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反抗死亡
在最後的歲月裏，他橫站著作戰，瞻前顧後，格外艱難，終至於在心力交瘁中仆倒——
然而，無聲的中國，猶在傾聽他的日夜呼嘯的靈魂……
119馮雪峰返滬?“兩個口號”論爭
1936年4月下旬，馮雪峰從陝北來到上海。
他此行擔負著共產黨中央給的四個任務：一、在上海設法建立一個電台，把獲得的情報及時報告中央。二、同上海各界救亡運動的領袖沈鈞儒等取得聯係，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同他們建立關係。三、了解和尋找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情況，為中央下一步恢複上海黨組織的工作做好準備。四、附帶管一下文藝界方麵的工作，首先是傳達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行前，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洛甫）幾次囑咐說，到上海後，務必先找魯迅、茅盾等，待了解一些情況後，再找黨員和地下組織。
到達上海後的第二天，馮雪峰立即來到魯迅家裏。這時，魯迅同許廣平看電影去了，幸好老女工還認識他，便把他領到二樓去。在靜候的當兒，他總抑製不住內心的興奮，想象著別後幾年第一次見麵的愉快的情景。
終於，傳來熟悉的腳步聲。
馮雪峰立刻站起來，迎上前去同上樓的魯迅握手。客人的突然出現，並沒有使魯迅感到特別興奮。他不習慣地伸出手來握了握，就抽了回去，悄然說道：“這兩年我給他們擺布得可以！”
這倒是馮雪峰沒有想到的。
當晚，馮雪峰留住在三樓的後樓，直到兩個多星期以後找到了房子才搬走。住下來以後，馮雪峰才發現，先生的精神麵貌起了相當大的變化，雖然仍然固守著人格中的那些最基本的成分，而某些信念卻遭到了損害。
馮雪峰認為有必要向魯迅灌輸更多的光明的、樂觀的信息，因為他一直陷身於黑暗的包圍中間，要完全避免壓抑的情緒是困難的。晚飯前和吃晚飯的時候，馮雪峰滔滔不絕地談蘇區，談長征，談黨和毛澤東，還有目前的政治形勢以及黨的最新製訂的策略，全都告訴了他。他微笑著，一麵慢慢呷酒，撕火腿，不發一言。隻是臨末，他才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說了這麼一句：
“你們從那邊打過來，該不會首先殺掉我吧？”
橫站的士兵/反抗死亡人間魯迅（下）晚飯後，繼續著同一主題的談話。魯迅在藤躺椅上從容地抽著煙，臉上泛著酡紅，不知是因為燒酒或是話題本身的刺激，樣子頗有點亢奮。但當馮雪峰停止了說話，微笑著期待著他的反應的時候，他卻又用嘲諷的口吻說話了：“看來，我可真的要落伍了……”由於馮雪峰一點也不了解他的處境，不明白他的感慨到底從何而來，一時沒有話說；而他也並不需要什麼回答似的，自說自的話。他說話時很平靜，簡直讓人懷疑，他在獨自賞玩著他的牢騷：
“近來我確實覺得有些乏味，真想到什麼地方玩玩去，什麼事情也不做……”
“我成為破壞國家大計的人了……”
“……脾氣也確實愈來愈壞，我可真的愈來愈看不起人了……”
牢騷話說得多了，便不能不引起馮雪峰的注意。
可是，魯迅又好像不以這樣的牢騷為然，偶爾也會說些笑話，緩和一下空氣。最後，他還說了他很想到什麼富翁家裏去做門房的話來，認為那是最省力和最不會惹是生非的職業，說得自己也笑了。
“不”，馮雪峰接著說，“那也不見得安靜，人家哪裏會打聽不到呢？魯迅做門房——又是小報最好的題目！那時候，將會天天有人訪問你，人數加起來，肯定比到動物園裏看動物的人還要多！”
說罷，兩個人就忘記了一切似的高聲哄笑起來……
哄笑過後，魯迅忽然記起了什麼，起來走到桌子跟前，檢出兩年間他所印的畫集和插圖的書，送給馮雪峰；接著說起他正在編校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的事情，這時，馮雪峰也就把瞿秋白在瑞金時的情形，以及被捕和就義時的一些事情告訴了他……
第二天，魯迅比往日起來得早，9點過後，就銜著紙煙上三樓看馮雪峰來了。這時，他談得最多，大約在他的觀察中，馮雪峰同周揚他們畢竟不是同一氣類的人，是可以信賴可以說話的吧。他毫無保留地傾泄著對周揚、夏衍和田漢等人的不滿和憎惡，在列舉他們的種種表現以後，就不隻一次地說著這樣的話：“就是這樣一群‘戰友’！一群‘指揮家’！……”說的時候，有時皺著眉頭，有時又流露出輕蔑的態度，並且加以哄笑。最令他氣憤的，是因為不讚成“國防文學”的口號和拒絕在“文藝家協會”發起人中簽名而遭到的各種攻擊。他說：“‘國防文學’不過是一塊討好敵人的招牌罷了，真正抗日救國的作品是不會有的。”又說：“還提出‘漢奸文學’，這是用來對付不同派的人的，如對付我。你等待著看吧。”他還告訴馮雪峰：“我曾經幾次被指為‘漢奸’，去年小報上又說我將要‘投降南京’。現在，他們又說我‘破壞國家大計’，‘托派’……”
關於生活書店、《譯文》，以及茅盾日漸疏遠他的情況，他也都說了。他並不想到要馮雪峰為他做什麼事情，他說起這些，僅僅出於一吐積悃的願望而已。孤獨是一種哲學。他不需要借助任何力量拯救自己，而且根本不相信存在這樣的力量。
馮雪峰不愧為黨的忠實的衛士。對於魯迅，他一方麵力圖以黨的政策立場影響他、改造他，使他符合黨外布爾什維克的標準要求，符合某種規範；另方麵又把魯迅當作戰鬥的工具，武器，一種偉大的力量加以利用，以實現黨的戰略意圖。在他返滬以後，魯迅實際上成了統戰的對象，同時又是統戰的力量。當然，魯迅始終沒有忘記堅持自己，例如加入文藝家協會一事，就拒絕了馮雪峰的勸告。鑒於鬥爭情勢的逼迫，他也不是沒有過任何克製，遷就，或妥協的地方。如對茅盾、對郭沫若、對周揚，甚至關於“托派”一類時行的提法。但是，所有這些，並不意味著他可以放棄一貫的原則。無論是個人的人格，還是大眾的利益，都不許蒙受損傷。
按照原定計劃，馮雪峰很快同茅盾見了麵。一個星期之內，他還會見了宋慶齡、沈鈞儒，以及史沫特萊等人。關於上海文藝界，他了解到，茅盾的基本傾向接近周揚，而與胡風相對立。對於胡風，茅盾竟毫無掩飾內心的不滿情緒，這是他所意想不到的。
