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蕭伯納乘坐周遊世界的英國船到達上海。這位著名的英國劇作家，早年參加過改良主義的費邊社，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強烈譴責帝國主義，同情和讚美蘇聯。在他的作品中，辛辣地抨擊資產階級上流社會，而與下等人相親近。在他未到中國之前，上海新聞界輿論界就已經變得熱鬧起來了，或呼之為“和平老翁”，或責之以“宣傳共產”，或借機宣揚好政府主義，不一而足。中國人都很知道要人的誰和誰是親友，誰和誰是仇敵，誰的太太的生日在哪一天，愛吃的是什麼，但對於蕭伯納並不了解，他的作品的譯本也隻有三四種罷了。各種說法，雖然彼此矛盾，但還是以厭惡者居多。
魯迅讀過蕭的作品和傳記，僅僅因為痛快淋漓地撕掉紳士們的假麵，就足夠使他喜歡了，何況還有那麼多為他所討厭的人討厭蕭？在蕭來滬的前兩天，他寫了一篇《蕭伯納頌》，稱蕭為“偉大的”。
16日午後，他接到蔡元培的信，說蕭現在就在孫夫人家裏吃午飯，教他趕緊去。當他來到宋慶齡家裏時，午餐已經吃了一半了。
席間，他和蕭沒有交談，彼此間隻講了一句話：
“他們稱你為中國的高爾基，但是你比高爾基漂亮！”
“我變老時，將來還會更漂亮。”
照過相以後，大約兩點左右，魯迅隨同蕭等一起來到名叫“世界學院”的大洋房。在這個筆會的歡迎會上，為文藝的文藝家、民族主義文學家、交際明星、伶界大王等等，五十多人合起圍來，向蕭提出各式各樣的質問，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似的。3點過後，返回宋慶齡的家裏，又有四五十人在等候蕭，排成半圓陣，紛紛質問，一樣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似的……
傍晚，回到家裏，魯迅就把歡迎蕭的情形對瞿秋白說了。他們同時覺得：蕭在上海不到一整天，就有這麼多的故事和議論，倘是別的文人，未必會如此的。這不是一件小事情。倘若能夠把報刊所有的捧與罵的文章收集起來，剪輯成書，當是一份重要的文獻。然而，這工作，何以不親自動手呢？當下商量的結果，由許廣平跑到北四川路一帶，買來各種報紙，再由魯迅和瞿秋白把需要的材料圈定，然後由許廣平和楊之華一同剪貼成冊。
通力合作的結果，在短短的一個月以後，遂以一種完整而有意味的形式呈現於讀者之前：《蕭伯納在上海》。
本書以“樂雯剪貼翻譯並編校”的名義，由野草書屋出版。其中有個人的文章，魯迅、鬱達夫、林語堂、張資平、胡適等，都一並包括在內，還有中外報紙的評論，蕭伯納在香港、上海、北平的談話。此外，有的地方還加了按語。前記係瞿秋白所作，魯迅寫了序言。
在序文裏，他指出，本書是一麵大鏡子，文人，政客，軍閥，流氓，叭兒，從去照或不願去照裏，各各顯出藏著的原形。胡適博士的所謂不加招待，倒是最高尚的歡迎之說，他表示特別反感，諷刺地稱之為“中國學者的巧妙”。結末他認為，凡此種種人物及所玩的花樣，都不出“舊傳的臉譜”。
本書裏有一段話說：“可惜，這世界的崩潰，偏偏已經到了這步田地：——小資產的知識階層分化出一些愛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們向著革命的道路上開步走。他們利用自己的種種可能，誠懇的讚助革命的前進。他們在以前，也許客觀上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擁護者。但是，他們偏要變成資產階級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敵人更可惡。”蕭如此，魯迅也如此。
從社會的戰鬥上的利害出發，是不能不為叛徒辯護的。
有叛徒，自然也就有奴才。
肅立左右以聽差遣的賈桂一類自不待言，連一貫標榜自由中立的知識階級，到了關鍵時刻，也都往往把口頭上的一點“自由”自動奉還權力者。曾幾何時，胡適與他的新月派朋友還在大談其“自由”、“人權”，現在卻成了國民黨政府的座上客，但不久，又搖身一變而為統治集團的要角了。
繼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以後，北平很快有了分會，胡適被推舉為分會的執行委員會主席。分會成立的當天，即發電中央，要求免去江蘇省主席顧祝同的職務，懲辦槍殺《江聲日報》編輯劉煜生的凶手。第二天，市黨部對北平分會予以否認，並通知市政府軍警機關勿予備案。對此，胡適發表談話說：民權保障同盟係根據中華民國的約法組織，若說非法，則法將何解？那麼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出版法與民眾團體登記條例等，也當予以廢除了。抗議的調子雖然溫和，畢竟表明了一個人權領袖所應持有的態度。
