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內山完造講到中國民族的富於悠久性，隻要稍微講到一點樂觀的話，他就會馬上說：“老板，我反對，我是非常悲觀的。”他不是那樣淺薄的曆史進化論者，尤其對於中國的前途，他認為，循環和倒退是決不會沒有可能的。他不隻一次把將來的中國比做沙漠，自然，卻也不隻一次地表示他要為改造這沙漠而鬥爭。
無論是悲觀，是激憤，是無情的戰鬥，都是愛的奔流。
他說過，創作總根於愛。其實他的一切行為都根於愛。他愛中國，愛人類；他由於這深沉的愛而成了偉大的解放和自由事業的忠實的服役者。
這時候，他一麵跟病魔搏鬥，一麵跟世上的惡鬼搏鬥。除了“趕快做”，跑步一般匆匆完成了擺在手頭的那麼多的工作以外，還計劃著寫作關於知識分子命運的長篇小說，完成一部中國文學史。這兩項創作和學術計劃，將更為直接地體現他對這個古老而多難的民族以及它的少數精英的熱愛與期待。誰能徹底知道，他有著多少輝煌的夢想嗬！然而，魔鬼們卻過早地把他扼殺了！
一生中，他是那麼頑強地一直向前開拓著，雖然也時時反顧，但幾乎完全停頓下來作曆史性的總結，在他是沒有過的。
現在，他要出《三十年集》了。他怎麼會想到這樣一個大計劃呢？難道是出於對生命的不良的預感？作為一種紀念，他感到安慰，抑或懷著昔日為《墳》寫作後記時的哀傷？
7月間，當他同許欽文最後一次晤談時，很鄭重地說：“從搜集印在《墳》裏的稿子起，我已經寫了三十年。翻譯的不算，總有三百萬字，出十大冊，也已有點厚了吧。”當時，許欽文便暗自吃驚，以為這分明是關於後事的計劃。
——這才是真正的遺囑。
內心的憂傷是無法壓抑的。當他一旦把手頭的紙筆放了下來，那潛伏著的陰鬱的情緒，就會立即前來襲擊他。但看這種時晴時晦的不穩定的心情，就足以說明，他的最後的掙紮有多麼的艱難！
122木刻展覽會?談孔子、鬼、自殺
及其他?在壕塹中仆倒衰老與死亡，都是魯迅所極力回避的。對於將盡的生命，他的態度是既超越又痛苦的。他是那般的熱愛生活，怎麼可能做到莊子式的隨隨便便呢！
這是兩年前的事。
徐詩荃來訪，贈了一方名印，文曰“迅翁”。他在日記中記錄此事時，寫道：“不可用也。”他不喜歡“翁”字。翁字太尊，且含“老頭子”之意。從高長虹到創造社到最近的小報，都拿年紀來“射”他，自然是他所不願意使用的。但有一層很深潛的心理因素，就是經不起老與死的提示。
即便在他想到戰鬥的時候，也都會因為這種提示，而有於心不甘又無可如何的傷感。他寫信給山本初枝，說：“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近來這樣的黑暗，網密犬多，獎勵人們去當惡人，真是無法忍受。非反抗不可。”緊接著，就是“遺憾的是，我已年過五十”。
這種憾恨，或隱或顯地伴隨他度過了最後的幾年。直到6月大病期間，他的情緒，便臨到了一生的最低點。
然而，病情一旦轉好，他的情緒也就馬上變得明朗起來。在一個晚上，他對馮雪峰說：“總不至於即刻‘翹辮子’了……我在1927年住景雲裏的時候，也生過一次像這次一樣的大病，真的昏迷，幾乎要‘翹辮子’，但一愈就是十年。我不大相信西洋醫生的話。今年的病，也和那次差不多，那麼大概總還有十年吧。”說罷，勝利者似的哈哈大笑起來。
到了10月，他的病情的確好了許多。他自己，以至他的朋友，也都認定死亡離他是遠了。
8月。下午，魯迅到八仙橋青年會參觀“中華全國木刻第二回流動展覽會”。
這位中國現代木刻之父，以他罕見的熱情，提倡和推動著黑白木刻這一藝術運動的發展。對於木刻青年，他通過對話、通信、提供藝術範本等多方麵的渠道，提醒他們不要忘記木刻是一門藝術，作為藝術的形式技法，是需要認真研究、實踐和提高的。但是，青年在木刻隊伍中建立健康的藝術傾向，顯然是他更為關注的問題。關於“中國精神”、“中國風”，關於“沙龍繪畫”，關於內容的“小資產階級的氣氛”，以及藝術家重在“經驗”的表現等等，他都不隻一次地有過獨特而深刻的表述。他強調新興木刻的人民性、現實性，而又極富於開放性，富於廣闊的藝術視野。他一直夢想著中國木刻運動能擁有一支旌旗蔽空的部隊，現在，繼去年由平津木刻研究會發起的木刻聯展，又由廣州現代版畫研究會接力進行，這是不能不使他感到興奮的。即使身體怎樣不行，他也必須看一看，何況展出隻剩下最後一天。
這一天，會場相當熱鬧。
像魯迅這樣身材瘦小、衣著平常的老頭子是不會惹人注目的：慣穿的長衫早已褪色，衫襟和袖口都有明顯的汙痕；一頂至少用了十年的咖啡色呢帽，此刻仍然戴在頭上，而且故意拉了下來，幾乎要碰到鼻子，隻露出半個瘦削的蒼白的臉龐，和鼻下的一橫厚厚的胡須……然而，人們還是立刻發現了他。大約等待已經許久了。
“魯迅先生來了！”
“真古怪！”
“……”一片雜亂的笑聲和問候。
曹白迎上前去，向魯迅招呼。魯迅仰起臉來很興奮地說：“哦哦，你的信我收到了，你的信我收到了。仗不會打的：我不搬家。嘻嘻。”
“我也這麼想。……不過，搬家的那種胡亂和吵鬧，會使人很不好受的。”曹白再想不出什麼話說了，隻好一個勁地捏自己的手。
“受慣了。嘻，我們一起看畫吧。”
這時候，另外幾個青年也都圍了過來，跟著他一起看。
