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內戰與潰散
在集團內部，要保持人格的獨立是困難的。
他傾全力對付迎麵而來的敵人，卻又不得不提防來自背後的“工頭”的鞭撲，和“同人”的暗箭。這種境遇，不能不使他的心靈受傷。然而，他忍耐著，支持著，決不因此叛賣自己的信仰。
109刨祖墳——中國文化心理探微
中國的所謂“民主”，與西方很不相同。它不是建立在維持個人自由、平等和獨立權利的基礎之上，而是“王道”的產物，是自上而下的恩賜的東西。延續了幾千年的專製政體的堅硬妊娠，根本不可能產生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新的胎動，隻能來自世界現代政治和思想潮流的外部撞擊。在中國社會的封閉狀態沒有改變之前，監督輿論，查禁書刊，各種利於統一控製的行政措施日趨強化，這種現象是必然的。
2月，國民黨中央黨部下令禁止一百四十九種文藝和社會科學書籍，以及七十六種期刊的出版和發行；3月，特別市黨部相應發出查禁書刊的密令。魯迅的著譯，均在被禁之列。5月，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成立。這是專司文化暗殺的機關。許許多多作品，在這機關裏被肆意刪改、禁止、沒收，而且不許聲明，像銜了麻核桃赴法場一樣。比較搗毀上海良友圖書公司、神州國光社、藝術電影公司等文化機關的暴力行為，是又一種暗暗的死。允許刊行的不得不編的雜誌，如《現代》、《文學》，或者填塞莫名其妙的文字，慢慢轉向；或者稿子被抽得了無生氣，以致終於完結。
與此同時，蔣介石親自發起一場“精神方麵的重大戰爭”——“新文化運動”。一個大獨裁者，政治流氓，厚顏無恥卻偏要鼓吹“禮義廉恥”，毀滅文化卻偏要大談“文化建設”。他把“新文化運動”說成“救國建國複興民族一個最基本亦最有效的革命運動”，要求人們“做國家的一個良民，家庭的一個肖子，在學校裏做一個規矩的學生，在社會上能做一個守禮法的君子”。總之，盡小民的本分，馴服到底。此外，國民政府還撥出巨款修建孔廟，明令規定孔子紀念日，積極推行尊孔讀經，力圖把外來的法西斯主義同傳統的封建專製主義結合起來，以求維護“安定”的局麵。
這種政局，對於一個已遭黨國通緝的著作家，自然增加了更大的壓力。
魯迅除作品被禁之外，還受到禦用報刊的各種誣陷和攻擊，謠言不斷，他向來深居，不大出門，卻說他遠走青島、香港；又說他得了腦膜炎；最可怕的還有“漢奸”帽子。他的信件遭到檢查。母親魯瑞的來信，便赫然打著“檢訖”的印記。
單是應付關於腦膜炎的謠言，便不勝其累。天津《大公報》載同人所辦的《盛京時報》的消息，說魯迅因患腦炎，醫生勸誡從此“輟筆十年”雲，魯迅的親友和讀者，於是驚擾紛紛，不斷寫信前來探問。單為更正，便寫了幾十封信。他寫詩贈台靜農說：“橫眉豈奪娥眉冶，不料仍違眾女心。詛咒而今翻異樣，無如臣腦故如冰。”一副滿不在乎的戲謔調子。其實，他的內心是蒼涼的。一個月後，為南寧博物館書寫的條幅，所選便是明末清初畫家項聖謨的《自畫大樹詩》：“風號大樹中天立，日薄滄溟四海孤。杖策且隨時旦暮，不堪回首望菰蒲。”漫溢在文字間的，顯然是另一種情調。
橫站的士兵/內戰與潰散人間魯迅（下）5月底，他作七絕一首，書贈日本友人新居格：萬家墨麵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
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本人就是千千萬萬奴隸中的一人，論命運，隻配一例地沉埋草野，哪裏還會有動地的哀歌呢？心通萬裏，混茫一片。如果說，到底還有憤怒的爆發，也隻能聽於無聲了！……
魯迅深知他的危險處境，總覺得有什麼事情即將臨頭。但是，他又不想離開上海，對於山本初枝邀他旅日，以及蕭三轉達的蘇聯請他參加全蘇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的意向，全都加以婉謝。他告訴山本初枝說：“日本風景幽美，常常懷念，但看來很難成行。即使去，恐怕也不會讓我上陸，而且我現在也不能離開中國，倘用暗殺就可以把人嚇倒，暗殺者就會更跋扈起來。他們造謠，說我已逃到青島，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並且寫文章罵他們，還要出版，試看最後到底是誰滅亡。”他這樣答複蕭三：“大會我早想看一看，不過以現在的情形而論，難以離家，一離家，即難以複返，更何況發表記載，那麼，一切情形，隻有我一個人知道，不能傳給社會，不是失了意義麼？也許還是照舊的在這裏寫些文章好一點罷。”
他何嚐不想歇歇，玩玩，然而不能。命中注定要受苦，掙紮，拚殺，注定要受大人物的嫉恨和小東西的圍困，有什麼辦法！
知識分子的屬性並不在於擁有知識，猶如技術之於工匠一樣，而是由知識培養起來的理性和批判意識。他們對人類命運終始給予最大的關注，現實問題不是他們所能回避的。可是，在一個專製國度裏，莫談國是是必須恪守的原則。而知識分子一旦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批判的權利，也就失去了自己。他們不能不忍受物質上和精神上的雙重痛苦。
魯迅發表時事評論已經非常困難，他不能不迂回到敵後去重新開辟戰場，把文化學範圍作為他的掃瞄對象，這類雜感，構成為《準風月談》和《花邊文學》兩個集子的主要內容。
文壇上的“京派”與“海派”之爭，可以說是一場具體的文化問題的爭論。
1933年10月，沈從文在天津發表了《文學者的態度》一文，譏笑上海作家“賦閑”；接著又發表《論“海派”》，說“京派”作家態度“誠樸”，“海派”作家則“投機取巧”，“見風轉舵”，明顯的揚“京派”而抑“海派”。“第三種人”蘇汶起而反駁，發表《文人在上海》，為“海派”辯解。魯迅無意介入文人之間的這種近乎無聊的爭論，然而，他卻從中洞見了爭論背後的文化心理結構的更深層的東西。
在同一天，他作了相應的兩篇短文：《“京派”與“海派”》及《北人與南人》，剖析處於不同的文化區域和文化中心的人們，尤其是文士的文化特質。
他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如此而已。在說到北京學界的時候，他特別評價了五四運動，以為是最大的光榮，而且迄今仍然留有曆史上的光輝。五四運動是對於中國傳統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但是時過境遷，當年的戰士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隱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場惡鬥，幾乎令人有“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之感。“昔人已乘黃鶴去”，完完全全的向傳統複歸了。“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這是毫不足怪的。因為官之鄙商，在中國幾千年的官僚政治中，已經相沿成習。至於北人卑視南人，作為一種傳統，也都同樣與權勢者有關。他指出，那大原因，是在曆來的侵入者多從北方來，先征服中國的北部，再攜北人南征，於是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這裏隱含著他所經常批評的卑劣的奴性。統治者必須治心，必須培養奴性。文化性格，文化心理，不能不打上階級統治的烙印。他認為南人的缺點，是由權貴南遷帶來的。那麼，腐敗頹廢的風氣，也就不獨由近商者所招致。在這裏，他看到了被稱作資產階級文化中同樣混有封建主義文化的東西。亦官亦商，總之，是統治階級的文化，上流社會的文化。這是為他所憎惡的。
一年以後，他又寫了《“京派”和“海派”》一文，揭露“京海雜燴”——“京派”與“海派”文人握手言歡的最新趨向，指出這種官商合作，都因為幫閑幫忙一樣的“不景氣”，一樣的不能挽救其沒落。對京滬兩地為此喋喋不休的文人，他感到十分可厭，在介紹法國作家法朗士描寫名妓泰綺思的小說之後，自白說：“我寧可向潑剌的妓女立正，卻不願意和死樣活氣的文人打棚。”
在《北人和南人》中，魯迅這樣分析了北人和南人的文化特點：北人厚重，但厚重之弊也愚；南人機靈，機靈之弊也狡。從改造國民性出發，他借相書提出一個救治的辦法是：北人南相，師法南人的機靈；南人北相，吸收北人的厚重。並且明確指出，這是中國人的一種小小的自新之路。
