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大旗下的戰鬥
在民族空前危難的時刻，他仍然沒有放棄階級的抗爭。他太執著於久積的奴隸的憤苦了，他要掀掉的，是整個中國社會的腐朽的根。
一麵救亡，一麵啟蒙。他肩負著雙重的曆史使命，以個人的獨特的方式和姿態，加入戰鬥的集體，且有別於戰鬥的集體。
103“民族主義文學”?救亡中的啟蒙?
“一二八”戰火中9月18日。
中華民族曆史上的又一個創深痛巨的日子。
日本駐關東軍隊突然襲擊沈陽，不久又侵入吉林、黑龍江。南京政府電令駐國聯代表，提議劃錦州為中立區，由英、美、法、意等國軍隊駐紮，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這時，抗日熱潮迅速掀起。26日，上海十餘萬群眾舉行反日示威。28日，南京和上海學生冒雨請願，遭到軍警的阻攔，南京學生憤而搗毀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在關鍵時刻，權勢者的意誌是決定一切的。由於蔣介石下令“不予抵抗”，東北軍遂撤退到山海關以南。在短短的兩三個月內，日軍即占領了我國東北全境。
在一片國難聲中，“民族主義文學派”發起成立“上海文藝界救國會”，企圖乘此機會重新推動業已消歇的“民族主義文學運動”。
所謂“民族主義文學運動”，是由國民組織部係統發動的。1930年6月，上海市教育局長潘公展、上海市區黨部委員朱應鵬、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隊長兼軍法處長範爭波、中央軍校教導團軍官黃震遐等集會於上海，組織前鋒社，出版《前鋒周報》與《前鋒月刊》。在他們胡亂拚湊的《宣言》中，聲稱文藝是屬於民族的，它的最高意義是“民族主義”，因此必須排除“一切阻礙民族進展的思想”，“多型的文藝意識”，以統一於以國民黨為中心的封建法西斯主義的“民族意識”。禦用文人畢竟低能，即使有政權的力量可以利用，運動的結果並無實績，既形成不了中心的理論，也沒有像樣的創作。在“民族主義”的顯赫的名目之下，僅餘一堆擾攘嘈雜的政治口號而已。
對於這類黨治文學，魯迅從來藐而視之，所以在“民族主義文學運動”的盛期，他保持了高貴的沉默。由於政治氣候的重大變化，考慮到“民族”的商標所可能產生的迷惑作用，當沉渣泛起的時候，他終於發表了一篇清算的長文：《“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文章說：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寵兒或寵犬，地位是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的。許多所謂“文藝家”，其實一向在盡“寵犬”的職分；而在寵犬派文學中，鑼鼓敲得最起勁的是“民族主義文學”。但是，他們並沒有流氓的剽悍，不過是飄蕩的流屍罷了。雖然是雜碎的流屍，目標和主人是同一的，即用一切手段壓迫無產階級以苟延殘喘。一方麵以悲哀的哭聲和壯大的軍樂掩蓋不抵抗主義的勾當，一方麵以極端的憎恨指向現在無產者專政的第一個國度，以消滅蘇聯。流屍文學仍將與流氓政治同在的。然而，魯迅最後指出：“他們將隻是盡些送喪的任務，永含著戀主的哀愁，須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才能脫出這沉滯猥劣和腐爛的運命。”
橫站的士兵/大旗下的戰鬥人間魯迅（下）階級的壓迫，民族的淩侮，輪番把長期沉浸於國民性思考的魯迅推上了第一線，在集團的戰鬥中，寫下了《二心集》這部最為鋒利的文字。這些文字，充分顯示了這位老戰士的理論的成熟。當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國內輿論日益偏重於統一戰線和保衛國防的宣傳，這時候，魯迅仍然從自己的獨特的階級論出發，異常清醒地透視了從理論到實踐也仍處於混沌未解狀態的民族問題，從而確定自己在一場新的民族革命戰爭中的位置，一如既往地為奴隸的徹底解放而鬥爭。早在《答文藝新聞社問》中，他就以政治家的明敏的頭腦，這樣分析了日本占領東三省的意義：“在這一麵，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膺懲’他的仆役——中國軍閥，也就是‘膺懲’中國民眾，因為中國民眾又是軍閥的奴隸；在另一麵，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群眾，永受奴隸的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在《“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中，也就有了“反帝國主義即反政府”的公式，有了“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榮’”的問題。在魯迅這裏，“階級”的概念大於“民族”和“國家”的概念，“主人”和“奴隸”的階級對峙是橫貫於國家、民族之間的。對他來說，最不能容忍的是人對人的壓迫，也就是階級壓迫。人的解放是最根本的。如果階級壓迫的現象依然存在，社會上一樣有著主奴之分，那麼即使沒有異族的侵略或戰勝了異族的侵略，而保持了民族國家的尊嚴，這種尊嚴也不是他所需要的，因為那樣將意味著任何革命或戰爭都倒退到了原來的出發點，一切努力都是徒勞。他不需要獸性的愛國主義。應當說，他的這一思想是得益於馬克思主義的，是馬克思主義與他固有的人道主義相結合的獨特的思想結晶。在中國的民族革命戰爭中，這一思想同樣具有“超前性”，以致在他逝世以前，甚至逝世以後，人們也仍然不能深入理解他據此倡導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以及與此相關聯的實踐活動。