看到一半的時候，他坐下來，拿了批評簿翻看著。當他看到那些題著“藝術之光”、“力的藝術”之類的批評時，他就指著說：
“這是匾。”
大家轟地笑了。
還有一些意見說，展覽會最好開到貧民窟、災區，或窮鄉僻壤去。他看到這裏，便說：“這些都是不會做事的呆鳥！”
大家又轟地笑了。
也許他有些累了，說：“我們歇一歇吧。”說罷，把帽子摘下，額上冒著細微的汗氣。
於是，大家圍著小茶幾坐了下來。除了魯迅，其餘還有四個人：曹白、林夫、陳煙橋、白危。
陳煙橋和白危有事情先談，他們請求魯迅為一個人的東西做一篇“序”。魯迅聽到這個人的名字，露出很反感的神色，搖著頭說：
“什麼？他在段祺瑞手裏就壓迫我的。——我不會做！我不會做！叫他請別人去！”
看見他這樣子，陳煙橋和白危就不再說了。
這時，林夫插話問道：“近來身體好了些嗎？”
“稍好一些，不過也還時常發熱，不能隨便做事。”
“現在也還服藥吧？”陳煙橋問。
“服的，……害肺病真沒辦法，要是我年輕倒還有法子想。……”他說到這個，一陣咳嗽就把話打斷了。
“先生可打過空氣針？”白危問。
“那沒有。打的都是藥針，一共打了六七針，現在好些了。”
“那麼就再打打。”
“我也這樣想。”他的呼吸急促起來，臉色顯得有點可怕。
“先生應該休養了。”大家異口同聲地建議說。
“嗬，我怎麼能夠休養呢？像我這種人是無法休養的。”他笑了笑，接著說：“我的父親又沒有留下遺產給我。病也沒有法子想。不寫文章就活不下去。嘻哈。”
“但你的毛病沒全好，也得息息呢！”曹白說。
“息得太多，也就很無聊。”
曹白提起他答徐懋庸的公開信，他立刻說道：“不要說他了！他明明曉得我有病，不能寫什麼，這麼一來不就想氣死我嗎？哈哈，但我哪裏會……我就斜躺著，用一隻手搭在茶幾上，寫了四晚，寫成功了。我是不放過他的，太可惡了！我不給他氣死……哈哈！”
“但你的《死》也寫得太悲哀了！”
“沒有法子想，我隻能這麼寫。”他伸手到衣袋裏掏了一陣，很久才掏出一個小紙袋。白危以為他帶來了藥片，還問他要不要開水，不知道紙袋裏裝的是香煙，他掏出一支點著，後來連香煙灰也索性彈在裏麵。
他忽而記起了什麼似的，問曹白道：“你就在新亞教書？”
“是的。”
“那學校——我的侄女兒在那裏上過學，要打手心的。現在還打嗎？”
“還打的。”
“為什麼要打手心呢？”他望了大家一眼，歎息似的說：“孩子是最怕這種刑罰的。”
接著談木刻，談翻印畫冊，他又變得興奮起來了，有時候笑起來，眼睛就像小孩子一樣，眯起一條縫，隻是說話多了，呼吸就會跟著迫促起來，連下顎和太陽穴也都痙攣般抖動著，露出久病的痕跡。
“我總是吃虧的，”他自嘲似的說，“幾乎每印一次畫集，都要賠本。例如《引玉集》、《珂勒惠支版畫集》、《士敏土之圖》……這些，現在都通通送光了。”
一支香煙剛剛抽完，第二支又接了上去。
“那本你告訴我的《拈花集》，什麼時候出版呢？”曹白問。
“嗬，恐怕一時還不能吧。錢都差不多賠光了：印珂勒惠支，印《海上述林》……”他說到這裏，很有興致地忽然問道：“珂勒惠支的選集印得怎麼樣？”
“好極了！”大家都說。
“這都是我親自襯紙，親自校閱，——多的抽出，少的補上去的。”
“你有病還……”
“嗯。別人做的不如意呢。”他說：“而且，我送了一本給作者。”
“珂勒惠支收得到嗎？”
“不是直接寄給她，是叫人轉去的。”
“誰？”
“武者小路實篤的哥哥。他是日本駐德的公使。不知會不會收到？”
“叫官轉去，我想總不會有什麼毛病的！”曹白笑著說。
“我也這樣想。”他說著，嘻嘻笑了。
“先生可知道珂勒惠支現在住在哪裏？”白危問。
“她現在已經回德國了。希特勒自然要抓她的，不過，大約已經訂下了條件：不準教書，不準出版畫集，要她安分守己地做個賢妻良母。”
“還有那位刻《士敏土》插圖的梅裴爾德呢？”
“嗬，那恐怕早已死在希特勒的‘仁政’之下了。”他表示很惋惜，接著又說：“所以，我要翻印珂勒惠支的版畫。在世界上的女畫家中，她是最值得我們介紹的。現在那畫集都選定了，可惜的是沒有錢來再版。”
正當他說得入神的時候，座位旁邊有人持著照相機“哢嚓”一聲將瞬間的情景拍下來。他向那人掃了一眼，像懷疑，也像是厭惡，話也因此中斷了一下，隨後又照樣無所顧忌地談了下去。
這回談的是蘇聯版畫。他說，家裏雖然已收藏了不少，但苦於沒有時間整理，也沒有錢翻印。有人問他能否拿出來公開展覽，他搖了搖頭，說：
“這恐怕很難。譬如在這裏，政府是一定要和我搗蛋的。”說到這裏，他提高了聲調，神色也變得嚴肅起來，“借用日本青年會嗎？日本領事館要來看，也不行。上次我所以把法國的作品也拉來同蘇聯的擺在一起，就是為了讓他們看得莫名其妙。”
說罷，他大笑起來……
又談了一陣，第三支香煙也抽完了。這時，他站起身，扭了扭呢帽，把它戴在頭上，說：“我們再來看一看吧。”然後，輕捷地走近牆壁跟前去。
大家又跟著他看了許多的木刻，聽著他隨時作出的中肯而委婉的批評。他指著畫麵說，這人的腳骨斷了，手太長了，而不說是解剖學的錯誤；他說這不像中國人，饑民，而不說是輪廓和明暗的錯誤；他看見刻的群像，就說麵孔都是一樣的；他看見戰爭，就說戰雲不大對，去看看克拉夫兼珂的吧。
“先生以為這回的作品怎樣？”陳煙橋問。
