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19日，父親終於住滿了20年監獄，可以回家了，從33歲入獄到53歲出獄，整整20年，出獄後的路翎已經是蒼蒼老者了，他的頭發已全白，滿臉皺紋，疲弱不堪，牙齒全部掉光，說話不關風。
他回來的時候我和我愛人一起去接，但我們沒接著。等我們返回來父親已經到家了。他就穿著監獄裏的衣服，他沒有換的衣服，監獄的車把他送到東大橋，東大橋那時候還是一片墳地，上坡下坡，他就兩個包倒著走，兩個包拿不動，就一個一個的倒著走，他硬是自己找到了家。
1975年他回到家，他還老是寫信，我和母親都怕了，那時候是他一寫好，我和我媽就搶著看，怕他寫出什麼不好的東西，我們經常得把他寫出來的東西交到街道派出所去。1975年回來按說是20年刑滿了，他也還是要往街道派出所交檢查，他在檢查裏抄報紙，大段大段的抄，我們很擔心他，怕他寫出什麼不好的東西。
回到家以後他就開始掃大街。他不會掃，就跟繡花一樣，他真的不會掃街，他在家裏也不做這些事情。讓他掃地很難堪嗎？沒有難堪，隻是無奈，生活所迫。第二年元旦過了，我們找街道幫他說，希望他能被正式錄用做掃地工，可以給他點錢。當初掃地他是想表現得好一點，掃地成了他自我改造的方式。後來街道就把他作為正式的掃地工了。
1979年父親獲初步平反，平反的理由是說他書寫、投寄反革命信件是在患精神病的情況下所為的，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第二次平反說，不管是不是有病都不予追究責任。1980年父親參加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也有了清楚的結論：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應屬錯案，錯判。父親無罪了，但是他的22年最寶貴的年華被葬送了。
被解放以後的父親試圖重新回到新的生活中。
1981年他去德州參加一個戲劇家的聚會，他顯然很看重這次聚會，為赴德州做了精心的準備。我因為工作忙沒時間陪他去，但在父親臨走時候去為他送行。我跟單位找了個借口去送他，我在永安裏看到他，很精神，看樣子也很高興。但是等他去了德州，我母親就半身不遂了，母親本來是陪他去德州的，母親不放心他，想著能照料他，能幫著他處理一些事情，結果到德州的那幾天母親就病倒了，回來的時候母親是被擔架抬著回來的。
胡風一直惦記著受自己牽連而罹難的父親。
出獄以後胡風先看病，在上海住了很長時間的醫院。胡風惦記著父親，他讓兒子去看望父親。父親也牽掛著胡風，在胡風壽辰的時候，他去看望胡風，在木樨地，我陪著爸爸。那是1982年，我們在團結湖住著，我看到胡風，印象中他很愛笑，他們那兒有個小院兒，種了很多果樹，特美，有很多人圍著胡風。平反後我跟我爸去看他，胡風老是有些老了，但沒有病態，我覺得我爸有病態，有時候發愣，胡風不一樣，他就是很慈祥的一個老人，有時候累了他就閉上眼睛，他的表情是微笑的，這是我的印象。我爸不一樣，別人給他照相他都不會笑，表情古怪。
父親後期的狀態基本上很平靜，他可以專心寫作了。
我回家以後看到他總是在寫東西，他的桌前放著很多他寫完的稿紙。我說我幫你抄吧，他不讓動，皺著眉頭，那我就不敢碰了。我悄悄看他桌上的東西，看到有退稿，估計那也讓他的心情不好。要是有刊物發出他的詩作，他就樂，高興得不得了，我這一輩子很少看他笑，最後的那幾年才能偶爾看到他的笑。
在父親獲得解放以後真正使他體驗到快樂的是第四次文代會。1984年末，父親作為代表出席了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他被選為理事。會議期間，他又一次見到闊別已久的文藝界的朋友們。我送他去西郊賓館，到了賓館門前父親回頭揮手跟我說再見。
那是我平生頭一回聽到他說“再見”這兩個字，他從來不說這兩個字，那天他說了。他跟我揮著手，臉上第一次有了舒展的笑容。我高興得跑回家跟媽媽說，全家人聽了都為父親高興，我們想他是真的好起來了。
那次會議父親還中途回家了，家人都挺擔心他那麼老了會不會認不得路，但他還是回到了家，帶回來會議的資料，發的書。然後還非要回去，晚上11點又回到西郊賓館。他高興，想把這個消息帶給家人。
從文代會回來他的變化就是寫得多了，老寫，我摸出規律，他天天在寫。我媽也不耽誤他，他到晚上也不看電視。他躺在床上，一躺就是兩個小時，我媽說他在構思呢。
文代會以後父親寫出的東西還是會被退稿，長篇的東西基本不行，經常會被退回來，隻有一些小的詩作偶爾會發表出來。
1987年，父親65歲的時候寫作反映改革開放、經濟繁榮的長篇小說《江南春雨》；1988年寫作表現針織廠建設題材的長篇小說《陳勤英夫人》；1991年寫反映待業青年與當代青年的建設精神的長篇小說《早年的歡樂》；逝世前他一直在寫長篇小說《英雄時代和英雄時代的誕生》，計190萬字。但這些鴻篇巨製的文字都是無法出版的文字。
複出以後的父親生活在新的時代，但他的意識還停留在被改造的1970年代。作家出版社的編輯朱珩青一直致力於挖掘和推出父親的文學作品，但是她說她看到的路翎複出以後的幾百萬字都是無法出版的文字。朱珩青說：經曆過第二次入獄，經曆過第二次瘋狂之後，路翎就被摧毀了。他複出以後我們看到路翎反叛性的退化，他對現實生活的隔絕，他被強行灌輸和改造的思想，使他的寫作完全脫離開真實的生活。
回顧父親的人生，我們的命運與父親的命運緊密相連，父親的人生影響了我們的人生。早年，父親出事以後媽媽就被迫辭去了工作，以前她是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話務員，父親出事以後她就回到家裏，一個人依靠做零工養活我們姐妹三人。家裏我是老大，但是因為父親的緣故，不能考大學，不能招工，我們長期的身份就是“黑五類”、“反革命子女”，這樣的身份使我們長久地生活在一個被歧視被侮辱甚至被迫害的境遇之中，回首往事，一切如同噩夢。
1994年2月12日早晨，72歲的父親突發腦溢血送北京友誼醫院，因搶救無效辭世，父親在最後的時刻寂寞的結束了他多難悲涼的一生。
[作者簡介]
徐紹羽，北京水碓子中學教師，現退休。
其父路翎，生於1923年，作家。1955年因“胡風集團”案蒙冤入獄多年，1980年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