北京和上海是魯迅先後生活過的地方，對棲聚在這兩個地方的文人有過多方麵的接觸。因此，在關於“京派”與“海派”的論爭中，他能夠很好地結合自身的生活經驗，以及對於文化曆史的考察，把文化意識和階級意識統一起來。在他的眼中，“京派”作家是封建主義意識的代表，拜權主義是其特征；“海派”作家是資產階級、小市民意識的代表，拜金主義是其特征。前者封閉，倒退，墨守；後者勢利，圓滑，善變。對中國文人的種種卑劣根性的揭示與批判，在魯迅晚期雜文中有更充分的展開。
隨著知識分子在現代中國所表現出來的越來越重要的政治位置，作為啟蒙思想者的魯迅，給予嚴重的關注是必然的。
知識分子問題既是政治問題，又是文化問題。中國知識分子有著自身的曆史特點。魯迅雖然對他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所受的壓迫抱有同情，對他們潛在的能量多所期許，但突出的仍然是否定，是對植根於中國官僚政治社會的文化寄生性的批判。如果說這種批判，在北京時期集中在政治方麵，如對章士釗、陳西瀅等在女師大問題的鬥爭，那麼在上海時期，則更多地集中在文化方麵，文章有《二醜藝術》、《各種捐班》、《四庫全書珍本》、《幫閑法發隱》、《登龍術拾遺》、《“商定”文豪》、《大小騙》、《考場三醜》、《讀書忌》、《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上、下）》，等等。後來論“文人相輕”，一至於七，都說明了他對文人的重視。其中，他的批判鋒芒主要指向“飛騰”的、“‘爬’了上去”的大知識分子。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中國所期待的是知識分子的平民意識和幹預意識，而這一點，又是大知識分子所最薄弱的，他們往往遠離平民階級和社會現實，而通過“天梯”，同專橫、虛矯、頹靡的上流社會更直接地聯係起來。在魯迅認為，知識分子必須在改造社會的同時改造自己。這種改造，不等於屈從於政治壓力的人格畸變，而是人的自覺建設。人的建設問題是實踐中的問題。
這個時期的雜感，涉及眾多的文化項目，諸如：飲食，居住，衣飾，器具，娛樂，禮節，婚姻，宗教，神話，歌謠，語言，藝術，等等。不同於一般的知識小品的是，不僅在它們的靈智和文采，重要的是貫穿其間的文化批判意識。“刨祖墳”是一種辦法，他試圖以此動搖現代官僚政治及其文化思想的根柢。
中國的畸形社會，在這裏是通過不同層麵的文化現象加以呈示的。每一個現象都具有獨立的認識價值，但又具有互涉性，從而構成為文化叢，表現出綜合的文化意義。《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兒童》、《男人的進化》、《“小童擋駕”》等由人類自身的生產、延續和發展問題構成同一組雜文；《推》、《“推”的餘談》、《抄“靶子”》、《“吃白相飯”》、《“揩油”》、《爬和撞》、《衝》等，由上海所見的日常生活現象構成另一組雜文。這種橫向組合，在更大層麵上揭示出一個日趨商品化的社會的病態。取習慣經驗的角度寫成的雜文有：《禮》、《打聽印象》、《吃教》、《喝茶》等；取神話、風俗的角度寫成的雜文有：《中國的奇想》、《〈如此廣州〉讀後感》、《過年》、《迎神和咬人》等。這些雜文更多地從文化積累方麵縱向組合而成，深入發掘傳統文化模式中的同類價值意識。橫向與縱向的交叉組合，又構成為一個個坐標，一個個網絡，互相關聯，互相生發，層層推進。魯迅指出，中國是世界上國恥紀念最多的國家，凡紀念，“禮”而已矣。禮既是一種行為規範，但也是一種形式主義。如果說中國人最重形式未必便對，有時候又最重視實際，譬如“推”、“爬”、“撞”、“衝”，譬如“吃白相飯”，譬如“揩油”，譬如“吃教”都是。如果說中國人專重實際也未必全對，卻又最愛奇想的，總是拚命的救死、逃死，回避現實。有些文章發揮得十分漂亮，如《爬和撞》所總結的“跪著的革命”：向上爬而爬得上者太少，於是發生撞，那些早已爬在上麵的人們，就天天替下麵的人製造撞的機會，使大家花些小本錢，而預約一種好生活。這樣，大家便都願意來試試，爬著來撞，撞不著再爬……不斷“革命”，死而後已。又如《吃教》，文章說小百姓叫耶穌教徒是“吃教”的，其實這兩個字可以一樣移用於許多“‘吃革命飯’的老英雄”。什麼“革命”，什麼“主義”，對於他們隻是一種時髦，一種招牌，根本不存在信仰。文章還說，“吃教”有“專吃”和“合吃”兩種，宜於專吃的時代是必須定於一尊的，至於合吃，諸教也本非異致，所有主義都可以為我所用的。不同的是一碟全鴨，一碟雜拌兒，吃是一致的。
十裏洋場的上海，是商品經濟在中國較為發達的地方。對於初步形成的商業文化、市民文化，魯迅是文化人中最早予以關注的一個。但是，他並沒有像後來更多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那樣，禮讚商品對固有的自然經濟的瓦解和衝擊，從而帶來社會全麵鬆動的杠杆作用。他有他的關切點。作為一個啟蒙家，他所注意的是商品經濟與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畸形的精神產物。由於大工業生產和商品經濟所造成的類似西方的社會病，在鄉土中國遠未構成嚴重的威脅，所以，他的主要力量仍然放在對黑暗政治和官僚文化的撻伐上麵。
此間，進攻性最強的，要算在日本《改造》月刊發表的一篇文字：《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
所謂“兩三件事”，指的是中國的火、王道和監獄。有關“火”的一節，把神話和典故同現實中的燒書事件等聯係起來，揭示廣大奴隸的某種心態，即在《馬上支日記》中曾經說過的，中國的一些人，對於神、宗教、權威是怕和利用。文中分析他們祭火神的心理說，倘有火災，則被災的和鄰近的沒有被災的人們都一樣要祭火神，以表感謝之意，被了災的如果不祭，據說第二回還會燒，所以還是感謝了的安全。然而，感謝火神之類，並非連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證據。這就是奴才與奴隸的區別。至於火神，權勢者，又決不會因為有過謳歌感謝的人們而施行王道的。在中國，其實是徹底的未曾有過王道。人們由事實而有所省悟，好不容易開起學校來，無奈學生們又年年鬧事，於是到了國民黨掌握政權，作為改正的手段，除了大造監獄，什麼也沒有。對於思想犯，則有著另一種叫做“反省院”的特種監獄，遵奉某種主義，排擊某種主義，如此可以反省到死。所謂中國，不就是一座思想統治的監獄嗎？
關於王道，文章這樣指出：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在這之前和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人民之所謳歌，就為了希望霸道的減輕，或者不更加重的緣故。……倘說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說現在還有者，是新藥。在內山書店的漫談會上，魯迅對儒家思想和儒士的最高理想王道之類有過很深入的剖析。他說，儒家思想的東西，都是為政治家而寫的信條，是政府加以利用的東西，總之並非是庶民自己的東西。隻要建立一個政府，就一定用儒家思想強製人民，這是中國自古以來不成文的律法。這種思想統治過度強化時，就會發生有名的東西——革命，革命一旦巧妙獲得成功，革命政府就出現了。在最初階級，政府還不能不據什麼主義說點新事情，後來不知不覺間又要跑回到原先以傳統思想強製人民的地方去了。這時候，什麼言論自由啦，結社自由啦，天下為公啦，宗教是鴉片煙啦，都會忘得一幹二淨。一麵說教，聲稱要符合時代需要，一麵毫不留情地去鎮壓言論自由，禁止結社。說到文禁，甚至不問文章內容如何，隻根據作者的名字就可以絕對禁止，對這種野蠻的行為竟至於滿不在乎，世界不論哪一國也沒有這麼幹過的。
為了刨掉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專製主義的老根，在一段時間內，魯迅集中搜購了一批明清時期的筆記、野史、禁書和檔案等，邊讀邊寫了《隔膜》、《買〈小學大全〉記》、《病後雜談》、《病後雜談之餘》等文，以明清的文字獄史反照了現實。
