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茅盾給郭沫若寄去一封信，希望他在兩個口號的論爭中能與魯迅的步調保持一致，正確地引導青年，使論爭早日結束。郭沫若沒有回信。他不但沒有接受茅盾的意見，反而寫了一篇頗長的文章，明確地把矛頭從胡風那裏引向魯迅。
文章在9月10日《文學界》1卷4號刊登了出來，題為《苗的檢閱》。全文充滿反語，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稱作調遣大家作“現代的模擬戰”，“把自己人認成為假想敵”，是有意挑起“文藝家的內戰”。文中假借某些“朋友”對公開信的所謂“家醜外揚”、“使仇者稱快”的評語，表明影響的嚴重性，從而要求撤回新口號！
郭沫若一再表示說，新口號的提出在手續上不完備，在意識上欠明確，是不大妥當而且沒有必要的，不僅是“標新立異”而已。它的出現，使文學界起了一種類似離析戰線的糾紛。他認為，魯迅對兩個口號的解釋是“不正確”的，“不大妥當”的，因而“青出於藍”的茅盾從那兒出發，為安置兩個口號的苦心也是空費了的。兩個口號的對立之所以使人們感到棘手，都因為魯迅的存在。因此，為了消除這種對立狀態，隻好由魯迅主動撤回一法。這就是文中所說的問題的“明朗化”。他引用魯迅公開信中的“問題不在爭口號，而在實做”，“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等語，進逼一步，說：“我據這些語句來推想魯迅先生的意思，大約是在這場糾紛上，要叫胡風諸君委曲一下，讓‘國防文學’這個口號繼續著它的順當的進展，而從此愈加‘實做’起來。假使我這個揣測是不錯，我是極端讚成的，我想茅盾先生也不會有甚麼不同意。”又說：“以那樣見解，態度鮮明的魯迅先生，我相信他決不會一意孤行到底，以不正確不正當的口號來強迫青年來奉行的。”又說：“像這樣明達事理時常為大局著想的我們的魯迅茅盾兩先生豈肯在大家得到了明白的解決之後，一定要為爭執一個口號使糾紛糾紛到底嗎？……”
此外，文中還曲解了魯迅關於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無條件聯合的觀點，以及茅盾關於“創作自由”的口號的闡釋，不指名地攻擊他們當人們“焦頭爛額地從事著救亡的時候”，為佳人才子和鴛鴦蝴蝶派文學爭“特權”，使之產生消極作用和負麵效果。對公開信中提到的悔過轉向的問題，也都有著別有意義的申說。他反對“把敵人的武器當成武器”。
這樣的文字，是隻有郭沫若能寫的。直至現在，應當說，他仍然沒有能夠擺脫原來的“才子”氣和“流氓”性。9月下旬，《今代文藝》以醒目的標題登出他的《戲論魯迅茅盾聯》：“魯迅將徐懋庸格殺勿論，弄得怨聲載道；茅盾向周起應請求自由，未免呼籲失門。”更為明顯地反映了他的認識和心態。
茅盾不敢正視郭沫若的挑戰，反而認為：“郭沫若先生的《苗的檢閱》是‘澄清’空氣的一大助力。”在《談最近的文壇現象》一文中，他居然把郭沫若文內的稱魯迅“態度很鮮明，見解也很正確”一類反語當作正麵的論點加以引證，雖然在文章的結尾，仍然堅持了他後來的意見，即兩個口號並存說。
馮雪峰對茅盾的爭取工作是有一定成效的，茅盾在兩個口號論爭中的立場的偏移，多少增加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影響力。然而，這樣一來，也就造成了他在文學界中的尷尬地位。他本來是“文藝家協會”的中心人物，而周揚們的係列行動，在魯迅、巴金等人看來是意在向協會以外的人們挑戰的。因此，他勢必要失去原來的大批簇擁在周圍的人們。而當他傾向於新口號之後，又與胡風等不相融洽。處在宗派主義陰溝四布的地帶，這個一貫精明而謹慎的人，便不能不考慮人際關係的平衡，以防失足落水。
但是，在東京，一個統一的團體開始分化了。
“龜裂”的現象不是產生在新口號提出之後，而是在郭沫若建議撤消的時候，這也是頗帶戲劇性的。東京支盟分成兩派，魏猛克、陳辛人等表示讚成新口號。就是這個魏猛克，曾經撰文嘲笑魯迅從“墳”裏爬出來歡迎蕭伯納，還曾畫過一張《魯迅與高爾基》的漫畫，把高爾基畫得很高大，魯迅畫得很矮小，意在諷刺關於魯迅是中國的高爾基的說法。不過，後來總算彼此消除了隔膜。魯迅的人格是具有感召力的。
隨著形勢的變化，文學隊伍的變化，隨著《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的發表，以及後來的魯迅逝世等重大事件的發生，兩個口號的論爭也就漸漸地自行消失了。
徐懋庸在鄉下看到朋友寄來的載有魯迅長文的《作家》，心裏很不服氣。回到上海以後，又遭到周揚、夏衍和從前左聯常委會的幾個人的批評，陷入了裏外夾擊的境地。
周揚他們認為徐懋庸給魯迅寫信惹了大禍，於是批評說是“個人行動”、“無組織無紀律”、“破壞”了他們“同魯迅的團結”，等等。使徐懋庸不滿的是，他們自己卻毫無檢討之意。況且，說是“個人行動”也不全是事實，信裏的基本內容，還是批評者經常議論到的，隻是由他捅了出去而已。對於左聯的解散，他原來是不同意的，然而既然解散了，又還有什麼“組織”和“紀律”可言呢？說起同魯迅的“團結”，還好意思說出口嗎？這幾年與魯迅方麵的聯係工作，還不是靠他去做的嗎？還有，魯迅在文章裏所揭露的事情，絕大部分是他們所幹而他竟不知道的，現在居然要他一個人負起責任來了！
徐懋庸極力爭辯，但是沒有結果。
他既感委屈，又不免慍怒。過了些時候，他又開始采取“個人行動”，把一封已經寫好的公開信，叫《還答魯迅先生》，交《今代文藝》發表。
在信中，他指責魯迅不應公布私信，說藉此引起多人的惡感相威脅，是一種“惡劣的拳經”。魯迅因替胡風辯護而盡情暴露左聯內部的人事，形跡近於“告密”；尤“糊塗得可觀”者，是對於周揚等人的公開批評，“株連”，“誣及”他以外的“他們”，是有違極通常的情理的。他在信中堅持了對胡風、巴金、黃源等人的看法，還稱胡風為“魯府的‘奴隸總管’”，繼續進行攻擊。此外，還引了魯迅的話打擊魯迅，說所謂“信口胡說，含血噴人，橫暴恣肆，達於極點”者，正是魯迅自己的行為，魯迅是企圖通過他而打擊大批的青年的。最後，他以反語寫道：“為魯迅先生的‘威嚴’計，我是寧願發現一切真是如他所說的那樣的。不過如果真是那樣，則足見兩間之正氣，一貫的真理，實為魯迅先生獨占得太多，而青年們分有的太少，這在魯迅先生，當然是光榮的，但對於中國，恐怕也是‘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罷！”
