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該忘卻的往事
曉 風
我母親將她的回憶錄題為《往事如煙》，而章詒和女士懷念她的幾位前輩之作則名為《往事並不如煙》。其實兩人表達的都是一個意思：那些苦難的往事，希望它能如逝去的歲月般地，如煙雲般地逝去。可是，這又怎能做得到呢？何況，那些往事也不應該被忘掉。列寧曾有過這樣的話：“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還有一位哲人也說過：“沒有記憶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大意）”。看來，大家都必須時常打開記憶的閘門，將往事鉤沉出來，記取曆史的經驗和教訓，我們的國家、民族和人民才能進步，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才能永不再重演。日前，林賢治先生再三約請我，作為中國現代第一樁大文字獄“胡風反革命案”受難者家庭的一名子女，寫一寫我的親身經曆。雖然我很怕落入個人炒作之嫌，但基於以上原因，隻能勉為其難了。
1955年5月13日，那個黑色的星期五，對於牽連進這個案子的所有家庭來說是個永生難忘的日子。從這一天起，《人民日報》上陸續發表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胡風反革命集團”這一冤案從此構成了。對我們這些子女來說，其震動之大，無異於天塌地陷，從那一天起，我們眼中的世界整個變了樣，每個人的生活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那一天起，父母們陸續被拘押，被審查，進看守所，進監獄，被勞改……；做子女的我們，或是失去了美好的童年，或是失去了幸福的少年，在本應有父母關愛的時候失去了他們的關愛，在本應受教育的時候失去了與同齡人平等的機會，沒能受到完善的教育，落在了起跑線的後麵，聰明才智得不到培養和發揮，或者落到了社會的底層，甚至影響到了我們的戀愛與婚姻……
關於我個人自那天之後的一些情況，我曾在一篇回憶文章《我和我的父親胡風》（載《現代家庭》1999年9期）中簡要提及過：雖一直在要求進步但因總是“劃不清”與父親的界限而不能加入共青團；雖成績優秀但兩次考大學都因政審不合格而未被錄取；參加工作時又沒有好的工作給我，隻能在最髒最累的車間裏當學徒工；最後，在“三年困難時期”來到了農場從事農業勞動，並在那裏安了家；近二十年過去了，父親獲平反後，我才被調離農場到父親所在的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這裏，我就不想再重複這些，而是重點談一談我在農場近二十年的生活，尤其是在“文革”中的種種遭遇，因為那件件樁樁都與我的家庭出身掛起了鉤。
1961年9月，我從街道上報名來到了京郊的一個國營農場，當了一名農業工人。勞動是艱苦的，尤其對於像我這樣學生出身、身體又瘦弱的女孩子來說，則更苦更累。耪地、間苗、澆水、搗糞、裝車、割麥子、掰玉米、拾掇棉花，等等，什麼活都幹，日曬風吹，泥水裏淌。好在我不惜力，幹活老實，人緣也比較好，往往是，有的老工人在上壟活時早到了地頭，看我還差一大截，就馬上回過頭來接我。在國家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我也就在農場安心勞動，就這樣過了下來。
我的愛人也是農場的職工，他是怎樣來到這裏的，那又是另外一種情形了。簡單說來就是：高中畢業後被選拔保送到某軍事院校學習，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與信念，主動要求到地方工作，又困惑於理想與現實間的矛盾，曆經周折，最後也來到這裏當了農業工人。我們認識後，由誌趣相投而感情日深，一兩年後便決定結婚。領導對我們的婚姻表示異議，警告他說這會對他有不好的影響時，他卻不領這好意，於是，我們在1965年12月初登記結了婚，並在農場一個破舊的牛柵裏安置了新家。
這年年底，我父親回到家中，作為監外執行。過了全家團聚的一個春節後，又被送到四川去，我母親則自願“伴囚”，與他隨行。他們於1966年2月到了成都，公安部門在城裏給他們安排了住處，在監管中生活，母親是“免於刑事處分”的，所以有一定的自由，也能與我們兄妹通信，有時，我也按她信中所說的給他們寄去所需的東西。“文革”開始後，當地的運動愈演愈烈，上麵把他們臨時轉移到了川東的一個勞改茶場。這時，我與愛人商議，反正我們已在社會的最底層，處境也就這樣了，還是由我一人來與母親通信，轉達我們兄妹的情況，報個平安吧，我們就通知我的哥哥與弟弟不要再與他們通信了，以免招惹麻煩。
弟弟曉山這年正值高中畢業，屬於“老三屆”。高考製度已經砸爛，他和同學們一樣無法升學，在到外地去串聯了一趟後，於1968年響應號召下鄉插隊落戶去了。那是內蒙呼市附近的土默特左旗，屬農區。一年的工分沒多少錢，根本不夠生活，隻好靠我哥哥給他一些補助。這一插就是十年，雖然因表現優秀，在招工和招工農兵學員時，村裏曾多次推薦他，但都被這出身卡住了，直到恢複高考製度後，才因優異的考試成績被大學錄取。
再說我哥哥曉穀。解放初期在上海時，他就入了青年團並擔任團區委的工作，後來到華東航空學院（現在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習，成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大學生，並於1952年入黨。父親出事後，學校領導對他仍很信任，沒有什麼歧視，畢業後留校任教。但“文革”一開始，所在的學校也不例外地掀起了暴風驟雨，他再也不能教學，隻得靠邊站，和其他反動學術權威一樣，住過“牛棚”，又因與父親“劃不清界限”而被處分以留黨察看。那時候，曾有他們單位的人來農場向我調查他的表現，在一張紙條上寫了幾個問題，例如，他與父母相處的情況，是主動鬥爭還是感情很親密，你是如何認識的，等等。我據實說明，當時是公安部要求他帶著我和弟弟做父親的工作，希望他能認罪，接受改造，並對他說清，不要在生活疏遠他們，要關心和照顧，保持父子關係，等等。而哥哥當時所做的一切正是嚴格按照組織上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