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蘇汶破門而出，魯迅才發表有關論爭的第一篇文章：《論“第三種人”》。這倒並不因為胡秋原曾經在批判錢杏邨的文章中為他作過辯護，而蘇汶在提到他的名字時卻加以譏嘲的緣故。事實上，蘇汶比胡秋原走得更遠；作為一個左聯盟員，其矛頭所向，竟然從民族文藝那邊調回到“左翼文壇”來了。
蘇汶全文毫無理論價值，純屬俏皮話而已。這種簡直近乎叛賣的立場和極不嚴肅的態度，使魯迅非常反感。但是，他沒有使用他曆來對付論敵的近乎刻毒的諷刺筆調，也沒有使用如周揚等往往把問題歸結為階級本質的簡單化的做法，而是以雄辯的事實和顯豁的比喻，辯說蘇汶所言及的兩個要害問題，即“第三種人”是否存在，以及大眾文藝的價值問題。
《論“第三種人”》一開始就向讀者介紹文藝論爭的現實狀況；“沉寂”，“幾乎沒有人能夠開口”。這裏有兩個例外，其一是“文藝自由論”，它是獲得“指揮刀的保護”的，其二就是“第三種人”的理論。下麵接著寫道：“蘇汶先生說過‘笑話’：左翼作家在從資本家取得稿費；現在我來說一句真話，是左翼作家還在受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的法律的壓迫，禁錮，殺戮。”所謂“第三種人”何以能夠在沉寂的文壇中獨得“自由”呢？他們是不是也取得了“指揮刀的保護”？當一種理論或創作，一旦獲取指揮刀保護，難道還可以說得自由的嗎？魯迅引而不發，沒有其實也無須直接做出結論。他從正麵論說做不成“第三種人”的時候，打一個十分精彩的比方，說：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著，然而並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任何人也擺脫不了現實社會的製約，所謂“第三種人”能夠嗎？在專製的現代中國，不做奴隸，就是奴才，簡直沒有逃路。魯迅多次說過，這裏的藝術家是逃不進“象牙之塔”的。他深知中國文人的弱點，沒有骨氣，沒有特操，不管目下說著怎樣的逍遙話，結果還是得尋求“指揮刀的保護”。其實又何止中國的文人如此呢？隻因為中國的統治過於苛酷罷了，這實在是無法可想的。總之，以“自由”、“中立”相標榜的集團，最後一定要分化，所以在魯迅看來，論證“第三種人”存在與否並不重要，作為一個理論問題，它的全部意義在於政治實踐。
既然注定做不成“第三種人”，那麼在矛盾對立的社會中如何確立個人立場，才成了最具有實效性的問題。他認為，左翼作家對此是有著引導的責任的。雖然，杜衡曾經說過“第三種人”也即“作者之群”因為左翼文壇的威嚇而擱筆的話，但是由於“第三種人”終究是“心造的幻影”，這種關於“橫暴的左翼文壇”的斥責也就自然成了自欺欺人的謊話。魯迅承認，自有左翼文壇以來，理論家犯過錯誤，作家之中也確有“左而不作”的，並且還有由左而右，甚至化為民族主義文學的小卒、書坊的老板、敵黨的探子的，然而它依然按照固有的方向不斷克服著，進軍著。他說：“左翼作家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那麼，蘇汶先生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是杜衡的原話，如今被用作文章的結語。這種特別的安排，意在促使杜衡對自己的理論道路的反省。雖然，對於杜衡回到左翼立場的可能性，魯迅到底以懷疑的成分居多。本文是經由杜衡本人看過，然後交《現代》發表的，與其說是論戰，無如說是一場嚴肅而友善的談話。
說到大眾文藝、連環圖畫、唱本，魯迅並不認為是沒出息的。他說，左翼也要托爾斯泰、福樓拜。但不要努力去創造一些屬於將來的東西的托爾斯泰和弗羅培爾。他指出，他們兩個都是為現在而寫的。“將來是現在的將來，於現在有意義，才於將來會有意義。”他十分討厭那種輕視民間文藝的貴族化觀點，並不以為形式是決定一切的，他說：“我相信，從唱本說書裏是可以產生托爾斯泰，弗羅培爾的。”民間文藝是偉大的天才的母親。他多次讚譽流傳了千百年的諺語、傳說、地方戲曲等等，驚歎於長期被壓迫被埋沒而尚未泯滅的底層的智慧，欣賞它們的形式美，它們的剛健與清新。關於藝術價值的討論，不僅僅是一個觀念問題。他所以沒有忘情於連環圖畫、唱本，以及托爾斯泰寫給農民看的一類小故事，首先是因為他在精神上對底層大眾的皈依。
對“自由人”和“第三種人”理論發起的這場論戰，由於左翼批評家是從黨的理論和政策立場出發的，所以，經由黨內領導人物的指示，也就如幾十年後的所謂“運動”似的很快地偃旗息鼓了。令人不解的是，遲遲出戰的魯迅，卻在同一營壘中人歸於沉寂以後，竟獨力把論戰堅持下去。因為他接連觀察到了兩種現象：其一是這些貌似超脫的理論的提倡者，已經賣身權門，同其他一些走狗文人為伍；還有一個更可怕的現象是，這些變化了的“第三種人”居然同自己的一些“同誌”聯成一氣，甚至惡意地拿他開玩笑了。開始，鑒於對教條主義、左傾空談的“革命文學論”的批判剛剛結束，對“第三種人”的批判有可能重新助長這種“革命一來所有人都得死”的類似的極左傾向，而事實上，在進行著的論戰中間，有一些批評已經是逸出文藝問題之外的了，這種潛在的危機，使他在使用批判的武器時不能不格外的小心用力。然而，隨著情勢的發展，尤其在1934年以後，他對所謂“第三種人”的態度也就變得日漸嚴厲起來。
