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低種姓”生活見聞
章立凡
“第十一條 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各種生活資料的所有權。”
“第八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八十七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
“第八十九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人民檢察院批準，不受逮捕。”
“第九十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
以上文字摘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
我的父親章乃器是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曾對這部憲法投下莊嚴的讚成票。生於1897年的父親，在經曆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滿清帝製、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獨裁統治之後，對人民共和國的民主與法製建設充滿希望。他說：“憲法公布以後，資產階級吃了三顆定心丸，一、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二、保護資產階級的財產所有權；三、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地實行利用、限製、改造。”父親的老朋友羅隆基是憲法專家也是人大代表，當時曾興奮地在人代會上發言說：
中國人民就要有一部真正民主的憲法了，這是多大的一件喜事！這些年來，我們曾經用政府的政策做政法人員的工作方針。有些下級幹部因對政策體會得不夠清楚，所以在貫徹政策時，就不免有了一些偏差。這是事實。幾十年來中央人民政府曾先後製定過一些主要法律，但在宣傳、解釋、執行上有缺點，犯過一些錯誤。個別的上層負責人，不但不倡導守法精神，反而以超越法律的特殊地位自居。總之，這些年來，沒有滿足人民的願望，完全發揚法治精神。這種缺點，我們應該承認。國家越進步，法治精神就越應該提高。現在，國家馬上就有一個根本法了！依據這個根本法製定國家應有的法律，提高國家法治水平，這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責任，也是我們在座代表的責任。我們必須在毛主席領導之下，把這個責任完全擔負起來！
這兩人當時都沒有想到，僅僅三年之後，他們會因使用《憲法》第八十七條規定的言論自由，而被扣上“右派”帽子。隨著國家民主與法製的破壞，與他們一起受難的五十五萬“右派”公民及其家屬，也因而逐步喪失《憲法》所賦予的公民權利，淪為社會的賤民。
1
1957年我剛滿七歲，是不到法定年齡的“準公民”——祖國的花朵和未來，當時正在邵力子夫人傅學文辦的“培新幼兒園”接受學前教育。“反右”初起，父親成為全國鬥爭的重點，就有人不斷地找與他已經分居的母親談話，施加壓力，要她表明自己的態度。我那時不懂事，但從小就被告知“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他老人家要批判父親，父親一定有錯，因為毛主席是不會錯的。一天，母親從幼兒園接我去參加一個大會，事先教給我幾句話，要我上台去說。
原來這是民主建國會和全國工商聯聯合召開的一場批判會，但父親沒有到場。許多人上台發言，憤怒聲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輪到我上台，把事先背好的話說了一遍，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雖然是我的父親，但我還是要反對他，跟他劃清界限。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庭廣眾麵前講話，贏得了熱烈的掌聲，下台前還有人跟我熱情握手。後來聽母親說，握手者是吳大琨教授——父親早年的助手，曾尊父親為恩師的人。母親也發了言，事後她淒然對我說：沒有辦法，別人是無關痛癢，我們可是痛癢相關。
懵懵懂懂地當了一次政治工具，在日後的歲月裏，“劃清界限”的噩夢，始終困擾著我的人生。
2
1963年我考上了清華附中，成為一名住校的初中學生。
那時已開始填各種表格，其中有“家庭出身”一欄。我問父親該怎麼填，他說，你的哥哥姐姐以前都是填“革命幹部”，我們這些民主黨派成員，1949年後參加政府工作，都被承認是革命幹部。
但我怎麼也無法把頭上扣著“右派”頂戴的父親與“革命幹部”畫等號，雖然他從來不承認這頂帽子；學校裏有不少趾高氣揚的“高幹”、“革幹”子女，我也不想與他們畫等號。於是接受母親的建議，在“家庭出身”欄裏填了“職員”，母親曾經是父親創辦的中國征信所和港九地產公司的職員。
