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和童趣
童心和童趣，是宗璞優雅風格的又一構成要素，雖不能說她的所有作品都如此，但至少有相當多的作品有這樣的特色。
童心指創作主體的一種特定的人格狀態和心靈狀態。這種狀態，是未曾涉世的兒童所特有的，它晶瑩、透亮、一絲雜質也沒有，它天真、稚拙、不設防。童趣則是童心對象化在作品中的特殊審美趨向，審美色調。
童心作為一個重要的中國傳統審美範疇，是明代李卓吾提出來的；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裏所說的“赤子之心”，在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上，與童心相當。人受環境的熏染，隨著年齡增長、涉世日深，就不複是兒童了，而要保存一顆童心，也非常困難。但是童年的記憶對每個人都是深刻的、難忘的，它總是浮動在純真的詩意裏。所以，表現了童心、童趣的藝術作品，容易引起讀者廣泛的關注和共鳴，他們要從閱讀和欣賞中尋回逝去的童年的舊夢，從中得到靈魂的慰藉。難得的是宗璞有一顆不泯的童心，她用自己的作品幫助讀者追索著永去的童年的舊夢。她之受到幾代讀者廣泛的歡迎，這是很重要的原因。
在宗璞那裏，童心和童趣，連結著她的真誠，充盈著她的詩情、詩意和樂感，它們在優雅的風格總體裏相互疊合著、相生著、補充著、豐富著。宗璞作品的晶瑩剔透，如果認真分析，大都不難發現它們背後的童心。
宗璞作品中的童心和童趣，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她的童話；二是她對童年舊事的追憶。
宗璞是寫童話的，童話是她創作的重要領域。在這個領域裏，她辛勤勞作，其成就是公認的。我認為，她的童話的成就雖不及小說，但強於詩歌。她說，童話主要是寫給孩子看的，所以“童話是每個人童年的好伴侶”。但她又說，童話“也是成年人的知己”。關於欣賞童話，她說：“讀童話除了傻勁，還需要一點童心，一點天真爛漫，把明明是幻想的世界當真。每個正常的成年人都該有一顆未泯的童心，使生活更有趣、更美好。用這點童心讀童話，童話也可以幫助這點童心不泯。”其實，她就是這樣一位童心不泯的女性作家，未泯的童心，使她寫出了美麗的童話，也豐富了她的優雅風格。她說，“也許因為我有那麼一點傻勁和天真，便很喜歡童話，也學著寫。”在宗璞看來，“童話不僅表現孩子的無拘束的幻想，也應表現成年人對人生的體驗，為成年人愛讀。如果說，小說是反映社會的一幅畫卷，童話就是反映人生的一首歌。那曲調應是優美的，那歌詞應是充滿哲理的。”這段話反映了她對童話這種文學樣式的一般看法，但是未嚐不可以拿來評說她本人的童話作品。她收在文集裏的童話，從第一篇較長的《尋月記》，到《遺失了的鑰匙》，都可以從兒童的和成人的角度去欣賞，隻是不能沒有童心。
但是在更多的時候，還是她用自己提倡的那股“傻勁”、那點童心所寫的小說，特別是那些追憶童年往事的小說，表現出更為深致的童趣。
宗璞的父親、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在為女兒的小說散文選寫的“佚序”中寫到宗璞在清華成誌小學幼稚園時的一段往事：“宗璞是那個幼稚園的畢業生，畢業時成誌小學召開了一個家長會，最後是文藝表演。表演開始時，隻見宗璞頭戴花紙帽、手拿指揮棒，和好些小朋友一起走上台來。宗璞喊了一聲口令，小朋友們整齊地站好隊。宗璞的指揮棒一上一下，這個小樂隊又奏又唱，表演了好幾個曲調，當時台下掌聲雷動，家長和來賓們都哈哈大笑。”這是宗璞兒時一個實有的場景，也可以把它看做某種象征：當了作家的宗璞，好像仍拿著那根指揮棒，用她的作品，指揮著她的童真爛漫的小讀者和同她一樣有股“傻勁”而又童心未泯的成年讀者、老讀者演唱富於童趣的樂章。演而樂之，哈哈大笑。
《魯魯》是宗璞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追憶了童年時代一段與小狗魯魯有關的故事，許多細節，許多場景，都在追憶中激活了。幾度喪家的小狗，其命運的飄流不定、禍福難測，一如戰亂中顛沛流離、居無定所的主人們。故事是從童心的鏡麵上映照出來的，所以透明、晶亮而又略帶感傷。這個作品，美就美在寫出了這略帶感傷的童心和童趣。
《野葫蘆引》是以作者及其家人在抗戰期間的生活和體驗為依據的長篇多卷本小說，屬於知識分子題材的作品，但帶有一定的家族自傳色彩。小說的角度是宗璞寫作時的近期感受和實際體驗的當時感受的交錯、交叉、交疊，其中就有追憶中的童年的觀察、體驗的角度，當她狀寫小兒女的情態時，尤其如此。在對環境的感覺上，無論對北平，還是對昆明，也都不難看出童心和童趣。
總之，隻要有“傻勁”、重真誠，就不乏童趣就童心不泯。
民族文化氣韻
我始終認為，宗璞的優雅而獨特的藝術風格，是她的綜合文化素養的表現。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篇》裏，曾把構成風格的要素離析為“才、氣、學、習”四端，其中的才性、氣質，雖亦受後天的涵養與護持，但大體稟之於天。但學力和習染，則主要得之於後天。與此相應，劉勰還提出過“積學以儲寶”和“研閱以寫照”的思想。“積學”說的是“學”，“研閱”說的則是“習”，一個是提高學養，一個是積累閱曆。綜合起來，可以稱之為文化素養。作家孫犁在談到宗璞的創作時，特別強調了她的修養對她創作的意義。孫犁說：“宗璞從事外語工作多年，閱讀外國作品很多，家學又有淵源，中國古典文學修養也很好。”
宗璞出身於書香門第，從小受到很好的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文化的教育，不僅父母是學界泰鬥，她的姑母馮沅君(即淦女士)不僅在五四時代的新文學運動中曾是一員驍將，後來在中國詩史的研究中，也起了開山的作用，是享有盛譽的文學史家。
馮友蘭說，宗璞成了作家，他們做父母的當然高興，但他也擔心女兒“聰明或者夠用，學力恐怕不足”。一個偉大作家必須既有很高的聰明，又有過人的學力。他說：“我不曾寫過小說。我想，創作一個文學作品，所需要的知識比寫在紙上的要多得多。”他並不把知識局限於書本，而是提出要讀兩種書：“無字天書”和“有字人書”。無字天書是指“自然、社會、人生這三部大書”，它們是一切知識的根據，一切智慧的源泉，但都不是用文字寫的。有字人書就是書本知識。馮友蘭的無字天書和有字人書，略相當於毛澤東講的直接知識和間接知識。應該說，宗璞就是在這樣的家族環境和知識觀念的熏陶和哺育下，累積起自己中國的和外國的文化蘊積，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性格與文化心理。就其主導麵而言，無疑是東方的、中國的性格和心理，可以以大家閨秀名之。同時，這又是開放的，不封閉、不固守的文化性格和心理，其中頗吸納了西方現代文化的素質。文學不說，單是宗璞的音樂的素養，就很能說明問題。
這樣，便有了宗璞為人為文的獨有的文化氣韻，這種氣韻充實著她的優雅風格，使她成為現代中國文學的驕傲，同時也能夠為更多的它民族的讀者所欣賞，影響遠及海外。
2003年8月5日六硯齋
（原載《文學評論》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