《隔膜》和《買〈小學大全〉記》都寫到奴才文人。前者寫生員馮起炎，聞乾隆將謁泰陵，身懷著作，意圖呈進，以“形跡可疑”被捕，那著作也並非反動，隻是以《易》解《詩》，信口開河而已，結果得了個“於聖王之前，混講經書”的“狂妄”的罪名，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後者寫名儒兼孝子尹嘉銓致仕回家後，使兒子給乾隆送了兩本奏章，一為父親請諡，二請許一群名臣從祀孔廟。結局是：“照大逆律淩遲處死”，因為皇上加恩，才改為處絞立決。文章說，慘案的來由，都隻為了“隔膜”：不了解主奴是有著嚴格的區分的，奴隸隻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向主子進言，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卻犯了罪，因為另有準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以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奴才是不能高出於主人的。比主人高明當然大“不可恕”，試想若非自以為高明，怎麼會提起意見來呢？文章對乾隆一類“英主”的心態有著很深刻的披露：“清朝雖然尊崇朱子，但止於‘尊崇’，卻不許‘學樣’，因為一學樣，就要講學，於是而有學說，於是而有門徒，於是而有門戶，於是而有門戶之爭，這就足為‘太平盛世’之累。況且以這樣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認清朝會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統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沒有特別壞的奸臣，也就沒有特別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壞，無所謂好壞的奴子。”
作為統治者的“文藝政策”，或“文化統製”，一方麵是砍頭，禁書，甚至“銷毀”，不使與世人見麵。為了文字獄，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這是消極的一麵。積極的一麵，則如欽定的《四庫全書》，於有關係的曆史著作，無不加以修改，作為定本，不是鑒定，便是評獎，使文苑中沒有不被蹂躪的處所。還有，就是以統治者的思想形成一種勢力，一種潮流，並且使知識分子有意無意地迎合這種潮流。總之，文字獄這東西，是不能說它沒有效的，中國人的奴性，就很可以從那博大和惡辣的策略中明白它的由來。
《病後雜談》和《病後雜談之餘》，繼而敘說文字獄，以及文字獄以外的統治者的虐政。筆調悠徐，卻是十足的“舒憤懣”之作。
醫術的虐刑，是都需要生理學和解剖學知識的。中國醫書上的人身五髒圖，草率錯誤到見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則簡直讓人相信古人早懂得了現代科學。從周到漢，有一種專施於男子的叫“宮刑”，施於女性的叫“幽閉”，那辦法的凶惡、妥當，而又合乎解剖學，令人吃驚。單說剝皮法，中國就有種種，粗分就有流賊式、官式。兩篇文章都援用過的史例，是關於明朝永樂皇帝的。在他慘殺的忠臣裏，有一個叫鐵鉉的，油炸致死後，將其妻女發付教坊做婊子，還要她們“轉營”，就是每座兵營裏都去幾天，目的是使她們為多數男性所淩辱，生出“小龜子”和“淫賤材兒”來。所謂“守節”，在那時還是隻準“良民”專利的特典呢！自有曆史以來，中國人就這樣一直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教人覺得不像活在人間。
然而，中國的文人，卻偏能從血泊裏尋出閑適來。種種殘酷的事實，自然是最好莫如不聞，也即“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無奈現實總是逃不掉，君子自己也就親臨了庖廚。大道是對於世事“浮光掠影”，隨即忘掉，不甚了然，仿佛有些關心，卻又並不懇切；或對於現實“蔽聰塞明”，麻木冷靜，不受感觸，先由努力，後成自然。還有一種輕捷的小道，是彼此說謊，自欺欺人，撒一點小謊，可以消解悶氣，到後來便忘卻了真，相信了謊，於是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來。譬如鐵鉉的女兒發付教坊的事，讓士大夫知道了，就有了她們獻詩於原問官，被永樂所知，赦出，嫁給士人的佳話。在中國的作者裏麵，也曾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雖或被權勢者的出色的文字獄手段所遮掩。不過，總愛無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來，更是代不乏人。“他們不但歌頌升平，還粉飾黑暗。”
漢儒白雲“舒憤懣”，那是什麼東西呢！？
文章把治者的凶殘和文人的乖巧對照著寫，處處流露出作者對以各種好看的名目逃避中國現實的才子們的輕蔑和憤慨。在《病後雜談》的結尾，他竟把自己的未來的死也拉了上去，說：……我想在這裏趁便拜托我的相識的朋友，將來我死掉之後，即使在中國還有追悼的可能，也千萬不要給我開追悼會或者出什麼記念冊，因為這不過是活人的講演或挽聯的鬥法場，為了造語驚人，對仗工穩起見，有些文豪們是簡直不恤於胡說八道的。結果至多也不過印成一本書，即使有誰看了，於我死人，於讀者活人，都無益處，就是對於作者，其實也並無益處，挽聯做得好，也不過挽聯做得好而已。文章送到《文學》月刊，檢查時被刪去了五分之四，隻剩下第一段，即魯迅戲稱的“隻剩了一個頭”。他要求將刪剩的部分照樣發表，意在懸頭示眾。但發表出來以後，就有作家據此評論道：魯迅是讚成生病的。至於《病後雜談之餘》，由於檢查官不說不準登，也不說登，發行人就找作者自己刪改了一些，然而還不行，終於由發行人執筆，檢查官動口，再刪了一遍，並且把題目改作《病後餘談》，刪掉“關於舒憤懣”這樣一個副題，然後準予發表。直到結集出版時，被刪改的文字才得以補正。但魯迅是從旁加了黑點的，目的是要留下一個痕跡，以存“中國文網史上極有價值的故實”。
魯迅的小說《呐喊》與《彷徨》，通過典型化的形式，幾乎動用了他的全部的生活積累，確立農民和知識分子兩大主題，囊括了中國社會最本質的恒定的東西。散文《朝花夕拾》和散文詩《野草》，從社會轉向自身，從外部轉向內部，後者在小說的抒情性與諷刺性兩大敘述風格的基礎上增加了象征性。從藝術審美的角度看，以上創作，足以構成一個自足的文學體係。任何一個作家都不是萬能的，都存在著某種能源危機。對於一個善感而又富於理性的學者型作家魯迅來說，在生活上陷於囚人般的無法走動的境況底下，就隻好借重固有的深厚的知識，發揮無盡的思想。自然，論創作的動機，魯迅也並不在乎美學殿堂的建造。雜文的寫作，就這樣成了一種“合目的性”的生成物。在長達二十年的寫作曆程中，他的雜文是在不斷的騰挪變化中獲得豐富的。《熱風》帶有哲理性，《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三閑集》富於論辯性，《二心集》則以科學性和邏輯性見長，《偽自由書》可讀作一組時事評論，新聞性、政論性非常突出。《南腔北調集》、《準風月談》、《花邊文學》從內容到形式進行了新的整合，顯然是作者有意識地向文學回歸。最新時期的雜文，多近隨筆、小品，融合了前期的各種特點，而偏重於啟蒙性、文化性和知識性。魯迅雜文，原來包容了多種的文體風格，惟此時更趨精粹、成熟和穩定，從而構成為後人所稱的“魯迅雜文”的基本格局。文化意識和政治意識的密切結合，是他在這一時期的雜文的一大特點，是區別於其他小品文作家的地方。正因為這樣，在發表時，它們才特別恩蒙了檢查官老爺的注意、修整和扣壓。魯迅一生中使用的筆名共一百四十多個，單從1932年到1936年啟用的就多達八十多個，可見此間的雜文的戰鬥性。
魯迅曾經對許壽裳說：“我所抨擊的是社會上種種黑暗，不是專對國民黨，這黑暗的根源有遠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幾百年、十幾年前的，不過國民黨執政以來，還沒有把它根絕罷了。現在他們不許我開口，好像他們決計包庇上下幾千年一切黑暗了。”的確，黑暗勢力是彼此相通的，即使在看來極不相幹的地方有一個小小的縫隙的暴露，都足以牽動他們的神經。種種行政強製手段，其實是虛弱的本質的體現。尤其是權力者，幾乎無時不在提防著自身的崩潰，所以鎮壓，暗殺，是一刻也不能鬆弛的。