史沫特萊收到一份《北平軍委會反省院政治犯控訴書》，其中揭露了反省院裏種種非人道的情形，於是提交給民保盟。在臨時執委的會議上，決定將控訴書分送中西各報刊登，並寫有緣起，明確提出：“立即無條件的釋放一切政治犯。”胡適收閱了史沫特萊航寄的英文本，很不滿意，接連給蔡元培和林語堂寫了兩封信，否定控訴書的真實性，說反省院中並無酷刑，最大的苦痛，也隻是腳上帶鎖及營養不足二事而已。在後一封信裏，居然寫了這樣近於要挾的話：“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會最高機關的名義，發表不負責任的匿名稿件，那麼，我們北平的幾個朋友，是決定不能參加這種團體的。”不等朋友的複信，也不待總會的答複，他跟著致函《燕京新聞》及其他幾家報社，指責所刊發的控訴書是“偽造的”，並以自己視察反省院的見聞，證實所謂酷刑的毫無根據。與此同時，又在《獨立評論》雜誌上發表《民權的保障》一文，公然反對總同盟關於釋放政治犯的主張。他說：“把民權保障的問題完全看作政治的問題，而不肯看作法律的問題，這是錯的。……前日報載同盟的總會宣言有要求‘立即無條件的釋放一切政治犯’的話，這正是一個好例子。這不是保障民權，這是對一個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一個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製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動。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豈不是與虎謀皮？謀虎皮的人，應該準備被虎咬，這是作政治運動的人自身應負的責任。”在與《字林西報》記者談話時，他繼續指責民權保障同盟“不應當提出不加區別地釋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製裁的要求”，認為政府“有權去對付那些威脅它本身生存的行為”。儼然政府當局的辯護士！
鑒於胡適這種公開反對會章，攻擊會務的表現，總盟臨執會曾兩次致電要求他作出解釋並公開更正，他沒有答複。3月3日，民保盟開會決議，開除胡適的盟籍。
去年5月，胡適在他所創辦的政治性周刊《獨立評論》的引言中，大力標榜一種“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的“獨立的精神”。不出一年，他就決心做政府的一個“諍友”了。對於他與民保盟決裂的態度，國民黨統治集團極為欣賞，於是由行政院長汪精衛致函邀他出任教育部長。他回信說：“我細細想過，我終自信我在政府外邊能為國家效力之處，似比參加政府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決不是圖一點虛名，也決不是愛惜羽毛，實在是想要養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有時當緊要的關頭上，或可為國家說幾句有力的公道話。一個國家不應該沒有這種人；這種人越多，社會的基礎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間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雖不能至，心實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許我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
開除胡適的會議，魯迅是參加了的，他十分重視胡適的動向。在知識界，胡適的確是一位難得的代表性的人物。但是，對於這類並非純粹的政客，組織上的解決，並不能消除其在社會上的影響。這裏需要批判的武器。當事態還在發展中，他便寫信給北京的朋友，希望代他收集胡適最新發表的關於人權問題的文章。
這時候，瞿秋白已經搬離了魯迅的寓所，住進東照裏的亭子間。在新居，瞿秋白寫了不少詩文，其中，有十二篇用魯迅的筆名發表，並且後來由他編入自己的集子中。的確，有些是魯迅參與了意見的，如關於胡適的部分，便表達了兩人共同的憎惡和鄙夷之情。
《王道詩話》有雲：人權王道兩翻新，為感君恩奏聖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殺人如草不聞聲。
能言鸚鵡毒於蛇，滴水微功漫自誇，
好向侯門賣廉恥，五千一擲未為奢。這些文人小無恥，什麼虐政，都可以被他們用各式各樣的理論，說成是“合理”的、“正確”的、“英明偉大”的。有“王道”的地方沒有“人道”，所謂“人權”，不過是大王恩準賜予的權利而已。
《出賣靈魂的秘訣》援引了胡適的談話：“日本隻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在這裏，胡適又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了。這類知識精英，其目的不在開發民智，而在開啟權力者的覺悟。至於權力者，是可以不問中外的。比起中國小百姓，他們聰明，全在善於出賣靈魂。