最早見到的黨員是周文，其次是王學文。大約過了二十天左右，馮雪峰請王學文約周揚見麵，周揚拒絕了。周揚不相信他是從陝北來的，要他把證件拿出來，並且散布說他“假冒中央名義”、“欽差大臣”、“勾結胡風”、“假借魯迅名義”等等。其實，馮雪峰遭到拒絕的真正原因，是他來到上海以後沒有首先找周揚和“文委”的人，而先找了胡風，特別是沒有同他們商量之前，就和胡風商量提出與“國防文學”口號相對立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顯然，周揚拒絕會見是對馮雪峰的抗議。
麵對這樣一個充滿矛盾和紛爭的文壇，應當如何動作呢？馮雪峰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和體驗，心裏頗感為難。
從個人情感上說，馮雪峰是偏於胡風而遠離周揚的；從黨性原則上說，周揚的確有著嚴重的宗派主義、關門主義和投降主義傾向。但是，“國防文學”的口號是有號召力的，事實上也已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們把它當作一麵旗幟揮舞，容易投合人們的愛國熱情，在“統一戰線”的名義底下，可以網羅許許多多人物，包括左翼文壇的反對者。作為一種現象來看，又有誰說得清楚權力欲和革命性的區別呢？周揚長期擔任左聯的領導人，左聯解散以後，他不但沒有失去如魯迅所說的“元帥”、工頭、“總管”的位置，反而擴大了影響，而幾乎覆蓋了整個的上海文壇。局麵已經形成。在與周揚為代表的錯誤傾向做鬥爭的同時，是必須注意維護黨內的團結的。不要一下子就搞亂了。平衡鬥爭與團結是一門吃力的藝術。說到底，周揚還是同誌。
從思想到行動，馮雪峰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戰士。他首先是屬於黨的，然後才是個人的。以同周揚鬥爭的全部情況來說，他既是新口號的製訂者、論戰的參與者，又是中間的調停人。而這，也正是他與魯迅所表現的很不相同的地方。
胡風是在內山書店得知馮雪峰返滬的消息以後，主動到魯迅家裏看望他的。
征得馮雪峰的同意，魯迅讓許廣平把胡風引到樓上。這時，他們正在靜靜地談話，招待胡風坐下後，又繼續說下去。
前幾天，中央特科的吳奚如要胡風替軍委向魯迅要了三十元錢，然後把一個小紙卷給了胡風，算是收條。胡風把這收條交給魯迅，魯迅連看也不看，就把它放進煙灰缸裏。
馮雪峰用談閑天的口氣談長征情況，談黨內鬥爭，和毛澤東從中表現出來的出色的策略和頑強的性格。他說：“周先生的韌戰精神，後繼有人了……”
對於毛澤東，他是十分佩服而且友善的，並且力圖以此感染和影響魯迅。所以，才有了以魯迅的名義贈送火腿，在他代魯迅草擬的公開信，以至後來的魯迅治喪委員會的名單上寫上毛澤東的名字一類事情。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工作者到走過二萬五千裏路的革命實際工作者，他不能不為領袖的個人魅力所吸引。而對中國傳統宗法社會的一切生成物，包括思想意識的透徹理解，他究竟缺乏一種更為宏放的超越的目光。
次日，胡風如約去看馮雪峰。話間，提到“國防文學”口號，馮雪峰覺得不大好，還說潘漢年也覺得不妥當，讓胡風提一個口號試試看。胡風想了想，提出了“民族解放鬥爭的人民文學”。馮雪峰說，不如用黨中央提的“民族革命戰爭”，“人民文學”則改作“大眾文學”。胡風說，“大眾文學”在日本是指類似中國鴛鴦蝴蝶派和武俠小說的，馮雪峰認為，以前有“大眾語”、“文藝的大眾化”的說法，有一定基礎，加上在正確的意義上使用，是不至於引起誤解的。
又過了一天，馮雪峰告訴胡風，口號確定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周先生也同意了，要胡風寫文章正式提出來，當晚，胡風翻閱了手頭的有關材料，便以飽滿的激情，寫了《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
文章針對“國防文學”口號在政治原則上的階級投降主義和在文學思想上的反現實主義，闡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的現實的生活基礎，以及反映在文學方麵的新的美學基礎。它著重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應該說明勞苦大眾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說明在民族革命戰爭中誰是組織者，誰是克敵的主要力量，誰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民族奸細。文中強調作為反帝運動的最高形態的民族革命戰爭，以及以民族革命戰爭為統一主題的文學同人民大眾生活的血緣關係。
胡風把文章送給馮雪峰，馮雪峰不作任何改動就交還了他，並說魯迅也看過了，認為可以，要他找個地方登出。結果，他交給聶紺弩，轉給《文學叢報》發表了。
徐懋庸以同樣的題目，著文在《光明》予以反擊。他責問在提新口號的同時，為什麼隻字不提“國防文學”口號，說：“這在胡風先生，是不是故意標新立異，要混淆大眾的視聽，分化整個新文藝運動的路線呢？”文章仍然是這樣一種邏輯：我們的民族革命戰爭乃是國防戰爭，需要國防政府，所以文化工作也需發揮國防作用，文學之應為“國防文學”，其理自明。
半個月以後，周揚同在《光明》發表《現階段的文學》一文，對胡風作了同樣的指責，說“如果不是一種有意的抹殺，就不可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基本認識的錯誤”。
胡風感到有責任再作一些解釋，正當他試圖撰文反駁時，被馮雪峰製止了。
馮雪峰說，沉默有時是最好的回答，一切由他調整處理，胡風服從了。馮雪峰擔心把事情鬧大，給“統戰”工作帶來不必要的阻力。其實，應當說，他是力避同周揚們發生正麵衝突的。前些天，他曾通知胡風說已特準入黨，並在組織上和他單線聯係，但是後來又說黨內難搞，讓胡風留在黨外。顯然，他有他的難言之隱。