發表前，徐懋庸曾經給周揚等人看過，他們不讓發表，怕惹出更大的亂子。但是，他毫不理會這個“集體”的意見。他豁出去了。
自魯迅的公開信發表以後，周揚在文藝界中的地位大不如前，要像先前一樣開展工作並非易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情況，就是組織上人事上的變動。7月底，共產黨中央決定成立上海辦事處，潘漢年為主任，馮雪峰為副主任。這時，馮雪峰可以名正言順地管文藝界的事情。他有過一個想法，就是改組或撤消原來的文委，停止周揚對文藝界的領導工作。雖然，計劃沒有最後實行，但是其中的矛盾和壓力，周揚不會感受不到的。9月20日，《作家》就曾發表過馮雪峰化名呂克玉的《對於文學運動幾個問題的意見》一文，對周揚等的宗派主義、關門主義以及理論上的機械論觀點，給予了原則上的批評。其中，稱周揚等為亭子間裏的“土皇帝”，希望他革除動不動稱對手為“反革命”，為“漢奸”，為什麼派的惡習，“虛心點，不再胡鬧”，都是很嚴厲的警告。
魯迅逝世後，文藝界曾經成立過一個臨時核心組織，周揚沒有參加。盧溝橋事變後，他便從上海到南京，經南京辦事處到延安去了。
郭沫若在《苗的檢閱》裏，指責“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提出，違反了“對內的紀律”。原來“國防文學”派的人，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徐派”，也有認為魯迅在公開信中是用了對敵人的譏笑怒罵的態度，對待自己同一戰線的人的。於是，《社會日報》鬧哄哄地接連發表《魯老頭子筆尖兒橫掃五千人，但可惜還不能自圓其說》、《讀魯迅先生關於統一戰線問題應向徐懋庸先生辯白的幾句話》、《梅雨以大義責魯迅》之類的文章，對魯迅施以攻擊。顯然，這是稱魯迅為“托派”、“破壞聯合戰線”等流言的一脈餘波。
魯迅憎惡那些動輒以維護“聯合戰線”，捍衛“民族利益”的名義，絞殺個人正當權利的行為，正如當年憎惡那些麇集在“正義”、“公理”的旗子底下，參與鎮壓學生運動的正人君子者流一樣。他甚至把這種純然從個人或集團的私利出發，任意誣陷和打殺民族精英的作法，稱為近於“內奸”的行為。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否認社會正義的存在。他所否認的，隻是非正義的正義形式而已。而他本人，正是一個獨立不羈、無所畏懼的正義者，所以才敢於在所有人都宣稱“一致對外”的時候，發動這場“內戰”。在他看來，惟有“內戰”，才能除去迷幻的毒餌和專事破壞的蟻塚的。這個觀點，早在左聯時代他就強調過。何況這次“內戰”，嚴格說來並非出於他的發動；隻是從他那無法阻擋的淩厲的攻勢，以及論戰的徹底性來判斷，反而顯得是挑戰的一方。
挑戰就挑戰。其實，他一點也不在乎名分上的這種糾纏。他習慣了。如今，寫下“萬言長文”，猶覺意興未盡呢。文界敗象，公開信隻不過公開了很少的那麼一點罷了。他幾次寫信告訴朋友說，擬收集材料，待一年半載過後，再作一文，使徐懋庸輩的嘴臉暴露更加清楚而有趣。
其中，致王冶秋雲：這裏的有一種文學家，其實就是天津之所謂青皮，他們就專用造謠，恫嚇，播弄手段張網，以羅致不知底細的文學青年，給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卻並沒有。真是惟以嗡嗡營營為能事。如徐懋庸，他橫暴到忘其所以，竟用“實際解決”來恐嚇我了，則對於別的青年，可想而知。他們自有一夥，狼狽為奸，把持著文學界，弄得烏煙瘴氣。我病倘稍愈，還要給以暴露的，那麼，中國文藝的前途庶幾有救……可是，等不到文章寫成，他就一病不起了。
121以工作對抗死亡
“不克厥敵，戰則不止。”對魯迅來說，世界上沒有不可以戰勝的敵人。但是，現在，有一個敵人是他所無法對付的，那就是死亡。
憑著對於生命的敏感，他知道屬於他的日子已經不多了，尤其是看了一些來信和文章的好意的或是惡意的不斷的提示之後，心頭不時地蒙上一層陰影，連文字也都不免透露出某種悲愴的氣息。他不是那種“視死如歸”的人。他是那麼頑強地眷戀著生命，眷戀著中國，眷戀著那許許多多與他緊密相關的死去的和活著的人們。死去的使他意識到生存的責任，所以活著，就不僅僅為了親屬和朋友，為了眾多的輾轉於重軛之下的勞苦大眾，也為了對頭，為了不可一世的權勢者、叭兒，“同人”中的英雄、昏蟲、高貴的懺悔者。每當想起死後的情景，想起小報的惡意的詆毀和眾多快意的笑臉，他就感到渾身發熱，騷動不已。隻要活著，他寧願長此遭受通緝，過囚人般的日子，忍受所有非人的折磨。隻要活著，他寧願放棄一切，留下一支“金不換”就足夠了。他對生命的欲求是無限的。生命“金不換”。如果換了別人，也不是沒有辦法拖延死亡的，譬如休息，療養，與塵囂隔絕的生活，然而，他卻不能接受這類姑息的方式，隻要能坐立，他就必須工作，誰都沒有辦法勸止或禁止他，使他停頓下來。每當他體溫升高，告訴他那是因為工作的緣故，他總是馬上否認，說是正因為曉得什麼時候要發熱才趕快把工作做完的，後來甚至說出這樣的理論：如果不會發熱，固然可以做工；但是如果發熱，那麼就得趕快做工。生命與工作，對於他是二而一的東西。如果生活僅隻意味著悠閑與安適，不是別一形式的死亡嗎？
命運注定了這個珍惜生命的人要以加倍的速度損耗生命。沒有誰命令他這樣做，全憑內心的指示。
他陷於生存的最大的悖論，他無法解脫。
就這樣，他和死亡彼此纏鬥不息，直到一個戰勝了另一個。