包庇是決定了的，而暴露和抨擊也是決定了的，倘使黑暗長存，作為人類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呢？可以有奴隸，但不可能都是奴才。當同鄉老友張梓生代替了黎烈文而主持《申報?自由談》，向他索約稿件，他作詩答道：哪裏有甘美的酪果供菩薩們享用呢？生來就不像蓮花六郎有漂亮的臉蛋可以邀寵，還是算了罷——綺羅幕後送飛光，柏栗叢邊作道場。
望帝終教芳草變，迷陽聊飾大田荒。
何來酪果供千佛，難得蓮花似六郎。
中夜雞鳴風雨集，起燃煙卷覺新涼。新涼即晨涼。每當黑暗的壓迫使他感覺窒息般的痛苦時，他就在心裏安慰自己：天快要亮了，天快要亮了……
天亮是一種感覺。
感覺未必可靠，最可靠的，莫如絕望的抗爭。
110分道揚鑣：笑是什麼？
高度的政治文化專製往往令人緊張、掙紮、奮起，但也容易使人變得逍遙、淡漠，日漸消沉。誰願意做文字獄中的主角呢？
20年代的“學匪派”之一，《剪拂集》的作者林語堂，於1932年9月創辦了《論語》半月刊。該刊以發表小品文為主，提倡寫實主義的“幽默文字”，泛談社會政治、世道人心，頗具自由主義色彩。待到銷行正盛時，因“產權”關係，林語堂退出主編的位置，交陶亢德接辦，雜誌也就日益淪為“滑稽式的笑談”了。接著，林語堂又邀集同人創辦《人間世》半月刊，宗旨與《論語》差不多，標榜“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推重晚明式小品，而更顯超脫。
從作者的陣容看，這兩個刊物都帶有兼容的性質。為此，雖然知道魯迅並非同道中人，林語堂和陶亢德仍多次寫信約稿。開始時，魯迅也送過幾篇文章給《論語》發表，以後便婉辭加以拒絕了。
這同他對刊物的看法有關。《論語》，由可惡的邵洵美所開辦的時代圖書印刷公司發行，成為“盛家贅婿商品”，固然是一個原因，更為不滿的，還是內容的油滑無聊。《人間世》令人作蕭然出塵之想，作風本來與他很兩樣的。他在信中回複陶亢德說：“搏戰十年，筋力傷憊，因此頗有所悟，決計自今年起，倘非素有關係之刊物，皆不加入，藉得餘暇，可袖手倚壁，看大師輩打太極拳，或夭矯如撮空，或團轉如摸地，靜觀自得，雖小品文之危機臨於目睫，亦不思動矣。”所謂“大師輩”，其實就是指林語堂、周作人們。《人間世》為了借重名家，曾幾次要求刊登魯迅的照片。他說，自己“向來厚於私而薄於公”，倘非私人請托而公諸讀者，他是不願意的，又說當作家是濫竽充數，自己實實在在是一個“偽作家”雲雲。凡這些，都不過托辭而已。這個帶有嚴重潔癖的人，總是恥於與闊人雅士為伍，他不願出賣靈魂。
1934年秋，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翼下的微風文藝社曾討論聲討魯迅林語堂應如何辦理案，呈請黨政機關嚴厲製裁“魯迅林語堂兩文妖”，並籲請出版界、報界拒絕發表他們的作品。
把魯迅和林語堂並稱是帶有曆史的反諷意味的。的確，他們曾經共同戰鬥過，直到參加民權保障同盟；在《論語》創辦初期，林語堂也還曾撰寫過一批政治性較強的雜文，如《論政治病》、《談言論自由》、《增訂伊索寓言》、《中國何以沒有民治》等，但是，隨著專製統治的加劇，中國道家出世無為的思想和英國紳士穩健雍容的作風，已經完全支配了他。他說：“人到文明了，有什麼憂憤，隻在筆端或唇角微微一露罷了”；又說：“東家是個普羅，西家是個法西，灑家則看不上這些玩意兒，一定要說什麼主義，咱隻會說想做人罷。”林語堂以“文明人”、“自由人”自居，而魯迅恰恰是這類人物的敵對者，而站在“下等人”、“奴隸”一方的。他們終於分道揚鑣了。所謂“故人雲散盡”，這也是一種“散”法。不同階級不同文化的意向，就這樣通過他們——社會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的分散聚合，演出許許多多令人感慨的場麵。
對於林語堂，魯迅是了解的，知道局麵已經無法挽回。然而，為朋友計，他仍然一再勸誘林語堂盡一點文化人的責任，做一點有益於中國的事情。
他有信給曹聚仁說：“語堂是我的老朋友，我應以朋友待之，當《人間世》還未出世，《論語》已很無聊時，曾經竭了我的誠意，寫了一封信，勸他放棄這玩意兒，我並不主張他去革命，拚死，隻勸他譯些英國文學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譯本於今有用，在將來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說，這些事等他老了再說。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於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並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決不會的，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朋友之道，所取的仍是一種古老的哲學：“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1924年，林語堂發表《征譯散文並提倡幽默》一文，此後又寫了不少提倡幽默的文章，但真正被譽為“幽默大師”，還是在主編《論語》之後。
“幽默”一詞原從翻譯而來，指的是文章的語調和風格，後來林語堂進一步確定為“人生之一部分”，“一種人生觀”。並且推莊子為“中國之幽默始祖”。在他這裏，幽默是同“性靈”、“閑適”、“超脫”連在一起的。“人生在世是為何，還不是有時笑笑人家，有時給人家笑笑嗎？”總之是盡可能地遠離政治，無拘無礙，享受人生。這樣，立足於批判的左翼文學，在他看來，未免太“急功近利”，尖酸刻薄了。
由於“大師”們的提倡，幽默文學大有風行一時之概。文壇上的這種非政治化傾向，當然不是以文學抗爭社會的作家所能接受的。特別是魯迅，從青年時代起就激烈反對“平和之音”，他勢必要對所謂“幽默”實行堅決的掊擊。他反對的不是一個作家、一份雜誌，而是中國文人的一種普遍狀態。此間陸續寫作的係列的“文人論”，與此大有關係。他簡直痛恨中國式文人，在政治高壓底下，沒有什麼比遊戲人生、清談藝術的態度更壞的了。
笑是什麼？
在林語堂那裏，笑是“會心的甜蜜的微笑”，是“引起含蓄思想的笑”，是符合“真正的喜劇的標準”的笑。魯迅也說到笑。在他所譯的契訶夫短篇小說集《壞孩子和別的奇聞》的前記裏，就曾指出契訶夫式的笑“不是簡單的隻招人笑”，“笑後總還剩下些什麼，——就是問題”。在《過年》裏，他還特別強調蔑視統治者的笑，戰鬥的笑。文中說：叫人整年的悲憤，勞作的英雄們，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憤，勞作的人物。在實際上，悲憤者和勞作者，是時時需要休息和高興的，古埃及的奴隸們，有時也會冷然一笑。這是蔑視一切的笑。不懂得這笑的意義者，隻有主子和自安於奴才生活，而勞作較少，並且失了悲憤的奴才。笑可以解脫，也可以諷刺。很有意思的是，魯迅和林語堂都分別把“幽默”同“諷刺”聯係在一起。《論語》第6期的編輯後記，就曾這樣宣稱：“本刊的主旨是幽默，不是諷刺，至少也不要以諷刺為主。”林語堂在他的著名的長文《論幽默》中，同樣把諷刺同幽默對立起來，從而加以排斥。與此相反，魯迅多次明確指出：中國是沒有幽默的。中國人本不是長於“幽默”的人民，而現在更是難以幽默的時候。雖有所謂“幽默”，實在也隻是“尋開心”，是傳統的“說笑話”和“討便宜”。他在《“滑稽”例解》中還把“幽默”和“滑稽”作了區別。他說，中國有的是滑稽，但這和幽默相距甚遠。日本人譯“幽默”為“有情滑稽”，即是區別的所在。中國之自以為幽默或滑稽文章者，不過蒙“幽默”或“滑稽”之號的油滑、輕薄、猥褻之談而已。