民族的根本問題是階級問題。
由於這樣一個基點，所以，當淪為異族奴隸之苦的刺激使每一個中國人變得空前亢奮的時候，魯迅提醒大家說：不要忘記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奴隸國家，我們從來就是一群奴隸！“奴隸”，是他此後在談話和文章中反複多次使用的字眼，寄寓著與他骨肉相連的極其豐富的社會內容。魯迅為蘇聯辯護，在現實政治中主動承擔對於進攻蘇聯的惡鬼的狙擊任務，都因為他心目中的蘇聯解放了奴隸，“將‘宗教、家庭、財產、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製度從地獄底裏湧現而出，幾萬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1937年的大清洗運動，是他所未及預料的，他所能看見的是小麥和煤油的輸出，圖書館和博物館，展覽會，譽滿西歐東亞的文學藝術，是巨大的生產力，以至反革命集團的首領都可以免受死刑的事實。而這一切，又正是“吸中國的骨血，奪中國的土地，殺中國的人民”的帝國主義主子及其奴才們所極力加以歪曲和抹殺的。在戰爭剛剛揭開帷幕的時候，在蔣介石以民族領袖自居而宣稱“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的時候，魯迅認為，民族生存的關鍵，仍然在於使廣大奴隸獲得做人的基本權利。
1932年1月，《中學生》新年號以如下問題征稿：“假如先生麵前站著一個中學生，處此內憂外患交迫的非常時代，將對他講怎樣的話，作努力的方針？”魯迅的答複十分明確，他說：請先生也許我回問你一句，就是：我們現在有言論的自由麼？假如先生說“不”，那麼我知道一定也不會怪我不作聲的。假如先生意以“麵前站著一個中學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說一點，那麼，我說：第一步要努力爭取言論的自由。的確，言論自由是第一重要的。
沒有言論自由，屬於人民的一切都得淪為空談。如果數萬萬人民被治理成為聾啞的奴隸，彼此失去交流和聯絡，還有什麼可能從事“救國”呢？一個“無聲的中國”，難道竟是等待今天的日本人的戰爭，來打破它的由來已久的沉默？
從這時開始，魯迅又寫下了大量時事評論的文字，在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的同時，抨擊國民黨政府的投降政策和專製政策。
在《論“赴難”和“逃難”》、《學生和玉佛》、《逃的辯護》、《崇實》等文章裏，他就一反當下政府及時評的責難，為“逃難”的學生辯護，“施以獅虎式的教育，他們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們到萬分危急時還會用一對可憐的角。然而我們所施的是什麼式的教育呢，連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則大難臨頭，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為了使學生馴化，他指出，政府、軍人、學者、文豪、警察、偵探，便費去不少苦心。他們用誥諭，用刀槍，用書報，用煆煉，用逮捕，用拷問，顯示出“新教育”的全部效果。《航空救國三願》、《中國人的生命圈》、《“以夷製夷”》、《天上地下》一組文章，也是直接揭露不抵抗的黨國“英雄”的。他們無用武之地，便轟炸“匪區”，屠戮手無寸鐵的人民。此外，他還寫了《戰略關係》、《對於戰爭的祈禱》等，通過對幕後外交的戲劇性的展示，暴露國民黨政府的賣國本質。戰爭是政治問題的延長，而政治掌握在一班黨國要人的手中，任何時候都可以進行肮髒的交易。對於他們，指揮權是不能讓給別人的，但是，這些主持的人早已預定好了打敗仗的計劃。文章指出，“好像戲台上的花臉和白臉打仗，誰輸誰贏是早就在後台約定了的”。——這就是中國的政治！
救亡是近距離政治。許多作家的眼光都停留在這上麵，而多發揚踔厲之詞，但是抗戰的道路並不通暢，於是也就多出了一層古代文人的感懷時世的愴涼。在救亡麵前，魯迅並不顯得特別激昂，自然也沒有多餘的傷感，他努力摸索障礙物的所在，然後告訴黑暗中的人們，並且同他們一道做著開路的工作。他深刻的地方在於，不但指出障礙來自統治階層，而且來自國民自身，他常常把對權力者的政治心理同國民的文化心理的分析結合起來，從而在使統治者無所遁形的同時，讓國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一麵是救亡，一麵是啟蒙。在特定的救亡時期，啟蒙的主要任務則在於打掉中國政治劇目主持人的欺騙性，把幕後的醜劇搬上前台。