此前，徐行有文章批評“國防文學”口號。雖然文章強調鬥爭而否定聯合，存在著如其他一些“徹底”論者的不切實際的缺陷，但是其對大有產者的揭露，和對窮苦大眾的反帝力量的披示，無疑地給了“國防文學”口號以有力的針砭和補正。此刻，“國防文學”派的所有槍頭，都從徐行那裏掉轉來對準胡風，和由他著文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至此，正式揭開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直煙騰霧罩的所謂“兩個口號論爭”的帷幕。
胡風是沉默了，但支持“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文章也都陸續在《夜鶯》、《現實文學》、《文學叢報》上發表；《夜鶯》還出了一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特輯”。徐懋庸和周揚的文章一發表，同類的文章也就紛紛出現在《文學界》、《光明》等刊物上麵，以及於日本東京《質文》；《文學界》也出了“國防文學特輯”。比之對方，攻勢愈加猛烈。
這時，馮雪峰覺得很棘手，甚至有些惶然。
當胡風的文章還未發表以前，文藝界便已經引起了有關新口號的各種議論，有說口號是陝北來人某某提出的，有說胡風提的口號是陝北來人批準的，有說是請示過魯迅的，不一而足。“國防文學”派的文章有許多反對胡風的話，其中有不少是針對魯迅的。這樣，他，還有魯迅，便同胡風的名字一起，被連帶扭到兩個口號的紛爭裏去了。
他的任務本來是搞統戰工作的，結果是分裂和對立的情況更為嚴重。然而，撒手不管已不可能。作為調整手段，除了壓胡風以外，就是通過王學文，或者茅盾，勸告周揚從根本上改變對魯迅的態度，不要再散布說魯迅“反對統一戰線”之類的話。對於口號問題，也從原來的立場上退了一步，試圖采取正確解釋“國防文學”口號的辦法，以期達到和新口號同樣的目的，於是提出兩個口號並存一說。最重要的是，借用魯迅的威望，動員魯迅正麵發表擁護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意見。無論如何，魯迅的作用是無人可以替代的。
就在這個最需要旗手的時刻，魯迅病倒了！
也恰好在這個時候，魯迅收到一個署名“陳仲山”的來信，以及附寄的刊物。此前，不是有流言說他是“托派”麼？如今“托派”果然找上門來了，可見影響之巨。他從來無黨無派，十年前就明確反對許廣平加入嚴密的政治團體，現在竟然有人拿什麼組織的羅網來套他，怎麼不叫他憤怒呢？
來信首先反對的是“斯大林黨”、“莫斯科官僚”，其次是“中國康繆尼斯脫”，再就是聯合戰線這“背叛的‘新政策’”。在蘇聯，大規模的清洗運動雖然沒有開始，但是在顯示著卓著的建設成就的同時，確也並存著不少製造冤案和死亡的事實。由於後者尚未成為足以威脅全社會的重要趨勢，因此，在蘇聯仍然處於帝國主義的包圍，包括為國民黨政府所敵視的情況下，維護蘇聯的聲譽仍然是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的責任。對於蘇共黨內的派別鬥爭，魯迅應當有所了解，不管他的留蘇朋友對此做出怎樣的反應，至少他的書賬中就列有《論新反對派》的書目。但是，現在不是全麵評價托洛茨基，“托派”，以及蘇聯黨內鬥爭的時候，重要的是打破關於“托派”的流言的包圍。他必須一邊倒。鬥爭的情勢不容許他有片刻的猶豫或耽擱。而到了需要公開表態的時候，他也決不會像一些聰明的理論家那樣隻說些不著邊際或模棱兩可的話。關於政黨，他所重視的並非紙片上的綱領，而是政治實踐中的表現。在中國，比較在朝的專製腐敗的國民黨，他隻能選擇在野的，至今仍在為人民大眾的事業而流血奮鬥的共產黨。即使在實際生活中出現周揚一類共產黨員的糾纏，也未致改變共產黨在他心目中的整體形象。他在《“題未定”草（六至九）》中論及“黨社”，說是應當以“好人多還是壞人多”為判斷根據，不會是無的放矢的。對來信稱共產黨把戰略重點從城市轉向農村的政治軍事路線為“軍事投機”，他是不以為然的。他不滿意這種類乎誣陷的說法。為什麼一定要仿照蘇聯十月革命的範式呢？他最了解中國，尤其是中國的現代統治者。雖然，“在農民基礎上製造Reds”，將會在未來的曆史上出現許許多多難以克服的弊端，但是，道路別無選擇。而這些“中國的康繆尼斯脫”，卻的確是在踏踏實實地戰鬥著的。對於戰鬥的人們，還有什麼可以指責的呢？如果說到民族的希望，希望不在這裏在哪裏呢？難道可以指望一個以屠殺同胞為惟一事業的政府，統領整個民族去抵禦外侮？他們不是早就把自己的民族推向黑暗的深淵裏去的嗎？
關於戰爭，魯迅曾經指出：“戰爭又的確是他們在指揮著，這指揮權是不肯讓給別人的。”所謂“國防文學”，其“國防”不也正是對他們的指揮權的確認嗎？“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這樣的“聯合戰線”不是他所能接受的。從前，他在《〈行路難〉按語》中寫道：“要別人承認是人，總須在自己本國裏先爭得人格。否則，此後是洋人和軍閥聯合的吸吮，各處都將和香港一樣，或更甚的。”作為奴隸的一群，不但不去努力爭得自己的基本人格、基本權利，反而出讓這種權利！一個丟失了個體人格的國度，有什麼可能贏得獨立健全的“國格”？
然而，爭取個體人格並不意味著對聯合戰線的否定。惟有聯合戰線的力量才有效地阻遏、抵抗政治當局的叛賣行徑，有效地打擊侵略者。重要的是，在聯合的同時，必須確立它的主體和核心，不要由自己出賣自己。除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誰也不會讚成取消聯合戰線的，為什麼要如此嫉恨聯合戰線呢？
在接受《救亡情報》記者的采訪時，魯迅對於聯合戰線的態度，已經有了再明確不過的表達。他說：“民族危機到了現在這樣的地步，聯合戰線這口號的提出，當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終認為，在民族解放戰爭這條聯合戰線上，對於那些狹義的不正確的國民主義者，尤其是翻來覆去的投機主義者，卻望他們能夠改正他們的心思，因為所謂民族解放鬥爭，在戰略的運用上講，有嶽飛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確的，最現代的。我們現在所應當采取的，究竟是前者，還是後者呢？這種地方，我們不能不特別重視。”所謂“最正確，最現代”的民族解放鬥爭，就是同社會解放鬥爭結合在一起的鬥爭，是人的解放的鬥爭。
