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宗璞優雅風格論
何西來
我把宗璞風格歸入優雅的由來
早在年輕時代，我就特別喜歡宗璞的作品。那時我正在讀大學，她的《紅豆》，不僅使我得到了審美的滿足，而且大大提升了我欣賞短篇小說的能力和境界。許多年齡相仿的同學，都有和我相似的體驗。
但是不久，這個作品便受到了批判，被判定為“毒草”，而且從作者“感情的細流裏”挖出了可怕的“修正主義思潮”。按我當時的認識能力和思想水平，不可能也不敢說那場批判是不公正的，無理的，但心裏還是感到惋惜和遺憾：怎麼那樣美的故事竟會是毒草呢？我想不清楚，也不敢深究；深究則很難否認自己感情的細流裏也有類似的可怕東西。
二十年後，宗璞的《紅豆》和其他當時被批判的作品一道，被冠以“重放的鮮花”結集出版，重新麵世。曆史終於證明了自己的公正，把被顛倒了的善惡、美醜、真偽，又顛倒了回來。
原來我當年的審美直覺並沒有錯。“紅豆”依然是紅豆，而不是黑豆，那其中寄寓的主人公的縷縷相思，依然鮮亮，依然纏綿，回味起來依然有一種優雅的感受。接著，宗璞開始了她整個創作生涯的高產期，我陸續讀了她的《弦上的夢》、《三生石》、《魯魯》等相繼問世的中短篇小說和散文、童話，後來還有長篇小說《野葫蘆引》的《南渡記》和《東藏記》。讀宗璞的絕大部分作品，都會喚醒或引起類似於初讀《紅豆》時的某些審美感受。我深信，宗璞是一位個性風格相當鮮明的女性作家。當我試圖尋找一個可以對應的美學範疇來概括她的風格特色時，我想到了優雅。優雅是一個很高的審美境界，它包含了優美、優柔、優遊、雅潔、雅致、高雅等多重意蘊。它基本上屬於柔性美，而與剛性美，如壯麗、壯美、崇高、風骨等相對。在外國作家中，以俄羅斯作家為例，我隻有在讀普希金和屠格涅夫時產生過類似的感受；在我國古代作家中，我隻是從李清照的《漱玉詞》，王實甫的《西廂記》，湯顯祖的《牡丹亭》，曹雪芹的《紅樓夢》中讀到了這優雅；在現代作家中，孫犁的作品風格中也有這種東西。
我最初讀宗璞的作品，感到的是溫婉、晶瑩、透亮和清純，沒有認真做美學屬性上的追尋。優雅，是我讀了普希金的詩和小說，又讀了俄羅斯十九世紀和前蘇聯二十世紀諸多批評家有關的文學批評或研究論著之後，對普希金藝術風格的美學屬性的一種歸類。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初，我係統地讀了十月出版社出的《宗璞小說散文選》。當我試圖對她的藝術風格進行概括時，便聯想到了讀普希金時的相似感受。我堅信她的風格屬於優雅的美學範疇，在當代作家中，可以劃入此一範疇的人是不多的。
純淨的道德感和美感
“純淨的道德感”，是當年車爾尼雪夫斯基評價列夫·托爾斯泰的早期作品(包括《塞瓦斯托波爾的故事》和《幼年·童年·少年》三部曲)時概括出的頭一個、也是最基本的特點，當然，還有“心靈辯證法”的特點。但在我看來，這個“心靈辯證法”正好是“純淨的道德感”的一個必然的藝術延伸。
我以“純淨的道德感”來說明宗璞的優雅風格特色，隻是一種借用。宗璞說：“我自己寫作時遵循兩個字：一曰‘誠’，一曰‘雅’。這是我國金代詩人元遺山的詩歌理論。郭紹虞先生將遺山詩論總結為誠乃詩之本，雅為詩之品，我以為很簡約恰當。”如果按照宗璞的意思，把“雅”理解為“文章的藝術性”(其實不完全是)的話，那麼“誠”則是更核心、更基本的元素。“誠”，就是真誠，它是作家對社會人生，對藝術，對自己筆下的人物和事件的一種基本態度。在現代作家中，巴金強調得最多的就是作家的真誠，而他自己的創作就是這真誠的最好證明，尤其是他晚年的《隨想錄》。所以，宗璞以誠為自己創作的圭臬，是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學藝術中最值得珍惜的東西，這也是新文學運動以來最寶貴的傳統。
