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在寫作時遵循兩個字，一曰“誠”，一曰“雅”。這是我國金代詩人元遺山的詩歌理論。郭紹虞先生將遺山論詩總結為“誠乃詩之本，雅為詩之品”。我以為很簡約恰當。沒有真性情，寫不出好文章。如果有真情，則普通人的一點感慨常常很動人。如果心口不一，縱然洋灑千言，對人也如春風過耳，哪裏談得到感天地、泣鬼神!文學必須真實地反映人生才能獲得自己的生命，這一點是新時期作家們普遍的認識。魯迅所說的瞞和騙的文學是沒有市場的。隻是要做到“誠”，不瞞不騙，並不容易。要正視生活需要很多條件，如本身的理論水平、處世能力、勇氣和毅力等等。能夠認真地看清楚了，還要認真地寫出來，就更是談何容易!
“雅”可以說是文章的藝術性。要做到這點，是否隻有一個苦拙方法，就是改，不厭其煩地改。“文章是改出來的”。這是一句盡人皆知的話，但這句話包含多大的耐心，恐怕也隻有作者自己知道。
我的作品簡單地說，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現實主義的，照現實的樣子寫。有一位前輩曾諄諄教誨我這樣寫。我以為有道理。有一天忽然悟到《紅樓夢》裏寫了幾百個年紀差不多的女孩兒，而能各有個性，並不重複，可能因為作家在現實生活中便接觸了這樣多、也許更多的女孩，把她們寫下來，自然便不同，因為世界上沒有哪兩個人是一樣的。我的這類作品有《紅豆》、《弦上的夢》、《三生石》等，竊稱之為外觀手法。另一類我稱之為內觀手法。即透過現實的外殼去寫本質，雖然荒誕不經，卻求神似。中國畫講究“似與不似之間”，講究神似，對我很有啟發。中國畫論以山水畫為最高，並主張不作自然皮相之模仿，而為詩人理想之實現。有的名畫看去似乎不成比例，卻能創造意境，傳達精神，給人許多畫外的東西。繪畫和文學是兩種藝術，所憑借的手段不同，但也總有相通之處。我是在嚐試這樣寫。
卡夫卡是文學上的一個怪傑。他的《變形記》、《城堡》寫的是現實中不可能發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樣準確。他使人驚異原來小說竟然能這樣寫!把表麵現象剝去有時是很必要的。這點給我以啟發。寫作手法是為內容服務的，怎樣寫要依內容要求而定。
有的評論說我的兩種寫法有彙合趨勢，我主觀上不打算彙合，而想使之各自發揮，使各自特點更突出。不過我的外觀寫法有不少浪漫色彩。而用內觀寫法時，我主張在細節上要注意符合現實。就是說前者也有不似處，後者要特別注意其似。長遠以後也許會彙合，以後的事，現在難說。
讀小說是件樂事，寫小說可是件苦事。不過苦樂也難截然分開。沒有人寫，讀什麼呢？下輩子選擇職業，我還是要幹這一行。下輩子再下輩子，那時可能爭奪讀者的不隻是電影電視，還有新發明的想像不出的什麼新奇物品。不過我相信總還是有人愛讀小說，也總還是需要有人寫小說。
1984年2月底
（原載《文學評論》198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