基於這種思想，他同意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這裏不僅僅是一個“領導權”問題，對他來說，作為一個文學運動的口號，就不但是幾年來的普羅文學的合理的發展，而且應當是一定程度的由於前者的偏枯，以及其他原因而致瀕臨中斷的以“人的文學”為標誌的五四文學運動的啟蒙精神的連續。他的思想深度，超越了具體的現實政治而到了無人追及的境界。即使馮雪峰，即使胡風，或者側重於確立共產黨的領導，或者側重於反對國民黨政府，都無法對這樣一顆偉大的心靈做出全麵透徹的理解。
某種程度的隔膜，誤解，善意的利用，在他都可以想見的，可以接受的。最令他憤慨者，是有意的歪曲和無恥的誹謗，而且竟出於“同人”！現在，叫“陳仲山”的不就找上門了嗎？“托派”居然把你引為同誌，向你表示親熱，你有何話說呢？
一天下午，馮雪峰去看他。他見到馮雪峰進門，馬上從床上豎起身來，探手到枕頭底下取出“陳仲山”的信和隨寄的幾本刊物，遞給馮雪峰說：“你看，真的來了！可惡不可惡！”
馮雪峰來前，便打算勸他就統戰問題發表一個意見，這時正好碰上了機會，讀罷信，隨即鼓動說：“他們自己碰上來，就給他們一個迎頭痛擊吧！”
魯迅說：“讓你處理吧！”
馮雪峰回到自己的寓所，立即代魯迅擬了一封回信。寫好以後，便約了胡風夜裏一道去見魯迅。這時，魯迅的病情很嚴重，靜靜地躺在床上不能動彈，聽得馮雪峰念完以後，沒有說什麼，點點頭算是表示同意。他從中注重的隻能是大的方麵，實在無暇顧及任何細節了。
魯迅的同意鼓勵了馮雪峰，回去後又用魯迅答問的形式擬了《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一文，試圖總括魯迅，實際上也是他所要求的關於兩個口號的意見。其中說：新的口號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學運動的停止，或者說“此路不通”了。所以，決非停止了曆來的反法西斯主義，反對一切反動者的流血的鬥爭，而是將這鬥爭更深入、更擴大、更實際、更細微曲折，將鬥爭具體化到抗日反漢奸的鬥爭，將一切鬥爭彙合到抗日反漢奸鬥爭這總流裏去。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它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將它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是階級立場。第二天夜晚，馮雪峰帶上稿子，又約了胡風一道去見魯迅，念給魯迅聽。魯迅依然沒有說話，隻略略點了點頭。
關於口號，本來他無須再說什麼。提口號發指示一類本不是他要做的事情。他從來不把自己看做是運動的領袖。他重視的是實做，何況對此早就表示過自己的態度。但是，既然馮雪峰出於工作的需要，認為有必要由他再聲明幾句，那麼就再說一回吧。文稿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一個總的口號，“國防文學”是隨機性的具體的口號，又說兩個口號並存是無礙的、有益的。這種表述符合他一貫的開放態度。左聯解散了，雖或說新口號可以算作它的靈魂而存在，然而，這靈魂是隻能以自身的強壯吸引和改變異己者，而不是排斥異己者的。他重視實質性的問題，可是又並不主張把所有作家“統一”到一個口號之下，尤其是文學思想，那是無法以同一個模式來規限的。無論批評或創作，文學應當有著非常寬廣的道路。對於馮雪峰來說，從原來提出新口號以代替舊口號，到主張兩個口號並存，則多少融合了協調文藝界關係這樣一種實際的考慮。他們在步調一致的情況下，反映了十分微妙的差異。又如對周揚的批評，魯迅始終沒有放過人格方麵的審視，正如當年批評“創造臉”一樣，而馮雪峰則完全出於黨內的思想原則的鬥爭。
兩篇文章都署名O.V筆錄，故意使人猜想是胡風的筆名穀非的頭字，免得懷疑到是馮雪峰自己。看來，他現在每走一步都頗費苦心。
文章在創刊的《現實文學》中同時刊登了出來。為了擴大影響，馮雪峰還送到周揚等領導的《光明》半月刊去，但是被拒絕刊登。後來，他找了茅盾，又請托茅盾把文章轉給周揚、徐懋庸主持的《文學界》。結果，《文學界》隻登了其中的一篇，即《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排在後麵一個很不顯眼的位置。但是，跟著排了茅盾以致編者信的形式寫成的對於此文的解釋，再就是編者寫的《附記》，說明編者實際上仍然是重視它的。
茅盾假借胡風的文章引起青年方麵的疑問和不安這一情況，努力表明胡風的“缺陷與錯誤”。他提出一個簡直無懈可擊的觀點，說“口號本身並不是萬能的，口號的力量，在於給它的解釋者如何以及它的正確的運用”，實際上是要保持“國防文學”口號已經占得的地盤。
《文學界》的編者按走得更遠。它一再指責新口號的提倡者對“國防文學”口號采取無視的態度，還說新口號的理論基礎是錯誤的，大背“統一戰線”的原則。編者利用魯迅的名字作為招牌，卻以摘句的辦法歪曲了魯迅的基本意向。如果說，茅盾的文章以擁護兩個口號並存的方式肯定“國防文學”口號，那麼編者按則以“階段的特殊的現實”推翻並存說，維護“國防文學”口號的正統地位。
魯迅的文章發表以後，讚成的文章並不多，而宣揚“國防文學”口號，反對“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文章卻連篇累牘，有增無減。
上海是兩個口號論爭的漩渦中心，但是波及的範圍很廣，遠至日本東京，也都引起過不小的騷動。
東京左聯支部建立於1933年秋冬之際，由魏猛克、陳辛人、歐陽凡海、黃新波、林煥平等流亡青年逐步組成，長期以來，一直被置於周揚的領導和影響之下。1935年7月，任白戈就是受命到日本領導東京支部的。在一個短時間內，還仿照上海方麵的機構模式成立了文總，把左聯、社聯、劇聯、學聯等工作一並統了起來。