1931年底，魯迅寫過《知難行難》一文，諷刺胡適等人的“專家政治”的主張。其中，說及權力者與知識者的關係，有一段很漂亮的話：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黴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黴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見於《紅樓夢》上的所謂“病篤亂投醫”了。現在，他又寫了《“光明所到……”》和《言論自由的界限》兩文，譴責胡適和新月社諸君子，稱之為《紅樓夢》中的焦大一般的奴才。兩篇文章都提到“光明”的字眼。胡適在《招商局三大案》上題詞道：“公開檢舉，是打倒黑暗政治的惟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所謂公開性，是以承認目前的黑暗當局的合法性為前提的，這樣又有多少“光明”可言呢？要知道，現在比過去“光明”，但也一定比先前厲害，連說話沒有界限，也都可以把性命送掉的。世界上哪裏有什麼“言論自由”？偏偏有人在嚷著要嚐甜頭！這種誤解，就在於不知道現在的言論自由，隻是以能夠表示主人的寬宏大度地說些“老爺，你的衣服……”為限。所以，魯迅警告說：“即使有了言論自由的明令，也千萬大意不得。”充分表明了他對權力者的不信任態度。
在魯迅與胡適之間，本也沒有什麼私怨。但終於沒有放過胡適，全在於他對奴性，以及所謂“獨立”、“自由”的虛偽性的嫉恨所致。在他的筆下，奴才有自覺和不自覺之分，但又有別於拿著馬糞的探頭探腦的英雄。這種區分是微妙的。對於他，權力者是一個坐標，幾乎他的一切喜惡，都以觀察評論的對象同權力者的距離遠近為轉移。
東照裏是魯迅通過內山租賃的。瞿秋白夫婦剛剛搬進新居，他就手持了一盆槿花送給楊之華，算是一種慶賀。
瞿秋白一來，就在屋裏掛起魯迅書贈的立軸，上麵寫的是何瓦琴自集禊貼的聯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尋找人生知己實在太難了！此聯其實也道出了瞿秋白的心事，在大上海，除了魯迅和之華，還有誰真正理解自己？有時候，他總覺得有一種無法驅遣的寂寞，身體也無比疲累，但是，隻要同魯迅會麵一次，就會立刻感到一種沐浴過後般的清爽。要不，他寧可在更為疲累的工作中把自己掩埋。他知道，兩人共處的時光是十分短暫的。作為職業革命家，是隨時可以遇到不測的；而作為熏染過老莊哲學和佛教經典的知識者，也還會不時地生出無常之感。他暗暗地力求抓住某種永恒的東西，從而保持內心的均衡。他早就感到應該為魯迅做點什麼，搬到東照裏以後，便動手編起魯迅的雜感來了。他對楊之華說：“我感到很對不起魯迅，從前他送的書，我都在機關被破壞的時候失去了。這次我可要係統地讀讀他的書，為他的書留下一個紀念。”他甚至覺得，除了自己，再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充分揭示魯迅雜感的光輝。
瞿秋白很想盡快地把這件事情做完，無奈環境的幹擾太大。房東是一個喜歡熱鬧的中年寡婦，而他的房客又十分複雜，既有中國商人，又有日本的商人和浪人。他們常常來串門，東拉西扯，糾纏不完。於是，瞿秋白想出一個謝客的辦法：自己裝病，關起門來看魯迅的書，讓楊之華在門旁熬湯藥。周圍的人們聞到滿屋子的藥味，果然不來了。經過緊張的閱讀，他編成一本名為《魯迅雜感選集》的書稿，接著，一連四個夜晚，又寫成一篇洋洋萬餘言的序言。
瞿秋白論述了魯迅雜文產生的廣闊而深刻的社會背景，闡明它在中國思想鬥爭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義。序言說，魯迅是萊漠斯，是野獸的奶汁所喂養大的，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紳士階級的貳臣。他能夠真正斬斷“過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惡天神和貴族的宮殿，深刻地感覺到士大夫的種種卑劣、醜惡和虛偽。他詛咒自己的過去，竭力地要肅清這個肮髒的舊茅廁。辛亥革命前，魯迅傾向尼采主義，喊出發展個性，思想自由，打破傳統的呼聲，是真正介紹歐洲文藝思想的第一個人。在“五四”前夜，他帶著孤獨的沉思參加思想革命，成為青年叛徒的領袖，而他的作品也成了中國新文學的第一座紀念碑。“五卅”以後，僵屍的統治轉變成戲子的統治，活人和死人的鬥爭，垂死階級的掙紮和新興階級領導的群眾的反抗，經過一番暴風雨的劇變而進到了新的階段。在這期間，魯迅的思想反映著一般被蹂躪被侮辱被欺騙的人們的彷徨和憤激，從進化論最終走到了階級論，從進取的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進到了戰鬥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他是經曆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戰鬥，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裏來的。
對於我們，魯迅的戰鬥經驗之所以寶貴，是因為他具有最清醒的現實主義的精神，始終在作著“韌”的戰鬥。他的“壕塹戰”，是有名的。他主張打落水狗，充分表現了他的反中庸、反自由主義、反虛偽的精神。
序言特別指出，魯迅的戰鬥，往往通過私人問題去照耀社會思想和社會現象。在他的雜感裏，陳西瀅、章士釗等類的姓名都可以當作普通名詞讀，認作社會上的某種典型。指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在此以前，魯迅一直被攻擊為氣量狹小睚眥必報的人物，這樣一來，隱蔽在私人問題之下的戰鬥的原則上的意義就被全然抹殺了。