“自然進步不小，但人物總還刻不好，素描的功夫太差。”說到基本功夫，魯迅又提到珂勒惠支，讚歎地說：“她的功夫實在太深了，尤其是光線的凝散，布置的非常有力。”他說柔石死後，已經寄信給珂勒惠支，請她畫一幅被害的圖畫，以作永久的紀念。但珂勒惠支來信說不能，因為她沒有看過真實的情形，而且對中國的文物又太生疏，沒有答應。又說對於同樣的一幅畫，她也要畫上兩三遍。於是，他總結道：“那種作畫的認真的精神，我們應該學學她。”
他主張多作素描，如果環境不允許，就作速寫，又說，有關的參考書也要多看。當有人反映說真正可作參考的書並不多時，他很有同感地說：“所以，即使賠錢賠功夫，也得印畫冊。隻是畫冊要印得好，對於學習的人才有用。但那樣，成本就要貴了。有錢的不想買，沒有錢的又買不起——就隻好送。哈哈！”
“賠錢賠功夫——你真是一個傻子嗬！哈哈！”
“由他去吧。哈嘻……”
整個展廳沉浸在一片溫和而又活躍的氣氛中……
最後，魯迅說要走了。曹白他們才知道，三個多小時已經過去。對於一個病弱之軀，要耽溺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實在是難於承受的。大家的心裏充滿歉意，然而又很希望能留住他，聽到他更多一點關於木刻藝術的意見。這時，走過來兩位洋記者，為首的一位同魯迅打過招呼之後，就立刻向大家介紹他的太太：
“My wife，——”
“唔……”魯迅若無其事地唔了一聲，拉低了帽子，就急急地走開了。
蕭軍從青島回到上海，就急於要看魯迅。10月15日，他帶上從北方帶回來的五個石榴和一袋小米，約了黃源一同前去。
黃源帶的是一個小小的高爾基木雕像，是一個剛從日本回來的朋友托他轉交的。魯迅拿過雕像，端詳了一下，饒有興致地對他們說：
“雕得不壞，很像。……”
這時，海嬰拿著一個石榴進來，看見那雕像，立刻爬到桌子上，嚷道：“這是爸爸，爸爸……”
相隨著進來的許廣平也問道：“雕的真是你嗎？”
“喔……我哪裏配！……這是高爾基……”魯迅說著，把小像輕輕地放在身邊的桌子上，又讓雕像的正麵朝著自己，又說：“雕得很好，簡單……這是‘立體派’呢！……”
他把頭靠在藤椅的枕托上，眼睛望著頂棚，思索似的靜靜地抽煙；接著，便起身呷了一口茶，向黃源發問道：
“《杜勃洛夫斯基》去看過了沒有？很好。”
不久前，他重看了這部電影，曾特意寫信催促黃源也到上海大戲院看去。那電影最後的複仇的一槍，使他感到十分痛快，簡直逢人都要稱讚一番。
“又在做宣傳了。”許廣平笑道。
“還沒有，準備今晚同蕭軍一道去看。”黃源告訴他說。
“我沒有看過原作，不知他是否完全依據原作改編的。譬如，其中有一場小杜勃洛夫斯基叫村子裏的人放火燒死關在他家裏的四個官員，普希金那時有這種想頭，自然要被殺死了。……”
接著，他問起蕭軍北行的情形。蕭軍說了沿途所見的漁場、鹽場，還有日本人經營的炭坑等等，然後說到泰山，問他：“你去過泰山嗎？”
“我隻是在外麵看了看……我是瞧不起泰山的……”
不知怎樣，在魯迅的眼中，泰山總要跟孔夫子聯係起來。
前不久，他為日本雜誌寫的《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說起這個由權勢者捧起來的聖人，“留聲機”，“敲門磚”，他就表達了“愚民”的不敬，和自己的憎惡……
蕭軍說：“孔老二小天下的地方我也見過了，其實他還沒有到全山三分之一的地方，就小起天下來了……”
“孔老二他是沒有見過‘山’的。”魯迅接著說。
蕭軍告訴他，在遊山時，還曾買了幾張碑拓。他說，那上麵也沒有什麼好碑的。總之，沾著聖人或闊人氣味的東西，他都不會喜歡。
“我是不懂，也不管好歹，隻是覺得好玩便買了兩張，”蕭軍咧嘴笑道，“我還給你帶來一個一角錢的‘泰山石’筆架……今天忘了……沒帶來……”
“那不忙。”
為了不要太多地幹擾他的休息，兩位青年談過一陣就告辭走了。
在歸途上，蕭軍談起他所得的印象，認為魯迅的身體比以前好多了。黃源聽了表示同意他的觀察，但跟著責備他適才同魯迅說話的聲音太大，以致魯迅也不得不提高聲調，這樣於一個肺病患者是很不好的。蕭軍一邊解釋著，心裏一邊想：下次再不要這樣了！
17日午後，魯迅同胡風一起來到鹿地亙的住所。
鹿地亙是亡命中國的日本年輕學者，由內山完造介紹認識。這時，他正在翻譯《魯迅雜感選集》。因為有了疑問，幫助翻譯的胡風前去找魯迅，這樣，魯迅就親自來了。
見到魯迅使鹿地亙夫婦十分高興。池田幸子擔心魯迅被北風吹壞了身體，連忙關上所有的門窗。
“坐吧。”熱心的主人讓魯迅坐家中惟一的帆布椅子。
“這似乎是不穩當的……”魯迅說著，親自拉過來一把方形的木椅坐下，池田幸子上前為他加放了一個小小的紅墊子，同時大笑著說起有一次胡風坐折了椅子的事情。
“請把這個送給日本朋友。”魯迅把《中流》連同英文的Voice of china，以及兩冊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一同放在桌上。然後告訴鹿地亙說：“這一次寫了《女吊》。”
文章的寫成，無疑給他帶來莫大的快慰。說話時，臉部全被笑意擠成皺紋了。
“先生，我前個月寫了《死》，這次又寫了吊死鬼，下次該寫什麼呢？真可怕——”池田幸子聽胡風說過魯迅肺病的嚴重情況，以這樣瀕臨死亡的人，竟一次又一次地尋找死亡的題目，是她所不敢想像的。