左聯相當活躍，經常舉辦文藝座談會和各種活動，先後出版的刊物有《東流》、《雜文》、《質文》等。大革命失敗後亡命日本的郭沫若，成了左聯盟員和留學生群的精神領袖，他住在千葉，不時出席左聯的聚會，指導工作，甚至修改文章。刊物約他寫稿，叢書要他作序，是從來沒有被拒絕的。
幾乎與魯迅發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兩文的同時，郭沫若在上海《文學叢報》和《文學界》分別發表了《在國防的旗幟下》和《國防?汙池?煉獄》。其實前者是後者的初稿，是作者認為有必要改變筆調而“流產了的東西”，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在文中，他把“愛國”分為兩種，凡帝國主義國家的國民，其主張“愛國”，所愛的自然是帝國主義的國，可稱為汙池式的愛國主義者；而生在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大家覺醒起來要認真地愛國，那麼所當取的必然是反帝國主義的行動，是煉獄式的愛國主義者。在中國，除了像“國家主義者”等替“強權”做內應工作的“國賊”以外，都可以看做是煉獄式的愛國主義者的。所謂“國防”，是由救亡運動，即積極的反帝運動的大聯合，而目前文藝界樹起的“國防文學”的旗幟，得到多數派的讚成，正是廣大的統一戰線，它的出現，是體現了時代的要求的。因此，他建議把“國防文學”進一步擴張為“國防文藝”以期團結更多的文藝家，他認為，“國防文藝”應該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而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關於文藝創作，他反對一色的塗抹而主張多樣的統一，表現了一個富有創作經驗的詩人的識見。但是，以“國防文藝”的口號統一作家，畢竟為宗派主義留下了可容隱匿的洞穴。實際上，他在文章中也都流露了這樣的傾向，把懷疑和反對“國防文藝”口號說成是“對於統一戰線不肯積極地參加”，是一種帶白手套革命的“潔癖”。所以，他最後頗帶挑戰意味地說：“前進的主義不是跨在雲端裏唱出的高調，不是叫人潔身自好地在亭子間裏做左派神仙。請大家把‘白色的手套’脫下吧。”
“左派神仙”當是有所指的。恰巧，在三年前的一封“假名夾雜著真名”，其中有“郭冰若”者攻擊魯迅的公開信裏，就曾經出現過“戴白手套的革命論”之說。
稍後，郭沫若又以答記者問的形式在《東方文藝》表示了對於國防文學的意見。
在答問中，他明確地表明自己的立場，是“站在國防文學旗幟下邊的”。其實，周揚等在正式提出“國防文學”口號時就已征得了他的同意。他說，因為在政治方麵，早就有國防政府的提倡，文學界的人，又以國防作為聯合戰線的標幟，所以得到多數派的同意是當然的。他批評了對國防文學的不信任態度，特別嚴厲指出：“更有一部分人，標新立異地提出了什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來和國防文學對抗。這些都很明白的是錯誤的理論和舉動。”
這時，周揚找人寫信給東京支部，要他們對“國防文學”口號表態。魏猛克和任白戈去找郭沫若商量，決定召開一個座談會。會上，大家的發言一致支持“國防文學”口號。郭沫若親自把會議記錄編成專輯，名為《國防文學集談》。
在這篇“集體論文”中，要點也無非辯護“國防文學”口號，以及批判“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擾亂和破壞統一戰線的錯誤。比起論戰的其他文章，不見得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其中，郭沫若的意見是值得注意的。他以插科打諢的態度，嘲笑了據說是由什麼“理論家”編出來的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高度評價“國防文學”口號對鞏固統一戰線的作用。話間，他還把夏衍的《賽金花》和洪深等的《走私》兩個劇本看做是國防文學的重要建樹。當與會者一致指責胡風的時候，他惟一的一個批評了魯迅，說：“魯迅先生把國防文學分為嶽飛式與非嶽飛式而立在後者的立場，我看這裏有點語病的。我們應該分為‘真嶽飛式’與‘假嶽飛式’。真正的嶽飛我們是應該歡迎的。”應當說，他所批評的並不僅僅是所謂的“語病”問題。在這裏，“嶽飛”是一個符號，是某種意識的代表。對“嶽飛”的歡迎與否，表現為民族救亡中的兩種不同的思想傾向。在郭沫若的發言之後，林林附和說：“郭先生所說的嶽飛和魯迅先生所說的嶽飛不同，我們歡迎郭先生所說的嶽飛！”
這不是沒有根由的。在此以前，“國防文學”派還曾召開過幾次大型的座談會，討論“國防文學”問題，《賽金花》的評價問題等。以集團行動的方式，人為地強化某種理論的優勢，實為四五十年代以後文藝批判運動的濫觴。這時，為郭沫若在會上所推崇的《走私》，也是最初的集團創作。
集團勢力是可利用的。以政治手段推行文藝運動，是一大發明。
茅盾讀到郭沫若的《國防?汙池?煉獄》，其時正在病中。他覺得文章對“國防文學”的解釋很有見地，於是引發了他的思路，認真比較了兩個口號的不同：“國防文學”是文藝家抗日統一戰線的口號，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則是對左翼作家說的，是左翼作家的創作口號。
其實，對於兩個口號的實質性的區別，茅盾仍然缺乏透徹的理解，也就是說，他至今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最初作為“國防文學”口號的擁護者的立場。
馮雪峰探看他時，對他說，讀過一些論戰的文章，總的印象是周揚他們沒有要停止論爭的樣子，對魯迅和他的意見並不尊重。又說，他們反對兩個口號並存，是排斥不同意見、“隻此一家”的宗派主義。他說，胡風他們有宗派主義，而周揚他們又以宗派主義回敬。馮雪峰說，目前要害是周揚他們的宗派主義。
