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有趣的自述 九
當重返人民文學出版社，洽談進一步修改《萬年青》時，我格外謹慎小心，生怕言行稍有不當，又被“造反派”節外生枝，再次發起攻勢。更怕那些掌權的大人物出爾反爾，撕毀前言。出版社的同誌、特別是小說北組的同誌，也為我這一狀告準了感到高興。他們也是謹慎小心的，不敢因為重新獲得編書的權利而稍露喜色。我們彼此合作，隻求平平安安地出書。這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同誌和我結成了患難之交。
一九七五年九月，《萬年青》出版，我所在的學校和學校所在的教育局、區委對我的創作都是非常關懷和支持的。他們不但給了我創作假，區裏的一些同誌還把《萬年青》的出版，作為他們工作的成績，並請我介紹經驗。我“謙虛地”謝絕了，一次也沒講過。隻希望繼續給我創作假，重返山西農村深入生活。承蒙他們關照，一九七六年初，正月初四，剛過了春節，我就來到了呂梁山。
我“成功”了嗎？我不知道。我隻希望離開亂紛紛的北京城，離開那些真真假假的恭維。我願意回到安謐的農村去，回到給了我那麼多生活乳汁的農民中去。我在那裏見了很多老朋友，他們已經從基層幹部成長為縣委的領導幹部。這使我有機會結識了很多縣委書記，同他們一起開會，一起下鄉，一起去大寨參觀。略知他們的苦衷和在夾縫中為民謀利的種種鬥爭藝術。我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光明與黑暗》和中篇小說《讚歌》等，就是在那一段生活的基礎上寫成的。當然，我也接觸了很多農民，經常驅車在呂梁山積雪的山穀中。中篇小說《白雪》中所描寫的山區，就是我那時生活的環境。我很喜歡那裏的恬靜。置身在那遙遠的天際，忘卻了很多塵世的煩惱。
然而，呂梁山也不是世外桃源。天安門廣場的詩詞和血跡，震動了全國，在這深山僻穀中也引起種種不安。我回到北京，在北京經曆了唐山地震的驚駭。我一個在安徽合肥教書的妹妹邀我去避震。我帶著兩個孩子來到安徽。因為我是“北京來的作家”，頗受照顧。我結識了很多當年新四軍時代的地方幹部，也結識了很多“火箭幹部”和“小辮書記”。對一個以描寫人生，時代為己任的作者來說，在中國，造反派的發跡史，同老幹部的鬥爭史，都是值得一聽的。
粉碎“四人幫”以後，我接著寫《光明與黑暗》。按最初的設計，這是一部共分九卷的長篇小說，它描寫一九七五年農業學大寨運動中，一個縣委內部各種力量的鬥爭。其中就有各種類型的老幹部，也有造反起家的“革命領導幹部”。我閉門不出，晝夜執筆，想以這部新作去迎接粉碎“四人幫”以後的文藝春天。誰知出版《萬年青》的事又被翻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