魯迅笑而不答，突然問道：“日本也有無頭的鬼嗎？”
鹿地亙回答說：“無頭鬼，沒有聽說過，但腳是沒有的。”
“中國的鬼也沒有腳，似乎無論哪一國的鬼都是沒有腳的——”
於是，在魯迅和鹿地亙之間，古今中外文字中的“鬼”便成了共同的話題。胡風和池田幸子因為從來未曾聽見過別人把鬼這種東西說得這般有趣，不時地發出愉快的笑聲。
魯迅接著說起在紹興教書時踢“鬼”的故事。
“從學校回家的路是這樣彎曲的，”他用細長的手指在桌沿畫了一條弧線，說：“但有一條斜行的近路，是經過墳地的。一天晚上，我在學校耽久了，回家時我選了近路。兩邊草很高，我在小路裏走著走著，忽然看見有個白東西向麵前走來，走到麵前就像石頭那樣不動了。唉呀，我當然不信鬼類的東西，但也有點害怕，這裏跳動起來了——”
他按著幹癟的胸部，繼續說：“回頭呢？還是怎樣？沒有法子想，隻好仍舊往前走了……白東西不動……走近去一看，原來是一個人蹲在那裏。我喝了一聲：‘在幹什麼呀！’踢了他一腳，他就向草中逃走了，到了家裏以後，還盡是心跳，那似乎是個小偷。”
說起鬼來，好像他有許多特別的感興，又說：“最可怕的是日本的鬼，在日本戲裏有的，是叫做什麼呀？嗬，是的，叫牡丹燈籠……還有禦岩。我在仙台時常常花費八分錢站著看戲，可是禦岩很髒，是討厭的。”
“中國的鬼非常奇特。”他介紹了女子常常變做鬼魂，又常常有與鬼魂親昵的男人的故事，以為這是很真切地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的心理的東西。“因為是鬼，隻好在夜裏出來，在不必要時就隱滅了，別人不會知道，而且無須給予。我以前想：若有那樣的鬼倒是好的。”
說罷，哈哈大笑起來。
這時候，風大起來了，魯迅時時地咳嗽著。池田幸子幾次想用空煙盒代替痰罐遞給他，又怕他發煩，弄的心裏非常不安。
“鬼的時節在日本是夏天，所以在那時演戲，現在已經是秋天了，鬼要漸漸隱退了吧……”
鹿地亙說完這句總結性的話，鬼魂真也仿佛隱退了。隻是，自殺接替它而成了新的話題。
“現在說吊死吧，這也是女人常做的。”魯迅說：“在中國，吊死在男子是很少的。據傳說是因為死了的鬼魂來把活人哄去，所以有這種自殺。古時候王靈官這個人把男吊打死了，所以剩下來的就很少，而女的卻沒有被打死，便常常出來帶了活人去。因此說吊死鬼，照例是指女人無疑的。”
他又說：“女人自殺，近來往往用吞咽金子的辦法。因為金子是重的，停在腸裏會引起腸炎。這種自殺，因為不是直接的，要費相當時間，所以弄得有的人結果不願意死了。醫生使金子和排泄物一同出來的方法來救治。女人等痛苦停了之後，最先查問的事是：‘先生，我的戒指呢？’……”
大家不禁大笑。
魯迅每說到鬼或自殺，都帶有破壞偶像的啟蒙意味，而且也像他的文章一樣，時時閃耀著尖銳的諷刺的光芒。
“我要靜默三分鍾，”他從衣袋裏取出體溫計，說：“每天四點鍾左右都要測一次體溫。”說罷把體溫計插進口內。一時默然。
“熱倒沒有。”過了一會，他說。
“時間太短咧。”
“這是因為必須給醫生看的，這樣就可以了。”他這樣說，立刻把體溫計裝進衣袋裏去了。
跟著的話題是對八仙橋的木刻展覽會的批評。
“先生，聽說你去看過展覽會了。有那樣的成績，實在令人驚異。除了蘇聯以外，其他國家的木刻藝術運動像這樣進步的還有嗎？”
“嘿！的確很有進步，我也沒有想到會進步這麼快的。”說起木刻，魯迅變得更加興奮，眯縫了眼睛說話，好像木刻畫就在麵前展開似的。他說：“不過人的臉孔都像外國人，中國人是有中國人的臉孔的……可是青年們肯努力，這樣就很好……”
說起青年，胡風不禁想起他在幾天前說的一段話：“中國將來如要往好的方麵走，必須老的燒掉，從灰燼裏產生新的萌芽來。”完了還加重地說：“老的非燒掉不可。”……
他們又說了許多話，魯迅才告辭回去。他阻止胡風送他，這樣，胡風就同鹿地亙立即回到樓上工作了。
送他的是池田幸子。門外，她向一個瘦小的背影揮手道：
“好好保重，再會！——”
從鹿地亙那裏回來，時候已經不早了。傍晚，周建人過來，便一直談話到11點，沒有絲毫歇息，他太亢奮了。
周建人走後，許廣平立刻整理臥具，催促他休息。他坐在躺椅上，說：“我再抽一支煙，你先睡吧。”
睡下來的時候已經是1時了。3時半，他忽然坐了起來。許廣平見狀也坐起來，仔細觀察他的呼吸，像是氣喘初發的樣子，接著咳嗽，氣息也漸漸變得急促起來。他告訴許廣平說：“一直睡不好，淨做噩夢。”這時正當深夜，請醫生是不方便的，為了減輕他的痛苦，許廣平把自己事先購置的“忽蘇爾”氣喘藥拿出來給他服了。按照說明書的規定，陸續服過三次，然而病態仍然不見減輕。
後來，他連斜靠著休息也不行了，隻能屈曲著身子，雙手抱膝而坐。許廣平坐在他身邊，分明地聽見他心髒咚咚的響動，心裏十分難受。
他叫許廣平早上7點鍾去托內山打電話找醫生。6點半左右，許廣平就匆匆盥洗起來，準備出去。他坐在寫字桌前，要了紙筆，戴上眼鏡給內山寫便條。許廣平見他氣喘得厲害，要求他不要寫了，由自己親口托請好了。他不答應，仍舊執筆寫下去，歪歪扭扭地，幾乎每個字都要改正了又改正。寫到中途，許廣平又一次請求他，不要再往下寫了。他聽了很不高興，放下筆，歎了一口氣，又拿起筆來續寫，許久才湊成短短的幾行，然後交給許廣平。