收入《二心集》後麵的文章，透視了中國社會各種光怪陸離的現象：遊歐女士“以腳報國”，新的女將戎裝入畫，病夫服藥當兵，警犬幫同愛國；不想說去打仗而來“頭腦動員”，告誡青年要養“力”勿使“氣”以免悲觀，文士大談傳奇式古典以借意想不到的人物“為國增光”，將軍遠離敵陣而大打電報說要“為國捐軀”；用光了教育經費仍須裝點教育的門麵，全國文盲充斥還得大講中國的精神文明，至今還是隨便拷問，殺人，又要維持幾個“模範監獄”給外國人參觀，等等。其實，這些都是趁勢泛起的“沉滓”。所謂沉滓，即是“舊貨”，是固有文化的東西。在《真假堂吉訶德》裏，魯迅指出：“這固有文化毫無疑義是嶽飛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是聽命國聯爺爺的孝，是斫豬頭，吃豬肉，而又遠庖廚的仁愛，是遵守賣身契的信義，是‘誘敵深入’的和平。”在這裏，他沒有對中國的現狀作學究式的考察，推導所謂“曆史的”其實是宿命的、消極的說明；傳統文化的研究，國民性研究，不過是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的途徑。現實是第一位的。在追究現實政治時，他並不過於苛責普泛的國民性，而是把主要的鋒芒指向要小百姓埋頭治心，阻礙國民性改造的當權者。有怎樣的民眾就有怎樣的當權者，這不能不算是一個事實；但有怎樣的當權者就有怎樣的民眾，卻是更嚴峻更迫切的問題。因此，麵對“返祖”的文化現象，他認為剝去“假吉訶德”的麵具是重要的。他們不把小百姓當人看待，卻要他們負“救國責任”，剝削別人的愚蠢。在《宣傳與做戲》裏，他把國民性中的“善於宣傳”、“麵子主義”稱之為“做戲”，說：“這普遍的做戲，卻比真的做戲還要壞。”當然，這裏指的主要還是權勢者。他們是十足的“做戲的虛無黨”，占有了中國偌大的政治舞台。
後來，魯迅還寫了《謠言世家》和《搗鬼心傳》，結合國民性，暴露統治者的虛偽的本質。他說：“笑裏可以有刀，自稱酷愛和平的人民，也會有殺人不見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謠言。但一麵害人，一麵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又說：“中國人又很有些喜歡奇形怪狀，鬼鬼祟祟的脾氣。”這種“懵懵懂懂”、“鬼鬼祟祟”，便為統治者所利用，於是乎“搗鬼”。治國平天下之法，就在於告訴大家以有法，而又不明白切實地說出何法來，以這種不測的威淩使人萎傷，又使人在模糊中疑心到“治於人”者自有治國平天下的妙法在，從而寄希望於“好政府”。然而，他堅定地指出：“謠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謠言殺人，也以謠言被殺的”；“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
在《沙》、《觀鬥》、《電的利弊》、《火》、《智識過剩》、《經驗》、《偶成》等多篇文章中，魯迅的命意在於說明：諸多自私、隔膜、自大、麻木，甚至於殘酷等國民劣根性的形成，都是統治者的“治績”，與他們的統治手段密不可分。
《沙》一開頭就明確地指出，把造成中國“一盤散沙”的責任歸於大家是冤枉的，沙非小民，而是大小統治者。官員們雖然依靠政府，實際上是不忠於政府的，頭領下一個為政清廉的命令，他們也決不會聽從，而想方設法進行蒙蔽。所以說，“他們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時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稱尊時就稱尊”。以“沙皇”的尊號移贈此輩，是最合適不過的。《火》說“火神菩薩”隻管放火，不管點燈，於是乎點燈被禁止，放火受供養。這種“宰了耕牛喂老虎”的時代精神，不能不使中國人棄燧人氏而供火神，產生代代相傳的權力崇拜。《偶成》說，酷刑的發明和改良者，都是“虎吏”和“暴君”，這是他們惟一的事業。酷的教育，使人們賤視生命，人道主義也就自然成了一種奢侈。魯迅對現代統治者的專製主義，予以特別猛烈的抨擊。為了統一思想，不惜焚毀書籍，消滅異端。《華德焚書異同論》把古今中外放到一起加以比較，嘲諷中國的現代統治者為希特勒的“黃臉幹兒們”，他們連祖宗秦始皇的一點容納客卿的魄力也沒有，雖然采用了益加殘酷而綿密的法西斯式統治術，好像這些火神菩薩真也“代代跨灶”，其實是更為虛弱的。《同意和解釋》引希特勒的話說：“原人時代就有威權，例如人對動物，一定強迫它們服從人的意誌，而使它們拋棄自由生活，不必征求動物的同意。”他的“黃臉幹兒們”則向被壓迫者大加嘲笑，這樣訊問道：“你們究竟要自由不要？不自由，無寧死。現在你們為什麼不去拚死呢？”中外統治者都一例是自由的天敵。他們惟靠武力樹立威權，當然也靠扮相好的文人，靠理論作為輔助，為自己的威權製造哲學上、科學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據，使奴隸們悟到這世界的公律，而拋棄一切翻案的夢想。“當上司對於下屬解釋的時候，你做下屬的切不可誤解這是在征求你的同意，因為即使你絕對的不同意，他還是幹他的”。——這就是“動物主義”的邏輯，主人的邏輯。魯迅特別指出，這原是“國貨”，是固有的傳統政治文化裏的東西。
魯迅為中國曆史總結出一條很著名的公式，即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的循環。至於現代史，他的概括更簡明：“變戲法”。許多年間總是這一套，但總有人看，總有人撒錢，沉寂若幹時日再來一次。還是一種循環。