說到對兩個口號的解釋，茅盾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把“國防文學”看做創作口號是欠妥當的，有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危險。馮雪峰聽了，建議他寫一篇文章把這個觀點提出來。
文章由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弟弟孔另境草擬了初稿，標題定為《關於引起糾紛的兩個口號》。初稿基本上把茅盾的意見寫進去了，隻是對周揚的批評嚴厲了一些，而且還點了徐懋庸的名。茅盾覺得不妥，在草稿上作了修改，加重了對胡風的批評，刪掉了對徐懋庸宗派主義的批評，對周揚則著重指出他把“國防文學”作為創作口號的危害性。此外，文章還表示，希望善於“內戰”的朋友即速停止“內戰”。
文章由徐懋庸在《文學界》登了出來，但是，緊排在本文後麵的便是周揚的反駁文章：《與茅盾先生論國防文學的口號》。原來編者把原稿先送了周揚審閱，所以文章還未發表，反駁的文章就已經寫好了。這種“內定”的作法，也未嚐不可以看做是一種發明。
周揚全盤否定了茅盾提出的觀點，堅持“國防文學”口號既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又是創作活動的指標。他反對在“國防文學”口號之外另提別的口號，自外於文學上的統一戰線的運動。他是始終不忘把“國防文學”同“統一戰線”聯係在一起的。他批評茅盾濫用了宗派主義、關門主義等等的名詞，對於茅盾在文中闡述的在抗日旗幟下聯合起來的作家在創作上需要更大自由的觀點，也同時給予駁斥，並引用高爾基的話說：“創作的自由不是沒有限度的，絕對的創作自由的說法是有害的幻想。”
周揚的文章和《文學界》編者做的手腳，使茅盾十分惱火。本來，他是站周揚一邊的，即今的對於兩個口號的解釋，也不過對“國防文學”口號的一次小小的修正和補充罷了。他根本想不到周揚會如此拒絕他的意見，而且，如此地急於反駁！
這時，馮雪峰又上門做爭取工作來了。馮雪峰對茅盾說，你主張對他緩和，現在該有了教訓了。目前阻礙文藝界團結的是周揚，是他的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胡風是錯誤，但我批評了他，他就不寫文章了；而周揚，誰的話都不聽，自以為百分之百的正確。於是，建議茅盾再寫一篇文章，把主要問題放在周揚的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上麵，集中予以反擊。
茅盾同意了。
這回的題目叫《再說幾句——關於目前文學運動的兩個問題》。文章送到《生活星期刊》時，正當魯迅的答徐懋庸的公開信在《作家》上發表而引起轟動的時候。鄒韜奮婉轉陳詞，建議茅盾不要發表，還勸告說是以不介入文藝界的糾紛為好，茅盾堅持發表，說周揚連調解人都打了，是非答複幾句不可的。
文章發表後，周揚再沒有回答。在周揚看來，茅盾是出賣他的人，因此特別忿恨。一天，他同蘇靈揚、周立波、沙汀等四人一起拿了棍子，要到茅盾家裏去揍茅盾一頓，恰好被夏衍遇見，當場阻止了。也許，周揚最終覺得棍子和文章都不見得奏效，所以才放棄了的。
120萬言長文《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樹欲靜而風不止。
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發表後，魯迅以為文章總算較為清楚地解釋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多少澄清了一點容易引起混亂的思想理論上的問題，對於類似“托派”、“破壞統一戰線”等橫加於自己的罪名，也都因此一並有了辯誣的機會，應當可以有安靜一些的時候了，想不到英雄們不但沒有退隱，反倒更為神氣，雄赳赳地打上門來。
是徐懋庸的一封信：在目前，我總覺得先生最近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地助長著惡劣的傾向的。以胡風的性情之詐，以黃源的行為之諂，先生都沒有細察，永遠被他們據為私有，眩惑群眾，若偶像然，於是從他們的野心出發的分離運動，遂一發而不可收拾矣。胡風他們的行動，顯然是出於私心的，極端的宗派運動，他們的理論，前後矛盾，錯誤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起初原是胡風提出來用以和“國防文學”對立的，後來說一個總的，一個是附屬的，後來又說一個是左翼文學發展到現階段的口號，如此搖搖蕩蕩，即先生亦不能替他們圓其說。對於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著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參加統一戰線的左翼朋友，放棄原來的立場，而看到胡風們在樣子上尚左得可愛，所以讚同了他們的。但我要告訴先生，這是先生對於現在的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之故。現在的統一戰線——中國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樣——固然是以普洛為主體的，但其成為主體，並不由於它的名義，它的特殊地位和曆史，而是由於它的把握現實的正確和鬥爭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觀上，普洛之為全體，是當然的。但在主觀上，普洛不應該掛起明顯的徽章，不以工作，隻以特殊的資格去要求領導權，以至嚇跑別的階層的戰友。所以，在目前的時候，到聯合戰線中提出左翼的口號來，是錯誤的，是危害聯合戰線的。所以先生最近發表的《病中答客問》，既說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普洛文學到現在的一發展，又說這應該作為統一戰線的總口號，這是不對的。