運用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理論對魯迅及其雜感作如此全麵的高度的評價，瞿秋白還是第一人。這篇序言側重魯迅的戰鬥進取的方麵，多次強調後期的集體主義和樂觀主義，在線性的描述中，多少使一個內涵豐富的魯迅簡單化了。其中，從進化論到階級論，從個性主義到集體主義的論述，其實是並不確切的。它隻是從肯定魯迅的角度，再次重複了當年創造社關於魯迅立場“轉換”的說法而已，卻成為此後的魯迅思想“飛躍”說的濫觴。文中，瞿秋白對魯迅思想的獨立性估價不足，反映了他在認識上的局限和性格的弱點。無論是作為共產黨人，或是作為知識分子，可以說，他都不曾獲得獨立的人格。他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小學生”，整個的思想運轉過程都在於適應而非創造。他說：“知識分子隻是社會的喉舌，無論如何做不到主體。”這樣，也就自行抽掉了思想的自主原則。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他的處境十分惡劣，心境也漸趨頹唐。這時，雖然他並不認為中央路線和國際路線存在著根本的不同，但是又不願意有什麼和中央不同的政見。對於文藝問題，他的意見是明確的，戰鬥的意氣也很熱烈，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現出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公式化的理解。如序文中對尼采主義、集體主義、知識分子、落後的國民根性的分析，都留有左傾的色彩。而魯迅不同，包括他的集體觀念在內，都是以一種自由體驗為基礎的。序言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稱魯迅的雜文為“社會論文——戰鬥的阜利通”，但是，由於過分強調思想戰鬥的意義，以及雜文觀念的革新，因而多少忽略了在審美方麵的價值。
皇皇大論，雖或未盡確當，且有政論化的味道，但是魯迅讀來卻有著從未嚐試過的滿足感，至少，它表達出了自己的生活和創作的本意。正是在攻擊和改造社會這一根本意義上，他才如此地偏愛雜感。雖然，對於小說創作，也都不無懷念。
4月，魯迅遷居施高塔路大陸新村9號。
大陸新村是一家私營銀行專為出租而造的住宅群，一式的紅磚三層樓建築。這帶地方屬“越界築路”區域，可以說是半租界。魯迅寓所的西郊，住的是白俄巡捕，東鄰是日本人。他是以內山書店職員的身份住在這裏的。
在北川公寓，由於黨部的“通緝令”尚未撤消，在同胞的包圍中間生活是很不安全的。來到大陸新村以後，周圍的臉孔變得陌生起來了，而外國人的氣焰又不免使人氣惱。遷居未久，隻因為海嬰在前門玩耍時，不慎弄壞了日本孩子的玩具，從此改從後門進出，把前門的鐵柵門用黑鐵皮封起來。
現在，到東照裏隻隔一條馬路，魯迅與瞿秋白之間的往來也就更加頻繁了。魯迅過去時，喜歡夾一個黑印度綢書包，內中裝著各類雜誌、小說、紙筆，還有糖果。晚間，要是附近的麵包店烤好麵包，他也會偕同許廣平趁熱送去，借此親炙一番……
然而，這樣的機會太少了。7月，瞿秋白夫婦離開東照裏。輾轉半年，終於到了訣別的時刻。
1月，瞿秋白動身前往中央蘇區。他的生命從此變得相當暗淡，接著，就在淵默中沉沒了……
108明槍暗箭種種
3月，魯迅將自己的兩種小說集贈與日本友人山縣初男，並且都題了詩。
《呐喊》上麵題的是：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
積毀可銷骨，空留紙上聲。所謂“文網”，對他來說，又何止乎通緝？何止乎查禁和刪改作品？現在，他已經陷入上海灘文人——他稱之為“狐鼠鬼蜮”、“文虻”、“富家兒的鷹犬”、“叭兒與無賴”、“覆麵英雄們”——的恫嚇、誹謗和攻擊之中。詩中的“怪圈”現象，並非專指“呐喊”時期。1933年比任何時候都顯得嚴峻，而且是愈來愈嚴峻。
隻要他不最後放棄戰鬥，就必須承擔這種厄運。
他知道得很清楚。
1932年年底，黎烈文編輯《申報》副刊《自由談》，請鬱達夫約稿，魯迅從此成為主要的撰稿人之一。
向中國最老的報紙進軍，體驗新文學勝利的愉快，這並不是重要的，他所以樂於為《自由談》供稿，主要出於新的戰略考慮，即走出左聯刊物因為壓迫而日益縮小的範圍，打破封鎖，謀求更大的社會影響。目下，可登載這類東西的地方已經不多，僅《現代》、《濤聲》、《論語》、《申報月刊》、《文學》寥寥幾家而已。他給《自由談》的稿子不少，平均每月八九篇；但不久，又得使用筆名如“丁萌”、“何家幹”之類，而終至於接連地不能發表了。
“自由談”本來就沒有，政府所準予的自由隻能是偽自由。對於做編輯的苦衷，魯迅是深有體會的，他曾經寫信給黎烈文說：“有人中傷，本亦意中事，但近來作文，避忌已甚，有時如骨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為人所憎。後當更加婉約其辭，惟文章勢必至流於荏弱，而幹犯豪貴，慮亦仍所不免。希先生擇可登者登之，如有被人扣留，則易以他稿，而將原稿見還，仆倘有言談，仍當寫寄，決不以偶一不登而放筆也。”