至於諷刺，是與幽默大兩樣的。魯迅對諷刺的定義包含了兩大要素：一是“有情”，一是“寫實”。諷刺家必須是富於熱情的戰士。沒有無情的諷刺，正因為諷刺家有了幹預社會的熱情和勇氣，才能打破“瞞和騙”的空虛，寫出真實來。他指出：“非寫實決不能成為所謂‘諷刺’；非寫實的諷刺，即使能有這樣的東西，也不過是造謠和誣蔑而已。”《論語》創辦一周年的時候，魯迅應約寫了《“論語一年”》的文章，其中舉了蕭伯納，達爾文和赫胥黎作例子，指出必須從同一現象中辨識不同質的東西。同是蛆蟲，猴子的親戚，狗，就有大小、好壞的區別。就說狗，倘將“給闊人開心的吧兒和在雪地裏救人的猛犬”一比較，何如？現代中國的“幽默”，還不是《笑林廣記》式，唐伯虎、徐文長、金聖歎式，將屠戶的凶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的嗎？
諷刺並非如開玩笑一般的容易。真正的諷刺家是社會諷刺家，他所對付的是全社會，主要是權力者社會和所謂有教育的知識者社會，因此也就必然要承擔各種風險。沒有獨立人格的力量是無力承擔的。在中國，諷刺家如此之少，事情還不是最明白不過的嗎？
魯迅在寫給楊霽雲的信中說：“關於近日小品文的流行，我倒並不心痛，以革新或留學獲得名位，生計已漸充裕者，很容易流入這一路。蓋先前原是鬼迷，但因環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誌，即不免老病複發，漸玩古董，始見老莊，則驚其奧博，見《文選》，則驚其典贍，見佛經，則服其廣大，見宋人語錄，又服其平易超脫，驚服之下，率爾宣揚，這其實還是當初沽名的老手段。”中國文人的脾氣，他是清楚的，中國現實的危機他一樣清楚。在他看來，小品文的盛行是必然的，沒落也是必然的。他指出：“皇帝不肯笑，奴隸是不準笑的。他們會笑，就怕他們也會哭，會怒，會鬧起來。”有版稅可抽者，尚且不容有“騷音怨音”，怎麼能希望那些炸彈滿空、河水漫野之處的人們來說“幽默”呢？
1935年有過一場關於雜文問題的論爭。歸結起來，就是如何看待雜文的社會性和文學性。對此，魯迅是堅持了他的一貫的原則的，即把諷刺的嚴肅性和審美的獨特性結合起來。對於雜文，他不但是一個優秀的文體實踐家，而且是一個出色的理論批評家。
中國現代雜文原是萌芽於“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魯迅的雜文，作為他的文學觀的一種體現，正好繼承了“五四”的戰鬥傳統。在他這裏，文學首先是為人生的，因此它又不能不是否定的、批判的。在所有的文體中，雜文短小、輕便、靈活自然也宜於作“性靈”的載體，但因此也最能發揮直接的否定、批判的作用。他指出，雜文也即小品文不是“小擺設”，它的生存是隻仗著掙紮和戰鬥的。他說：“麻醉性的作品，是將與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歸於盡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他最憎恨奴性。在《漫與》一文中，他這樣描述了奴隸與奴才的差別，以及這種差別在文學上的反映：“自己明知道是奴隸，打熬著，並且不平著，掙紮著，一麵‘意圖’掙脫以至實行掙脫的，即使暫時失敗，還是套上了鐐銬罷，他卻不過是單單的奴隸。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複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別人永遠安住於這生活。就因為奴群中有這一點差別，所以使社會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別，而在文學上，就分明的顯現了麻醉的和戰鬥的不同。”顯然，林語堂等提倡的幽默、閑適的小品文是屬於麻醉一類的；而這批“高人兼逸士”，超庸奴，超現實，超責任，說穿了還是“萬劫不複的奴才”。
諷刺是雜文的生命。隻要世間還有黑暗的事物，落後的事物，有待改革的事物，就一定有諷刺，有雜文。魯迅雜文的諷刺是廣泛的、多樣的，他不但諷刺了權勢者、奴才，還有奴隸。因此，那種認為魯迅的雜文隻用於諷刺敵人，而與人民無涉，以及“魯迅雜文的時代”已經過去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對魯迅來說，雜文創作始終是一種“嚴肅的工作”。
早在《論語》之先，周作人便聯合了俞平伯、廢名、馮至、曹聚仁等，在北京創辦了一個同人刊物《駱駝草》。他們宣稱“不談國事”，決心“講閑話，玩古董”，“笑罵由你笑罵，文章我自為之”。雜誌雖然隻辦了一年，但卻吸引了一批文士的注意，“閑適”一路散文於是以一種群體創作的方式出現。周作人的文字被林語堂推為“閑適”和“幽默”的典範，而他本人也就成了“小品文之王”，日後《論語》派的精神領袖。
1928年，創造社曾經以“趣味”和“閑適”評論“語絲派”的周氏兄弟，魯迅雖或寫過“閑談”、“漫筆”之類，但卻以自己的憤火照見了曆史，實在不能囿於題材的。周作人不同，一方麵發表“人事的評論”，表現了他的政治敏感和“流氓”性格；另一方麵又把為他所攻擊的“舊文明”、“所謂禮”，奉為“生活之藝術”，鼓吹“忙裏偷閑，苦中作樂”，“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當國民黨在血的廢墟上建立起了它們的“黨治”世界，他就在專製政治中感到“被鬼吃”的恐怖了。他說：“反動是什麼呢？不一定是守舊複古，凡統一思想的棒喝主義即是。北方的‘討赤’不必說了，即南方的‘清黨’也是我所怕的那種反動之一，因為它所問的並不都是行為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殺人，這是我所覺得最可恐怖的。”於是，他聲明不再寫“祭器文學”，反對“一副野蠻神氣”的“打架的文章”。即使偶有不平，也不過做做“精神上的體操”而已。這類略具“苦味”的“閑適”文章，結果，將對讀者產生同等的作用：粗獷的人心，因此而漸漸變得平滑起來。然而，魯迅並不改他的野氣，他是始終好鬥的。
在一次由黎烈文主持的宴會上，說到為《自由談》寫稿，魯迅便說：“你要是能登罵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寫。”
“罵誰呀？”陳子展問。
“該罵的多著呢。”
“怎麼罵法？”
“罵法也多著。”
王映霞插話道：“盡管周先生會罵人，卻罵不過他兒子！”
在大家的哄笑聲中，林語堂說：“魯迅的公子終不會忠厚的！”
是的。魯迅不稀罕那份“忠厚”。在上流社會裏，他不必討好任何人。為什麼要“忠厚”呢？他還嫌自己刻薄得不夠呢！
對於二弟的思想變化，魯迅是清楚的，他無時不在關注著周作人。其實，他對《論語》的“危機”與“出路”的說話，也都包含了對胞弟的批評和期待的。當周作人陷於眾人的攻擊時，他那深潛的溫情，就汩汩流露出來了。
《人間世》以《知堂五十自壽詩》的題目，登了周作人的兩首自壽詩：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將袍子換袈裟。
街頭終日聽談鬼，窗下通年學畫蛇。
老去無端玩古董，閑來隨分種胡麻。
旁人若問其中意，且到寒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釋家，光頭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裏蛇。
徒羨低頭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談狐說鬼尋常事，隻欠工夫吃講茶。周作人的許多朋友都做了和詩，熙熙攘攘，熱鬧得很。但同時，也遭到一批青年人的批判。
對此，魯迅沒有公開表態，但在寫給曹聚仁和楊霽雲的信中，卻都分別替周作人作了辯護，給曹聚仁的一封寫道：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然此種微辭，已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於是火上添油，遽成眾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擊文字，此外近日亦無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亡，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對於國家的衰亡，當權者是無法推卸責任的。這是魯迅的一貫觀點。正是鑒於這種認識，他才表現出了對一般文士的寬容，其中包括周作人。從信中可以看出，一方麵固然表示理解，而另一方麵又不無惋惜之情。對社會的不滿和諷刺，竟至於沒有解人，這本身該是何等可悲的事——十年前，還是一個“思想革命”論者，寫得一手“浮躁淩厲”的文章……