自從3月初到狄思威路的藏書室找書，中寒驟患氣喘之後，他身體便日見消瘦，大不如前了，但他是仍舊工作著，並不特別地注重休息，除了翻譯《死魂靈》的第二部以外，還為殷夫的詩集《孩兒塔》作了一篇序文，寫下《寫於深夜裏》、《三月的租界》、《〈出關〉的“關”》等好幾篇很帶分量的文字。
到了5月的前半月，他的精神呈現出極度疲憊的狀態。許廣平勸他休息，找醫生療治，幾位美國友人，親自帶了鮮花來看他，還帶來了宋慶齡饋贈的茶葉和糖食代致探候之意。愛人和朋友的關懷使他感激，但是，他謝絕了一切勸告。他不想像一個病人那樣過生活。到了月中，不管他是如何固執，也不能不去看醫生了。
這裏，連日記也得由許廣平代抄，日本醫生須藤診斷為胃病，其實是不確的，18日以後，每天的日記都有發燒的記載，病情漸深，就注射“荷爾蒙”之類。但是人倒更難看了，整天靠著藤躺椅，臉色鐵青，不言不食，不想動彈，差不多永不離手的紙煙也放棄了，睡覺是似睡而睡的。可怕的“無欲望狀態”。28日，等胡風到來，許廣平就偷偷把內心的焦慮告訴他，托他向內山老板研究一下病情。次日，須藤來給他注射強心針時，無論牛奶、橘子水等通通都不想吃了，情狀十分危急。
馮雪峰找到茅盾，讓他通知史沫特萊，轉請她的治肺病的專家朋友立即前來為魯迅診治，但是事先並沒有告訴他，大家都認為，他是決不會同意的。因為前不久，史沫特萊也曾向他提起過這意見，結果不能實行。他的病一直由須藤診治，一旦請別人診斷，就等於不信任須藤了，他覺得有失朋友之道。當史沫特萊把鄧醫師請來後，許廣平仍舊怕魯迅拒絕，不敢上樓對他說，隻好請馮雪峰先談。馮雪峰把一切都推到史沫特萊身上，說她實在太熱情，而且醫生既已請來，就讓看看也沒什麼的，否則太使她為難了。他聽了，皺了一下眉頭，也就同意了。
聽診以後，鄧醫師走到史沫特萊麵前，神色很異樣。史沫特萊問病情如何？回答說“嚴重”；又問嚴重到什麼程度？回答是“恐怕過不了年”。這時，史沫特萊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醫生說，魯迅是他平生所見第一個善於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像這樣兩肺都有病，而且病得這麼厲害的，如果是歐洲人，早在五年前就已經死掉了。他建議，找一個設備好的外國人辦的醫院，開個病房，由他親自診治。隻要病人同意，馬上就可以辦的。“當然，”醫生最後補充說，“他不會聽從我的勸告。這些老守舊派、愚昧無知的中國人，是不相信現代醫學的。”
他的觀察沒有錯。的確，魯迅最終堅持了自己。但是這並非出於愚昧和保守，他不知道，魯迅本來就是一個學習現代醫學出身的人。
醫生走後，作為臨時翻譯的茅盾把醫生的診斷，以及住院的建議告訴了魯迅，甚至把如果是歐洲人，則早已死掉了之類的話也都說了，大家都覺得沒有隱瞞的必要，反而以為，告訴實情會增強他對於身體的信心，同時也可以由此使他真正重視治療。可是他不相信，他說大家騙他，就算做醫生的說得嚴重一點也不是什麼可駭怪的事。接著，他簡直用了責問的口氣說：“當別的人正在鬥爭，吃苦，死，而你們卻要我在床上安安靜靜地躺上一年，對嗎？”
史沫特萊哭了。她知道，要打動這樣一個鋼鐵般的漢子，她已經無能為力。
魯迅雖然不同意住院檢查，但在心裏，卻是很感謝史沫特萊的。事後說起來，他還感歎道：“她實在太感情了，感情對於病人，其實是不好的。況且外國人看生命又比中國人看得重。……好在我不會受什麼影響。”
但是以後不多幾天，他果然病得連日記也持續不下去了。
這時，住在醫院裏的宋慶齡，聞訊立即給他寫了一封信：周同誌：
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厲害的消息，十二分的耽心你的病狀！我恨不能立刻來看你，但我割治盲腸的傷口，至今尚未複原，仍不能夠起床行走，迫得寫這封信給你！
我懇求你立刻入醫院醫治！因為你延遲一天，便是說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險！！你的生命，並不是你個人的，而是屬於中國和中國革命的！！！為著中國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身體的必要，因為中國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個病人，往往是不自知自己的病狀的，當我得盲腸炎的時候，因為厭惡入醫院，竟拖延了數月之久，直至不能不割治之時，才迫著入院了，然而，這已是很危險的時期，而且因此，還多住了六個星期的時間，假如我是早進去了，兩星期便可以痊愈出院的，因此，我萬分盼望你接受為你耽憂著，感覺著極度不安的朋友們的懇求，馬上入醫院醫治，假如你是怕在院內得不著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斷的供給你外麵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會漠視愛你的朋友們的憂慮而拒絕我們的懇求！！！
祝你
痊安
六月五日宋慶齡這般的言辭懇切，你能漠視嗎？
除了上海的朋友，還有遠方的也都不斷寫信來，如蕭三，如曹靖華甚至親自前來探候，如許壽裳、鬱達夫、許欽文，還有過海而來的增田涉。他們也都懷著同樣的憂慮，同樣以懇切的言辭勸你入院治療，或易地休養，你能漠視嗎？
其實，你不是不知道得了肺病的，早在十年前大病過那麼一次，你就已經把病情完全弄明白了，但是你不願讓人知道，尤其是許廣平，你不願讓愛人苦痛。現在，事情已經無可隱瞞了，你如何減輕她的苦痛呢？雖然一切她都默默順從了你的意思，難道她心裏沒有執拗和違抗麼？譬如這麼多朋友的規勸，你能說，沒有她的意見參與其中？怎麼能夠漠視呢？
關於療養，應當說，他不是沒有讓步的。
