諶容能寫出震撼人心的作品，是經曆了一個漫長而又坎坷的道路的。
她出身在天府之國的四川盆地，今年四十歲——正是人到中年之時。她常常風趣地說，關於我自己，隻用三句話就行了：一我沒有牧歌式的童年；二我沒有令人羨慕的學曆；三我沒有可歌可泣的戰鬥經曆，日子過得平平凡凡。這是謙虛之詞，其實她的日子頗不平凡，生活道路坎坷不平，創作上也是幾經沉浮。
在她還隻有十二三歲時，就浸沉在家裏的藏書中，從詩詞到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西廂記》、《三國演義》，她都看得津津有味；從昆曲、京戲、川劇到話劇，她都有著廣泛的愛好，這些早期文藝的熏陶對她的日後成為作家不無影響。
十五歲是她生活的一個轉折，四川剛解放不久，她為了衝出剝削階級家庭，自謀生路，毅然放棄初一的學業，考進了重慶工人書店當售書員。她永遠忘不了曉霧濛濛的嘉陵江岸邊，她背著書箱向工廠走去，她奔走，她追求，然而前麵的路是什麼樣子她並不十分清晰。她賣書給女工，女工卻不識字；她到礦上去，礦工卻不敢出來見她——因為他們沒有衣服遮體。她愕然了，女孩子怎麼不上學念書呢？人怎麼會沒有衣服穿呢？她難以相信，無法理解，然而這卻是鐵的事實。這時她才看到了貧富的懸殊，人間的不平，生活本身對她的階級教育遠遠勝過了政治課上獲得的知識。
她站的是文學櫃台，有機會飽覽文藝新書，從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到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她都貪婪地攻讀。一年後她進入重慶一家報社，在那裏自學了全部初高中課程。1954年她考入北京俄語學院，畢業後分配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做編譯工作，五年中她兢兢業業，全力以赴，不幸身體累垮了，遭到了精簡，被調到北京市教育局，並成了編外人員，像一個被社會遺忘的人。這是她受到的第一次打擊。
這種打擊誰又能料定豈非“塞翁失馬”呢？她自己不願意遺棄自己，她在領取“勞保工資”的情況下，到山西農村一邊養病，一邊深入生活，進行創作嚐試。一連寫了四個劇本，前三個都被“槍斃”，最後一個是以焦裕祿為題材的，好不容易被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看中，可是“史無前例”的風暴來臨，又成了一場空。
“出家”晚，又不是抬頭見喜，而是開門碰壁。這就是諶容文藝生涯的起點。
1969年“清隊”以後，她隨北京市大批幹部一起下放到郊區通縣，在那裏喂豬、插秧、種菜、當工作隊員，一幹就是四年，最能出成果的黃金歲月被耽誤了。“鐵掃帚”在掃蕩一切，但她還是念念不忘重操“舊業”，在1974年分配到北京某中學之前，她已著手創作長篇小說《萬年青》。1975年這部描寫農村題材的三十四萬字小說問世了，打倒“四人幫”以後這卻成了某些人議論和指責的口實，在她出版了《光明與黑暗》第一部之後，她所在的單位再也不準她的創作假了，後來還扣發了她三年工資。
身處逆境，她卻像陸文婷一樣，“超負荷運轉”。她不奔走，不哀告，而是借款度日，閉門謝客，拚命地寫作，昏過去了，醒來又繼續寫，寫，不停地寫，《永遠是春天》、《人到中年》都是在這種逆境中寫出來的。……
正在我們談得起勁時，南方某雜誌的編輯來向諶容約稿，請她寫點創作經驗之類的文章，她直率地拒絕了，她目前不打算寫這類東西，她認為自己創作沒有什麼經驗可談，魯迅先生也說沒有什麼“小說作法”，所以她不能滿足報刊這方麵的要求。她認為寫小說沒有什麼竅門，一個是讀書，吸取前人的東西，豐富知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知之越多越好；二是動手寫，猶如《紅樓夢》中惜春學畫，主要靠自己慢慢畫，邊畫邊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