內山粗粗一看，立刻覺察到問題的嚴重，心裏不免一陣悸動。魯迅平時寫信，字跡總是非常工整的，今天卻淩亂得快不能辨認了：老板：
出乎意料之外，從半夜起，哮喘又發作起來了。因此，已不能踐十點鍾的約，很對不起。拜托你，請你打個電話請須藤先生來。希望快點替我辦！
草草頓首
L拜十月十八日看完信，內山馬上打電話給須藤，隨後立即趕到魯迅家去。
這時，魯迅無言地坐在桌前的椅子上，右手拿著香煙，臉色很壞，呼吸是異常的困難，內山告訴他，須藤醫生很快就會來，說罷就按摩他的背部。過了一會，許廣平也過來按摩有關部位。
所有這些動作，似乎都不能緩解他的病情，內山隻好勸他服用他從家裏帶來的雞蛋油。他順從地吃了，結果，還是不能生效。
當內山和許廣平仍在按摩著他的背部的時候，須藤來了。魯迅見到須藤，便斷斷續續地說：“從4點鍾起，哮喘又發作了，請快替我注射。”
須藤早已把注射的手續準備好了，馬上在他的右腕上打了一針。過了一兩分鍾，他說：“怎麼搞的？總是沒有效果。”須藤又加打了一針。幾分鍾過後，他的呼吸好像是平緩一點了。這時，須藤從旁觀察著他那指甲已經發紫的手指，一邊囑咐給他用熱水袋暖腳，再包裹起來……
過了一些時候，他要內山停止按摩，說自己已經好一點了。等到快8點，內山因店裏有約會，隻好拜托須藤照顧他，然後匆匆離去……
日報到了。
“報上有些什麼事情？”他一直關心報紙。
“沒有什麼，隻有《譯文》的廣告”，許廣平告訴他，“你翻譯的《死魂靈》登出來了，在頭一篇上。《作家》和《中流》的廣告還沒有。”
她熟悉他的脾氣。敵人寫他的文章，他倒未必急於要看，他最關心的還是和他有關係的書的出版。往常，到了晚間撕日曆時，他常常要提起：“明天什麼書的廣告要出來了。”他懷著對自己的寫作即將出版的興奮的期待，熬到第二天早晨，等報紙到手，就急急尋找這方麵的消息。如果報紙來得遲，或報紙上沒有按預定的計劃登出廣告，他就會立刻顯出失望的樣子，於是也就虛擬了種種變故，直到廣告出來或刊物到手為止。
許廣平以為，他知道了《譯文》和《死魂靈》的消息，就可以安靜下來。然而他不，立刻要許廣平把報紙和眼鏡一並拿來。他一麵喘息，一麵細看《譯文》的廣告，看了許久才放下。原來，他記掛的並不僅僅在於他個人。
注射，吃藥，中午還吃了大半杯牛奶，然而仍然喘息不止。下午，馮雪峰前來，但是他已經不堪病苦的折磨，不能說話了。
6點鍾左右，內山叫來了看護婦，給他注射和吸入酸素、氧氣。看來效果還不錯，他已經能夠安臥。須藤觀察了一會，以為大約不妨事，交代說明天再來，便回家去了。隨後，內山也回到了店裏，但是仍然放心不下，先是派了一個店員到魯迅家裏住下，吃飯過後，又親自請來了石井醫生。
診察的結果，說是非常嚴重，內山便同許廣平商量把周建人也叫來。
周建人到來不久，馮雪峰又來了。這時，許廣平勸內山回去休息。內山怕她太操心，一直過了子夜，這才起身告辭。
馬蹄鍾嘀嗒嘀嗒響著。無邊的寂靜，夜太可怕太漫長了！
連看護婦也睡去了。這時，由許廣平看護病者，給他揩汗，好幾次揩他的手時，他都緊緊地握住她的手，不肯鬆開……
“時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聲音是那麼溫柔。
“我不瞌睡。”
為了使他滿意，許廣平就在他對麵的床腳上斜斜靠著。
他不時地抬起頭來看她，她一樣報以深情的凝睇。有時候，她還陪笑地安慰他說，病情似乎輕鬆些了。但他不說什麼，就又躺下了……
後來，她給他揩手汗，他還是照樣地把她的手緊緊握住。但是，她沒有勇氣回握了。她怕刺激他，怕他難過，便裝作不知道的樣子，輕輕放鬆他的手，給他蓋好棉被。他似乎有些煩躁，好幾次推開被子，她怕他受冷，又連忙蓋好，過一刻，他又推開。看護沒有法子，告訴他心髒十分衰弱，不可亂動的。他才不大推開……
過了5時，看護提前給他注射，叫許廣平立即把醫生找來。然而，等醫生趕到時，他的心髒已經停止了跳動，體溫也漸漸地消失了……
馮雪峰、胡風、蕭軍、黃源、雨田來了；
宋慶齡來了；
內山、鹿地亙夫婦來了——
整個房間籠罩在一種悲哀、沉重、靜肅的氣氛中……
人注定是要毀滅的。但是，有多少人是在抗拒的行動中毀滅的呢？毀滅於槍林彈雨的戰場，也許能激起人們一種英雄主義的仰慕；如果在一個小房間裏，在書籍和稿件的毫無危險的包圍之中，在緊張然而悄無聲息的連續的寫作之後猝然毀滅，還能喚起那種搏戰的悲壯感嗎？……
《日記》寫著“星期”二字就中斷了——
然而，燈亮著。手稿攤放著。“金不換”無聲地站在筆架上……
沒有人懷疑他不是在戰鬥中仆倒的，倒在落滿箭鏃的壕塹內；倒在以他的血肉築構的掩體旁邊，倒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
123民眾的葬禮
魯迅的死，給上海帶來極大的騷動。