然而，兩個人，早已分屬兩個不同的世界。事實如此冷酷。無論作何種努力，是再也無法尋得靈魂對話的機會了！
111如此“同人”：林默與田漢
魯迅的戰鬥的雜文觀念勢必要受到挑戰。但是，挑戰竟然來自左聯內部，這是他所意想不到的。
其中，有號林默者，曾經發表過一篇題為《人間何世》的文章，在批判《人間世》的同時，反對小品文，認為這種合“西方文學的自由主義同東方文學無力的騷人名士主義”的文章，是必須加以掃蕩的。在左聯，林默的意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這些左傾青年還特地開了會，反對寫雜文，要寫“偉大的作品”。他們表示，希望取得魯迅的支持。然而，老頭子沉默了。
於是，引發了來自自己營壘的第一支暗箭。
在《自由談》，魯迅以公汗的筆名，發表《倒提》一文。文章從外國人倒提雞鴨一事說起，對一些華人為此大鳴不平，以為洋人優待動物而虐待華人，竟至於不如租界的雞鴨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說，我們無須希望外國人待我們比雞鴨優，即使順提，又何補於歸根結蒂的運命？古來就有所謂“仁人義士”解倒懸的各種胡說，直到現在，還不免總在想從天上或什麼高處遠處掉下一點恩典來。“莫作亂離人，寧為太平犬”，合群改革是不肯的。這類人物一多，當然大家要被倒懸，且送往廚房，也無人可以解救。在這裏，魯迅暴露了國民中的奴性心態，再度批判傳統的恩賜觀點。他說，我們究竟是人，該自有力量，自有本領，和雞鴨絕不相同。“人能組織，能反抗，能為奴，也能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淪為輿台，自由解放，便能夠獲得彼此的平等，那運命是並不一定終於送進廚房，做成大菜的。”
這意思本來是極明白的，但是，到了林默那裏，卻被理解為：第一是西洋人並未把華人放在雞鴨之下；第二是受了西洋人的優待，不應該再鳴不平；第三是說明西洋人對華人的虐待必不可少，而且大可進一步；第四是從“古典”來證明華人沒有出息。於是，他寫文章下結論道：《倒提》的作者在替西洋人辯護，所以是“買辦”！
文章叫《論“花邊文學”》，發表在攻擊魯迅最烈的《大晚報》上。
林默在文中還順勢否定了所有的雜感，認為頗盡八股的能事，“雖然不痛不癢，卻往往滲有毒汁，散布了妖言”。他把這種文章名之曰“花邊文學”，而《倒提》正是“花邊文學”的傑作，而且斷言，這類“走入鳥道以後的小品文變種”終有流傳不下去的一天。
魯迅編雜文集《花邊文學》，即以林默所贈的惡諡命名，此外還特意將林默的文章附在《倒提》的下麵。在序言中，他以此同文公直攻擊他是“漢奸”的來信並提，一例稱為“鬼鬼祟祟，躲躲閃閃的攻擊”。一方麵，他吐露了在明誅暗殺之下，非寫“奴隸文章”不可的憤懣；另一方麵，對於“同人”的“背後的悶棍”，也表示了不得不加以“回避”的苦悶。
從形式到內容，林默全盤否定“花邊文學”，理由之一是因為它與建設中的“‘大眾語’文學”相悖，魯迅在《論“花邊文學”》發表的同一個月裏，有信給曹聚仁，譴責了一些“借大眾語以打擊白話”的“狗才”論者。後來解釋說，“所說的狗才”，“指的是《談言》和《火炬》上的有幾篇文章的作者，雖然好像很急進，其實是在替敵人繳械”。雖然林默的文章並非專論“大眾語”，但當是包括在“急進”的論客之內的。他告訴曹聚仁說：“上海有些這樣的‘革命’的青年，由此顯示其‘革命’，而一方麵又可以取悅於某方。這並不是我的神經過敏，‘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一箭之來，我是明白來意的。”
一段時間來，敏感而自尊的他，已經頗嚐了一點左聯裏的青年戰友所給的苦頭。在回答青年作家關於文化團體處於停滯狀態的說法時，說：“議論是有的，但大抵是唱高調，其實唱高調就是官僚主義。我的確常常感到焦煩，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獨戰’的悲哀。”
這種悲哀，是越來越緊地攫住了他。
1923年5月，國民黨教育部的汪懋祖在南京發表《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一文，鼓吹尊孔讀經，提倡文言，得到複古派的支持。商務印書館附屬小學校長吳研因著文反駁，從此揭開關於“大眾語”論戰的帷幕。
在上海，陳子展、陳望道、胡愈之等提出“大眾語文學”、“大眾語運動”的口號，《申報?自由談》、《中華日報?動向》和最新創刊的《太白》等報刊，分別刊出大批文章，痛擊“文言複興”的逆流，推進語文改革運動。
《社會月報》編者曹聚仁於7月間發出一封征求關於大眾語意見的信，魯迅先後兩次複信，明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他還寫了十多篇有關的文章，其中最有名的是《門外文談》，可以看做是大眾語運動的綱領。
方塊漢字是和大眾兩立的，是特權者的東西，愚民政策的機器。為此，魯迅堅決主張除去阻礙傳布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在他看來，現代人的生存問題才是至關重要的問題。為了實行“大眾語文”，就必須推廣拉丁化的新文字。
但是，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知道普及拉丁化當是大眾自掌教育以後的事情，根據一貫的“中間物”觀點，他認為，現在一麵要研究、推行羅馬字拚音，一麵當促進地方的語文的大眾化，使提倡者先行寫作一些大眾能夠看的東西，然後逐漸地過渡到大眾自能寫作的新階段。不然，造出一種所謂的“大眾語文”，也還是特殊階級的獨占工具。他反對林語堂的“論語派”，稱之為“另一枝討伐白話的生力軍”，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提倡“語錄體”，使白話向文言複歸。在反對新舊複古派的同時，他又反對“迎合大眾”，做“大眾的新幫閑”。早在兩年前的關於“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中，瞿秋白要求作家轉換原來的路徑，放棄“五四”以來所應用的歐化的口語，而去利用中國舊有的、原始的文藝形式。“大眾語”與“文藝的大眾化”問題是有聯係的，魯迅與包括周揚在內的一些“徹底”論者不同的是，他沒有放過“大眾語運動”的實行者乃是遠在“大眾”之上的知識階級，以及運動必須在現存的政治文化專製製度底下進行這一基本事實，所以在談到大眾語文時讚成不得已仍可采用文言、白話，甚至於外國話，做切實的準備和過渡工作。
他的關於反對專化，主張多元的觀點，在“大眾語”討論中是十分突出的。他的目光，總是一次又一次地超越文藝或學術的範圍，而投射到整個的社會改革上麵去。
在《門外文談》裏，有這樣一段關於改革者的話：由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有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羅。他隻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論新文字》的議論更為深刻：易舉和難行是改革者的兩大派。同是不滿於現狀，但打破現狀的手段卻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複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難行，一是易舉。這兩者有鬥爭，難行者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借此來阻礙易舉者的進行，然而它本身，卻因為是虛懸的計劃，結果總並無成就，就是不行。
這不行，可又正是難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為它雖無改革之實，卻有改革之名。有些改革者，是極愛談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邊，卻使他恐懼，惟有大談難行的改革，這才可以阻止易舉的改革的到來，就是竭力維持著現狀，一麵大談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業。這和主張在床上學會了浮水，然後再去遊泳的方法，其實是一樣的。作為一個具有自省意識的知識者，魯迅深知同類的作用和弱點，惟其過分地看重啟蒙的責任，所以，他才對先天性的缺陷部分分外地感到痛切。