魯迅寬容，然而威武。那是不可欺侮的。
105北平五講?致周揚：“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
母愛於人是一種負擔。
至少，魯迅有大半生犧牲在這裏；離開北京以後，也還時時為此牽掛，不得安寧。早在許壽裳在江西省教育廳工作時，妻子因病去世，他在一封唁信中說：“人有恒言，‘婦人弱也，而為母則強。’仆為一轉曰：‘孺子弱也，而失母則強。’此意久不語人，知君能解此意，故敢言之矣。”後來，對《申報?自由談》的編輯黎烈文不幸喪偶，故使嬰兒每日看遺照的做法，他還曾這樣表示過反對的意見：“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卻也並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他一方麵高度禮讚無不包羅的母愛的偉大，在談及中國鄉村的溺嬰現象時，甚至指出那些殘忍地毀滅了嬰兒生命的母親，仍然是為了愛；而另一方麵，他又說母愛差不多是盲目的、可怕的。對此，魯迅有著十分深刻的感受。他知道母愛的代價，卻願意為此付出犧牲。
1932年11月9日夜間，周建人來寓，交給他一封“母病速歸”的電報。次日上午，他冒雨往北火車站問車，購買車票，晚上向內山老板辭行，並托付一切，第三天早晨便匆匆上了火車。
13日下午，到了北京家裏，立即給許廣平發了一封短簡，報道母親稍愈的消息。夜1時，又草了一信，敘說即時的心情：“北平似一切如舊，西三條亦一切如舊，我仍坐在靠壁之桌前，而止一人，於百靜中，自然不能不念及乖姑及小乖姑，或不至於要嚷‘要PaPa’乎。”又說：“其實我在此亦無甚事可為，大約俟療至母親可以自己坐立，則吾事畢矣。”
在魯迅到京之前，許廣平已經發出兩封信了。除了照顧海嬰，每日工作，就是抄寫後來命名為《兩地書》的原信，作為她必做的功課。她勸魯迅乘此機會做小說，但又怕因此傷害他的身體和心緒，信中這樣寫道：“如果你願意寫，我們這裏可以等的，橫豎你要等太師母好些才能來，如此似乎比閑坐無聊得以消遣，但注意勿太吃力，這是第一要關心的。做小說來，非一時可寫完，或願意玩玩，那麼還是不寫也好吧！一切請自己斟酌吧！”表達了一位女性所特有的細致和矛盾的心情。
其實，魯迅什麼也寫不成。事情本來不多，陪母親看病，聽她談說二三十年前和鄰居的事情，此外就是出訪或接待朋友。這些瑣事加起來仍然等於沒有做事。閑坐不閑。世事的變幻使中年人永遠無法寧靜。許羨蘇走了。許壽裳不在。許廣平也不複是先前常常來坐的害馬了。因為懷念過去，才愈加珍重起眼下流溢在書信裏的溫存。幸而還有友情，可以減少許多寂寞。宋紫佩、台靜農、李霽野、魏建功、沈兼士、馬幼漁，待他都很好，這種老朋友的態度，在上海勢利之邦是看不見的。這種友情的蠱惑，居然使他想到要移居到這裏來，但是，轉念這裏的學生又要逼他教書，以致招人嫉恨之類，就又立刻動搖了。那結果，還不是跟先前一樣，弄到非離開北京不可嗎？
他是好鬥的，但是又總想回避那些無聊的糾纏。
這世界，還是沒有蒼蠅的好。
算起在京居留時間的成績，或許仍是演說。他一共演講了五次，在北京大學，在輔仁大學，在女子文理學院，在師範大學，在中國大學，聽講對象全都是青年學生。用他的話來說，這些演講“是平和的，也必不離於文學”，但是他這個人怎麼可能擺脫固有的反叛思想呢？說他是“火鴉”實在是不錯，在五四所遺下的這個寂寞的文化城裏，他的演講就是一把野火，眾多青年的期待熱情助長了火勢，簡直轟轟烈烈。報上有文章揭載說：“在各大學演講，平青年學生為之轟動，曆次演講地方均門碎窗破。自十五年後，此種群眾自動的熱烈表現，惟東省事件之請願運動差堪仿佛之。”
這就是著名的“北平五講”。
他在演講中指出，稱中國文學為官僚文學是不錯的。中國文學和官僚實在接近。他對中國文學有一種很獨特的分類法，就是廊廟文學和山林文學兩大類。這兩類文學的界限是“在朝”和“在野”，因此，前麵一種是幫忙文學，但既然幫忙也就得幫閑，幫閑文學實在也是幫忙文學。至於後一種雖然暫時無忙可幫，無閑可幫，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闕”，畢竟還是一家子。大凡要亡國的時候，皇帝無事，臣子便談談女人，談談酒，像六朝的南朝；開國的時候，這些人便做詔令，做敕，做宣言，做電報，——做所謂皇皇大文。國民黨政權剛剛建立起它的血腥統治，需要文人幫忙，而實際上不也有不少南下投奔到青天白日的麾下去的嗎？然而，大談女人與酒之類的文化人，卻又處處暴露了亡國的朕兆。這種混雜的文化現象是發人深省的。中國是什麼樣的中國呢？黑暗腐敗到了透頂，而在武力的維持之下仍然可以繼續撐持的“黨國”！魯迅向聽眾做了很深長的暗示。作為古都，北京的文人與官僚最為接近，有的純粹官僚化了；有趣的是，這裏文界的隱士也特多。難道事情不是這樣嗎？這一切說明了什麼呢？比起全國的其他地方，這裏的文化人是不是應當有更多一點的自省意識？