到了7月，他的病開始轉好，能夠按日寫日記了。這時，他開始較為認真地考慮關於離開上海到外地療養的問題。總之蘇聯是不去的了，即使連住地、路線、聯絡人等，都曾幾度有人做出過安排。一是不懂話，行動不便，二是先前曾經有過說他“拿盧布”的流言，他不願這麼輕易地為流言所俘獲。當然，還有別樣的原因。至於日本，那是消磨了他一生中最為熱烈激昂的青春時代的一個地方。二十年來，他是時時有所係念的。這一切，內山和須藤都各自挑選了自認為合適的住地勸他前去：一是長崎，一是鐮倉。在鐮倉，還有須藤的很漂亮的別墅呢。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多次表示離滬之意，甚至麵約了鬱達夫同去，看嵐山如丹的楓葉，但也每每躊躇。直至8月底，因肋膜病尚未痊愈，還不能停止服藥，加以時分已入秋涼，居處山中海濱，容易傷風，於身體更為不利，這才初步取消了轉地療養的計劃。
最後促使他全盤放棄這個計劃的，還是南京來人的緣故。
9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他來到內山書店，對內山說：“老板，無論如何也得停止到雲仙去了，現在那邊來人說，是不是可以到德國去？意思是這幹擾了蔣介石，所以希望我去德國。說到雲仙去就是逃跑，是我的失敗。因此我不去了，總而言之我不去了。”
這人正是他從前的學生李秉中。
6月間，李秉中曾經來訪過，接著來信專門提及解除通緝一事。信中問到魯迅對此的態度，如果有意，說一切手續可由他擔當處理，並且保證無損於師長的尊嚴。魯迅根本不願向政府求情，他也同時認為，李秉中這樣做，不可能沒有交換條件的，因此，婉言回絕說，自己餘命已經不長，所以，至少通緝令這東西是不妨仍舊由它去的。
早在蔣介石自任教育部長的時候，就曾派魯迅留日時的同學張協和找過魯迅，說很想同他會會麵。並且說，隻要魯迅願意去日本住一些時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緝令，職位也當然可以保留，而且如果有別的要求，也可以辦到。但是，魯迅拒絕了，結果，大學院的“特約著述員”的職位也就隨之被裁撤。
李秉中的信，是否與這段往事有聯係呢？
幾年來，形勢的確起了不小的變化。蔣介石從主張他去日本到去德國，也都不是沒有理由的，至少可以被認為，魯迅是聽命於他的，這樣，一旦宣傳起來，就又熱鬧了許多了。現在不就頗有人在傳說關於他出國的消息嗎，他們料定要走的，什麼地方也不去，如何呢！他作為知識者的代表，是有比權力者的代表更為強悍的地方在的。
當然，魯迅要為此付出很大的代價：身體的代價，安全的代價。逝世前，他化名刻製“周裕齋”圖章，十分急迫地托周建人覓屋，打算搬遷，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從根本不打算離滬療養，到多次反複拖延實行，甚至最終拋棄整個計劃，這中間有著許許多多的幹擾因素，而最大的內驅力，仍然是他不願離開工作；而且這種工作，隻要離開中國這塊土地，這種氛圍，是無法有效地進行下去的。須藤警告他不要多動，以防疲勞，隻需靜靜地躺著。他的答複是：“我一生沒有養成那樣的習慣，不做事，不看書，我一天都生活不下去。”接著，他告訴須藤：“我請你看病是有條件的。”須藤問：“什麼條件？”他說：“第一，是要把病治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動不動的一個月可以治好，我寧願動動的化兩個月治好。第三，假如治不好，就想法把生命拖延著。”拖延是為了工作，不工作而一味拖延，在他是辦不到的，他還幾次說過這樣的話：“我覺得，那麼躺著過日子，是會無聊得使自己不像活著的。我總是想，與其不工作而多活幾年，倒不如趕快工作少活幾年的好，因為結果還是一樣，多幾年也是白活的。”
他以工作麻痹自己，慰藉自己，鼓舞自己；以工作對抗死亡。
他以工作答謝所有關心他的朋友，回敬憎惡他的仇敵。
趕快做，是他的一個原則。
隻要疾病能夠允許做輕微的活動，他就立即恢複了寫作。7月，他開始寫了一篇《〈呐喊〉捷克譯本序言》，8月繼續進行，9月的成績超過8月，10月又寫了好幾篇。雖然有些文章題目有點可怕，而筆意縱橫，強勁潑辣，卻是一如從前。
在民族危難最深重的時候，馴良的人們往往容易寬容或忽略國內統治者的專製本性；叭兒或昏蛋，甚至將最高統治者當成為“民族領袖”而加以鼓吹。在答徐懋庸的信中，魯迅雖然遷就了馮雪峰關於“國防”的某些提法，但是，卻始終沒有放過目前在“國防”口號掩蓋下的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的鬥爭。民族壓迫到底還是階級壓迫。在最後一個年頭，他不憚“破壞統一戰線”以及“漢奸”等等的惡諡，以明確的階級意識，更為猛烈地抨擊了中國整部國家機器的反動性和虛偽性。
《寫於深夜裏》就是這樣一篇文章，全文充滿了一種激情的呼喊，而且透著徹骨的諷刺的力量。它給史沫特萊以深刻的印象，稱之為“一篇顯示一切天才跡象的散文”。
有一個叫曹白的青年，因為從事木刻運動而一度被捕，過了一年多的監獄生活。出獄後到上海教授藝術勞作課，業餘時間仍從事木刻創作。出於對魯迅的敬愛，他創作了《魯迅像》，《魯迅遇見祥林嫂》等木刻作品，並送往即將在上海展出的全國第一回木刻聯合展覽會。展出前，上海市黨部檢查官對參加展出的作品進行審查，把其中的《魯迅像》抽去。曹白十分憤慨，把它寄給了魯迅，接著在信中訴說了因為從事木刻創作而坐牢的個人曆史。魯迅複信時，要求曹白把坐牢的經過寫出來，準備介紹發表。後來，他考慮到可能因此引起當局對曹白的進一步的迫害，終於以曹白的《坐牢記略》為基本材料，扶病寫成《寫於深夜裏》，交給史沫特萊送英文刊物《中國呼聲》發表，並將中文原稿發表在《夜鶯》月刊。文章由五個互相關聯又各自獨立的章節構成。它從介紹珂勒惠支的版畫說起，說明世界上許多地方還存在著“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是和我們一類的朋友，而且還有為這些人們悲哀、叫喊和戰鬥的藝術家。接著是論“暗暗的死”。這兩節都聯係到曾經是中國現代木刻的提倡者而暗暗死掉的柔石。中國在革命以前，死囚在臨刑可以呼冤，或罵官，或自述英雄行為，或說不怕死。到壯美時，觀看的人們還可以喝彩，並且宣揚開去。現代的統治者連這樣一點“恩惠”也沒有，他們缺乏“成功的帝王”有膽放死囚開口的自信的力量，其實是更為殘酷的。於是，他悲憤地寫道：我每當朋友或學生的死，倘不知時日，不知地點，不知死法，總比知道的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邊，在暗室中畢命於幾個屠夫的手裏，也一定比當眾而死的更寂寞。