當天，《大晚報》刊登了由治喪委員會發出的訃告，次日的《大公報》、《新聞報》、《申報》等也都發表了訃告全文：魯迅（周樹人）先生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病卒於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歲。即日移置萬國殯儀館。由二十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為各界瞻仰遺容時間，依先生的遺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詞花圈等以外，謝絕一切金錢上的贈送。謹此訃聞。消息從上海輻射出去，迅速傳遍北平、天津、青島、太原、開封、廈門、福州、廣州、香港、無錫、昆明等全國各大城市。遠屆莫斯科、日本、朝鮮、南洋，以及更多的地方。報界紛紛稱譽魯迅為“文壇巨星”、“思想界的權威”、“中國文壇之惟一領袖”、“中國文壇底最高峰”、“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英勇戰士”，把他的逝世看做是中國以至全人類的重大損失。旬月之內，各政黨、團體、個人的函電，接連不斷飛來……
治喪委員會由十三人組成：蔡元培、宋慶齡、史沫特萊、內山完造、沈鈞儒、蕭三、曹靖華、許壽裳、茅盾、胡愈之、胡風、周作人、周建人。在馮雪峰最初起草的名單曾特意加入毛澤東的名字。但是，除了日文報紙《上海日日新聞》，其他報紙均未見披露。
宋慶齡，這個中國惟一的由一個女性組成的黨，以光輝的民主思想和深厚的民族情感，在一個特殊的戰鬥場合——悼念魯迅的全部活動中，起到了為任何人所無法代替的重大作用。
魯迅是一直到死也沒有被解除通緝令的，對於他的喪事活動，政府當局肯定要進行嚴密的監視。19日淩晨，馮雪峰對宋慶齡說，他不知怎樣料理這個喪事，並且說如果他出麵將必定遭到殺害。宋慶齡當即承擔了公開出麵主持喪儀的工作。雖然她的處境也很惡劣，長期深居簡出，但是為了向敬愛的朋友作最後的告別，她願意付出一切。
這時，她想到一位律師，就是救國會的領袖沈鈞儒，當即趕到律師辦事處，要求他幫助向虹橋公墓買一塊墓地。沈鈞儒一口答應下來，並馬上辦理。次日，她同馮雪峰、沈鈞儒、許廣平一起看過墓地，隨後又在茅盾夫人孔德沚的陪同下，從許多家外國百貨公司中挑選了一副價值三千元的西式棺木，盛殮魯迅遺體。
當魯迅遺體從瞿秋白生前贈送的藤架床上移至萬國殯儀館以後，馮雪峰就藏到周建人的家裏，同沈鈞儒、許廣平和周建人等商量問題，布置胡風等負責治喪處的實際工作。他是遵奉中國共產黨的指派參與喪事處理的。
按規定，瞻仰遺容的時間是從10時開始的。但是，因為憑吊者愈來愈多，早上6時左右，就有一群青年男女慌忙趕來了。開始在門口設了一張簽名桌，並分發每人黑布一方，後來，因為憑吊者愈來愈多，趕製已來不及，於是隻好簽字，發布也就來不及了。到了10時，院子裏實在無法容納太多的人，便將殯儀館的大門關起來，等一批人出來了，再讓一批人進去。連一個個的行禮也改作一批數人行禮。在眾多的憑吊者中間，有魯迅的朋友，但更多的是從不相識的群眾；有教授、作家、知識者，但主要的是成長中的青年學生，甚至是目不識丁的工人和市民。他們國籍不同，階級不同，信仰不同，職業不同，年齡不同，但都共同懷著對於魯迅人格的崇高景仰，對於魯迅精神，表達了一致的自願的追隨。
門口懸著“魯迅先生喪儀”的白布橫幅。在魯迅遺像下麵，放著許廣平的獻詞：“……悲哀的氛圍籠罩了一切，我們對你的死，有什麼話說！你曾對我說：‘我好像一隻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曉得，什麼是休息，什麼是娛樂。’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還在執筆。如今……希望我們大眾，鍥而不舍，跟著你的足跡！”周圍擺滿了花圈、花籃，各式的挽聯、挽詩和挽詞。蔡元培的挽聯：“著述最謹嚴，非徒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王造時的挽聯：“死者趕快收殮，埋掉拉倒；生的主張寬容，那才糊塗。”姚克的挽聯：“譯著尚未成書，驚聞殞星，中國何人領呐喊；先生已經作古，痛憶舊雨，文壇從此感彷徨。”胡子嬰的挽聯：“國家事豈有此理，正需要先生不斷咒罵；悲痛中別無他說，隻好勸大眾繼續鬥爭。”郭沫若和徐懋庸也都送來了挽聯，郭聯是：“方懸四月，疊墜雙星，東亞西歐同殞淚；欽誦二心，憾無一麵，南天地北遍招魂。”徐聯是：“敵乎？友乎？餘惟自問；知我罪我，公已無言。”有的挽聯，字跡就像小學一年級學生寫的一般稚嫩，言辭也極其簡單，如“魯迅不死”，“哭魯迅”等，下麵是一大堆陌生的名字，或者什麼名字也沒有，代替的是什麼：“工人識字班”、“店員讀書會”之類，樸素的文字裏有著更為沉痛的力量。
作家孟十還在悼文中記錄了一則十七歲的孩子的日記：十月二十一日，晴。
午後和兩個同學到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去看魯迅先生的遺體。一進殯儀館的大門，就擠在許許多多人中間了；大家都在簽名簿上簽名，我們也簽了，都是橫寫，用的鋼筆。隨後招待員給我們纏了黑紗，我們就走進禮堂去了。我們在魯迅先生前麵連行了三次禮，心裏覺得很難過，幾乎要哭出來，因為我們都知道他是一位極可敬愛的大文學家，他是永遠離開這個世界了。中國從此少了一位最有用的人物了！