關於五四的“文學革命”，他說是西裝先生的“皮鞋腳”的勝利。但是，時代的進展，是沒有停止的時候的，於是有下等人的“草鞋腳”插進文壇。霸占了文壇的“皮鞋腳”當然要加以拒絕，反對新興的普羅文學，曾經革命的在新的情勢下變成了革命的阻力。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情。而新興藝術的前途，如同時代發展的趨勢，卻又是無論如何也阻礙不住的。
他回顧幾年來革命文學演變的曆史，指出在專製統治之下，所謂“革命文學”是怎樣成為“遵命文學”的。這裏的“遵命文學”，不同於他對自己在“呐喊”時期的作品所作的統稱，實質上指的是受官方保護的文學。他認為，有幾類人物是值得特別研究的：其一，膽小而要革命，如葉靈鳳之流。其二如張資平之流，大講馬克思主義，其高超處使人難以理解，又絕非實際所可做到。這樣的革命文學，其實仍是遵命文學。還有，便是“為藝術而藝術”一派，對於時代變遷中的舊道德、舊法律、舊製度毫不顧及，表麵仿佛很純粹，實則也是遵命文學。他說，目下的作品，很難說代表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多為勞苦大眾，以他們的思想和文筆，都不足以構成文學。對於革命文學作家應具備的條件，他作了不少說明，其中主要強調的是階級意識與社會地位的一致性。但是，中國到底有沒有無產階級文學？哪些才能算是無產階級文學？應當怎樣估量它們的價值？至今，他仍然沒有中止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談到文學，也就不能不一再談及文學家，也即知識階級問題。他說，有人以為知識階級要滅亡了，其實知識永遠是需要的。他把知識階級分為新舊兩種，現在的所謂知識者，即到外國留學的先生們，回國講各種科學，生活優裕得很，可以坐汽車，住洋房，漂亮而闊綽。但是，能否長久還是一個問題。他的所謂“新”，並不包括浮遊於社會上層的這部分。新知識者立足於現實，在實際鬥爭中尋求自己的藝術，表麵上看來好像很自私，然而他的事業既然同大眾結合，那麼他的存在，也就不是單單的為自己了。他多次提到這個觀點，但是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所謂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存在，至少得有一個可以容納個性自由發展的空間，然而，在中國這塊曆代專製的國土上是連半點隙地也沒有的。所以，要贏得自由和獨立，就必須正對權勢者，如果力圖避開權勢者的氣焰而奢談什麼“自由人”、“第三種人”之類，倘不是幼稚或淺薄，那麼，簡直可以視同欺騙了。
鑒於中國的國情，他對知識者，對青年學生表示了如下兩點希望：一是做事要認真，不要老是做戲似的。文學也如此，常有新主義而貨色照舊。他談起新興的未來派藝術，說，文章本來有兩種：一種是看得懂的，一種是看不懂的。不過人家歐洲是不管看得懂與看不懂的——看不懂如未來派文學，雖然看不懂，作者卻是拚了命的。但是中國就找不出這樣認真的例子。還有一點希望就是，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譬如文學，倘寫所謂身邊小說，說苦痛嗬，窮嗬，我愛女人而女人不愛我嗬，那是很妥當的，不會出什麼亂子。如果一談及中國社會，談及壓迫與被壓迫，就不行了。不過如果再遠一點，說什麼巴黎、倫敦，再遠如月界、天際，可又沒有危險了。接著，他說，不要隻注意近身的問題，或地球以外的問題，社會上的實際問題也要注意些才好。
注意社會的實際問題，並不等於主張文藝家一例地參加政治活動。魯迅一直認為，對於作家來說，用筆才是主要的戰鬥方式。在台靜農家裏，他有一次講話，再次強調了這一點，聽講的人有北京左聯的成員，可以認為，這是他對左聯領導方式的一種批評。
在台家，他還談了一些有關創作的情況。共產黨有關方麵試圖說動他創作一部關於紅軍戰鬥的小說，材料也交給他了，並兩次約了從蘇區到滬養病的陳賡將軍向他介紹有關情況。一年前，當他聽到一件有關中央蘇區反“圍剿”鬥爭中的地方糾紛的消息時，曾經對增田涉說過：“聽說共產黨殺了附近的農民，不知是否確鑿？但很可能是流言。如果真是殺了農民，無論持什麼理由都不行的。已經有人調查了，如果這是事實，我一定要向共產黨提出忠告。”陳賡的談話，使他了解到了許多為他所不知道的情況，解除了不少疑慮。但是小說終於沒有寫成。他說，他不能寫他不熟悉的生活。作家所應熟悉的首先是生活，是自己所經驗過感動過的活生生的東西。
最後一次演講，題目是：《文藝與武力》。可見他根本“平和”不得，時候一到，便把匕首露出來了。他說，凡是叫喊自由和反抗的文學，統治階級一定要用武力加以壓迫。但是無效，於是使用麻醉政策，收買一些無恥文人，自然總有那麼一些文人，用文字加以粉飾。不幸文學是社會的，不是幾個人的，這就是不免仍然有不平。既然麻醉也無效，惡性循環，隻好又訴諸武力了。他又說，言論與文學，自上古以至今日，自世界以至中國，均屈服於統治階級。所以，爭取言論自由，與努力於新文學建設，實在是文化人當前的急務。