有趣的是，偶一翻報，忍不住又寫出一篇《“多難之月”》來，於是補寫一信寄出：晚間曾寄寸函，夜裏又做一篇，原想嬉皮笑臉，而仍劍拔弩張，倘不洗心，殊難革麵，真是嗚呼噫嘻，如何是好。換一筆名，圖掩人目，恐亦無補。今姑且寄奉，可用與否，一聽酌定，希萬勿客氣也。禁者自禁，違者自違。魯迅總算在《自由談》上不自由地談下去。
5月間，由於過分沉重的壓迫，《自由談》編者刊出啟事說：“這年頭，說話難，搖筆杆尤難”，“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正如魯迅所說，想從一個題目限製作家，又怎麼可能做到呢？至少對他本人是這樣。雖然從6月起不斷使用筆名，弄得那些官派的檢查員胡亂刪削，看文字專靠嗅覺的“文學家”疑神疑鬼，嗚嗚不已；而在談風月的名目下，他一樣談風雲，寫對於時局的憤言。他以編者的啟事為界，把上半年的雜感名為《偽自由書》，下半年的叫做《準風月談》，恰好配成一副對子，其意謂：經過檢查，經過刪改，經過欽定，“自由書”固屬假冒，準而不準，“風月談”又如何可以當真？！
這其間，因為所謂“文虻”，而耗費的精神不少。他雖然給自己製訂了一條“第一切戒憤怒，不必與之針鋒相對，隻須付之一笑，徐徐撲之”的方針，無奈天生的脾氣，一看這類的東西，總免不了要生氣，即使怎樣修煉也不行。
不過，用來還擊的文字，於他還是吝嗇的。文章的戰鬥，大家本當用筆的，而一麵另用陰謀，專持掃帚，還有什麼戰鬥可言！他藐視它們，根本不願意為此花費彈藥，他的死敵從來是權力者及其幫凶。不過，從文化學的角度看，一批“文虻”的跳踉也不無認識的價值的。“戰鬥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的襲用。”他深知，這不是一個人的事情，於是用了剪刀和筆，把“文力征伐”的材料粘連成“後記”，讓《偽自由書》和《準風月談》各各拖了一條長長的尾巴。
“但我以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喪’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幫閑，開鑼喝道，過後仍是一條空街，還不及‘大出喪’的雖在數十年後，有時還有幾個市儈傳頌。”對於這類文人的鬼把戲，從一開始，他就看透了它們的命運，並不以為意的；可是，想到自己的雜感竟因這類東西的跋扈而生存，而生長，卻又不免有些痛楚了……
在《準風月談》的後記裏，他慨然歎曰：“嗚呼，‘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這是為我自己和中國的文壇，都應該悲憤的。”
從北京回來後，便有小報登載消息說：魯迅要出版一本新著，書名叫《北平五講與上海三噓》。所謂“三噓”的對象是：梁實秋、楊邨人、張若穀。實際上的情形，和新聞報道的很有些兩樣。原來是在一個飯店裏，大家閑談到幾個人的文章時，魯迅曾經說過：這些都隻要以一噓了之，不值得反駁。不過，這幾個人中間確有楊邨人。
文壇上的一些無聊消息，是要比時事新聞傳播得更快的。
關於梁實秋，大論戰已經過去了，隻是在翻譯問題上偶爾牽涉到。至於張若穀，實在連被“噓”的資格也沒有。雖然有幾篇短文因他而發，究其實也並非全出於駁斥，而是生發開去談了別樣的問題。
在三個人中，楊邨人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個。早在1925年，他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太陽社的成員之一，後來成為左聯的盟員。1933年1月，在《讀書雜誌》上，他公開發表“脫離政黨生活”的自白。為了掩飾自己的懦怯，表示說要做一個孝子，把照顧家庭當作圓滿而堂皇的理由。2月，在《現代》發表《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一文，宣稱“以閱讀所得的經驗”，決定“自由”地站在“政黨生活戰壕”之外來“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號召同誌，整齊隊伍，也來紮住我們的陣營”。背叛了革命，卻仍以“革命”標榜自己，奇怪的是，又明明白白扯起“自由人”的旗子。7月，《社會新聞》登出消息：《楊邨人轉入AB團》，終於暴露了效忠權力者的走狗身份。
早在1930年，楊邨人便以“文壇小卒”的化名，在小報上登出一則消息，說魯迅“拿到當今國民政府教育部大學院的獎賞”，於是乎大開湯餅會，慶祝嬰孩的周年生日，不料因此引起鬱達夫對亡兒的記憶，頓時傷感起來雲雲。大學院的錢是拿了的，但不是“獎賞”，當然後來到底被教育部裁撤了。至於“湯餅會”之類，更是無中生有。然而，魯迅保持了沉默。
直到楊邨人的自白出來以後，魯迅才作了《青年與老子》一文，揭露了他人格上的虛偽。為此，楊邨人寫過《聰明之道》，但也同他化名柳絲寫的《新儒林外史》一樣，魯迅按原樣放在文集的後記裏，略加評點就算完了。因為事實上，楊邨人已由自己的作為告發了自己，“滑稽文章”又何勞反駁呢？怕因此玷汙或浪費了自家的筆墨，其實這也是魯迅的潔癖之一。
然而，楊邨人卻上門尋釁來了。
《文化列車》刊登了他的《給魯迅的公開信》，說魯迅以諸葛亮自居，在魯迅眼中，無產階級大眾都變成了阿鬥。文中還說魯迅向他放冷箭，而他實際上又是如何為魯迅的老態而惶恐，如何“出諸至誠”雲雲。顯然，裝出一副嬌態，企圖給魯迅的答複製造困難。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魯迅終於寫了一篇《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而信中，不隻是為了答複楊邨人個人。正如他所說，“個人倒還在其次”。