對於統治者來說，專製和虛偽是互為表裏的，因此必須善於辨識，打破他們的騙局。魯迅介紹了幾種分解統治術的方法：看“推背圖”一樣看反麵，查舊賬，打豪語的折扣，不看題目看文章，等等。正如他所說，這是經過許多苦楚的經驗，見過許多可憐的犧牲而總結出來的。曹聚仁曾經寫過一篇《殺錯了人》的文章，說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到了衰老期，什麼都“積重難返”，所以非“革命”不可。可是中國每一回的革命，總是反了常態。尤其是民國以來，隻有暮氣，沒有朝氣，任何事業都不必談改革，即使有改革者，也往往在運動中做了犧牲。文中把這種反常狀態，名之曰“殺錯了人”。應當說這個結論是頗為符合中國國情的。而魯迅畢竟老練，看問題總是更深一層，說：“中國革命的鬧成這模樣，並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不要相信權力者，不要對他們抱任何希望。“看錯了人”是不可救藥的。
“‘秘’，是中國非常普遍的東西，連關於國家大事的會議，也總是‘內容非常秘密’，大家不知道。”但是，魯迅卻能洞穿統治者的一切變戲法的秘密，並且確信其破滅是萬不可免的。在這一時期的文章，強烈的政治意識和深厚的文化意識結合在一起，被賦予一種堅定樂觀的基調，這一基調是先前所少有的。經過《華蓋集》正續編以及《三閑》、《二心》的長論階段，再度回複到《熱風》式的短文製作，但顯然已經紮實得多。如果把他的雜文稱之為匕首，對於1933年以後的部分，當是更為恰切的。
不是說魯迅不愛做夢，其實他是一個夢想最多的人。然而，他不耽夢。他夢著將來，但致力於達到這一種將來的現在。在《聽說夢》裏，他說：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無產階級社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鬥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裏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麼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空頭的夢，說了出來，也無非教人都進這空頭的夢境裏麵去。他不想騙人，也不想受人欺騙，所以才一再指明階級鬥爭的存在這一事實。難以理解的是，深受社會壓抑之苦的知識分子中間，總有那麼一部分憎厭“階級鬥爭”的字眼，極力設法避開而津津樂道於平和的夢境。階級，就是代表了不同的社會利益的群體，有階級就有矛盾和鬥爭，盡管形式不同。身在現在的中國怎麼可以逃避呢？反對“載道”卻被“道載”，用魯迅的話來說“所謂‘文人’也者，真是多麼昏庸的人物嗬”。
1月28日夜間，日本軍隊在上海發動新的進攻，駐淞滬的十九路軍，不顧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自動奮起抵抗。“一?二八”戰爭爆發了。
魯迅所在的四川北路底一帶，陷落火線之中。他不能不又一次逃難。在這段日子裏，對他來說，實在有點像他說的：“用腳逃跑，比用手寫作還要忙。”
夜。魯迅正在寫作間，書桌對麵的日本海軍司令部的燈光突然全部熄滅，大院子內人影幢幢；接著，許多機車隊紛紛開了出來，向南疾馳而去。不一會，隱隱聽到槍聲，魯迅和許廣平一起跑上陽台，看見紅色的火線從頭頂穿梭般掠過，知道戰事已經發生。不得已，他們隻好退居樓下。
第二天整整一天都在槍炮的轟鳴聲中度過。
30日早晨，天才微明，就有一大隊的日軍前來搜查。他們見屋內隻有一個老年男子，其餘都是婦孺，便當即離去了。據內山讓店員送來的消息說，搜查原來是因為中國出現了便衣隊，有人從樓上向下放槍！正在這時候，魯迅從樓上發現寫字台前麵的落地窗門的玻璃上有一個圓洞，顯然是子彈打穿的。那方位恰好在抽鬥下麵，如果坐在椅子上寫字，子彈必定打中腹部，岌岌乎大有命在旦夕之虞。這公寓隻有這一家中國人，其餘都是外國人。而每層樓梯都開著窗戶，很難預料再有沒有人從這些窗戶向外放槍，如果果真如此，那麼嫌疑將肯定無法消除。形勢險惡得很，兩人商量的結果，決計搬到內山書店去暫住一下。
下午，全家僅僅帶上幾件衣服和幾條棉被，連同周建人一家，來到書店的一間樓上。
窗戶用厚棉被遮住，嚴嚴實實的，黑暗而窒悶。這種由女工、小孩和大人擠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是從來未曾經曆過的。整整一個星期過後，適值大年初一，才迂回到三馬路的內山書店支店裏去。
這時，風雪交加，天氣奇冷。十個人擠在一間屋中，席地而臥。大人默默無言，孩子在婦女的照管下也一聲不響，不哭不鬧，居然就這麼寂寂地度過三十六天。直到海嬰患麻疹，為了孩子的健康，魯迅舉家再行遷往大江南飯店，原以為店內有汽爐取暖，而爐子並無汽。幸好海嬰如居暖室，疹子很快便痊愈了。這樣又過了幾天，直到3月19日上午，他們才回到劫後的舊寓。
在這段流寓的日子裏，擔受驚恐的何止魯迅個人？鬱達夫、陳子英分別在報上刊登尋找他的啟事，史沫特萊則冒著生命危險，親乘美國《上海大美晚報》編輯開的汽車，衝過日本兵的街頭工事，到他的寓所裏尋找他。許壽裳一直掛念他的行蹤，通信不斷。遠地的讀者，甚至寫快信到《文藝新聞》社，詢問他的安危……
文章是不能寫了，連日記也寫不成。返寓次日，他寫信給李秉中，說：“時危人賤，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我又往往適在險境，致令小友遠念，感愧實不可言，但實無恙，惟臥地逾月，略覺無聊耳。百姓將無死所，自在意中……”
月底，他為人寫字一幅，是李賀的《南園》：“長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詼諧取自容。見買若耶溪水劍，明朝歸去事猿公。”