北京、上海、南京，還有各地方的報刊，紛紛報道魯迅這次返回北京的情況。流言自然也不少。名人背後總會有流言相隨。有說他受了不愉快的壓迫才悄然北遊的，有說他負有特殊的使命的，有說他“卷土重來”，是為了做教授的，等等。其實簡單得很，一個母親，已足夠令他夢係魂牽。在接到電報之前幾個小時付郵的信內，他還做夢似的說著明春到異鄉漂流的計劃，想不到就這樣匆匆地隻身遠行。總是匆匆。總是身不由己。如果說，他的演講是放火，那麼也不是帶著放火的任務而來，隻因為他本人是“火鴉”而已。
當魯迅還留在北京的時候，瞿秋白夫婦第一次到他的家裏避難。
許廣平親人一般熱情地接待了他們，把雙人床讓出，請他們在魯迅寫作兼臥室的一間朝北的大房間裏住下。等魯迅月底返滬，他們已經住了好些天了。
理解需要時間。將近一個月的朝夕相處，使魯迅與瞿秋白的關係變得更為融洽。所謂融洽，並非僅指觀念或觀點的一致。他們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融洽首先是一種情感關係，它意味著人們的神秘的生命之流的交彙，那裏隱藏著某種共同的契機。這其間，瞿秋白寫了一首七絕贈給魯迅，那是一首舊作：“雪意淒其心惘然，江南舊夢已如煙。天寒沽酒長安市，猶折梅花伴醉眠。”他向魯迅無遺地袒露了內心的感傷，雖然跋語謂是“此種頹唐氣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但是畢竟還是一份“‘懺悔的貴族’心情”。直到寫作《多餘的話》時，瞿秋白還解剖過自己的“頹廢”與“脆弱”。魯迅是能夠理解的。他寫過《野草》，寫過《在酒樓上》、《傷逝》和《孤獨者》，他知道，感傷乃知識分子之常。瞿秋白到底是知識分子。
離去之前，瞿秋白買了一盒非常昂貴的積鐵成像玩具送給海嬰。那是稀罕的舶來品，因為稀罕，許廣平才把它收藏起來，怕被淘氣的孩子很快弄壞。而瞿秋白生活是那麼清貧，他走時和楊之華各自攜帶的隻有裝有幾本書籍、幾篇文稿和幾件衣服的兩隻小包袱，那就是他們的全部財產了。他贈送玩具的說話是：“留個紀念，讓孩子大起來也知道有個何先生！”與其說是達觀，無寧說夾帶了幾分淒傷的況味。
“今晚上你平安地到達那裏以後，明天設法告訴我一聲，免得擔心。”瞿秋白記起魯迅臨別時的話就動感情，被接回謝澹如家，立即托人送去一封短簡和一隻火腿爪。接著，又成詩一首，也一並抄寄給了魯迅。詩是讀了《申報?自由談》，見有人說真正快樂的情死，卻是《金瓶梅》裏的西門慶之類的東西而作的。詩雲：“不向刀叢向舞樓，摩登風氣遍神州。舊書攤畔新名士，正為西門說自由。”所說正是魯迅抨擊的那類幫閑文人。
作為知識者，麵向“刀叢”固難，廓清“風氣”又談何容易？“名士”而“新”，土洋結合，“風氣”竟來自知識者自身。封建主義不隻是一種“傳統”，並不完全的代表過去。它不是僵固的被動的存在。它可以以各種渠道和方式破壞新生的機運，進入新分子內部，使之徒有其表而不改舊的本質。
在魯迅家裏，瞿秋白翻譯了蘇聯詩人別德內依的諷刺詩《沒有工夫唾罵》，在周揚主編的《文學月報》發表。
詩是針對托洛茨基的，全篇充滿了笑罵，在藝術上是粗糙的。更有甚者，同刊的下一期登了署名芸生的《漢奸的供狀》，是模仿別德內依而罵胡秋原的，詩中除了“丟那媽”一類的辱罵以外，還加上不少恐嚇的話，如“切西瓜”——斫腦袋之類。
文委書記馮雪峰看後，覺得很不妥，完全違背了黨的策略，於是去找周揚，提出自己的看法，並且建議在《文學月報》上做出公開糾正的表示。周揚完全不同意，跟馮雪峰爭吵起來。事後，馮雪峰到了瞿秋白那裏，談起這件事情，瞿秋白認為他的建議是正確的，晚上，他又特地跑到魯迅家裏去，征求有關的意見。
魯迅找出《文學月報》，翻看了一下《漢奸的供狀》，認為很有點流氓氣，並且表示說，刊物倘能自行糾正當然是好的。馮雪峰聽了，就請他出麵寫一篇文章，代表左聯說說話。“由我來寫一點也可以，”魯迅沉吟了一會，說，“不過還是用個人名義為好。”
文章終於在《文學月報》登出來了，是以公開信的形式寫給周揚的，題目是：《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
他指出，芸生的詩有辱罵，有恐嚇，還有無聊的攻擊，其實是大可以不必作的。開首的對於姓的開玩笑，很使他想起四年前那杜荃稱他為“封建餘孽”一類的謾罵，其實撿得這樣的材料，欣欣然自以為得計者，在他看來，倒是十分“封建的”。惡作劇的重演，封建意識的複活，不能不引起他特別的警惕。
在文章中，他再次闡述了他的革命觀。他說，無產者的革命，是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滅階級，並非因為要殺人，即使是正麵的敵人，倘不死於戰場，就應當有大眾的裁判，決不能由某個什麼人的一句話輕易地裁定生死的。德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雖然沒有成功，倒也沒有亂殺人；俄國的十月革命，也都保留了皇帝的宮殿。中國的作者，卻將革命者用筆塗成一個嚇人的鬼臉，未免太鹵莽，太想當然了。
