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從城裏又給農場派來了工作組。他們內查外調，從我們周圍的人那裏，整理出了一些“材料”。本來，我倆人緣好，不管和什麼人都處得不錯，當然很容易被劃成所謂的“集團”。於是，也出現了一些針對我倆的大字報。更出乎我們意外的是，工作組竟陸續編出了個“三批材料”，在全場大會上宣布，還危言聳聽地說查出了什麼翻案集團、放火集團，等等。“材料”和大字報中對有些人是點出名字的，對我倆則是用 ×××、××（我愛人的名字是兩個字）。說我們如何如何是胡風的孝子賢孫，如何看過胡風的十萬言書（連三十萬言他們都沒搞清楚），等等。具體說的什麼我現在都記不得了。總之，如同偵探小說一般，故事性特強。後來可能他們自己也感覺到太荒唐了，所以宣讀過一回後也就不再提了。總之，老譜就這樣地在十多年後翻了新。
形勢是如此的嚴峻，每次開揪鬥大會時，我都是心驚膽戰地，不知我倆會不會被身旁的小將揪上台去。往往是，每當揪出一個“現行反革命分子”，主持人就會拍著桌子大聲叫喊：“大家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還有沒有了？”大夥高聲答道：“有！”有時，主持人還會高喊“老鼠拉木掀，大頭在後麵呢！”，以起到震懾人心的作用。
曾有一次在向我調查什麼情況時，給我看一份某人的揭發材料，對我說，你看，他都揭發你了，你還不揭發他？我說，我不能因為他揭發了我，我就隨便說他，我得實事求是。他們實在找不出可以給我們定罪的事由，加之，農場的老書記較注意政策，反對揪我們上台。隨著運動的結束，工作組也就隻好不了了之了。
外麵的情況一天天在好起來，終於，“文化大革命”結束了。我們也與母親恢複了通信，知道他們還平安地活著。到1977年秋，高考製度恢複，曉山在插隊十年後，考上了內蒙師範學院，《中國青年報》特地發了報道，以示黨的政策是重在表現的。不管怎樣，這是個重要的信號，我們都感到情況要有轉機，母親的信上也開始有了樂觀的話語。十一屆三中全會關於“平反一切冤假錯案”的決議，更給我們帶來了希望。
1979年1月12日，我接到父親發來的電報：“離此去成都”。幾天後，又收到了母親自成都省委第二招待所發出的信。原來是公安部電話通知監獄當局讓釋放父親出獄的。不久，曉山趁寒假期間，一人先去成都，和他們共度了自由後的第一個春節。
到我去成都看望他們時，已是春光明媚的四月。由於形勢變了，我向領導請假時，出乎意外地順利。在成都難得地陪他們遊玩了一陣後，仍然回到農場繼續幹我的農活。這年的11月底，因父親住院動手術，我又請假來成都陪護他，這之後，再也沒回到農場上班。1980年3月底，中央安排父親回北京治療疾病，我的父母才結束了在四川十多年的生活。這年的9月，中央發布76號文件，在政治上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平反，安排父親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的顧問，同時調我到同單位做他的秘書，協助他的工作並照顧他的生活。第二年的2月，正式給我辦了調動手續。我愛人也在這之前由原工作係統調回了城裏。我們回到了在城裏的家，從此結束了那段難忘的農場生涯。一天，我陪同新單位人事處的同誌去農場調檔案。辦完後，那位同誌對我說，給你的評語寫得很好啊！我隻是笑笑，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作為“反革命欽犯”的女兒，我這二十多年的遭遇，實在還不能算太壞，也僥幸沒有受到皮肉之苦，但是，二十多年前在“文革”期間所受到的種種壓力，至今仍不時在我的腦海中閃現，那種壓抑感又會重新湧上心頭，揮之不去。
近年來，我讀到不少回憶文章，裏麵更多的是家破人亡，精神失常，在凍餓中或“勞教”中悲慘地死去，青春和才華在超重的體力勞動下隨時光流逝……令人不忍卒讀。我一直在想，為了死去和受害的一代、兩代乃至三代人，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
2004年4月
[作者簡介]
曉風，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館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本名張曉風。湖北蘄春人。1939年出生於敵機轟炸下的重慶；因戰亂兩歲多即寄養在上海的幼兒園裏，直至抗戰勝利才與家人團聚；高中畢業考大學時因受“反革命”父親胡風的影響，政審不合格而未能升學；後在北京郊區國營農場當農業工人從事大田勞動；二十年後，胡風獲平反，遂調至中國藝術研究院擔任胡風秘書。胡風去世後，主要從事胡風著作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主要作品有《九死未悔——胡風傳》及《我的父親胡風》等。並主編了《胡風選集》、《胡風全集》等十餘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