……我先前讀但丁的《神曲》到《地獄》篇，就驚異於作者設想的殘酷，但到現在，閱曆加多，才知道他還是仁厚的了；他還沒有想出一個現在已極平常的慘苦到誰也看不見的地獄來……再接著，他以童話的形式，暴露整個反動國家的專製、虛偽、腐朽的上層建築以及意識形態。這些權力者是根本不要“法治”的，惟其如此，才能以隨意變化的策略，保護其壓迫和屠殺人民的特權。他們也有所謂經典，法律，法院，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是些什麼東西嗬？
中國現實的荒誕性：有一個時候，有一個這樣的國度。權力者壓服了人民，但覺得他們倒都是強敵了，拚音字母好像機關槍，木刻好像坦克車；取得了土地，但規定的車站上不能下車……
出版有大部的字典，還不止一部，然而是都不合於實用的。倘要明白真情，必須查考向來沒有印過的字典。這裏麵很有新奇的解釋，例如“解放”就是“槍斃”；“托爾斯泰主義”就是“逃走”；“官”字下注雲：“大官的親戚朋友和奴才”，“城”字下注雲：“為防學生出入而造的高而堅固的磚牆”……
出版有大部法律，是派遣學者，往各國采訪了現行律，摘取精華，編纂而成的，所以沒有一國，能有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頭有一頁白紙，隻有見過沒有印出的字典的人，才能夠看出字來，首先計三條：一，或從寬辦理；二，或從嚴辦理；三，或有時全不適用之。
自然有法院，但曾在白紙上看出字來的犯人，在開庭時候是決不抗辯的，因為壞人才愛抗辯，一辯即不免“從嚴辦理”；自然也有高等法院，但曾在白紙上看出字來的人，是決不上訴的，因為壞人才愛上訴，一上訴即不免“從嚴辦理”……最後，是直接引用了曹白的信：有誰要看統治者的統治藝術的全般的麼？那隻要到軍人監獄裏去。他的虐殺異己，屠戮人民，不慘酷是不快意的。時局一緊張，就拉出一批所謂重要的政治犯來槍斃，無所謂刑期不刑期的……
…………
我還用得到“上訴”麼？“服”得很！反正這是他們的法律！……這是怎樣的一個國度呢？難道一場全民族的戰爭，僅僅是為了保衛這樣一個暴君和酷吏所統治的布滿監獄和屠場的國家嗎？如果說不，你的愛國立場丟到那裏去了？正因為陷於這種集體意識的包圍，所以，當“國防文學”口號頗為流行的時候，他保持了理論上的啞默，直到馮雪峰把他逼出來為止。但是，他沒有放棄的工作是，努力打破對於中國現存的國家製度的幻想。可以說，這也是他對“國防文學”口號的一種間接的反應方式。他在這一階段裏對於中國的“黑暗國情”的暴露，是與他對被注入“國防文學”口號中的錯誤的解釋的批判聯係在一起的。
蕭軍的《八月的鄉村》出版後，張春橋化名狄克在《大晚報》副刊《火炬》上發表《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一文，批評小說“裏麵有些還不真實”，“技巧上，內容上，都有許多問題在”。他認為作者“還需要長時間的學習”，不應早早地從東北回來，不等“再豐富了自己以後”便進行創作，文中說沒有人指出“許多問題”，實際上是射向魯迅的一支冷箭。
為此，魯迅也寫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有力地予以反擊。
躲在“三月的租界”裏，卻來指責“八月的鄉村”的“不真實”，事情本身就很富於反諷意味。文章說：“我們有投槍就用投槍，正不必等候剛在製造或將要製造的坦克車和燒夷彈。”而狄克的一味求全責備，是實行著抹殺《八月的鄉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務的。而且，指責是如此含胡，大可令人揣測到壞到茫無界限，卻分明是比列舉十大罪狀的做法更為有害。
為什麼要提出“執行自我批判”呢？據說是因為“那些作家是我們底”的緣故。何謂“我們”？何謂“他們”？對於其間的階級的界限，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但我以為同時可也萬萬忘記不得“我們”之外的“他們”，也不可專對“我們”之中的“他們”。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給批判，美惡一並指出。如果在還有“我們”和“他們”的文壇上，一味自責以顯其“正確”或公平，那其實是在向“他們”獻媚或替“他們”繳械。可以認為，這也是魯迅對於“聯合戰線”的理解。
對於《八月的鄉村》，周揚也寫了一篇書評，對小說的缺點多所指摘。為此，魯迅曾經很氣憤地對徐懋庸說：“你看過一個美國電影片子嗎？那是講的白種人在非洲探險的事情的，白種人用暴力征服黑人之後，把黑人作為奴隸，卻從黑人中挑選一個順民作這些奴隸的總管。這總管，每當白人主子來察看的時候，就用鞭子打自己的同胞，而且特別起勁，表示對主子的忠誠。現在我們的人對一個新出的作家的很有意義的作品，百般挑剔，而對資本家所豢養的大作家卻很客氣，這不是同那奴隸總管一樣的嗎！”可見，《三月的租界》一文，並不隻是針對張春橋一個人的。
在提倡“國防文學”口號的時候，周揚認為“國防的主張應當成為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題”。這種“主題中心”論，割裂了生活，限製了作家，對於創作實踐來說是十分有害的。魯迅大病稍愈，即寫了《這也是生活……》一文，對這種左傾高調，以及與此有關的創作現象，進行了含蓄的然而卻是很有說服力的批判。