但是，仔細想來也不足怪，不是說過“流氓的變遷”嗎？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大宗遺產哩！如何對待這份遺產，是承受還是拋棄？他認為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
他說：自然，中國曆來的文壇上，常見的是誣陷，造謠，恐嚇，辱罵，翻一翻大部的曆史，就往往可以遇見這樣的文章，直到現在，還在應用，而且更加厲害。但我想，這一份遺產，還是都讓給叭兒狗文藝家去承受罷，我們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拋棄了它，是會和他們成為“一丘之貉”的。
不過我並非主張要對敵人陪笑臉，三鞠躬。我隻是說，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於“論爭”；倘在詩人，則因為情不可遏而憤怒，而笑罵，自然也無不可。但必須止於嘲笑，止於熱罵，而且要“喜笑怒罵，皆成文章”，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汙穢，這才是戰鬥的作者的本領。本文開頭是說了《文學月報》的一些好話的，如對提出了幾位新作家，打破近些年來看重名流的沉悶局麵等，就曾指出是一種好事情；而且，本文所說也是一番公意，他根本沒有想到發表以後會遭到惡意的報複。
《現代文化》第二期發表了標題為《對魯迅先生的〈恐嚇辱罵決不是戰鬥〉有言》的文章，公開為芸生和編者辯護。
文章指責魯迅向“掛羊頭賣狗肉的革命販賣手”“作調和”，“帶上了極濃厚的右傾主義的色彩”，“和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無分軒輊”，是一樣在“必須肅清”之列的。還說，魯迅的批評“空喊和平”，“等於基督教徒的反對戰爭一樣”，與考茨基的“和平革命論”，“戴白手套革命論”的謬論是同樣性質的。文章反駁說，魯迅的不要把革命者塗成嚇人的鬼臉的說法是不成立的，這種多餘的顧忌，“將會走到動搖妥協的道路”；至於說革命的敵人不是提筆可以判定生死的話，則是“把普洛文化運動任務估計過低，把我們的詩人與鬥爭的實踐分離”，“是極危險的右傾的文化運動中和平主義的說法”。對於魯迅的態度，文章借用他的原話歪曲說，是“無形中已‘對敵人陪笑臉三鞠躬’了”。
其中有一句話顯得分外刺眼：“我們黨的一時憤恨之餘的斥罵，也並不怎樣就成為問題的。”——“我們黨”！什麼黨？如果就這樣的可以動輒奉旨申斥，任意羅織人罪，與國民黨有什麼區別？革命的前途，難道隻在於變換一個“黨”的招牌，而無須根本的改變嗎？……
文中的許多攻擊性的詞句，如“小資產階級意識”、“動搖性”等等，都是當年創造社曾經使用過的。你怎樣解釋這樣一種曆史的巧合？《現代文化》是緊接著《文學月報》的被禁而創刊的，剛創刊就發表文章聲援另一個刊物的作品，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下決心這樣延續下去嗎？一個人呢，還是一群人？再看署名：首甲、方萌、郭冰若、丘東平。假名夾雜真名，居然還造了一個郭冰若，令人疑是郭沫若的錯排者——簡直卑劣！老祖宗的遺產非這麼背著不可，欣欣然不肯放下！——與其說，文章令他讀了憤慨，無如說思慮和悲哀更切近些。
他寫信去質問，但結果，用他的話來說是模模糊糊，不得要領。這是事情為他布下的對周揚的第一個疑點。隨著周揚在1933年以後做了左聯的黨團書記起，他的不信任感增加了。
關於首甲等的文章，瞿秋白寫了《慈善家的媽媽》和《鬼臉的辯護》兩文，批評了芸生和首甲等用辱罵代替真正的理論批評的錯誤，並且認為，魯迅的信是“提高文化革命鬥爭的任務的”。文章寫得並不激烈。畢竟是內部批評。奇怪的是，它們結果都沒有能夠發表，隻是以文稿的形式在抽屜裏保存了下來。
106丁玲失蹤與楊銓遇害
人到中年以後，每臨歲暮，大約都會撩動某種感舊的情懷的罷？
1932年的最後一天，魯迅為鬱達夫和幾位日本朋友寫了幾幅字，均係自作的舊詩，其中贈濱之上的一首寫道：“故鄉黯黯鎖玄雲，遙夜迢迢隔上春，歲暮何堪再惆悵，且持卮酒食河豚。”故鄉，再度成為他心中的主題音樂。愁思繚繞，低回無已。另外寫澤畔詩人，寫嚴裝嬌女、皓齒吳娃，也都與故鄉相關。“無端舊夢驅殘醉，獨對燈陰憶子規”，有誰不動情於子規的啼喚呢？離開紹興已經十年，雖或有過鄉思，也不如近日的強烈。何以如此，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難道人真的老了嗎？
舊曆除夕。他特意邀來馮雪峰，一起吃了夜飯，又攜同海嬰一起登上屋頂，燃放了十餘枚花爆。兩年不曾這樣度歲了。他真想熱鬧一番，借此擺脫所有的煩擾。