再說參加“文藝家協會”的“戰友”，未必個個右傾墮落，如先生所疑慮者；況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戰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黃源之流，難道先生以為凡參加“文藝家協會”的人們，竟個個不如巴金和黃源麼？我從報章雜誌上，知道法西兩國“安那其”之反動，破壞聯合戰線，無異於托派，中國的“安那其”的行為，則更卑劣。黃源是一個根本沒有思想，隻靠捧名流為生的東西。從前他奔走於傅鄭門下之時，一副諂佞之相，固不異於今日之對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與此輩為伍，而不屑與多數人合作，此理我實不解。
我覺得不看事而隻看人，是最近半年來先生的錯誤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準。譬如，我個人，誠然是有許多缺點的，但先生卻把我寫字糊塗這一層當作大缺點，我覺得實在好笑。（我為什麼故意要把“邱韻鐸”三字，寫成像“鄭振鐸”的樣子呢？難道“鄭振鐸”是先生所喜歡的人麼？）為此小故，遽拒一個人於千裏之外，我實以為不對。
我今天就要離滬，行色匆匆，不能多寫了，也許已經寫得太多。以上所說，並非存心攻擊先生，實在很希望先生仔細想一想各種事情。真是驕橫恣肆，達於極點！
信中雖然攻擊的是巴金、黃源、胡風幾個人，其實是向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的人們挑戰，不放過任何異己者。寫信的雖然是徐懋庸一人，背後卻是一夥。他們何嚐維護什麼統一戰線？白天裏講的冠冕堂皇，暗夜裏做的又是一些離間、挑撥、分裂的勾當，有左聯的時候如此，現在仍然如此！忍耐了這麼久，早就想做一篇文章，寫它幾萬字，把曆來所受的悶氣都說出來，或也可以算是留給將來的一點遺產。然而，都因為找不到合適的機會，一直拖了下來。而今，箭在弦上，是不得不發的了！
就在魯迅收信的當天，馮雪峰來看他。他餘怒未息，一邊把信遞給馮雪峰，一邊說：“真的打上門來了！他們明明知道我有病，這不是挑戰是什麼呢？過一兩天我來答複！”
馮雪峰覺得，這是公開批評周揚和解決兩個口號紛爭的一個很好的機會，是非答複不可的；但是，看魯迅的身體遠沒有恢複健康，又因為六月間曾以“O.V”筆錄的形式，代他草擬過兩篇文章，還算符合他的意思，看完信後便說：“還是由我按照先生的意思去起一個稿子吧。”
“不要了，你已經給我替過兩次槍了。這回，我可以自己動手。”
臨走時，馮雪峰仍然向魯迅要了徐懋庸的信，說：“讓我帶去再看看。”回到住處，當晚就動筆起草了一篇公開信模樣的文章，用意是給魯迅做個參考。如果可用，他想就這麼發出去，省得讓一個病人再耗費心思，而且也免得拖時間。
魯迅看了擬稿以後，平靜地說：“可以的，但我要重新寫過。”隔了一會，又補充說：“前麵部分都可用，後麵部分，有些事情你不清楚，我來弄吧。”
過了二三天，馮雪峰再到他家裏來時，稿子已經由許廣平謄抄出來了。擬稿幾乎全被紅筆勾畫過，還有整整四頁，是他用毛筆在白宣紙上加寫的。
全文的題目是：《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前麵部分基本上是馮雪峰代擬的，說的是魯迅對於抗日統一戰線和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態度，以及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關係。其中說這個口號是魯迅提的，是馮雪峰有意借魯迅的威望，以圖緩和空氣，停止國防文學派的攻擊。魯迅接受了這個要求，關於兩個口號的解釋，即使有些地方與本人的原意不大切合，魯迅也沒有作什麼改動，隻要在大的方向上沒有太大的出入，就無須字斟句酌，盡可以讓它在實踐中加以修正和完善。
統一戰線問題。文章說：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隻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讚成抗日，則無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應當說：作家在“抗日”的旗幟，或者在“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不能說：作家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下聯合起來。文章對各種不同派別的文藝家表現得相當寬容，但是對動輒加入以“破壞統一戰線”罪名的“指導家”，則是十分的嚴厲。文章說：“據我的經驗，那種表麵上扮著‘革命’的麵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以至為‘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為他們巧妙地格殺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顧革命的大眾的利益，而隻借革命以營私，老實說，我甚至懷疑過他們是否係敵人所派遣。”
兩個口號問題。文章認為，問題不在口號由誰提出，隻在它有沒有錯誤。“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為了推動左翼作家奔赴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前線，為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裏去的不正確的意見而提出來的。這名詞在本身上，比“國防文學”的意義更明確，更深刻，更有內容。文中特別駁斥了“標新立異”的說法，說：“拒絕友軍之生力的，暗暗的謀殺抗日的力量的，是你們自己的這種比‘白衣秀士’王倫還要狹小的氣魄。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討論，‘標新立異’也並不可怕。”
為了有效地孤立和反擊周揚、徐懋庸等人，馮雪峰在擬稿中對茅盾和郭沫若有意做出讓步和妥協的姿態。
