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有趣的自述 八
出版社絕大多數同誌都為我抱不平，但他們無權無勢，愛莫能助。
我走訪出版社的各位領導，申訴我的不平。我的父親是國民黨的法官，並沒有人命。他的曆史遠在建國初期的司法改革中就作過結論，定為“一般曆史問題”。而且，在開始同出版社打交道時，我就本著“把醜話說在前頭”的原則，把這些情況都告訴了出版社，並無半點隱瞞。出版社領導根據黨的政策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才把《萬年青》列入出版計劃，為什麼現在又改變了主張？這些老同誌勸我“相信群眾相信黨”。我知道，他們是同情我的，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無能為力。那時，唯一能引以為安慰的是，稿子還留在出版社，也許還有一線希望，盡管已經是很微弱的希望了。
不久，這最後一線希望也破滅了。“批林批孔”中又殺出一個“批‘走後門’”，矛頭也是針對老同誌的。我那篇小說又被造反派抓住了，說它不是從郵局投遞，經“前門”進來，而是從嚴文井同誌的“後門”進去，勒令嚴文井同誌從什麼門進來的，還從什麼門退回去。在這種壓力之下，主管這部小說的王致遠同誌一氣之下“出差”去了，嚴文井同誌隻好把原稿裝在一個牛皮紙信封裏，一個字也沒有寫，給我退了回來。
這對我來說，是致命的打擊。
它不僅意味著我十年的心血，付諸東流，而且意味著我被取消了出書的資格。今後，我寫得再多，再好，也不會有出版社出我的書了。而對我來說，寫作就是我的生命。
我甚至覺得沒法活下去了……
一個人業餘時間搞點創作，不僅要付出很多額外的辛勞，而且要遭到很多白眼。在有些人看來，這叫作“不守本分”，“想入非非”，起碼也是“個人主義”、“名利思想”。為了免遭譏諷和嘲弄，我和許多業餘作者一樣，在開始寫作時是“保密”的，偷偷地寫。等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來單位替我請創作假，才把“秘密”公開出來。現在，臨到發稿前夕，書又不能出了，這，等待著我的將又是什麼？
我怎能忍受這樣的打擊！
在走投無路中，我給當時在中央把持文藝大權的那個人寫了一封信。事關政策問題，她不表態，下邊誰敢做主。附帶說一句，這封信是從離我家最近的北京北新橋郵局掛號寄去的。
過了十天，中央辦公廳來了兩位同誌找我，談話地點是在第五中學黨支部辦公室。這兩位同誌了解我的家庭情況，問了我父親生前所在單位，他的檔案現在什麼地方，並讓我把小說原稿送交中央辦公廳信訪組。我記得非常清楚的是，臨走時他們對我說：“你要相信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我隻說了一句話：“如果不相信，我就不敢寫這封信。”
又過了一段時間（大約四十天），人民文學小說北組的同誌跑來告訴我，中央辦公廳已把小說原稿寄到出版社，上麵有批示，大意是：“小說基礎是好的。作者本人沒有問題。出版社應該幫助修改出版。”並說當時在中央把持文藝大權的那個人在批示上畫了圈。（這“批示”我至今沒看過，聽說人民文學出版社曾傳達過的。）
這樣，《萬年青》又重新列入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出版計劃。這對出版社那些造反的勇士們是小小的一棒。而對於那些“效法孔老二克己複禮”的老同誌來說，則是一個解脫。他們不必再為我承擔“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罪名了。由於類似的原因從出版社計劃中被除名的一批小說，也得到大赦。不幸的是，粉碎“四人幫”以後，由於這批書的出版，有些作者和出版社的同誌又挨了一次整。
對我來說，《萬年青》衝破了如此巨大的阻力，終於能夠出版，可謂萬幸。但這本書的出版後來又使我經曆了長久的磨難，卻是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