然而，事實上卻不可能。
如果說燃放爆竹，在中國民俗中具有祝福的意味，那麼，命運的安排適得其反。在新的一年裏，無論國家或個人，環境都是全所未有的險惡。本來，他打算在年內攜帶家眷省母的，卻不得不因時局的變化而取消了。文章也真個沒有寫處，隻好不斷變換筆名，以逃避審查官的耳目。即使得以發表，也往往麵目全非，甚至被抽得連一根骨頭也不剩。在上海，友人本來不多，半年之內就有一個失蹤，一個被殺！
1月，日本侵略者進攻山海關，接著進犯熱河，根據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國民黨在熱河的二十萬駐軍不戰自潰，致使關內的大片土地相繼淪亡。
民族危機非但沒有緩解階級矛盾，反而給權力者造成了加強統治的機會。國民黨政府除了繼續出動軍隊圍剿中央蘇區以外，仍然以通緝、綁架、囚禁、酷刑、虐殺對付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在壓製知識界中反黨治和反內戰的運動的同時，強化黨化教育也即奴化教育，在“訓政”的招牌下，大力宣揚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乃至一個領袖。對於大獨裁者來說，所謂民族主義不過是專製主義的點綴品或代償品，在個人或集團的權力位置沒有受到致命的威脅之前，對於國內人民，是決不會放棄其鐵腕政策的。
經過將近半年的醞釀和籌備工作，一個專以保護及營救所有政治犯以及爭取公民權利為職誌的團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於1932年12月間正式宣布成立。
執行委員會主席宋慶齡，孫中山的遺孀，她以在國內的特殊地位，天才的組織和活動能力，以及業已形成的國際聲望，成為被蔣介石所控製的國民黨以外的獨立的政治力量，被譽為中國惟一的由一個婦女組成的黨。蔣介石忌恨她，但也畏懼她。她無疑是孫中山學說的最好的理解者和繼承者，中國近代民主思想的最堅苦的實踐者之一。雖然，她的行動受到監視，但是絕不放棄為富於人道主義的崇高的政治理想而作的鬥爭。
國民黨元老、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被推舉為副主席。這個在知識界頗具影響的人物，曾經是“清黨”的支持者，現在相反走上了保護政治異端的道路。他所在的研究院，上海亞爾培路三三一號，成了民權保障同盟的大本營。
1月4日，魯迅收到蔡元培邀請入盟的信。關於蔡元培，雖然個人交誼不算很深，但卻在職業和生活問題上不隻一次領受過他的幫助，私心是感謝他的。但是，他在政治上的極其昏庸的舉動，遠的如壓製學生運動，近的如支持“清共”，都為魯迅所反對。至於與政府分庭抗禮，發起組織民權保障同盟，魯迅認為，這在他是極其難得的，於是立即表示響應。
17日，上海分會成立，魯迅被選為執行委員。會上，蔡元培贈詩箋一紙，雲：“養兵千日知何用？大敵當前喑不聲。汝輩尚容說威信，十重顏甲對蒼生。幾多恩怨爭牛李，有數人才走越胡。顧犬補牢猶未晚，隻今誰是藺相如！”
比起左聯，民保盟是一個具有更為鮮明的政治色彩的組織。凡是旨在反抗政府，爭取自由與民主的鬥爭，魯迅都是積極參與的。他並不可能為某一個團體所拘限。團體並不重要，它不過是鬥爭的載體，而鬥爭自身顯然要比任何團體都要廣大得多。民保盟宣稱，它不是政黨，而隻是爭民權的組織，不專為一黨一派效力。對已被政府定罪的人，不加歧視，努力保障他們的人權，擴而廣之，它的效力對象不受國界的限製，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在一個專製國家裏，人權問題無疑是最敏感的。既然民保盟強調致力於改造踐踏和剝奪人權的社會環境，保障人類生命與社會進化所必需的思想自由和社會自由，這就規定了它與專製政府的對立狀態。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魯迅在加入了左聯以後仍然參加了民保盟。對於他，兩者之間有著互相聯係的極其一致的地方。
民保盟自成立以後，積極開展各種活動。其中，如營救牛蘭夫婦，營救陳獨秀、彭述之、黃平君等政治犯，營救羅登賢、餘文化、廖承誌、羅章龍、陳賡等共產黨人，營救許德珩等教授學生，抗議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顧祝同，調查南京監獄狀況，幫助國民禦侮自救會，聲援各地維護民權的鬥爭，抗議德國希特勒派一黨專政的暴行等等，在社會上產生廣泛的影響。
魯迅自始至終參加民保盟的鬥爭。對於平常的集會，包括左聯的會議，他是不出席的，但在接到民保盟的開會通知時一定先期而到；對於一般事務，尤其牽涉到人際關係的，他並不善於處置，而民保盟分派給他的事務，卻辦得井井有條。隨著政府方麵的壓迫，總盟和分會的十多個執委有的轉向，有的消匿，有的敷衍應付，到5月間往德國領事館遞交抗議書時，骨幹分子已經不超過四五人。不過，曆史運動也惟有在冷落消沉的狀態中，方可發現中堅的力量。魯迅自然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