我們半個月前才讀完他翻譯的《表》，很喜歡這書，容易懂，以後他再不能給我們譯書著書了，想想，這有多麼讓人悲哀呀！我禱祝中國的學生們，都來學習魯迅先生，將來把中國治好起來，使中國在世界上做一個強國。我們不可忘記魯迅先生哪。尤其是他遺留給我們的精神的產業！
明天要到市中心參加運動會，沒有方法來給他送殯了，想要請假，體操教員就一定先不允許，唉！在魯迅遺體旁邊，有多少為淚水所充盈的眼睛緩緩地繞了過去。緩緩地，一隊又一隊，比行進在絕壁和灘塗之上的纖夫還要艱難。沒有裂天的號子，隻有迫促的呼吸、啜泣和哭聲……
然而，都一樣悲壯，一樣需要內心的堅強……
22日下午，出殯前，萬國殯儀館的門口和馬路上占滿了人群。許多人為了最後看上魯迅一眼，就像決口的河水，不斷地往裏麵衝去。而湖水一般平靜的地方，正在練習唱挽歌：他是我們民族靈魂
他是新時代的號聲
喚起大眾來生存……突然，有一個聲音在空中叫道：“諸位！現在需要扛挽聯的一百六十人！扛花圈的一百人！願意替魯迅先生扛挽聯的，請站在草地的左邊！願意替魯迅先生拿花圈的，請站在右邊！其餘的，請到門外去自動排隊：四個人一排！……”
頃刻間，就有了挽聯隊、花圈隊、挽歌隊……巨大的白布遺像，用了悲憫而堅毅的眼睛，俯視著人群。由歐陽山、蔣牧良執掌著“魯迅先生殯儀”的白布橫幅走在最前麵，緊跟著是魯迅的靈柩，由鹿地亙、胡風、巴金、張天翼等七八個人抬著。歌聲起了：“哀悼魯迅先生……”於是，一支上萬人的隊伍與歌聲相糾結，開始在長長的馬路上蜿蜒……他是我們民族靈魂
他是新時代的號聲……路線原定為：膠州路、赫德路、愛文義路、卡德路、同孚路、福煦路、大西路、虹橋路，而後至萬國公墓。捕房以防止擾害秩序為由，進行阻撓。於是，人們不得不臨時改變方向：膠州路、極思菲爾路、地豐路、大西路、虹橋路……隊伍從租界經過時，騎馬的印度巡捕得得得地在兩旁巡邏。行出中國界，就由黑衣的纏腿的中國警察接代了，所有長槍，全都上了刺刀，短槍也掛好了把子，簡直如臨大敵。
但是，當群情激動的時候，是隻有武器害怕思想，沒有思想害怕武器的。一支哀軍繼續前進。前麵，“民族魂”的綢旗逆風飄動，挽聯如人們一樣低垂著頭，花圈上的花朵，在痛苦的顫抖中不時落下來，這時，女孩子們便連忙彎腰拾起……他是我們民族靈魂……巨大的遺像，仍用了悲憫而堅毅的眼睛，俯視著人群……
隊伍沿途散發《魯迅先生事略》、《紀念魯迅先生要繼續魯迅先生救亡主張》、《哀悼歌》、《挽歌》，以及全國學生會《哭魯迅先生》等傳單，唱著歌，喊著口號：
“繼續魯迅先生遺誌，打倒帝國主義！”
“魯迅先生精神不死！”
“打倒漢奸！”
“打倒賣國賊！”
…………
後來，嘶啞的喉嚨裏終於像燃燒的子彈一樣迸出了流行的救亡歌曲：“打回老家去！……”“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糾察隊員忙碌地前後奔跑；救護隊員提著熱水瓶，給驕陽下烈風中喘息著的人們送水；電影公司的汽車駛過，在趕拍葬禮的新聞片子……所有這一切都是自發進行的，而且是在當局的壓迫和監視下進行的。權力和金錢都不能驅使他們，他們服從的惟有民族生存的意誌。現在，一個人死去了。他們知道，那是天地間的正氣，是他們賴以拯救自己垂亡民族的獨立、自由、民主的精神。
今天，魯迅成了一個象征。
所以送葬的人才這麼多，而且愈來愈多，將近虹橋路時，隊伍足足有二裏多長！
到達萬國公墓，已是4時半左右。這時，太陽過早地沉沒了，灰黯的雲絮和古樹的枝椏雜亂地壓在人們的頭頂。千萬個喉嚨一片啞然。淒厲的秋風掃過，枯葉紛紛飄墜，在人們的腳下發出簌簌的巨響——
葬禮開始了。
奏過哀樂以後，主席蔡元培作了簡短的報告，說有歐美人參加，也有日本人參加，這是一個國際性質的紀念會。人們當即向擠在人群中的日本人鼓掌，喊道：“擁護日本勞苦大眾！”
沈鈞儒講演說，像魯迅先生這樣的人，應該有一個“國葬”，但是，今天這許多人裏麵就沒有一個代表政府的人。他問：中國的政府哪裏去了？人們又一次鼓掌，高聲喊道：“民眾的葬禮！”“民眾的葬禮！”……
宋慶齡始終陪著許廣平。這時，她在熱烈的歡迎中和群眾見了麵，但是，由於激動，她已經不能多說話。那精神，還是同《立報》記者說的：魯迅先生的死，是中國的一種重大的損失，紀念他的辦法，是要把他那種為民族解放而鬥爭的精神，擴大宣傳到全世界去，完成他未完成的事業。說完，不斷揩著湧出的淚水。在楊銓遇害之後，她從來未曾這樣痛哭過。
章乃器說，魯迅先生之所以偉大，並不是因為他會寫文章，而是因為他為世界上最大多數的被壓迫的人說話。在他的一生中，永沒有背叛了大多數而向少數人屈服的。又說，現在有許多人，他們在某一個時代，的確為大多數人謀利益而得了民心，可是過了一個時候，他們又把廉價買來的民心高價出賣掉了！……
鄒韜奮也講了話。然後，講話的是蕭軍，他是代表了治喪處同人及魯迅生前支持的四個刊物講話的。他大聲說道：“魯迅先生的死是他的敵人逼死的——是他的敵人要他死。現在他已經死了，可是，難道他的敵人就勝利了嗎？”
人們立刻呼喊著響應：“沒有勝利！”“沒有勝利！”“他的敵人絕對不會勝利！”