誠，是一個倫理概念，儒者有“誠心、正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就是把誠作為人格教育和個人人格修養的核心來看待的。有了這樣的道德人格，才有資格去治國平天下。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闡發的就是這樣的政教思想。至於“修辭立其誠”，更是把誠作為寫作或表達活動的前提。誠之不立，則其辭也難修。在宗璞的創作中，誠既表現為她的態度，表現為她的抒情、推理和判斷，表現為她的人格理想和價值尺度，也表現為她筆下的人物的倫理態度，特別是那些她所肯定的人物的倫理態度，如《紅豆》裏的江玫。
宗璞作品中的純淨的道德感，主要來自作者的真誠，這種真誠使她的眼睛不被塵世的濁霧所蒙蔽，而通過她的心靈鏡麵呈現給讀者的人生畫麵也就顯得格外清晰。在她的筆下，既有對真、善、美的頌揚，也有對假、惡、醜的揭露，因為這揭露從另一麵反映著作者的真誠，並最終肯定著作者的理想和人格，所以並不影響藝術畫麵的純淨。
在藝術創作中，特別是在以社會人生為描寫對象的小說中，道德，特別是道德情感往往是進入作品的各種因素完成其審美轉化的中介。在這種情況下，真誠既是一種道德理想和倫理價值尺度，同時也作為審美的對象而感染著讀者。
在我對自己稱為優雅的宗璞的藝術風格進行必要的結構分析時，我感宗璞所特有的那種純淨的道德感，即源於她的主體真誠的道德感，是她的藝術風格中最基本的東西。正是這種道德感，從根本上決定了她的作品的審美品位。
情感的投入與節製
宗璞的作品之感動人，是由於作家的真誠。但文學作品是以情動人的，有的理論家甚至認為情感是作品作為藝術品的主要審美標誌。情之動人，則必須真摯。所以，托爾斯泰在《藝術論》裏特別強調真摯情感的投入。黑格爾的《美學》帶有濃厚的理性主義色彩，但他也頗為強調“動情力”，而這“動情力”，又隻能源於作家情感的真摯。中國古典美學強調情遠重於西方，談情誌，談情理，談情采，說是“情動而言形”(《文心雕龍·體性》)，作文主張“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強調的也都是情的真和誠。所以宗璞說：“沒有真性情，寫不出好文章。如果有真情，則普通人的一點感慨常常很動人。如果心口不一，縱然洋灑千言，對人也如春風過耳，哪裏談得到感天地、泣鬼神。”(《小說和我》)
我以為，宗璞作品的感人，固然因其真情的投入，因其作為創作主體的真誠而十分突出，然而從構成優雅的藝術風格的要素和特點來說，她對情感的節製、控馭，卻更為重要。
宗璞是節製和控馭情感的大家。從事創作，用情難，把情感節製和控馭在合理的範圍內更難。這裏主要是一個藝術的分寸問題。但是分寸在哪裏、怎樣掌握，這就要看藝術家的感知和才分了。蹩腳的演員，自己哭得昏天黑地、涕淚滂沱、泣不成聲，而觀眾並不感到怎樣悲痛；好的演員，自己並不撕肝裂肺地去哭，甚至不哭，但是卻能引得台下悲痛欲絕，哭成一片。作家也是這樣。如果說演員一般隻演一個角色，那麼按照柳青《藝術論》中的觀點，作家則要把自己不斷對象化為筆下的所有人物，想其所想，憂其所憂，樂其所樂。否則，寫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