5月14日，國民黨特務綁架了丁玲和潘梓年。稍後，應修人到丁玲家聯係工作，和事先埋伏的特務進行搏鬥，被特務從三層樓的窗口摔下而犧牲。
由民權保障同盟的領導人蔡元培等發起，數十名文化人共同簽名，給國民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司法部長羅文幹發出營救丁、潘的電報。同盟還專門組織了“丁潘保障委員會”，進行募捐和營救工作。文化界組織了“文化界丁潘營救會”，發表《文化界為營救丁潘宣言》，要求懲辦非法綁架的策動者。左聯發表《反對國民黨白色恐怖宣言》，對此予以揭露。國際知名人士古久烈、巴比塞也相繼發表了聲明。
丁玲的失蹤使魯迅感到特別悲痛。前不久，才共同哀悼了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之死，想不到轉瞬之間就又失去了一位年輕的同誌，中國的又一位有前途的作家。
對於丁潘事件，他認為，這是早有預謀的，是統治者旨在扼殺左翼文化的總體計劃的一部分。既然人已經失蹤，就不會活著出來，除非付出為革命者所不齒的代價。二十多年來，他不知見過多少青年暗暗地死亡，近者如柔石，不也是如此消失於這個世界上的嗎？他沒有在宣言上簽名。他知道，屠伯們是絕不會分心於抗議的。
這時候，他幾乎討厭所有形式。在專製政權底下，什麼宣言，什麼團體，全不中用的。民保盟的存在，也不過表明億萬奴隸尚未完全成為奴才而已。對於政府的絕望，以及對人民的無邊的期待，不免要給他帶來某種虛無感。太徹底便容易虛無。他惟有工作著，才能有效地反抗絕望，充實希望，在孤獨與虛無中把握富有力量的自我。
對於丁玲，又能做些什麼呢？
魯迅從來認為，對於作家，作品是第一重要的。那麼，就出版丁玲的書，讓她的作品得以最廣泛的流布！
在丁玲失蹤的第三天，他找到鄭伯奇，建議良友公司出版丁玲的長篇小說《母親》，並且叮囑說，出書越快越好，出書以後還得大做廣告。大約一個月左右，《母親》出版了。然而，稿費怎樣處置呢？良友主編趙家璧寫信來問，他便親自查明丁玲母親的詳細地址，吩咐分期分批寄去，以免被本家侵吞。他自己是吃過本家的苦頭的。
母親。柔石犧牲時，曾把珂勒惠支的木刻親自交與丁玲發表，現在居然輪到了丁玲！死去的是年輕的兒女，留下的是年邁無告的母親。每想到母親一雙雙凝望暗夜的眼睛，他隻有愀然惻然……
事實證明所有的抗議都是徒勞的呼喊。緊接著丁潘失蹤，又發生了一起震驚上海的事件：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銓被槍殺了！
在法租界出現政治暗殺，這還是頭一次。
楊銓，字杏佛，江西玉山人。他十八歲擔任孫中山的總統府秘書，後因袁世凱竊據大權，一度赴美國留學。歸國後，仍追隨孫中山奔走革命。他主辦《民族日報》，發起組織中國濟難會，表現了罕有的政治熱情。國民黨清黨期間，由於他的激進，曾經被右派一度扣押於上海警備司令部，擬同被捕的共產黨人一同處決。蔡元培就任大學院院長時，創辦中央研究院，命他為總幹事。他精悍、機敏，具有很強的組織和活動能力。作為民保盟的總幹事，每次開會都由他作報告，各種決議也都主要由他負責執行。春間，他曾到華北等地進行過一次活動，到處鼓吹人權，抨擊國民黨政權的專製和投降政策；稍後，又同宋慶齡等到南京調查監獄，探視獄中的政治犯。這樣，他自然就成為蔣介石眼中的一枚釘子，被拔除的局麵是不可免的。
除掉楊銓，便可以給宋慶齡和蔡元培造成足夠的心理威脅，這種“殺雞儆猴”的作法在中國政治中屢試不爽。由於地位不同，聲望不同，對付的辦法很可以兩樣。而對於現在的這種結局，楊銓不是沒有估計到，隻是不加防備而已。他的朋友幾次告訴他說，有人正在計劃殺害他，但他早已抱定犧牲的決心，對孩子們說：“即使我遭到不測，你們也會有人照顧的。”犧牲前兩天，他特意探望了宋慶齡，拿出幾周來接到的許多恐嚇信，還有信中夾寄的子彈，並轉述朋友的口頭警告，希望宋慶齡多加保重。而他自己，則出入如常，工餘照例騎馬，照例遊玩。
偵察到了楊銓的活動習慣之後，複興社特務開始行動了。
6月18日清晨，楊銓頭戴呢帽，身穿鹿皮上衣和騎馬褲，帶著十四歲的長子小佛一起登上納喜牌汽車，預備到大西路換馬郊遊。車子剛剛駛出中央研究院大門，就遭到了襲擊。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人們發現，楊銓已經身中數彈，仆倒在小佛身上……
魯迅與楊銓的接觸，開始於民保盟上海分會成立前後。雖然時間不長，一起聚會和活動的機會也不太多，但是對於這位熱血男兒，魯迅是有所了解的。所以，他曾經這樣對人說過，楊銓本來是國民黨方麵的人，至於要同情共產黨，也不過為了民族而已。作為一個從事科學的人，能夠如此關注民族的自由解放事業，實在不可多得。