同日，又以自作詩贈人。詩雲：文章如土欲何之，翹首東雲惹夢思。
所恨芳林寥落甚，春蘭秋菊不同時。留學日本的充滿理想主義夢幻色彩的日子，是他所懷念的。日本青年學者增田涉於去年3月來到上海，向他請教有關《中國小說史略》及有關問題，年底歸國時作詩贈別：“扶桑正是秋光好，楓葉如丹照嫩寒，卻折垂楊送歸客，心隨東棹憶華年。”一樣流露出對於日本的係念。
這時，中日雙方正在商討停戰問題，但形勢極不穩定，隨時有重新開戰的可能。所謂“戰雲暫斂”，他對時局的發展是有著清醒的估計的。恰好內山來信邀他赴日小住，並且告訴他說，增田和佐藤都很願意他能前往。應當說，這機會是再好不過的了。
但是，他沒有去。他複信說：拜啟：四月二日惠函奉悉，早先我雖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現在感到不妥，決定還是作罷為好。第一，現在離開中國，什麼情況都無從了解，結果也就不能寫作了。第二，既是為了生活而寫作，就必定會變成“新聞記者”那樣，無論從那一方麵看都沒有好處。何況佐藤先生和增田兄大概也要為我的稿子多方奔走。這樣一個累贅到東京去，確實不好。依我看，日本還不是可以講真話的地方，一不小心，說不定還會連累你們……
你們的好意，深為感謝。……我於三周前回到原住處。周圍雖頗寂寞，但也無多大不便。不景氣當然也間接波及我們，不過先忍耐一下看，等到萬一炮彈再次飛來又要逃走時再說。
書店還是每天都去，不過已無什麼漫談了。頗為寂寞。仁兄何時來上海？我熱切地盼望你早日歸來……命中注定他不能離開中國。他的夢，他的文章，他的一切活動，都因為有了中國的存在。他沒有傳統知識分子的獨善和灑脫，除去中國，他沒有自己的東西。在中國，幾乎集中了世間所有的善與惡。他必須與人類的苦難同在。
一次，內山在功德林宴請日本女作家柳原白蓮。他出席作陪，席間屢次抨擊中國政治。白蓮便問：“那麼，你是抱怨自己出生在中國了？”他回答說：“不，我以為比起其他任何國家來，還是出生在中國好。”
說話時，他的眼睛濕潤了。
104遲遲出戰：關於“自由人”和“第三種人”的論爭
在左聯中間，魯迅不時會感到一種不被理解的孤獨。
就拿馮雪峰來說，恐怕難以找到第二個像他這樣親密的青年朋友了，但是由於經曆和資質的不同，兩人之間畢竟存在著相當的距離。從參加革命至今，馮雪峰在個人的政治道路上未曾經受過任何挫折，產生某種共產黨員的優越感是可能的。可是，這種優越感並不同於創造社和太陽社成員的目空一切，惟我獨革，卻由他篤實的個性而轉換為另一種形式。他一切從黨的既成的理論和決議出發，確認這是惟一正確、毋庸置疑、萬難移易的，並且由此益增了對忠誠於黨的自己的確信。這樣，也就難免要忽視魯迅的思想構成的全部的複雜性和獨特性，到了後來，甚至力圖把這位黨外的老戰士的思路導入預定的理論和策略的框架之中。而在事實上，他一直保持著對魯迅的尊重；基於改造中國這一堅定信念上麵，他們的友誼始終不渝。
在共產黨內，有一位領袖人物同魯迅的內在關係無疑更要親密些，他就是翟秋白。
不過，在他們互相認識之前，翟秋白早已被迫離開了政治局的重要位置。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王明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迅速掌握了中央權力。這時，瞿秋白作為一個黨員的權利，隻有不斷地檢查自己的“調和主義”等錯誤。他已經完全失去了公開反對王明路線的可能，否則無法留在黨內。但是，嚴重的政治打擊並沒有改變他的信仰，他忍受著這一切，連同肺病的折磨，一如既往地頑強地工作，參與和領導上海的文化戰線上的鬥爭。然而，他是帶著沉重的精神創傷參加這一鬥爭的。這種傷痛，除了麵對魯迅等極少數至為親密的“私交”，他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袒露的機會。內心的禁閉是人生最大的痛苦。所以，一直延至告別人世的前夕，他才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以不可遏止的開放態度寫下《多餘的話》，因為非此不足以安頓一顆長期遭受壓抑的騷動不安的靈魂。正由於他與魯迅之間，存在著這種潛隱的心理層次的交流，因此彼此都十分珍重結成的友誼。如果說，他們都以能夠認識對方為精神上的一種滿足，那麼，最後的離別，除了事業上的犧牲，不能不說是人生意義上的重大損失。
1931年春，瞿秋白與夫人楊之華一起，留在上海臨時中央局宣傳部工作。在上海，他們一直過著地下生活。
5月，宣傳部機關遭到破壞，瞿秋白夫婦到茅盾家避居。有一天，馮雪峰把幾份《前哨》送到茅盾家裏，算是第一次認識了瞿秋白。瞿秋白看了《前哨》上魯迅寫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十分讚賞，說：“寫得好，究竟是魯迅。”隨著與馮雪峰的日益頻繁的交往，瞿秋白對魯迅有著越來越多的了解，並且產生了一種探究的興趣。
對於瞿秋白，最初引起魯迅關注的是他的理論和翻譯才能。有一次，馮雪峰把瞿秋白對魯迅從日本轉譯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著作的意見轉告魯迅，魯迅立刻說：“我們抓住他！要是他能從原文多翻譯這類作品，那是最合適不過的了！”此後，隻要有俄文的或其他可供參考的材料到手，魯迅總要對馮雪峰說：“你去時帶給他罷！”
不久，他們開始了第一次沒有見麵的合作。
