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小說和我
宗 璞
在《三生石》正文前，我寫了這樣一句話：“小說隻不過是小說。”這話對小說本身並無貶義，隻是希望讀者把我的小書隻當作小說，而不是當作曆史，或個人檔案來讀。前年香港晚報上有一篇評論《三生石》的文章，開頭引了這句話，說：“‘小說隻不過是小說’——但透過小說可以反映現實社會的種種現象，也可以塑造各色各樣的人物。”這自然是對的。英國女小說家奧斯丁曾為小說抱不平，說甚至在小說裏，小說自己也受到歧視。她為了反駁這歧視，有一段關於小說——尤指長篇小說——的名言：“小說家在作品裏展現了最高的智慧；他用最恰當的語言，向世人表達他對人類最徹底的了解。把人性各式各樣不同的方麵，最巧妙地加以描繪，筆下閃耀著機智與幽默。”(引自楊絳譯文。)我們寫小說的人，實應力爭做到她對小說的要求，那是很不容易的。
小說常常沒有做到那樣完美，卻也有很大影響。有時的影響大到不可思議。近人梁啟超很看重小說的作用。他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因為小說可以在不知不覺間改變人的精神麵貌。他甚至把中國過去群治腐敗的總根源歸結於陳腐小說的影響，那些舊小說的主人公後來都當了狀元宰相，宣揚升官發財思想；主人公無不得嬌妻美妾，使人做無聊的才子佳人夢。他的看法，當然是本末倒置的，所持的根本觀點不是存在決定意識，而是意識決定存在。但是他對小說的重視，對小說影響的估計是有道理的。比起曆史、哲學或任何其他文學著作，小說更接近人的生活，也更能從根本處反映人生，因之能熏浸濡染，潛移默化。這是哲學家有時也會遺憾的。
有如此功能之小說，總應該寫得好一點。竊以為小說若要有好影響，應具有社會性、可讀性和啟示性。
一九四九年建國後，尤其是五七年以後有一個流行說法，即文藝是社會動向的晴雨表。因為有這樣的看法，當時的批判大都是文藝界首當其衝。其實這本是一句實話，說明文學藝術對社會生活的感受是最敏銳的。我想文學的價值也在此。如果它不是從生活裏來，不反映生活中的晴雨，而隻是圖解政策，就沒有任何力量。新時期以來我們文學出現了繁榮局麵，也是因為我們寫了人民大眾切身的經曆和感受。人們在作品裏傾吐自己多年壓抑著的悲痛，撫一撫傷痛，是必要的。文學作品應該反映社會的真實情況。
我的有些作品不注重情節，也不用白描敘述的手法，有些費解，遂貽“曲高和寡”之譏。其實我以為小說之為小說的一個重要條件是：能夠引人入勝，使人不能釋手。也就是說小說應該是讓人看得下去，有其可讀性。不過這裏說的可讀性不是躺在花園裏或坐在火車上隨便翻翻，而是要認真地讀，小說要經得起認真的讀，也要吸引人去認真讀。五十年代時我曾聽我們的前輩作家老舍說，寫東西要使人能感覺到。你描寫冷，讀者也打哆嗦，你描寫熱，能讓人脫掉大衣棉襖。他去世後發表的《正紅旗下》有一段文字寫北京的風，讀的時候真想擦擦桌子，真覺得到處都有黃土。伊麗莎白·波溫的小說《心之死》裏描寫倫敦的霧，讀時使人窒息。這段描寫可算是一個曆史記載，因為倫敦已經沒有霧了。總之，小說應該能感染讀者，使讀者共鳴。
小說還要經得起思索，也就是要對讀者有所啟示。我們新時期的好小說在社會性、可讀性上大體做到，但還少真正有啟示的作品。魯迅的《阿Q正傳》、《狂人日記》給我們多少啟示!簡直是當頭棒喝，讓人不能不思索我們國民性中的弱點，我們曆史傳統中封建禮教的危害。中國古典小說《金瓶梅》和《紅樓夢》一比較，便可以看出優劣，前者隻是描寫人情世態栩栩如生，反映當時社會情況，後者除也做到這些，還有理想的光輝，有一種詩意貫穿全書，因為它的作者對社會人生有他的看法，有他的向往、遺憾和悲痛。偉大作品總有巨大的思想內容，對人有所啟示。但這思想內容絕非作者在說教，而是通過作品本身給予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