每次開會，楊銓總是事前寫了便條，請研究院屬下的孔敏中驅車把魯迅接到亞爾培路，會後則由他自己親自陪送。在接待英國劇作家蕭伯納時，兩人的接觸多一些。在宋慶齡的院子裏，楊銓親自為魯迅等七人拍了一張照片，並單獨同魯迅合影過。6月12日，魯迅還曾接到楊銓的來信和他為自己加洗放大的照片。想不到一周間，再也看不到帶麻點的臉上那雙烏亮、熱情而智慧的眼睛了！
慘案發生的當天，魯迅接到內山的電話，立刻趕上汽車，馳往本部。許廣平擔心他的安全，跑到內山書店等他。歸來時，大家向他訴說各自的憂慮，他聽了頗不以為然，說：“管他呢！就算被殺死又打什麼緊？……”
第二天，馮雪峰到寓所裏看他。
說起楊銓被害的情形，他認為，汽車被打爛，人被打死，而小孩未受傷，可見楊銓當時是清醒的，才首先掩護了自己的孩子。他一邊分析，一邊感歎道：“就說動物罷，也有動物的本性，臨難時也先救護幼小者。有後代，才有將來……”對於楊銓臨死時所表現的鎮靜的態度和人性的流露，他表示非常敬佩。在讚美的語調中，表現了他的深切的痛惜之情。
在楊銓入殮的當天，他不顧朋友的勸阻，同許壽裳一起前往萬國殯儀館。走時，他沒有帶鑰匙。並非因為他健忘。他已準備好一切。
這一天，林語堂沒有去，這使他很不滿。送殮回來，正好看見林語堂的約稿信。這是什麼時候？竟然有心思打油！憤慨之餘，他立即草了一封短簡作複：……前函令打油，至今未有，蓋打油亦須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壓，令人已不能喘氣，除呻吟叫號而外，能有他乎？
不準人開一開口，則《論語》雖專談蟲二，恐亦難，蓋蟲二亦有談得討厭與否之別也。天王已無一枝筆，僅有手槍，則凡執筆人，自屬全是眼中之釘，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前兩天，在給曹聚仁的信中，他還這樣談及中國當局的殘虐：……自首之輩，當分別論之，別國的硬漢比中國多，也因為別國的淫刑不及中國的緣故。我曾查歐洲先前虐殺耶穌教徒的記錄，其殘虐實不及中國，有至死不屈者，史上在姓名之前就冠一“聖”字了。中國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發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賣友不可，於是堅卓者無不滅亡，遊移者愈益墮落，長此以往，將使中國無一好人，倘中國而終亡，操此策者為之也。送殮歸來，晚上他寫了一首七絕給許廣平看，次日又另抄了贈與日本朋友。在詩裏，他傾吐著內心未盡的悲憤。詩雲：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過了一周，他又作了兩首舊詩，自抒懷抱。其中一首雲：如磬夜氣擁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
湘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丁玲失蹤和楊銓之死，像兩塊磐石，一直壓在心頭。何者為生？何者為死？生死予奪的大權已為權勢者所掌握，實在是無可如何的事。但既如此，“無怨於生，亦無怖於死”，也就自然成了魯迅的態度。
這期間，謠言四起，各處風傳楊銓被刺後，接著又將殺害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人了。有一份報紙還披露了一份“鉤命單”，每個名字下麵都注有執行行刺任務的特務的代號。魯迅和楊銓名下的代號完全相同。魯迅在信中玩了點“黑色幽默”，說：“據聞在‘白名單’中，我也榮獲入選”，“繼楊杏佛而該死之榜，的確有之”。不過他認為，其中至少有一半的恫嚇來自“文虻”。還在丁玲失蹤後不久，一連五六天，都有人打電話到內山書店的支店詢問他的住址。他估計也無非是文人所為。然而，恐怖是確乎存在的，所以在信上，也便有了“難於行路”，“不能公然走路”的話。
當此“中國式的法西斯”流行之際，僅有六七個弄筆之徒名列“該死之榜”，也不必至於天下騷然，雞飛狗走的罷？由是，他下斷語道：“智識者之怕死者半，蓋怕死亦一種智識耳。”至於自己，他在給山本初枝的信裏說道：“隻要我還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
他做的第一個決定是不搬家，也不避居，雖然內山書店是不常去了，但呆在家裏，仍然照樣寫些罵人的東西。說到底，他也隻有這些罵人的東西。
楊銓死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便告中止，一個很有生氣的民間組織，經過大半年的反抗與掙紮，終於在無聲無息中解散了。可見，鐵腕政策也不是沒有效力的。
107蕭伯納在上海?“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魯迅雜感選集》及序言避難成了政治家的家常便飯。
在魯迅家裏，瞿秋白前腳剛跨出大門，後腳就又踏進來了。這時，正值魯迅加入民保盟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