楊邨人的公開信以大量的篇幅寫到魯迅的老態。又是年紀問題。分明襲用了當年創造社太陽社的戰法，而遠為卑劣。誠然，年紀是屬於個人的，再說也近乎無聊。答複時，魯迅隻寫了短短一段，並且聲明道：“我即使老，即使死，卻決不會將地球帶進棺材裏去，它還年青，它還存在，希望正在將來……”也許真的是老了的緣故，近來，竟會不時地想及故鄉，想及亡友，想及生命，而且每想起來都不免有些焦煩。但當有人要拿衰亡來威嚇他，又要做出特意關心的哀憫的樣子時，他便隻有憤怒了。
憤怒，卻沒有使他要借“無產階級”一類名義來淩壓對手，或者任意把對手誇大為國民的公敵。對於楊邨人，他隻是稱作“革命場中的一位小販”，以同“奸商”區別開來。所謂奸商，在他看來有兩種，一種是國共合作時代的闊人，頌蘇聯，讚共產，而到清黨時，又用共產青年或共產嫌疑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闊人，特點是時勢變了，而不變其闊；一種是革命的驍將，殺土豪，鬥劣紳，激烈得很，遇到挫折，便稱“棄邪歸正”，罵“土匪”，殺同人，也激烈得很，特點是主義改了，而仍不失其驍。小販具有投機氣味，但並沒有反過來做大批的買賣，僅在竭力要化為“第三種人”，過比革命黨較好的生活而已。這是魯迅從中國革命實踐中歸納出來的“階級論”，很有自家的特色，但又非常精確。
在《偽自由書》後記裏，他便對楊邨人一類革命小販有過很深刻的批判。他說，革命文學者借革命來推銷他自己的“文學”，則革命高揚的時候，他正是獅子身中的害蟲，而革命一受難，就一定要以各種理由，走出陣線之外，好則沉默，壞就成為叭兒的。
楊邨人沒有沉默，結果成了叭兒。
“死於敵手的鋒刃，不足悲苦；死於不知何來的暗器，卻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於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戰友亂發的流彈，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製定的死刑。”魯迅曾經這樣說過。
因為接待過蕭伯納，他就遭到一次意外的攻擊。這次攻擊不是來自敵手，而是文學社同人，然而決非“亂發的流彈”是可以肯定的。
春間，鄭振鐸從北京來到上海，建議創辦《文學》雜誌，借此恢複《小說月報》。在“一二八”戰爭中，商務編譯所被炸，所有雜誌全部停刊，戰後複刊時，由於商務印書館經理兼編譯所所長王雲五的幹預，《小說月報》被壓了下來。對於鄭振鐸的創意，曾在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的茅盾和胡愈之自然是讚同的，同時也得到魯迅的支持。這樣，《文學》編委會便在一次晚宴上產生了。這次晚宴，魯迅是出席了的。
《文學》第二號，主編傅東華化名伍實，在上麵發表《休士在中國》一文，無端虛構事實，對魯迅加以奚落。
文章說：“美國黑人作家蘭斯吞休士（Langston Hughes）於7月初經由蘇俄到中國，比之不久以前蕭翁來華的聲勢，真所謂‘不可同日而語’；不但碼頭上沒有士女們的歡迎，就是日報上也不見他的名字。這裏麵的道理自然很簡單：蕭翁是名流，自配我們的名流招待，且惟其是名流招待名流，這才使魯迅先生和梅蘭芳博士有千載一時的機會得聚首於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們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種名流，且還加上一層膚色上的顧忌！”倘事實如此，魯迅不就成了一個勢利卑劣的小人了嗎？
對於人格的被汙辱，他是不能忍受的。他維護人的尊嚴猶如生命，且不獨於自己為然。在北京的時候，就有對於魏建功的《不敢盲從》的抗議，以及對錯記楊樹達事件的補充聲明。自同陳西瀅等筆戰以來，誣蔑和侮辱已經成了家常便飯，他也就無須加以洗雪。因為那是小報，是敵人，略具識見的讀者一看便可明白的。可是，《文學》卻不同，它是掛了冠冕堂皇的招牌的，而他自己又是同人之一，何以一至於此呢？莫非缺一個勢利卑劣的老人便不行，這才讓他在文學戲台上跳舞一下，以博得觀眾的一粲嗎？他愈想愈氣憤。他不是這樣的角色，他要聲明還有能力跳下這可怕的戲台。那時，就無論怎樣誣辱嘲罵，都是另一回事了……
他立即給文學社寫了一封信，但很短，要求公開發表。
信上，他嚴厲指出：“我看伍實先生其實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夠入座。不過他如果和上海的所謂文壇上的那些狐鼠有別，則當施行人身攻擊之際，似乎應該略負一點責任，宣布出和他本身相關聯的姓名，給我看看真實的嘴臉。”休士他是見過的，但他認為並無辯說的必要，隻要求對方就捏造的事實加以澄清。作為同人或朋友，分明在背後搗鬼，見麵時倒又裝得十分客氣，——他是不願意的。後來提到為此退出文學社的事，他說：“寧可與敵人明打，不欲受同人的暗算也。”