曹靖華利用暑假譯完《鐵流》的附錄部分以後，再沒有工夫翻譯該書最主要的一篇長序，魯迅急於出版，於是通過馮雪峰，托請瞿秋白將全文補譯了出來。他在《鐵流》的編校後記中說：“這書雖然僅僅是一種翻譯小說，但卻是盡三人的微力而成，——譯的譯，補的補，校的校，而又沒有一個是存著借此來自己消閑，或乘機哄騙讀者的意思的。”其中，“補的補”指的就是瞿秋白。
年底，《毀滅》剛剛出版，魯迅便給瞿秋白送去一冊。瞿秋白讀罷，隨即給魯迅寫一封長信。開頭的稱呼是“敬愛的同誌”，信中寫道：“我也許和你自己一樣，看著這本《毀滅》，簡直非常的激動：我愛它，像愛自己的兒女一樣。咱們的這種愛，一定能夠幫助我們，使我們的精力增加起來，使我們的小小的事業擴大起來。”他很仔細地陳述了對《毀滅》譯文的意見，並由此論及一般的翻譯問題。信寫得十分自然，沒有一點客氣話，仿佛對知友說話一般。他把這種感覺告訴魯迅，說：“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麵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魯迅很快寫了回信，就翻譯問題進行認真切磋，直率地表示堅持自己的一貫主張。對於《毀滅》，他說：“我真如你來信所說的那樣，就像親生的兒子一般愛他，並且由他想到兒子的兒子。還有《鐵流》，我也很喜歡。……不過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樣，以為這隻是一點小小的勝利……”信中稱瞿秋白為“敬愛的JK同誌”，在魯迅所有的通信中，這是惟一一次使用“同誌”的字眼。
關於翻譯，瞿秋白的意見，也同他的其他一些有關文藝問題的意見一樣，是比較激進的。他在信中提出：無產階級要為創造中國現代的新的言語而鬥爭，人人都要做倉頡。為此“我們對於翻譯，就不能夠不要求：絕對的正確和絕對的中國白話文”。說到“直譯”，他認為，“應當用中國人口頭上可以講得出來的白話來寫”，“用不著容忍‘多少的不順’”。所以，對於《毀滅》的譯文的評價，他說“這是做到了‘正確’，還沒有做到‘絕對的白話’”。他的立論的著眼點在於大眾，顯示了一個革命家的勇於實踐和徹底改造的精神。可是，在魯迅看來，由於中國地域廣大，方言蕪雜，以及文化落後，文盲眾多，要做到語言的絕對劃一是不可能的，必須區別種種的讀者層而有種種的譯作。在這裏，同樣體現了魯迅的“中間物”思想。他堅持主張“直譯”，也即“寧信而不順”，是一種“不完全中國化”的做法，其目的在於通過翻譯，不但輸入新的內容，也輸入新的表現法。為什麼要“中國化”呢？本來目的就是“化中國”！他認為中國話不夠用，語法不精密，根本在於思路的不精密。因此，要改造思路，避免糊塗，隻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後來便可以占為己有。所謂“白話”，也就是“四不象的白話”。白話所以是活的，是因為它不但有些要從活的民眾的口頭取來。而且還要注入一些到活的民眾裏去。所以說，“不順”是必然的，但不是永遠的。其中，一部分將逐漸地演變為“順”，而另一部分，則因為到底“不順”而被淘汰。這中間，最要緊的是在於我們自己的批判，魯迅多次著文談及翻譯問題，然而，他的“直譯”主張並沒有得到人們的普遍的理解和讚同。這一主張，是他的關於改造國民性的整體戰略的一部分，其實質在於，通過語言的引進，根本改變了中國人的單一而又混亂的習慣性思維。正因為如此，它遭到了“習慣”的拒絕是理所當然的，即使“直譯”比較起來要顯得更加切實可行些。
1932年夏天，瞿秋白在馮雪峰的陪同下訪問了魯迅。
這是他們兩人的第一次會見。對於瞿秋白，許廣平是認識的。那還是在女師大做學生的時候，瞿秋白剛剛從蘇聯回國，應邀到女師大演講有關蘇聯的觀感。他留著長發，穿著西裝，英俊挺拔，風度翩翩，演講起來頭發掉下來了就往上一揚的神氣，許廣平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可是，時隔十年，麵貌便完全不同了。眼前的他，剃光了頭，麵目有點浮腫，身上穿一件不合身的長衫，好像是從哪一個舊貨攤上弄來的。黨內的殘酷鬥爭，在他的身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
對於初訪者，魯迅向來不多說話，為此，殷夫生前還特地寫一封信，很後悔於和他見麵，說他的話又少又冷，很受了一種威壓似的。瞿秋白在經受多年的磨煉以後，平時也變得很少說話了。現在，兩人一見如故，都恢複了自由的常態。他們邊說邊笑，有時哈哈大笑，猶如兩尾涸轍之魚，頓時回到了江流湖海之中……
因為說話，彼此放棄了午睡，直到夜色催人才依依分手。瞿秋白身體不好，用飯時，破例隨魯迅喝了些酒。喝酒固然是快意的，但也多少流露了內心的愴涼。
9月，魯迅帶著許廣平和海嬰，到紫霞路謝澹如家回訪瞿秋白。
不速的到訪，使瞿秋白十分欣悅。原來，他一直伏在一張特製的西式木桌上弄他的文字改革方案，見魯迅夫婦來了，立刻站起來表示歡迎。
這次談話，主要是討論有關中國語言文字方麵的問題。因為許廣平是廣東人，瞿秋白還從桌上拿出寫就的文稿，從中找出幾個字來叫她發音，以資對證。如何打破中國語文的僵化和壟斷局麵，是他們所共同關注的，所以，乍一見麵就立刻被這一話題吸引住了。他們互相批判，互相發明，一起享受著探索的愉快。