他寫給曹聚仁的關於大眾語的信，本是私人通信，不意被曹聚仁轉發在《社會月報》上。更意外的是，因此引出署名紹伯的一篇文章《調和》：“中國人是善於調和的民族”——這話我從前還不大相信，因為那時我年紀還輕，閱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調和的，我就以為別人也和我一樣的不肯調和。
這觀念後來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個親戚，在我故鄉兩個軍閥的政權爭奪戰中做了犧牲，我那時對於某軍閥雖無好感，卻因親戚之故也感著一種同仇敵愾，及至後來兩軍閥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調和了，彼此過從甚密，我不覺為之呆然，覺得我們親戚假使僅僅是為著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後來又聽到廣東A君告訴我在兩廣戰爭後戰士們白骨在野碧血還腥的時候，兩軍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樓時常一道打牌，親昵逾常，這更使我大徹大悟。
現在，我們更明白了，這是當然的事，不單是軍閥戰爭如此，帝國主義的分贓戰爭也作如是觀……
然而這是指那些軍閥資本家們“無原則的爭鬥”，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則的爭鬥”應該不是這樣！
最近這幾年，青年們追隨著思想界的領袖們之後做了許多慘淡的努力，有的為著這還犧牲了寶貴的生命。個人的生命是可寶貴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寶貴，生命犧牲了而真理昭然於天下，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渾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後者的例子可求之於《社會月報》。這個月刊真可以說是當今最完備的“雜”誌了。而最“雜”得有趣的是題為“大眾語特輯”的八月號。讀者試念念這一期的目錄罷，第一位打開場鑼鼓的是魯迅先生（關於大眾語的意見），而“壓軸子”的是《赤區歸來記》作者楊邨人氏。這就健忘的讀者也記得魯迅先生和楊邨人氏有過不小的一點“原則上”的爭執罷。魯迅先生似乎還“噓”過楊邨人氏，然而他卻可以替楊邨人氏打開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隻是讀者，讀了魯迅先生的來信，我們知道“漢字和大眾不兩立”……似讀了最後楊邨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眾去根本是一條死路……
於是，我們所得的知識前後相銷，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這恐怕也表示中國民族善於調和吧，但是太調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爭鬥也漸漸沒有原則了。變成“戟門壩上的兒戲”了。照這樣的陣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文章一樣發表在《大晚報》上，難道這竟是一種巧合？
善於調和。無原則。犧牲青年的生命，又太打渾了水。替楊邨人打開場鑼鼓。器量。又是器量態度和年紀，苦了讀者。“戟門壩上的兒戲”。
“調和”。首甲等人不也說是“調和”嗎？
都是化名。林默即廖沫沙，紹伯即田漢，這他知道。然而，他們為什麼要這般躲躲閃閃呢？互相間是否達成了某種默契？背後還有人嗎？……
他從不期待別人對自己的尊重，但是，卻不能容忍隨意的戲弄，反擊是必須的，當他想及作者乃係身邊的“戰友”時，便又立即打消了這種念頭。他不願意因此使敵人稱快。林默的文章，不是也沒有反駁嗎？還是隨它去吧！
隻是，這種忍耐的確使他萬分痛苦。
直到年底，他才在答複《戲》周刊編者的信中，順便帶及紹伯的文章。文字不多，但分明顯示了他的憤慨：……如果我被紹伯先生的判決所震懾，這回是應該不敢再寫什麼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隻是在這裏要順便聲明：我並無此種權力，可以禁止別人將我的信件在刊物上發表，而且另外還有誰的文章，更無從豫先知道，所以對於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沒有表示調和與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他聲明，這並非個人的事情；接著又指出，紹伯所施展的是“老手段”，言下是他所熟悉的，化什麼裝呢？
對於這段嚴肅的文字，左聯內部有一些人是不以為然的。夏衍看了以後，就嗬嗬大笑道：“這老頭子又發牢騷了！”
後來編集時，他在附記裏完全拆穿這種把戲，指出：所以向《戲》周刊編者去“發牢騷”，是因為編者之一是“田漢同誌”，“而田漢同誌也就是紹伯先生”。
在信裏，魯迅是把紹伯同林默掛在一起的。在另外給朋友的信中，這種並列的提法還有過三次。一者致楊霽雲：“叭兒之類，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確是口是心非的所謂‘戰友’，因為防不勝防。例如紹伯之流，我至今還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為了防後方，我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後，格外費力。身體不好，倒是年齡關係和他們不相幹，不過我有時確也憤慨，覺得枉費許多氣力，用在正經事上，成績可以好得多。”二者致曹靖華：“去年春天，有人在《大晚報》上作文，說我的短評是買辦意識，後來知道這文章其實是朋友做的，經許多人的質問，他答說已寄信給我解釋，但這信我至今沒有收到。到秋天，有人把我的一封信，在《社會月報》上發表了，同報上又登有楊邨人的文章，於是又有一個朋友（即田君，兄見過的），化名紹伯，說我已與楊邨人合作，是調和派。被人詰問，他說這文章不是他做的。但經我公開的詰責時，他隻得承認是自己所作。不過他說：這篇文章，是故意冤枉我的，為的是想我憤怒起來，去攻擊楊邨人，不料竟回轉來攻擊他，真出於意料之外雲雲。這種戰法，我真是想不到。他從背後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氣，去打別人一鞭，現在我竟奪住了他的鞭子，他就‘出於意料之外’了。從去年下半年來，我總覺得有幾個人倒和‘第三種人’一氣，惡意的去拿我做玩具。我終於莫名其妙，所以從今年起，我決計避開一點，我實在忍耐不住了。”三者，直到1936年1月，他還告訴徐懋庸說：“年底編舊雜文，重讀野容，田漢的兩篇化名文章，真有些‘百感交集’。”
4月，他在致曹靖華的信中慨然寫道：“近十年來，為文藝的事，實已用去不少精力，而結果是受傷。認真一點，略有信用，就大家來打擊。去年田漢作文說我是調和派，我作文詰問，他函答道，因為我名譽好，亂說也無害的，後來他變成這樣，我們的‘戰友’之一卻為他辯護道，他有大計畫，此刻不能定論。我真覺得不是巧人，在中國是很難存活的。”
田漢的複函是在魯迅答《戲》周刊編者信發表之後兩個月寫的，不但毫無悔過的誠意，而且進一步采取隱瞞、戲弄的態度。