文章從病中的身邊瑣事寫起，寫喝水、休息，看看四近的東西如牆壁、蒼蠅之類。於是說：“這也是生活。”而人們往往輕視這等平凡的生活，以為是“生活的渣滓”，甚至一看也不看，所注意的是“特別的精華”，毫不在枝葉。其實，生活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如果隻是注重其中的“一片”，即使如何重要，也不過如盲人摸象，以偏概全，陷於錯誤的。文中說：“中國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製婦女用的‘烏雞白鳳丸’，也將全雞連毛血都收在丸藥裏，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卻是不錯的。”又說：“刪夷枝葉的人，決定得不到花果的。”在這裏，魯迅隨手列舉了被視作“國防文學”的代表性作品，即夏衍的《賽金花》，諷刺說：“作文已經有了‘最中心的主題’：連義和拳時代和德國統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為九天護國娘娘了。”還有一些“激昂慷慨的文章”，如教人吃西瓜時，也該想到我們土地的被割碎，像這西瓜一樣，這種無時無地無事而不愛國，自然是無可訾議的，然而這是真實的生活嗎？即使是“最中心的主題”，就可以遊離於生活之外的嗎？文章強調生活的互涉性和整體性，以及在這一基礎之上的多樣性和真實性，指出：“其實，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
8月間，魯迅把幾天中陸續寫下的幾則小雜感放在一起，以一種帶毒的植物命題，曰《半夏小集》。
這些小雜感，對相當一些“國防文學”論者在立場上和思想上的投降的傾向，以及文壇上的其他一些亂七八糟的現象，作了十分簡練、十分尖銳深刻的批判，最後的幾則，則表述了他內心的無法遏止的憤怒和輕蔑之情：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著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聯合戰線”之說一出，先前投敵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聯合”的先覺者自居，漸漸出現了。納款、通敵的鬼蜮行為，一到現在，就好像都是“前進”的光明事業。
這是明亡之後的事情。
凡活著的，有些出於心服，多數是被壓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橫恣的是漢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罵漢奸的逸民。……
我希望目前的文藝家，並沒有古之逸民氣。
莊生以為“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死後的身體，大可隨便處置，因為橫豎結果都一樣。
我卻沒有這麼曠達。假使我的血肉該喂動物，我情願喂獅虎鷹隼，卻一點也不給癩皮狗們吃。
養肥了獅虎鷹隼，它們在天空，岩角，大漠，叢莽裏是偉美的壯觀，捕來放在動物園裏，打死製成標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養胖一群癩皮狗，隻會亂鑽，亂叫，可多麼討厭！
……無毒不丈夫，形之筆墨，卻還不過是小毒。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作為缺點較多的人物的模特兒，被寫入一部小說裏，這人總以為是晦氣的。
殊不知這並非大晦氣，因為世間實在還有寫不進小說裏去的人。倘寫進去，而又逼真，這小說便被毀壞。
譬如畫家，他畫蛇，畫鱷魚，畫龜，畫果子殼，畫字紙簍，畫垃圾堆，但沒有誰畫毛毛蟲，畫癩頭瘡，畫鼻涕，畫大便，就是一樣的道理。
有人一知道我是寫小說的，便回避我，我常想這樣的勸止他，但可惜我的毒還不到這程度。當魯迅把原稿拿出來給馮雪峰看時，就說：“也許你不以為然。”待雪峰看完後，還沒有表示意見，他又說：“其實也沒有很大意思！倒不一定要發表的。這裏也看出我的‘小’來！”對於馮雪峰有關統一戰線的思想理論和具體做法，魯迅不是沒有保留意見的。正因為連最親密的朋友，也都有著一種距離感，他就很自然地覺得他的這些思想和情緒多少有點“不合時宜”。
還當他被疾病纏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他曾經對許廣平說出他做的一個夢。夢中，他走出去，看見兩旁埋伏著兩個人，打算給他攻擊。他想：你們要當著我生病的時候攻擊我嗎？不要緊！我身邊還有匕首呢！於是用力投出去，正好擲在敵人身上……
夢後不久，病減輕了。一切險惡的征候都逐漸消失了。
這種壓抑的痛苦和宣泄的快意，都不是別人可以領會到的。
魯迅說：“中國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權力者的手，使他又變成潔淨的人物的。”他永不相信權力者能變得潔淨起來；而當有人，不是用血而是用墨為權力者進行洗刷，他的憎惡就會遠在權力者之上。他這樣對人說過：“國民黨，帝國主義都不可怕，最可憎惡的是自己營壘裏的蛀蟲。”使他不得不格外費力地橫站著作戰，就因為這批“蛀蟲”的存在。他不能放過他們，因為他不能放過為他們所放過的雙手沾滿血跡的權力者。
在最後的日子裏，他以最為強烈的欲望，表達著在所有作家中幾乎惟他所獨有的飽浸了個人情緒的一個主題：複仇。
最突出的例子是《女吊》和《死》。
《女吊》寫的是他故鄉社戲中的一個角色：女性的吊死鬼。因為做童養媳備受虐待，終於弄到投繯。然而，女吊不肯如此作罷，都準備作厲鬼以複仇。魯迅用了極其優美的文筆，描繪了鄉間這個剛烈不屈的鬼魂。他稱女吊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就因為她是帶複仇性的。作為被壓迫者的反抗精神的象征，女吊的確可以使上海的一群憎惡報複的“前進”的文學家和“戰鬥”的勇士們在她的形象的光照之下變做呆鳥！