文中有幾處提到郭沫若，並且引用了他的話，其實不是不可以省略的，郭沫若明顯地屬於國防文學派，但是隻要有那麼一點意見，或幾句說話是可取的，就立即加以利用。說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一事曾經同茅盾商計過，算是馮雪峰撒了一個小小的謊。為了表明新口號在文藝界中的代表性，同時也為了表明魯迅一向願意同茅盾合作的態度，馮雪峰在擬稿之前和茅盾商量，要求同意有這樣一個事實。既然馮雪峰以共產黨和他個人的名義要求他，他也就同意了。此外，質問《紅樓夢》、《子夜》、《阿Q正傳》是“國防文學”或“漢奸文學”，也的確是很牽強的。這裏以幾部名作並提，無非為了提高《子夜》的聲價，以換取茅盾的好感，爭取他對參加議決新口號一事的確認，和在實際行動中對新口號予以進一步的支持。
如果說擬稿的前麵部分在於政策和口號的理論分析，傾向於理性的冷靜，那麼後麵增寫的部分則主要從事人格批判，充滿著搏戰的激情。
增寫的部分是從這裏開始的：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裏，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為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但後來也不再聽說胡風是“內奸”了。然而奇怪，此後的小報，每當攻擊胡風時，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風……從此，在“章士釗”、“陳西瀅”、“創造臉”之後，又多出了一個新名詞：“四條漢子”。
在交代和胡風、巴金、黃源諸人的關係時，魯迅更多地說到胡風，從而證明“田漢周起應們”的發昏、說謊、誣陷、造謠，如何的“左得可怕”。其中，“我倒明白了胡風鯁直，易於招怨，是可接近的”這樣一句近於定評的話，是原稿沒有，後來加上去的。他嚴正聲明說：“不能提出真憑實據，而任意誣我的朋友為‘內奸’，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辯正的，這不僅是我交友的道義，也是看人看事的結果。”友情之於他，其神聖並不亞於信仰。正由於過分地看重友情，所以才不憚於“同人”的背叛，“朋友”的反目，而至於珍愛孤獨。
文章幾次提到上海的一份小報《社會日報》。它任意誣陷魯迅和魯迅的朋友如胡風、巴金、周文等，到底是出於什麼原因呢？魯迅在年初有信給茅盾說：“我已連看了兩個月，未曾發見過對於周揚之流的一句壞話，大約總有‘社會關係’的。”這種關係無非是宗派關係，因宗派性活動而成文中所說的“天羅地網”。
宗派主義與權力的結合是十分可怕的。由於領導者的運動，於是才有了大布圍剿陣的“群仙”，或是糾集在大纛之下的“群魔”。魯迅多次在信中作過類似的表示：“有些手執皮鞭，亂打苦工的背脊，自以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惡之，他其實是取了工頭的立場而已。”在這篇公開信裏，他絲毫也不掩飾對於周揚和徐懋庸的憎惡。所稱無論是“文壇皇帝”、“奴隸總管”，或是別的什麼名目，都無非說明他們實際上在維持某種舊式威權，不但於革命毫不相幹，相反是可以將革命扼殺的。
他的憎惡是有道理的。在原稿的“周起應之類的青年”那裏，他多加了一個“輕易誣人”的限製詞。最後一段，在說到徐懋庸時，也加重了嚴厲的語氣。“否則”之下，原稿為“隻一味的這樣卑劣下去，就毫無救藥，這樣的青年於中國毫無用處的”，終於改定為“抓到一麵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惟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於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是有害的。”但是，在批評的同時，也可看出魯迅為人寬厚的地方。譬如原來“周起應如果肯好好認識自己的錯誤，仍無妨礙他將來成為一個革命者的”一句，改成“自然周起應也許有他的優點，也許後來不複如此，仍將成為一個真的革命者”，便透露了內心對於青年的希望，雖然兩個“也許”的使用，同時也強調了一種不信任感。至於徐懋庸，文中也把他同用謠言來分散文藝界的力量，近於“內奸”行為的“破落文學家”區別開來，說他“還沒有墜入最末的道路”，雖然“已經胡塗得可觀”。
嚴厲也好，寬容也好，當魯迅從事批評的時候，他所關注的就不隻限於目前中國文壇的病象，中國的未來是他所憂患的。青年就是未來。如果今日的青年可以在這樣的大題目之下，羅織人罪，戲弄威權，從修身上來打擊異己者乃至采取“實際解決”的行動，那麼一旦放大了“領導權”，將會出現一個怎樣的局麵呢？多年以前說的“阿Q黨”，豈非不幸而言中了嗎？
最使他無法忍受的就是專製和奴役。他知道，在中國，“朕”即天下的皇權思想是如何的深厚廣大，源遠流長。所以，他在指出無憑無據，即加給對方一個很壞的惡名這種在中國近來已經視為平常的惡劣傾向以後，特別強調說：“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呼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所謂革命，就是人的解放運動。解放別人，也解放自己。如果在革命的隊伍中複又產生新的“橫暴”，就必須以新的革命手段把他除掉！人不是生而為奴隸的，自然也不是生而為“奴隸總管”的。人應當是，而且也隻能是自己的主人！
這篇答徐懋庸的公開信，已經遠遠超出了個人問題，也超出了文藝問題。它是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和文藝統一戰線的個人宣言，是對於被誣枉的有為的青年的辯護詞，是投向左得可怕的橫暴者的挑戰書。
它一經發表，便被稱為“萬言長文”，立刻在上海、北平、東京文化界引起強大的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