巨大的遺像，仍用了悲憫而堅定的目光，俯視著人群……
在安息歌的哀聲中，在千萬顆心的絕望的依戀裏，一麵白緞黑絨的“民族魂”的大旗，輕輕地覆蓋在靈柩上麵……
許廣平一直在哭泣……
當群眾中又跑出一些人來擁擠著把靈柩抬進墓穴，她向水泥槨上撒了第一把土——多麼沉重的第一把土！願你安息，安息，
願你安息在土地裏！……人們手拉著手，圍在墓穴四周，歌聲和哭聲纏裹在一起。墓穴填平了。暮色降臨了。偉大的地之子終於回歸了大地。可是，當人們陸續走散，便隻餘一片蒼茫、沉寂的荒原……
這時，西天竟出現了一彎微紅的新月！
陪伴他的隻有這一彎新月！
月亮，正是他所喜愛的。在無邊的夜色裏，它放著淡淡的光輝，但卻是純淨的、惟一的光輝……
次年，許壽裳從北平到上海，特地來到墓地裏看望他，帶著一環花圈和萬千思緒。寂寂歸途中，吟成這樣一首詩：身後萬民同雪涕，生前孤劍獨衝鋒。
丹心浩氣終黃土，長夜憑誰叩曉鍾！是的，依然長夜，長夜，長夜漫漫……
然而魯迅死了！
魯迅死了——敲鍾人在哪裏？
1989年11月14日深夜修訂版後記
書稿校改完畢，翻開當日的《南方周末》，恰好見到黃宗英回憶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的文章。
1957年7月。“反右”運動風雲初起。
7日晚上，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接見上海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並舉行座談。席間，翻譯家羅稷南向毛澤東發問：“主席，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魯迅麼——”毛澤東略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
文中所載，最早見於周海嬰的《我與魯迅七十年》一書，文字略有出入，對話內容是一致的，但不久，這段故實即為學者所否認，以為證據不足。而今，“現場”中人站出來說話了，何如？然而事實又開出了另外的難題：果真如此，應當如何解釋毛澤東關於魯迅的前後論述的矛盾性？如何確定魯迅在中國政治革命中的基本立場？
對於魯迅，毛澤東從來是既有讚揚，也有批評的。抽象的讚揚如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文化英雄”和“三個家”的論斷，魯迅逝世周年在延安做的新“聖人”的演講；具體的有論魯迅的晚期雜文、《阿Q正傳》、《自嘲》詩等。毛澤東橫空出世，雄視古今，從未如此高度評價一個人，因此很自然地被一些大學者和小丈夫當作“神化”魯迅的濫觴。對魯迅的批評則相當婉曲，如宣告“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的講話，通過對魯迅雜文所作的時間性規限，實質上否定批判的普遍意義；也有明白批評的，在給周揚的信中，就指魯迅對中國農民革命缺乏認識。由於批評性意見不多，流布範圍較小，所以不曾引起大家的注意，隻記得魯迅稱說的那類“陽麵大文”的讚譽之辭。其實，在毛澤東那裏，魯迅的精神遺產以其固有的價值，已然被轉化為一種文化資本。這樣的資本，同樣可以壟斷，可以流通，可以隨機使用。所謂“團結，利用，改造”，毛澤東對魯迅的態度，與他對待廣大的知識分子的態度是一脈相承的。至於“毛羅對話”中的意見，相對而言應當算得是“私見”，令人震驚的是，這私見卻被毛澤東本人公開了。
毛澤東何以在這時公開他的私見？是否出於一種文化策略的考慮，即所謂“陽謀”？對此可以存而不論。重要的是，毛澤東這個適時公開的私見，是早已形成的成熟的看法呢，抑或率爾作出的錯誤的判斷？這裏涉及一個如何理解魯迅的政治哲學的問題。
我認為，毛澤東的判斷是準確的。他的判斷包含了這樣幾層意思：一、無論是新政權還是舊政權，對於權力，魯迅始終懷有個人主義的反抗；二、魯迅對強製性的政治思想運動是反對的；三、魯迅的反抗方式隻能是寫作，一旦停止寫作便一無所有；四、魯迅是不妥協的，自然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也是不妥協的。早在20年代，魯迅便做過一個題為《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的演講，從政治文化學的角度，揭示政治家與文藝家的衝突的必然性；40年代，在延安一度“掛帥”的王實味也寫過題作《政治家?藝術家》的雜文，明顯地搬用魯迅的觀點。凡這些，毛澤東是清楚的。他的關於知識分子“兩重性”的論述，就不僅來源於馬列主義的經典，而且來源於中國的曆史教訓，以及他個人的人生閱曆和鬥爭經驗。他深知，像魯迅一樣的知識分子，本身含有反利用的成分。對於知識、觀念形態的東西，他不抱信任的態度，對它們的工具性一直保持警惕；他認為，那是可以超越階級和時代的界限，既能為革命所利用，也能為反革命所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