文章一開頭便引了故鄉先賢王思任的話：“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汙之地。”魯迅承認，自己是很喜歡引用這句話的。有黃萍蓀者，在呈請通緝魯迅的許紹棣和葉溯中二人的嗾使下，主辦小報《越風》。他一麵在報上詆毀魯迅，一麵又接連寫信向魯迅約稿。魯迅統統不複，最後，才寫了一封不足一百字的短信回答他。其中說：“仆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關係，由浙江黨部率先呈請通緝之人，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身為越人，未忘斯義，肯在此輩治下，騰其口說哉。奉報先生殷殷之誼，當俟異日耳。”所謂“奉報”，就是“報仇雪恥”。
《女吊》的最後一段，也是以這樣意思的話作結的，說：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複的毒心，也決無被報複的恐懼，隻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幫閑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麵東西的秘密。《死》當然可以看做是魯迅寫的遺囑，因為裏麵的確有著這麼幾條：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殮，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複，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隻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但是，它又不太像遺囑。五六月間，病得最嚴重的時候，他確曾預感過死，但臨到寫作《死》時，體力已經有了很大的恢複，覺得離死又有相當的距離了。所以，在文章中，他能夠那麼輕鬆地，甚至可以說是放肆地戲謔死亡。有日本朋友去探望他，問起他為什麼要發表這樣一篇“像遺囑似的文章”，竟引得他哈哈大笑，以致感染所有在座的都愉快地笑了。當時，他給日本朋友的印象就是：淘氣。
如果魯迅僅僅懂得仇恨，懂得報複，他就會與那些嗜血的狂人無異。實際上，他並非如此而是充滿著仁愛，充滿著一種極其溫柔細膩的感情。惟其有了這種人性的、人道主義的內容，他的報複性行動，才富於如此魅人的力量。在他那裏，既有電閃、雷鳴，也有晴天朗月，有靉靆的雲氣。那是一個完美的人格世界。
愛，同時構成為他晚年創作的另一個母題。
他是那般深愛著他的故鄉。愈到了後來，愈是懷念那裏的山水和人物。而這一切，他都隻能以一種無望的溫情去撫摩。有一次，徐詩荃在他麵前誇說故鄉湖南的山水之美，如瀟湘八景之類，不意被他打斷了：“唉！你莫說，到底是‘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在他的詩中，出現“禹域”、“吳娃”、“越女”的字樣，都寄托了一種濃鬱的鄉思。而幾次寫“菰蒲”，其實是“蓴鱸”的變換了悲劇色調的說法。連老屋都已經賣掉的故鄉是無法返回的。故鄉，至今對他來說，隻能成為對抗上流社會的精神力量，以及自己受傷時的洗滌劑。他寫《女吊》，還有《我的第一個師父》也都一樣，既閃爍著戰鬥的意誌，又浸透了憶念的深情，後一篇的結尾，平易敘來，卻有著一種拂拭不掉的淡淡的哀愁，永久的哀愁：我的師父，在約略四十年前已經去世；師兄弟們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我們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卻久已彼此不通消息。但我想，他們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薩，而且有些小菩薩又有小菩薩了。遠在北平的母親和兄弟，也無時不在他的記念之中的。對絕交的周作人，雖或有文章反對其觀點的謬誤，但在大關節上，卻始終表示著兄長的關懷。他不讚成有些作者對周作人的過於苛刻的責難，以為這樣，反而會使人陷於消極。對於周作人送李大釗之子李榮華赴日留學一事，他表示讚賞，對周建人說，在這個時候能做別人不肯做的事，可見是同情革命的。他還曾說過，周作人的某些意見要比俞平伯等高明，還引了周作人論文天祥的一段話，說有許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而有些人卻一筆抹殺，是不應該的。後來，當文藝界的一個救國宣言公開發表時，他曾在那上麵仔細尋找周作人的名字，心裏十分焦慮。連錢玄同、顧頡剛一班人都具了名，怎麼會沒有周作人呢？他特地告訴周建人，遇到這等大題目，是不可過於退後的。
在《女吊》完成之後，他曾打算寫兩篇類似的文章，一篇關於“母愛”，一篇關於“窮”。計劃中還想一直寫下去，湊成一本像《朝花夕拾》一樣的小書。“這以後我將寫母愛了”，他對馮雪峰說道，“我以為母愛的偉大真可怕，差不多是盲目的……”在日常說話中，他便常常講起母性和母愛，譬如在攻擊摩登婦女有乳不給兒子吃的時候，在談及珂勒惠支及其版畫的時候，或是談及純厚的農婦的時候。關於“窮”，他也多次談到過。他說，個人的富固然不好，但個人窮也沒有什麼好。歸根結蒂，以社會為前提，社會就窮不得。又說，窮的共產主義，我們不要。珂勒惠支作品的兩大主題，其一是母愛，其一是反抗。而窮，也正是社會群體反抗的原因之一。窮人的命運始終是他所關心的。
當他深情地眷戀往事的時候，總會想到他的老師，特別是對他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兩位：藤野和章太炎。
增田涉和佐藤春夫合作翻譯《魯迅選集》時，曾就選目征求過魯迅的意見。他的回答是：“悉聽尊便，隻有《藤野先生》一篇，是我希望能夠選入的。”他幾次向日本朋友打聽藤野的情況，一直沒有結果，自然希望通過自己的文章尋得一點消息的。但無論尋到或尋不到，總不失為一份紀念吧，直到增田涉最後一次來看他，他在病床上仍然問起藤野，然後低低地歎息似的說：“先生還是沒有消息，看來，他大概已經不在世了……”
