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底，我的大兒子出生了。孩子很可愛，母親給我寄來了她織的小毛衣。後來，我將孩子穿著它照的相片寄給了她。在那風雨飄搖的歲月裏，這張照片給他們帶來了難得的歡樂。不久，形勢更壞了，勞改茶場也不能呆了，父親被押解著離開了母親，又去過看守所裏的日子，再後來，被送到位於四川大竹縣的省三監的大監裏，與重犯人一同生活勞動。那張照片也就伴同他過著多年暗無天日的生活。母親則留在勞改茶場勞動，直到1973年，因父親患精神疾病才得以來到父親身邊照顧他的生活。在這一時期，他們與我完全失去了聯係，生死不知，隻能在心底裏推測著他們的境況。每年的春節，曉山從鄉下回到北京，哥哥也放寒假來北京過年，這時，我們兄妹三人才得以團聚。
我們農場因為是在郊區，所以，“文革”前夕先開展了“小四清”運動，上麵還派來了工作組。究竟是否查出領導幹部有什麼四清四不清的問題，我們都不知道。隻知道不久就開始對我們中有“問題”的普通職工下手了。也很想找出我和我愛人有什麼重大問題，可又找不到。正好這時農場裏出了一件大事故，卻差點把我倆扯了進去。
事情是這樣的：職工們常把上班用的自行車存放在大食堂裏，一天夜裏，食堂忽然失了火，燒掉了一些自行車。調查認定是有人放火，嫌疑人鎖定在一個男青年身上，不久就將他抓進了看守所。這青年與我同期來農場，我們關係很好，他把我當作姐姐。可正好那天我的自行車沒放在食堂，而是放在家裏。於是，便理所當然地認為，一定是他預先向我作了通報。工作組對此人一再審問，逼他承認放火，屬“階級鬥爭新動向”。對我們，還不能直接審問，而是左拐右彎地，想把我繞進去。我根本不知情，當然不能作證他究竟有沒有放火，隻是實事求是地說明為什麼沒把自行車放在食堂。工作組沒有抓到任何可乘之機，這才不再為此事問我（直到“文革”後期，此人才被放了回來，對他下的結論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就這樣，在看守所裏過了幾度春秋，最後還留下了“尾巴”，直到“文革”結束，因他不斷申訴才重下結論，給他落實了政策）。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於農場職工都是從社會各處來的人員，成份比較雜，包括了一些漢奸、偽保長、小連長、“地富反壞右”子女，等等，應有盡有。一開始，我們場就揪出了不少“牛鬼蛇神”，主要是“地富反壞右”。紅衛兵拉著他們敲鑼遊“街”（場裏的大路），批鬥他們。那時好像就已有了“可教育好的子女”的說法，所以，我雖然不能參加革命行動，但也沒對我有什麼大的傷害。隻是，一些會我無權參加，也不讓我參加革命組織。我愛人倒能參加，並參與了革命組織的一些活動。由於他政策水平強，還成了組織的“高參”，以致到後期就被對立麵說成了是“黑後台”。
隨著運動的深入，作為最高指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中的按語在批鬥會上一次次地當作口號喊出，其中“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一句是用得最多的。於是，早已被人們忘懷的“胡風”這個名字在十多年後又被記了起來。我也就一次次地被置於了難堪的境地。
由於我們農場是北京市農林局直屬的良種場，所以，每年的麥收和秋收都要分配當時的中央直屬文化團體或機關到我們場來勞動，並在現場召開批鬥會。中國京劇院、中央黨校、還有中國作協和文聯等單位都來過。每次，都是由他們的造反派帶上來一溜“黑幫”，當場揭發他們的罪行，進行批鬥。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中國作協和中國文聯的成員來參加勞動的那次。“黑幫”中有臧克家、冰心、黃胄等人。批鬥他們時，一麵揭發聲討他們的一些“資產階級腐朽生活”表現和反動言行，一麵還得讓他們“坐飛機”。我們農場的職工則站在後麵觀看，也參加他們的批鬥會。看著瘦弱的冰心被造反派擰著胳膊“坐飛機”，人們還不斷地嘲罵和指斥她，什麼“美帝國主義的洋奴”、“司徒雷登的幹女兒”等話，我心裏不由得暗自慶幸我的父親沒在這一行列裏。過一會兒，他們又指著一位說是漏網的“胡風分子”，於是，主持人便領頭高喊“打倒胡風反革命分子”。我隻好低著頭也跟著喊。但心裏直擔心那些“客人”知道我的身份，巴不得這會早點結束。
一年又一年過去了，林彪敗露後，按說我們的處境應該好了吧。但卻變本加厲地開始了新的運動，“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轟轟烈烈地展開了，且是從未有過的激烈。場裏不斷地揪出新的“階級敵人”。早就被“解放”了的場長是從農村提著頭鬧革命出身的十三級幹部，文化程度不高，但有個特點是好大喜功，很想弄出個特大案件來“震”一下農林局係統。於是，他動員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到處去調查我們倆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