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血痕與舊跡
徐紹羽?口述 夏 榆?整理
父親在1955年的被捕使很多人感到意外。
2004年2月12日，是父親辭別人世10周年。在他幾乎被人遺忘的時候，我再次麵對他的往事。父親走的時候是在1955年5月16日，我10歲，當時我們住在北新橋細管胡同，就是現在的田漢故居。當時他走得急，那個時候他在家裏寫檢查，機關裏來人跟他說：你到單位去寫吧，單位裏安靜，家裏環境不太好。我爸就答應了，他在家裏洗了洗澡，我母親給她買了酒，他喝了好多，喝完酒就走了，走了就再沒回來。
知道父親出事是在幾天以後。我去胡同口為母親買雜誌。母親經常要看雜誌報紙，我是家裏的老大，母親就讓我到胡同口去買，我到了胡同口的書店，買了幾本雜誌，幾張報紙，但是那天跟往常不一樣，就是我翻開雜誌看的時候看到寫著“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大黑字，上邊點著我父親的名字。這是特別重大的政治問題，那時候我剛上小學四年級，我當然不懂，但是我懂得家裏是出事了。我很慌，拿著雜誌進了院，我們的院是裏院外院，我們家在裏院，那天在裏院和外院之間站著一個叔叔，那個叔叔看我拿著雜誌就跟我要，說是看看，翻翻目錄。我心想不能讓他看。我不想讓他看到我家裏出事了。那個叔叔很固執，非要看，我就不讓看，他在過道裏擋著，我進不去，轉身就往裏院跑，我在廁所藏了一個鍾頭才出來。
父親的痛苦我在細管胡同的時候已經有感覺了，在院子裏我是孩子頭，最大的，我經常帶著孩子們跳舞，老北京的院子都是對稱的，父親開始看見我們玩他也很開心，後來我就看到他經常走神，不愛搭理人。
父親被帶走，前前後後去了好幾個地方。父親走的當年我們就搬到芳草地，在朝陽門外。細管胡同是中國劇協的宿舍。父親出事以後，我們就被趕出來，住到芳草地。有一天公安局來人，說是讓我們去看看爸爸。我跟我大妹妹被來的人開著小轎車拉去了，那是一個小四合院，正房，裏邊有一張桌子，糖果都擺好了，爸爸見了我們問:你們還好嗎？你媽媽還好嗎？讓我們聊天，我們也隻好問:你好嗎？我們還太小，很多事情都不懂。父親出事的時候我10歲，我二妹妹8歲，小妹妹4歲。父親1955年被帶走，隔離反省，不斷的轉地方，很長時間我們都沒有他的消息。
父親的被捕是因為胡風的被捕。父親跟胡風多年的交往和情誼使他們成為一條觸礁沉船的兩個遇難者。
當年的“胡風分子”們被分期分批送進秦城監獄。作為“胡風集團”的骨幹分子的父親在1955年被捕，先是在戲劇家協會隔離反省，後關押在城裏的公安部所屬的一些胡同裏：東總胡同、錢糧胡同、安福胡同。因為高聲抗議拘捕，詈罵管製人員，父親在1959年6月被投進秦城監獄。他的牢號是0683。
從此父親就消失了，代之以0683。
父親在他後來寫的回憶文章裏寫到他走進秦城監獄的情景：“越野車往西郊運行。經過公路，進入森林密集的監獄區，那一帶氣勢雄偉。監獄有森嚴的、寂靜的、荒涼的廣場和鐵門的森嚴。鐵門巨大的在寂靜中的響聲，我是記得的。我想：幾十年的作家的道路，卻進了監獄。”
父親跟胡風的交往和忘年之誼始於1939年。那時候他16歲，經胡風介紹在陶行知辦的育才學校當小先生。《“要塞”退出以後》是父親第一次以路翎的名字寫出並發表的小說，在此前人們沒看到過這個名字，熟悉他的人隻知道一個叫徐嗣興的鄉村小學的小先生。從《“要塞”退出以後》作家路翎出世了。這篇很少被人提及的小說發表在胡風主辦的刊物《七月》1940年第五集第三期。
這個時候父親住在重慶北碚後峰岩，他經常到附近的天府礦區了解工人的生活，然後把他看到的情景寫成各種類型的小說，那些小說當時和以後都不被重視。唯一認真閱讀並關注父親寫作的是當時已經享有很高文學聲譽的胡風。胡風幾乎對父親寫出的每一篇文字悉心閱讀，不惜給以熱忱的鼓勵和褒獎。在胡風的鼓勵和幫助下，鄉村小學的小先生徐嗣興成為作家路翎。
胡風主編的文學雜誌《七月》熱忱的接納了父親。因為他們彼此的理解和欣賞父親和胡風成為忘年之誼的摯友。據說，在那個時候父親經常到胡風家裏去，借書，談文學，胡風鼓勵他多寫礦工的生活。胡風掌門把《七月》營造成一個具有鮮明的“普羅”個性和理論傾向的雜誌。《七月》帶有很強烈的同人色彩，集聚了一批誌向相投的人，父親的加入使他成為日後為這本雜誌作出貢獻的主要作家之一。這個時期父親開始寫作長篇小說《財主的兒子》。次年，《財主的兒子》寫成，父親帶給胡風。1941年5月，胡風赴香港，準備將《財主的兒子》介紹在香港發表，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財主的兒子》在戰火中丟失。
1944年，父親22歲，他到重慶黃桷鎮文昌中學兼課，教初中國文。2月底完成三卷本《財主的兒女們》，80萬字，由胡風幫助出版，胡風評價《財主的兒女們》時說：“它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文藝評論家魯芋稱《財主的兒女們》是“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感情和意誌的百科全書”。
《財主的兒女們》的出版奠定了父親在文壇的地位，也堅固了他和胡風的友誼。1947年路翎創作出第一個話劇劇本《雲雀》，6月12日，胡風乘快車從上海出發到南京看《雲雀》的演出，演出反響強烈。1949年，父親27歲，經胡風推薦，到南京軍管會文藝處工作，任創作組組長。1950年再經胡風推薦，調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工作。1952年12月父親赴朝鮮前線參加抗美援朝戰役。在朝鮮前線，先後到三十九軍、西海岸指揮所，體驗生活。1953年7月從朝鮮歸來，陸續寫出散文《板門店前線散記》、《窪地上的戰役》和長篇小說《朝鮮的戰爭與和平》。
1953年9月，全國第二次文代會，據說周恩來在會議籌備期間對胡喬木和張光年說，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像路翎應當提到領導崗位上來。於是父親在第二次文代會期間被選為理事。在父親去朝鮮期間，胡風從上海搬到北京，他的房子在地安門內的太平街，是一座獨立的小院子。父親從朝鮮回來就成為胡風家裏的常客。
1954年1月胡風在《文藝報》發表《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30萬言《意見書》）。同月《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發表批判胡風的文章，涉及父親。5月全國重要報刊開始批評路翎反映誌願軍生活的小說。父親被迫停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