾天起不了床，天天給我打飯、打熱水。我為自己過去的冒犯向他致歉，韓校長則向我透露了以往校領導整人的內情，並表示自己也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對的。
“牛棚”的飲食以窩頭為主，平時隻許吃最便宜的素菜，我們有時隻好搞“精神會餐”，各自詳盡描述自己吃過的好東西。1969年1月，毛澤東發表“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麵要小，教育麵要寬”的“最新最高指示”後，“牛棚”中人的待遇有所改善，開始實行“人道主義”，室內安了一個煤爐。我倆最愜意的享受，就是烤窩頭抹臭豆腐，室內空氣就顧不了許多了。這也有一個好處，就是看守的人不愛開門進來了。不久又進一步“人道”，遷入有暖氣的宿舍樓，隻好與這種享受徹底告別。
我的凍腳隨著恢複供暖迅速恢複，不久被責令與韓家鼇一起參加“勞動改造”，去掃廁所並為鍋爐房運炭渣。燒鍋爐的師傅對我們很和氣也很照顧，最重的活他總是親自幹，我倆隻要搭把手就行。看來身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未必革命得“鐵板一塊”。
“專政對象”中還有幾位有“曆史問題”的老師，我們每天在押送之下，列隊到食堂打飯。我們打飯總是被安排在最後，好菜基本上賣完了，有時能買到一份有肉末的菜。春節食堂供應餃子，韓校長和我想買，押送的人沒有異議，不料被一位中年“工宣隊”師傅一聲斷喝製止了。他聲稱：“舊社會勞動人民過年都吃不上餃子，你們這些‘牛鬼蛇神’還想吃，沒門兒！”於是隻好各買一份白菜捧回，心中琢磨著若是那位女工在場，這頓餃子還是能吃上的。
搬入宿舍樓後，實行早晚“請罪”製度。“牛鬼蛇神”們橫列一排，在偉大領袖像前低頭肅立幾分鍾，類似追悼會的默哀。早“請罪”畢開始勞動，晚“請罪”畢開會“鬥私批修”，說的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話。
終於有一天開大會宣布“落實政策”，韓校長和兩位同學被宣布“解放”，對我的處理是“‘反革命’帽子拿在群眾手中，以觀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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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66年到1969年的三年中，中國政壇的巨變影響著每一個家庭。報紙不時發表“最新最高指示”，每次都有徹夜敲鑼打鼓的遊行來慶祝，預示著又有一批新的遭殃者產生，人們開始厭倦這種“不斷革命”的生活。
那些曾經風頭十足的紅衛兵領袖，他們引以為榮的父母也成了運動的對象，有的被打倒，有的自殺，有的“靠邊站”。“血統”的優勢一旦被剝奪，人也變得氣勢全無。
政治輪回如此迅速，使“老紅衛兵”（簡稱“老兵”）充滿了怨憤，於是組成“聯動”炮打“中央文革”。他們的反抗很快遭到鎮壓，我曾親見清華大學“井岡山”攻打本校宿舍樓，抓走紅衛兵領袖卜大華的場麵。
我發現周圍的人態度開始發生變化，我幾乎不再被視為“另類”，因為被打倒的人太多了，父親不過是被早打倒了十年而已。台上幹部的子女，繼續耀武揚威；而倒台幹部的子女，仍保留著攀比父母級別的習慣思維定式。因父親過去曾是四級“高幹”，於是我也曾莫名其妙地被某些“老兵”引為同類，但絲毫不感到有與榮焉，反而覺得哭笑不得。
有些“老兵”也主動與我攀談，發泄對這場運動的不滿，懷念起當初一起給校領導貼大字報的日子，甚至稱讚我對本校“揭蓋子”所拔的頭籌。但我對此已無興趣，內心不斷反省自己以往的荒唐，同時從根本上否定這場運動。
記得某日與一位“老兵”在“水木清華”後麵的小山上閑聊，碰巧有一位戴著大口罩的女大學生低頭走過，“老兵”悄悄問我：“你知道她是誰？”我答不知，於是他告訴我：“她就是劉濤。”劉濤乃劉少奇之女，運動初起時與賀龍之子賀鵬飛同為清華大學革委會負責人，此時父親已被打倒，她的利用價值也因此耗盡，在校形單影隻，人人視同陌路。
所有這一切，都是以一場“大革命”的名義進行的。
我不斷懺悔曾經對師長的傷害，我不再記恨任何無知者的傷害。人們可以相互原諒以往，但曆史從未寬恕過任何罪惡。
2004年2月29日風雨讀書樓
[作者簡介]
章立凡，1950年生，近代史學者。現居北京。
其父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經濟學家。抗日時，是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1945年發起民主建國會，反對一黨專政和內戰。1949年以後，曆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全國政協常委、糧食部長等職。1957年就民主和法製建設、階級關係及個人崇拜等問題提出意見，遭到批判和罷職。後因批評“大躍進”，1963年被撤銷全國政協委員職務。文革期間受到殘酷迫害，1977年在北京逝世。遺著有：《中國貨幣金融問題》、《激流集》、《論中國經濟的改造》、《章乃器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