這一天，魯迅在日記中寫道：“午前同廣平攜海嬰訪何家夫婦，在其寓午餐。”瞿秋白筆名何凝、何苦，魯迅日常談話時總是習慣地用“何苦”來稱呼他。他們認識的時間雖然短暫，往來也不算多，但是彼此都了解，包括對方的隱衷。瞿秋白曾經在寫給魯迅的一封短簡中署名“犬耕”，自謂搞政治，好比使犬耕田，實屬“曆史的誤會”。作為一個永遠無法擺脫書生氣質的人，恐怕是很難適應中國的典型的政治環境的。關於這一點，他在以後所寫的《多餘的話》中有過深入的剖析，從中不無人生的感喟。“何苦”，使用這個意義凝縮了的稱呼，在魯迅多少是帶了一點朋友間的調侃性質的，表明了他對於上述問題的同感。他認為，以瞿秋白的才華，搞文化工作，無疑要比直接從事政治工作於中國有更大的貢獻。
“枉拋心力作英雄”，瞿秋白在犧牲前這麼寫道。對於革命，他可謂九死不悔，卻倦於扮演那種叱吒風雲，出人頭地的“英雄”。他願意在一個恰當的平凡的位置上，自由地發揮自己和奉獻自己。對於居留上海從事文化工作，應當說，他是有著相當自得的一麵的，然而身不由己，不久，就又奉命到中央蘇區去了。
1932年間，在左翼批評家與“自由人”和“第三種人”之間，展開了一場新的論戰。論戰的中心，仍然是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
早在1931年底，胡秋原在他主編的雜誌《文化評論》創刊號上發表了由他執筆的發刊詞《真理之檄》，以及《阿狗文藝論》，構成論戰的前奏。發刊詞宣稱，“我們”是自由的知識階級，沒有固定的黨見，完全站在客觀的立場，去說明一切和批判一切。目前的使命，“就是要繼續完成五四的遺業，以新的科學的方法徹底地清算和批判封建思想的殘骸與變種”。它表明創刊的意圖，固然在於批判封建意識的殘餘和南京政府的文化政策，但是對於左翼文化運動，也不能沒有嚴厲的批評。因為左翼文化，作為“思想上的十字軍”，一樣不可避免其黨性立場。
在《阿狗文藝論》裏，有著同樣的暗示。其中說：“藝術雖然不是‘至上’，然而決不是‘至下’的東西。將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那是藝術的叛徒。藝術家雖然不是神聖，然而也決不是叭兒狗。以不三不四的理論，來強奸文學，是對於藝術尊嚴不可恕的冒瀆。”在這裏，胡秋原顯然把“普羅文學”同“民族主義文學”都看做“阿狗文藝”。但是，文章的矛頭，首先是指向後者，指向“憑藉暴君之餘焰”的“新的法西主義文學”，卻是明顯的事實。
對此最早作出反應的是譚四海的《“自由知識階級”的“文化”理論》一文。它結合對《真理之檄》的批判，指出“文學與藝術至死也是自由民主的”的主張，是“放棄現實任務”，將使“民族及民族利益、民族文化”喪失殆盡。但文章本身，也多少反映了作者對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和文化問題的一知半解。幾乎與此同時，《文藝新聞》發表沒有署名的論文《請脫棄“五四”的衣衫》，強調“大眾的”文化運動，反對《真理之檄》中關於“繼續完成五四的遺業”這一說法。
針對這兩篇論文，胡秋原在《文化評論》第四期同時發表了《文化運動問題》、《是誰為虎作倀？》及《勿侵略文藝》三篇文章。他堅持自己的“自由人”觀點，指出不要忘記“中國經濟的半封建的形態”，進一步把民族文藝與普羅文藝一並加以論列。雖然，他也曾聲明不否認文藝與政治意識的結合，但是在論述過程中卻處處反對政治對藝術的介入，表明了他的矛盾的立場和理論的混亂。
《文藝新聞》接連發表瞿秋白不署名的《“自由人”的文化運動》，和馮雪峰以洛揚為筆名的致編者的公開信。
瞿秋白批駁道：“當前的文化運動是大眾的——是為大眾的解放而鬥爭的，脫離大眾而自由的‘自由人’，已經沒有什麼‘五四未竟之遺業’。他們的道路隻有兩條——或者來為著大眾服務，或者去為著大眾的仇敵服務。”又說：所謂“不準侵略文藝”，“事實上，說客氣些，客觀上是幫助統治階級”。胡秋原的“自由人”立場，正是“‘五四’的衣衫、‘五四’的皮、‘五四’的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遺毒”。文章正確地闡明了在階級鬥爭的激化階段，自命為“自由人”的理論立場在客觀上的消極作用，但是，卻不恰當地把政治同理論問題等同了起來。其中突出的是如何評價五四運動，也即如何看待啟蒙與救亡、知識分子與大眾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長時期以來沒有得到科學的認識，甚至從此出發，逐步釀成災難性的後果。可以說，瞿秋白的觀點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在這裏，由於片麵強調大眾的立場和鬥爭的傾向，他對知識分子和啟蒙工作表現了不應有的輕視態度。對於胡秋原，馮雪峰的態度顯得更為武斷，他針對胡秋原在另一篇文章裏對錢杏邨理論的“清算”，指出其動機“不是攻擊杏邨個人，而是進攻整個普洛革命文學運動”，“真正顯露了一切托洛斯基派和社會民主主義派的真麵目”。
這時，杜衡以蘇汶的筆名投入了這場論戰。在《現代》雜誌上，他發表了《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基本上站在胡秋原一邊，提出“第三種人”的觀點。從此，關於“自由人”的論爭便轉化為“第三種人”的論爭，論爭的中心，也隨之由《文化評論》和《文藝新聞》轉移到《現代》雜誌上。