他說：“該文雖與我有關，但既非開頑笑，也非惡意中傷，而是有意‘冤枉’先生，便於先生起來提出抗議。”又說：“至於先生對於我（？）的批評，——如‘心口不如一’等，雖則自問缺點極多，然而那恰不是我的缺點，我與先生不但是多年文化上的戰友，而且無論在什麼意義也沒有絲毫矛盾的地方，我有什麼中傷同誌特別是中傷您的必要？既然無此必要卻會把友人當敵人那除非發了瘋。”信末，還特意作了一個“簡單的聲明”：“紹伯卻是我的一位親戚（表弟），他是一個很純潔而憨直的文學青年，他寫那篇文章的用意，卻絕不在從暗地裏殺誰一刀，他沒有任何那樣的必要，何況是對於魯迅先生他從來就很敬愛的。”“為了促起魯迅先生的注意，紹伯便寫了那篇文章”，“我也曾看過那篇文章，雖則很憨直的責備著賢者，卻絲毫沒有中傷魯迅先生或曲解他的論點之處。這我以為是沒有理由取得魯迅先生的‘鄙視’與‘敵意’的。但魯迅先生卻再三的表示他的憤然了。那有什麼辦法呢？”最後說：“我不能不在這兒說幾句話：‘凡是在同一的陣營中的，我和任何人沒有矛盾。’‘我們應該更分明的認清敵友。’”這樣，魯迅反倒多出一份不分敵友之嫌了。
這樣的信函，他當然是不會理睬的。
但是，廖沫沙和田漢的先後化名的攻擊，確乎使他的心靈受傷。在此前後，《支那研究資料》譯載了左聯作家穆木天出獄前給國民黨當局所寫的詆毀普羅文學的報告，田漢和陽翰笙出獄後為鄭正秋所作的挽聯，都不能不使他懷疑左聯內部的一批青年作家的左翼立場。在他看來，中國沒有真正的黨徒，人們從來不為哪一個信仰或首領拚命，總是隨風轉舵。這是很可慨歎的。
還有，把持左聯的周揚，那種“元帥”和“工頭”般的種種作風和辦法，於他是更為嚴重的刺激。如果說，已經顯露原形的朋友令他傷心，那麼尚未顯出原形的“同誌”則多少要使他感到可怕。
112和青年奴隸在一起
魯迅變得越來越孤獨。
他簡直不願意接觸任何陌生的客人，尤其是青年。他存在戒心。幾年來，與他纏鬥不已的，不是幾乎全是青年嗎？然而，就在他深居簡出的時候，又有兩個青年人前來糾纏他了。他命中注定要同青年廝混在一起，無論是好是壞。因為，對於一個死氣沉沉的世界，青年是惟一的生機。
這是一對青年男女：一個叫蕭軍，一個蕭紅。
蕭紅，原名張乃瑩，出生在中國最東最北部的呼蘭河畔。那是白雪的故鄉。她一生下來，就被家人當作不祥的種子而加以歧視。父親是家裏的暴君。九歲時，母親因病故去，她便隨同慈愛的祖父一起生活。老人常常撫摩著她的頭發，祝福說：“快快長吧！長大就好了……”
長大以後，不料境遇反而更壞。二十歲時，殘暴的父親逼她中輟女中的學業，嫁給一個官僚地主的兒子。因為逃婚，她成了哈爾濱街頭的流浪者。後來，由於別人的資助，她來到北平讀書，但結果，還是被騙回到婚姻的籠子裏。在哈市的一家旅館，那位少爺縱情玩樂，過了一段的日子，突然逃之夭夭，留下她隻身作為抵押房租的人質。當此走投無路的時候，她投稿《國際協報》求援。蕭軍、舒群查明地址，先後看望了她。借著哈市發大水的機會，蕭軍偷偷地從旅館接出蕭紅，從此作為人生的伴侶，開始了長長的艱難的跋涉。
沿著溫暖和愛的方向，蕭紅繼續著她的追求。她的文學和繪畫的天分都很高，做學生的時候，就畫過電影廣告，寫過詩和散文。1933年5月開始小說創作，她以特有的抒情氣質，寫失業青年、佃農、慘苦的婦女，寫革命者，寫自由之魂。10月，她同蕭軍合印了第一個小說散文集《跋涉》，署名悄吟。然而，集子問世之初，卻立即遭了禁止的厄運！實在太難了！活在這樣的中國，要做成一件事情實在太難了！
但接著，兩人連立足之地也將要失去，於是不得不像眾多的東北流亡青年一樣，漂流到關內來。
青島是第一個停泊點。在這裏，蕭軍任一家報社的副刊編輯，蕭紅則在家承擔所有為家庭婦女所應承擔的繁瑣而沉重的工作：買菜，劈柴，燒飯，烙蔥油餅，甚至變賣家具……在依然艱難的生活中，他們創作不輟，並且開始向長篇掘進。蕭軍寫的是《八月的鄉村》，蕭紅寫的是《生死場》，雖然個人氣質以及在作風上的反映很不相同，但是他們都一樣深切地眷戀著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一樣有熱血的灌注，一樣有不屈服的奴隸的心。他們具備了作為作家的最可珍貴的素質，對於命運的痛苦的皈依。但於創作的前途，卻缺乏足夠的自信：這樣的題材是合適的嗎？所表現的主題是否有積極的意義？是否與當前革命文學運動的主流合拍？恰好蕭軍從當地荒島書店經理那裏得到魯迅的通訊地址，便鼓足了勇氣，以個人名義給傾慕已久的導師發出第一封信。
魯迅在收信的當天作了回複。針對信中提及的兩個問題，他說：一、不必問現在要什麼，隻要問自己能做什麼。現在需要的是鬥爭的文學，如果作者是一個鬥爭者，那麼，無論他寫什麼，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鬥爭的。就是寫咖啡館跳舞場罷，少爺們和革命者的作品，也決不會一樣。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沒工夫和本領來批評，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轉、周豫才收”，最好是掛號，以免遺失。恍如一隻孤舟，在茫茫夜海上尋見了燈塔的光芒！兩個青年貪婪地讀著來信，一遍又一遍，顯得那麼興奮。信並不長，但是在他們的眼中，每一句話，每一個字，甚至每一個標點，都隱藏著深刻的意義，每讀一遍，都會有新的發現。蕭軍寫了信，並把《生死場》的抄稿連同《跋涉》，一起給魯迅寄出。
就在這時候，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遭到破壞，報社的所有工作即將結束，個別人員也及時作了轉移。蕭軍聞訊，馬上給魯迅發了一封信，然後同蕭紅一起搭乘一條日本輪船來到上海。
剛剛安頓下來，他們就迫切地想望見到魯迅。這裏固然有著一種感情的牽係，也有著關於文稿的懸掛，但同嚴峻的生活本身是不無關係的。除了支付拉都路亭子間的房租，買一袋麵粉，一隻炭爐，一些木炭、砂鍋和碗筷油鹽之類，臨行前從報社領取的四十元路費已經所剩無幾了。這樣，在大上海，將怎樣生存下去呢？……茫然之際，惟覺魯迅是惟一的依靠，但是，要是不能解決呢？他們想，隻要能見上先生一麵而被迫離開上海，也當心滿意足了……
蕭軍直接提出了見麵的要求。
但是，收到的複信卻使他們陷於深深的困惑。“見麵的事，我以為可以從緩，因為布置約會的種種事，頗為麻煩，待到有必要時再說罷。”這種拖延，會不會是委婉的拒絕？
又過了兩天，來信重提了見麵的事，說：“你們如在上海日子多，就想我們是有看見的機會的。”在這舉目無親的冰原般的世界，現在，他們可以取暖了。信裏還提醒說：“上海有一批‘文學家’，陰險得很，非小心不可。”隻是這種用心，他們暫時還不可能理解。青年畢竟是單純而傲岸的。
這回多出了一條內容，就是問候“吟女士”。蕭紅領頭抗議了。
魯迅的回答很風趣：“中國的許多話，要推敲起來，不能用的多得很，不過因為用濫了，意義變成含糊，所以也就這麼敷衍過去。不錯，先生二字，照字麵講，是生在較先的人，但如這麼認真，則即使同年的人，叫起來也得先問生日，非常不便了。對於女性的稱呼更沒有適當的，悄女士提出抗議，但叫我怎麼寫呢？悄嬸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並不好，所以我想，還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罷。現在也有不用稱呼的，因為這是無政府主義式，所以我不用。”這裏，他再次說明了一貫主張“硬譯”和“重譯”的根據，即中國人思維和語言的單一性和含糊性。老拳鬥師輕輕一擊，兩個青年拳擊者就伏倒在地了。
在接連的幾次通信中，他們知道，魯迅是深愛著稚氣而不安定的青年的。但是，對於他們流露的稚氣，他又很不放心。他一再告訴他們：稚氣能找到真朋友，但也容易上當、受害。上海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們看成虎狼，但也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有一封信，還特別通告說：要警惕白俄。其中，以告密為生的人很不少的。因此萬不能跟白俄說俄國話，否則疑心是留學生就將惹出麻煩來……
充滿長者的溫情的信，常常使蕭紅想起故去的老祖父。她的心頭，乃一次又一次浮起一張有著幽默的微笑的、慈和而又充滿戰鬥激情的麵影……
一個月後，渴盼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按照約定的時間和地點，兩個東北青年急急地來到內山書店。這時，櫃台裏麵，有一個瘦小的老人正在檢點著攤放在桌子上的信件和書刊，同兩個日本人模樣的人談說著什麼……
“你是劉先生嗎？”老人瞥見蕭軍他們，立刻走了出來，問。
“是。”蕭軍點了點頭，低聲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