《文學》第三號同期刊登了魯迅、伍實的來函，以及編委會回複魯迅的函件。伍實的函中解釋了為文的本意，承認沒有侮辱或奚落之意，希望能夠消除誤會。編委會的複函公開了傅東華的名字，從文學社的立場，對《休士在中國》的發表作了說明，末了表示歉意，希望能取得魯迅的諒解。
上海《新壘》月刊發表文章，題目叫《文學社向魯迅磕頭》，對編者與作者之間的這種正常的函件往來實行攻擊，說：“魯迅之威風，文學會之馴服，至此我們才知文壇權威左聯領袖之尊貴，才見到一幅文壇奴才的寫真”；“魯迅以父係製度時代的親權，再加上一個左聯背後的政權，當然要嚴加斥責，而《文學》不能不作賢妻孝子的表示了”。魯迅不但沒有代表任何政權或黨派，也從來未曾做過什麼領袖導師之類，更沒有那種生殺予奪戲弄威權的表示，而事實上他也無權可弄。倒是從此以後，由編者的聊以塞責、患得患失而推定《文學》的“未必高明”，從而漸就回避了，直如他所說的那頭躲進深山密林裏舐傷的野獸。
當然，在魯迅與傅東華之間，也還保持著某種表麵上的周旋，如繼續給《文學》供稿，推薦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等，這是他基於對中國的整個政治文化環境的進一步惡化的認識，而不得已采取的變通手段。水至清則無魚。當所有的出版機構都已經被權門所壟斷或被俗物所把持，你當置文學於何地呢？隻好迂回著幹大眾的事業。這是無法可想的。像他這樣個性倔強的人，做起這些違拗本性的事情來，是不能不感到極大的悲哀的。
兩年後，傅東華因私事求助於他，他一樣沒有拒絕。
傅東華的兒子傅養浩得了傷寒症，多方延醫，卻日見嚴重。後來，傅東華打聽到魯迅認識福民醫院的院長，便托黃源求告魯迅，希望能請這間醫院的醫生診治。魯迅是學過醫的，知道這種致命的疾病，聞訊十分焦急，立即和黃源趕到福民醫院，把小山濠一醫生請到傅東華家裏。診畢，再由魯迅陪送小山濠一返回醫院。
結果，傅養浩被送進福民醫院治療。住院期間，魯迅還曾幾次前往探望。這種殷勤，傅東華是不無感動的。傅養浩出院後，傅東華專門寫了一封信向魯迅致謝，魯迅沒有回複。他沒有必要回複。因為奔走的本意，乃在“救救孩子”，並不是為了傅東華。
魯迅逝世時，在眾多的吊唁的人群中間，有一個十七歲的學生。他是特地向學校請了假，跑到萬國殯儀館裏來的。在魯迅的遺體前，他眼含熱淚，恭恭敬敬地鞠躬三次，還是不忍離去。他就是傅養浩。
在他的心中，魯迅是使他重獲第二次生命的人。
1933年臨近結束的時候，在上海文壇，還有一場引人注目的論爭，在魯迅與施蟄存之間，圍繞著《莊子》與《文選》問題而展開。
9月29日，《大晚報》副刊《火炬》登出施蟄存按表格填注的書目，一共兩項，在“欲推薦於青年之書”一格寫著：《莊子》，《文選》（為青年文學修養之根基）；《論語》，《孟子》，《顏氏家訓》（為青年道德修養之根基）。
這份書目不能不引起魯迅的重視。
《大晚報》固然是對他攻擊最烈的一份報紙，而類似的書目，十年前也曾由《京報副刊》征求過一班名流的意見。當時，他自己所作的答複，不是遭到普遍的攻擊嗎？然而，中國的事情總是翻來覆去，所謂新問題其實還是老問題。
由施蟄存的一份書目，魯迅不禁聯想到青年當中許多複舊的現象：學寫篆字，填詞，自刻古式信封，把新詩寫成方塊，除掉做新詩的嗜好之外，簡直同光緒初年的雅人一樣，所不同的是，缺少辮子和有時穿穿洋服而已。這些新青年，進的是學校，絲毫沒有沾染過八股毒，怎麼竟會變成這個樣子呢？這時，他又想起了光緒末年的所謂“新黨”，甲午戰敗以後，他們要“維新”，三四十歲的中年人，也看《學算筆談》和《化學鑒原》，還要學英文、日文，硬著舌頭怪聲怪氣地朗誦，對人卻毫不愧色。他們看洋書，目的是要給中國圖“富強”，當然不會感到有什麼可羞愧的。如此看來，曆史豈非倒退了嗎？
他用“豐之餘”的筆名，寫了《重三感舊》一文，並加一條副題：“一九三三年憶光緒朝末”，用一個“憶”字把兩段時間連綴起來。
文中以一個顯豁的比喻，對“反複”的曆史性現象做出警辟的提示：“舊瓶可以裝新酒，新瓶也可以裝舊酒，倘若不信，將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蘭地互換起來試試看，五加皮裝在白蘭地瓶子裏，也還是五加皮。這一種簡單的試驗，不但明示著‘五更調’‘攢十字’的格調，也可以放進新的內容去，且又證實了新式青年的軀殼裏，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謬種’或‘選學妖孽’的嘍羅。”
魯迅批評的，是一大隊遺少群的風氣，並非專為施蟄存而發。而施蟄存看了，總覺得是針對他的，於是立即起而辯難，寫了《〈莊子〉與〈文選〉》，魯迅答以《“感舊”以後（上）》；同一天，又連帶寫下《“感舊”以後（下）》；雖然不是直接與施文有關。接著，施蟄存寫了《推薦者的立場》、《突圍》、《致黎烈文先生書——兼示豐之餘先生》等，一直糾纏不放。魯迅也真韌得可以，回敬的文章不下半打，稱之為“洋場惡少”。在《撲空》、《〈抄空〉正誤》、《答“兼示”》之後，他又以不同的筆名，分別寫了《反芻》、《歸厚》、《難得糊塗》、《古書中尋活字彙》等。至此，論爭才算告一段落。
雙方論爭的一個重大觸點是：如何看待“五四”傳統問題。