10月份，他接連寫了兩篇關於章太炎的文章：《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後一篇竟未定稿，他就在一種深深的緬想中逝世了。
關於章太炎，許壽裳和周作人或褒或貶，都不是他所同意的。許壽裳認為，章太炎以“佛法救中國”的主張應當得到弘揚，顯然肯定了其中的思想糟粕。而周作人等，又以章太炎一生中的錯失而加以否定，甚而做出“謝本師”的決絕的表示。的確，章太炎由革命家退而為寧靜的學者，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儒宗，既離民眾，漸入頹唐，是一生中的缺憾。但是，魯迅認為，這也不過是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至於一些文儈作文大肆奚落以自鳴得意，他是不能壓製內心的憤怒與輕蔑的，說：“真可謂‘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
在文章中，他高度評價章太炎的革命意誌和光輝業績，譽為“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所以，章太炎手定《章氏叢書》，刪除了先前戰鬥的文章，他以為是十分有害的“儒風”。死去所以值得紀念，是因為曾經戰鬥過。對此，他不由得感慨係之：“先生力排清虜，而服膺於幾個清儒，殆將希蹤古賢，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穢其著述——但由我看來，其實是吃虧，上當的，此種醇風，正使物能遁形，貽患千古。”在這裏，他表示的僅有的一點不寬容，恰恰是章太炎的寬容。所謂“愛對頭”，就是愛鬥爭。惟有鬥爭，才不至於掩護邪惡。鬥爭於他是愛的重要的表達方式。
兩年前寫的《憶劉半農君》，也是這樣一種表達。對於曾經一度作為《新青年》的戰友之一劉半農，他稱之為襲擊敵人的“好夥伴”而表示親近。他讚揚了劉半農的活潑、勇敢和在戰鬥中的創造。此外，還辯護了為人們所批評的“淺”。但是，他也毫不掩飾對“據了要津”之後的劉半農的疏遠，以及內心的遺憾之情。文章的結尾寫道：現在他死去了，我對於他的感情，和他生時也並無變化，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這憎惡是朋友的憎惡，因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農，他的為戰士，即使“淺”罷，卻於中國更為有益。我願以憤火照出他的戰績，免使一群陷沙鬼將他先前的光榮和死屍一同拖入爛泥的深淵。為亡故的殷夫的詩集《孩兒塔》作序，他也是從革命的貢獻這個方麵給予熱情的肯定的。序文說：“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於別一世界。”他維護了亡友，也同時維護了一種文學精神，表現了作為一個批評家的十分深邃的社會學眼光。
“一個人如果還有友情，那麼，收存亡友的遺文真如捏著一團火，常要覺得寢食不安，給它企圖流布的。”這是他的話。
為了《海上述林》下卷的出版，使他陷於重病之中仍然念念不忘。他托馮雪峰催促排字局趕快排印，在信裏還寫過這類意思的話：“翻譯的人老早就死了，著作者高爾基也於最近去了世，編輯者的我，如今也快要死了。雖然如此，但書卻還沒有校完。原來你們是在等候著讀者的死亡的嗎！”簡直是質問，是帶淚的嘶喊！
他一生都在嘶喊。然而，嘶喊為了誰呢？
當他病了，當他不得不暫離了他的壕塹——書桌，隻要從酣睡中醒來，他就得沉重地抬起眼睛，穿過屋內的熟識的牆壁，壁端的棱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凝視外麵的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和無數的人們……
他的愛太博大了！
病中，他以瘦骨嶙峋的雙手反複撫弄過兩部畫冊，編選並催成了它們的出版。其一是《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一是《蘇聯版畫集》。後一部畫冊的序文，還是由他口授，許廣平記錄的。
他以畫冊，向中國讀者直接呈示了珂勒惠支“為一切被侮辱和損害者悲哀，抗議，憤怒，鬥爭”的“深廣的慈母之愛”。他讓人們明白，畫集中有不同於希特勒的別一種人，他們並非“英雄”，卻可以親近，同情，美而有力，是和我們一類的朋友。這個一直被認為是“人性論”的反對者，還曾特意指出：“為人類的藝術，別的力量是阻擋不住的。”他介紹蘇聯版畫，一樣意在增進中國讀者對蘇聯的了解，是不但在藝術方麵的。
在回答日本朋友關於中日關係的問話時，他說：“我認為，兩國的‘親善’，要在中國的軍備到達日本的水準時才會成為可能。但是，誰也不能擔保要經過多少年才行。譬如一個懦弱的孩子和一個強橫的孩子在一起，一定會吵起來，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長大強壯起來，就會不但不吵鬧，反而會很友好地玩了……”他是何等焦灼地期待著中國，以及所有弱小國家的壯大成長，何等焦灼地期待著被壓迫民眾的壯大成長！這種期待，簡直焚毀了他的心！“要彼此看見和了解真實的心。”他在《我要騙人》中這樣寫道。“人類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關心。”這是他稍後在《呐喊》捷克譯本序言中寫下的話。然而，世界上又並不存在達此目的的便當的方法，隻好一麵走，一麵尋求著光明。他為他看不到人們彼此披瀝真實的心的時光的到來，而深感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