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有趣的自述 十
首先是查那封信，查那封信是通過什麼“線”送上的。我丈夫在《人民日報》工作，便懷疑我的信是通過他經當時把持《人民日報》領導權的魯瑛送上去的。其實，他們猜錯了。正因為我丈夫在《人民日報》工作，當時，“四人幫”正在《人民日報》發動一場鬥爭：“批判以胡績偉、王若水為代表的‘一股邪氣、一股力量’”。我丈夫不幸也被視為“邪氣”。我躲還躲不及，怎敢沾邊？說來有趣，不知憑第幾感覺的小心，那寄掛號信的小條竟被留了下來。這時，拿了出來，雙手奉上，並“供出”中央辦公廳那兩位同誌姓名，請組織上詳查。
其次，因為我去了一趟安徽，結識一些“火箭幹部”和“小辮書記”，便讓我寫“交代材料”。（必須說明，人家說不是交代材料，隻是為我好，什麼事總是說清楚好些。）所幸我那時筆頭勤快，每天都記日記，便把幾月幾日上午在哪兒，見到誰，談了些什麼；下午又到哪兒，見到誰，談了些什麼，一一交代得十分明白，寫了一萬多字的材料。後來，聽安徽的朋友說，曾有人沿著我當年“走過的路”先後走了兩遭，詳細探查。結果大概未曾發現有什麼陰謀活動，也就沒有再來找我了。至於那“交代材料”和“外調材料”是否銷毀或者還保存在什麼地方，我就不得而知了。多少年以後，倘若我的作品還有讀者，倘若還有人有興趣研究我和我的作品，說不定會從什麼地方找出這些“珍貴史料”，也未可知。
此外，還有人說，《萬年青》裏一個支部書記名叫江春旺，一個生產隊長名叫鄧萬舉，這部小說是吹捧江青、攻擊鄧小平同誌的。這真叫我欲哭無淚，欲笑不能了。我寫的是一個村子的事情。中國農村很多是兩大姓或幾大姓。我寫的這個村子裏，江、鄧兩大姓。姓江的有好人也有壞人，姓鄧的有好人也有壞人。怎麼能這樣地“聯想”呢？萬幸的是，江春旺是男性，鄧萬舉也不是“走資派”，要不然，我真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後來，終於證明了我的清白。這可是一件大好事。然而，卻通知我停止創作假，限期上班，否則停發工資。我向出版社告急。出版社小說北組負責人李景峰同誌、責任編輯孟新祿同誌忙去說情，並作檢討，檢討他們沒有給我辦續假手續，是他們的過錯。（其實，從來沒有人說過需要辦這類手續，都是滿口支持這個人去寫小說的呀。）然而，一切努力都無效。一九七七年四月，我每月五十六元工資開始停發。
就在停發工資的困境中，我寫完了《光明與黑暗》。第一部，於一九七八年七月出版。接著我寫了《永遠是春天》和《人到中年》。有不少人問我：“《人到中年》裏有沒有你自己的生活感受？”以前我總用“外交辭令”含混過去。現在還是說出來吧：當然是有的。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裏，我就是啃兩個冷燒餅，就一杯白開水，伏在三屜桌上寫東西的。
我們的社會還是溫暖的。很多相識、不相識的同誌為我抱不平，在這樣那樣的會上替我呼籲。還有不少同誌為我四處說情，希望有關方麵收回成命。我對這些同誌的關懷始終銘記在心。有時，我也為生活拮據，不得不向人借貸而煩惱。有時，我又覺得很難理解。當時一些幹部支持這個作者深入生活，繼續寫作是對的，怎麼又出來這麼檔子事兒呢？
一九七九年初，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同誌在報上發表了一段談話。有一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意思是說中宣部是作家的後勤部、參謀部。我忽然覺得應該給“後勤部長”寫封信。當年，《萬年青》是在“中央”的幹預下出版的；現在，我為《萬年青》的出版寫了那樣一封信算不算錯誤，該不該扣發工資，看來也隻有請中央裁決了。
中宣部的領導同誌先後為我的信作了兩次批示。中宣部的其他同誌也為我的事跑了不少“衙門”。不過，問題的解決還是在一年之後，《人到中年》這部小說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北京市許多業餘作者和專業作家幾乎每會都為我呼籲。北京作協熱心支持業餘創作的同誌還上書為作者陳情。同時也得到北京市委宣傳部的同情和關注。最後，北京市補發了我的工資，調我到北京市作協當了一名駐會作家。這已經是一九八○年九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