魯迅從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兩個方麵進行統一的考察。他以劉半農為例，批評了當年白話運動中的一些戰士，他們因勝利而爬了上去，不但不再為白話戰鬥，反而將它踏在腳下，拿古字來嘲笑後進的青年。他提出繼續“為白話戰鬥”的論題，指出：必須從新的道路上去企圖發展，打出新的局麵。所謂語文的新生，就是大眾語的實現。而語言同大眾的結合，在魯迅看來，還是表層意義上的問題。關鍵是思想的施入。在白話運動中，魯迅就極其看重思想革命，他始終把語言當作思想的載體。在這場論爭中，他反對在古書中尋活字彙，字彙所表達的是僵死的思想，即使能使字和詞複活，也無非像古墓裏的貴婦人似的，徒具滿身的珠光寶氣而已。人生不在拚湊，而在創造，幾十百萬的活人在創造。而施蟄存卻向青年推薦《莊子》的文法，《文選》的語彙，用來寫發揮《論語》、《孟子》和《顏氏家訓》的道德的文章！孔孟且不說，《家訓》的作者，及其中所記的齊士，自身為儒士，卻又歸心於佛，或教子弟習鮮卑語，彈琵琶，以服侍貴人——胡人。庚子義和拳敗後的達官、富翁、巨商、士人，也是一樣的思想：自己念佛，讓子弟學“洋務”，使將來可以事人。但現在，這樣的“二重思想”者也不少。現在的時代是什麼時代呢？論危機，與北朝時期很有相似的地方。然而，當此變化急速、鬥爭劇烈之際，“顏氏的渡世法”難道會是有益於青年的嗎？魯迅在先後兩篇文章中一同指出：在中國社會上，保持這種“顏氏式道德”、“北朝式道德”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很有蕩滌的必要。
在論爭中，魯迅以他慣用的“春秋筆法”，旁及第三種人，胡適，“放下官印，立地成佛”而終於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還有謠言文學，以及二醜藝術等等。因為諷刺的尖刻，使得文章也發不出去。
即使如此，他還是覺得這次論爭消耗太大了，本來是無須動什麼筆墨的。在致姚克的信中，他寫道：“我和施蟄存的筆墨官司，真是無聊得很，這種辯論，五四運動時候早已鬧過的了，而現在又來這一套，非倒退而何。我看施君也未必真研究過《文選》，不過以此取悅當道，假使真有研究，決不會勸青年到那裏麵去尋新字彙的。”既然如此，對付起來又何必認真呢？
“五四”時代的那種犁庭掃穴的徹底的反叛精神，再度喚起他的追思。十幾年過去了，當中國在戰爭和動亂之後重新建立起大一統的秩序，這種精神便開始窒息了！
他前後寫信給北京的台靜農說：“北大墮落至此，殊可歎息，若將標語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時代在前麵’，則較切矣”；“北平諸公，真令人齒冷，或則媚上，或則取容，回憶五四時，殊有隔世之感。”京滬兩地雖殊，而時代現象則一。在題《彷徨》的詩中寫道：“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其實也都不隻是對五四退潮時期的寫照。今天，白話文已經全麵占領了教育和文化陣地，居然還有青年在鼓吹《莊子》、《文選》之類，事情還不可怕嗎？既是“新文苑”，又是“舊戰場”，處此不尷不尬的曆史局麵，戰鬥之餘，他是不能沒有寂寞、彷徨之感的。
直到1935年，施蟄存還寫了《“不得不讀”的〈莊子〉與〈顏氏家訓〉》，為複古主義進行辯護。此外，又寫了《服爾泰》、《“雜文的文藝價值”》等文，算是對魯迅放了一通冷箭。但是，魯迅沒有在同樣的反複古的主題底下正麵回擊他，隻有當施蟄存也當了“檢查官”，同“第三種人”在一起，並且發表一些反蘇的論調時，這才輕蔑地提到他的名字。而在私人通信上，則稱之為“卑怯的叭兒”，足見憤慨之深。
魯迅是孤傲的。
在魯迅眼內，沒有哪一個敵手具備可以與之長期論戰的資格。
“但是，經驗使我知道，我在受著武力征伐的時候，是同時一定要得到文力征伐的。”所謂“武力”，也就是權力。政權是有力量的，所以魯迅也曾把執掌政權的闊人稱之為“有力者”。文人乖巧，往往依附者多。隻要專製政治存在一天，叭兒文人的種子是不會斷絕的。
這時，文壇日益複雜化，事件不斷發生：獻檢查之秘計，施離析之奇策，起謠諑兮中權，藏真實兮心曲，立降幡於往年，溫故交於今日……對於魯迅，最先有《中央日報》的討伐。得風氣之先，自然不愧為“中央”。接著，有《時事新報》；後起的有《大晚報》和《大美晚報》的合夥的討伐。此外，還有《社會新聞》、《微言》，等等。魯迅已經完全成了眾矢之的。1933年末，他曾預言：“恐怕會有檢查製度出現。”到了1934年末，他又預料將要“另結新樣的網”了。事態的變化總要比他的預料來得快，來得嚴酷。一個心存忠厚的人，無論怎樣的明敏，在鐵幕之下也要顯得魯鈍的。所以，他也就不得不多次慨歎：“局麵為有生以來所未嚐見。”然而，又無論局麵如何，也隻好一味領受。這是小民的本分。隻是生來就不守本分，於是除了戰鬥，便剩下自嘲了。
他寫過一首舊詩贈柳亞子，詩雲：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舊帽遮顏過鬧市，破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橫眉冷對是一回事，千夫所指又是一回事。經過鬧市，舊帽遮顏，豈是天生孤僻？破船載酒，亦人生一樂，奈何泛於中流，又何其險乎！對於所謂“黨國”的一統天下，尾聯不失為辛辣的諷刺，然而，入滬以來，自己確乎認認真真地躲過好幾回；即以目下而論，連住址也不敢示人，甚至朋友，不也仍然在“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