入學後安排我當外語課代表，我不想當，自願當了美術課代表。美術老師吳承露先生很喜歡我，有一次他安排作業，題目是“我的家”，於是我回家請父親坐在書房裏當模特兒，為他畫了一幅速寫，當作業交了卷。父親的豐富藏書和文物，也被收入畫麵。吳老師將我的作業作為示範，在本班展示，畫中的人物和陳設引起了同學的議論。那時已很強調階級鬥爭，這樣的環境，顯然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於是我的“出身”從此打上問號。
學英語學到“Capitalist”（資本家）這個詞，於是有同學造了一個詞“Capitalist'son”（資本家之子）來取笑我。他們還不知道，我的出身比資本家還要糟得多。
清華附中的老師，有不少是教授夫人，例如錢偉長夫人孔祥瑛、周培源夫人王蒂澄等。我的班主任是語文老師王女士，夫君是清華大學著名的一級教授，1957年與錢偉長、黃萬裏等一同被劃成“右派”。王老師對我的作文能力也很欣賞，那時我經常不交作文，因為有些題目我沒法寫，例如“我的父親”、“我的家”之類。記得某個學期我隻交了一篇作文，期末王老師仍給了我滿分。
有一次母親去參加家長會，王老師在談話中知道了父親的名字，從此對我比較注意。我的“出身”也由此被透露出去，同學開始叫我“小右派”。我那時喜歡寫一些詩詞，還與一位同窗相互唱和，被好事者從課桌中翻出，偷偷交給班主任。於是王老師某日找我談話，要我將平日所讀過之書，開列一個單子，作為教學研究的參考之用。我老老實實地將所讀的書寫成一個不短的書目，交給了老師。
不久在王老師主持下，全班開了一個批判會，批判我和那位同窗的不健康思想，我當場頂撞了她，從此在本校列入“另冊”。而那位同窗因為轉向快，加上出身“革幹”，得保平安無事。
我所尊敬的老師，因為丈夫當了“右派”，就整自己的學生來表現進步，令我無比困惑，從此開始厭學，以至於留了一級，離開了原來那個班。
3
1966年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公布，北京大專院校學生躁動起來。
清華大學有人給蔣南翔校長貼大字報。那時本校的一些高中幹部子弟，已開始不公開地批判校領導的資產階級辦學路線，校領導惟恐隔壁大學之火殃及池魚，於是宣布“內外有別”，規定大字報必須貼在指定的一間大教室裏。
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但那時有一條政策，叫做“一看成份，二不要‘唯成份論’，重在表現”。我對清華附中的整人之風曆來不滿，認為不符合中央的政策，於是與幾位同班同學一道，在本校的一樓門廳公開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對校領導壓製輿論的做法提出異議，不料一下子捅了馬蜂窩。
我們這幾位初中同學馬上成為眾矢之的，各種反擊的大字報貼滿全校，麵對強大壓力，我們不得不起而應戰。我連續三天幾乎沒有睡覺，趕寫了不少辯駁的文章貼出。由於毛澤東批準發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形勢開始向相反的方向轉化，這時高年級同學也在另一條戰線上出擊，貼出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批判校領導。
終於有一天，附中黨支部的主要成員聚在一起捶胸頓足地大哭，說自己站錯了隊，學生們則站在門外大罵。支部的門上也被貼上一副對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橫批“一群混蛋”。不久，共青團中央派出工作組進駐本校，開大會宣布校長萬邦儒“停職反省”，校領導班子被宣布為“修正主義黨支部”，老師們紛紛揭發校領導，並相互檢舉以圖自保。高年級的“紅衛兵”成立了校革命委員會，開始執掌大權。校長等被扣上“黑幫”帽子，開始從事掃廁所的賤役，淪為“低種姓”賤民的一員。
我那時有些幸災樂禍，曾畫了一張漫畫貼出，背景是本校的六層教學大樓，將所有被揭發為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校領導和老師，都畫了進去，裏麵也有素來欣賞我的美術老師吳承露。據說吳老師看了這幅畫，頗有幽默感地說：“畫得還挺像。”這是我至今追悔的一件虧心事。
回家向父親說起學校的情況，他告誡我，形勢沒有你想象的那麼簡單，不要卷到這種事情裏麵去。
父親的政治經驗果然不錯，由於我“出身”不好，“紅衛兵”上台首先就與我“劃清界限”。他們的“造反”有其政治背景，而我們這幾個初中同學貼了第一張大字報，似乎是搶了不該搶的風頭。於是耍起政治手腕，將我們分而治之，收編了其他人，對我則實行“邊緣化”——不準革命。
4
1966年8月18日，偉大領袖臨時換上綠軍裝，和他的親密戰友一起，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兵小將的隊伍，向全世界昭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