杜衡把魯迅等稱為“左翼文壇”的“指導者”，“在中國擺下擂台”，“霸占文學”。他把左翼批評家同胡秋原的論爭概括為“兩個絕對不同的立場”：“一方麵重實踐，另一方麵隻要書本，一方麵負著政治的使命，另一方麵卻背著真理的招牌。”他認為，這種“爭著文壇的霸權”的論爭，隻能使“這兩種人之外的第三種人”大吃其苦。所謂“第三種人”，便是“作者之群”。尤其是“左翼文壇”，由於他們的“政治家式的策略”，“終於，文學不再是文學了，變為連環圖畫之類；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變為煽動家之類。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們是終於隻能放手了”。
左翼批評家立刻起而反擊。其中，著名的文章有瞿秋白署名易嘉的《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和周起應也即周揚的《到底是誰不要真理，不要文藝？》。
瞿秋白指出，胡秋原的藝術理論是“變相的藝術至上論”，“資產階級的虛偽的旁觀主義”，“百分之一百的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而蘇汶，同樣作為“反對階級文學的理論”，他是比胡秋原進行得更巧妙，更徹底的。瞿秋白毫不諱言文藝之為“煽動的一種工具”，他指出：“文藝——廣泛的說起來——都是煽動的宣傳，有意的無意的都是宣傳。文藝也永遠是，到處是政治的‘留聲機’。”作為文藝理論與批評，全篇不無庸俗社會學的傾向。由於戰鬥的驅使，他過分重視政治功利的目的性而忽視了藝術本身的特性，如評判藝術“高下”的標準問題，就完全以政治標準代替了審美標準，等等，從而使論辯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它的科學性。周揚的批評簡直顯得粗暴，他指責蘇汶“惡意的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攻擊‘左冀文壇’”，“第三種人”的理論完全在於遮掩“沒落的階級”“逆著曆史的發展開倒車”這一“反動”的“本來麵目”，借以“欺騙群眾”；“目的就是要使文學脫離無產階級而自由，換句話說，就是要在意識形態上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文章結尾說：“蘇汶先生即使沒有‘做那一階級的狗’的話，那麼，就做這‘另外一種人’吧。當蘇汶先生做了這‘另外一種人’的時候，他大約便可得救了！”
瞿秋白和周揚的論文，表現在政治態度上、方法論以及文風上的缺陷，給杜衡以可乘之機。《現代》同期發表他的《“第三種人”的出路》，再度進行爭辯，雖然在理論上並沒有提供什麼新鮮的東西。
這時，共產黨的領導人張聞天在一份內部刊物《鬥爭》上麵，以歌特的署名發表《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認為否認“第三種人”與“第三種文學”是關門主義的表現，指出排斥這種文學，罵倒這些文學家是拋棄文藝界上革命的統一戰線，對文化運動中的右傾消極與左傾空談傾向提出了嚴肅的批評。
接著，馮雪峰署名丹仁發表了一篇總結性的長文：《關於“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文章同樣從黨的政策立場出發，聲明要糾正瞿秋白和周揚在論文中的機械論和左傾宗派主義的錯誤，一方麵批判蘇汶的傾向和理論所包含的反無產階級的、反革命的性質，一方麵明確地把蘇汶劃歸“應當與同盟戰鬥的自己的幫手”和“友人”。比較他差不多同時發表的另一篇文章《並非浪費的論爭》裏對於胡秋原的態度，是很有意味的。文中絲毫無改於過去的判斷，即：胡秋原是“社會民主主義派托羅茨基派的文藝理論家”，“他的去過勢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恰正形成我所指說的反革命派別的政治主張之在文藝理論上的反映”，在政治上甘心被反革命派所利用，“在群眾麵前他已經是敵人的衝鋒隊裏麵的一個了”。其實，在這兩篇文章中，他同樣犯了瞿秋白和周揚在態度上和方法上的錯誤。
魯迅是在論爭幾乎接近尾聲的時候介入的。
當胡秋原的“自由人”理論已經陷入左翼批評家的火力網中，他仍舊按兵不動。早在幾年前的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裏麵，胡秋原曾經以冰禪的筆名，發表過與他持基本相同立場的文章；現在，有關“自由人”的論述，也並非一意對付普羅文藝，甚至主要不是對付普羅文藝的。也許魯迅理解到了這些自由知識分子的弱點？其實，自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以來，他一直對文藝和政治的關係問題、知識分子問題進行著緊張而嚴肅的思考。在《奔流》編後記裏，就表現了他對於黨如何指導文藝這一重大問題的關注態度。主嚴？主寬？雖然他當時並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但從整個關於“革命文學”論爭的過程當中，畢竟可以看出他的基本傾向。他十分憎厭一些“革命文學家”的惟我獨左，排斥異己的做法，對於他們以政治宣傳代替藝術創造的高調也非常反感，麵對於“同路人”的誠實的勞作，倒一貫予以相當的重視和較高的估價。胡秋原所推崇的普列漢諾夫是他所熟悉的，那麼，胡秋原是否因為迷困於美學理論而產生對政治的反感？當他把普羅文藝也隨同民族文藝一起與“不自由的，有黨派”的階級立場聯係起來的時候，是否會發展到對普羅文藝的專一的敵視？是否還需要等一等，看一看呢？對於一個被目為一貫“好鬥”的人來說，沉默是不可思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