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浴火的道路
為了反抗權力者，他渴望加入集團的戰鬥。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裏，在大量產生的流血與犧牲，幫閑與叛賣的事實之前，他成了第一個“爭自由的波浪”。
98左聯：作梯子的與爬梯子的
國民黨的政治控製愈來愈嚴密。
在形式上，南京國民政府是中國曆史上最現代的政府。它襲用孫中山提出的政府五權分立製：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和監察院，但是，政府最高官員必須由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遴選，並且常常就是其中的委員。國民黨的各部如宣傳部、組織部、社會部等等都是作為中央政權的重要部分行使其職能的。於是，黨政不分成了一種必然現象。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是不可能做到權力機構的分立與相互製衡的，即便如工、農、商、青年和婦女等群眾組織也如此。這些組織曾經動員了相當強大的力量起來支持北伐，但是現在政府當局開始公然對群眾集會、遊行和示威表示反對了，而且極力阻攔和破壞學生運動，培養一批新貴從中進行控製，把所有群眾性組織變成禦用工具。什麼“民主”、“民權”之類，不過是“王道”、“仁政”的翻版，是現代獨裁者的別一種騙術而已。
1928年8月，蔣介石提出：隨著“全國統一”的形勢，下一步應進行“鞏固國家基礎”的工作，中國應從“軍政時期”進入“訓政時期”。次年1月，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通過《宣傳品審查條例》十五條，其中規定凡“反對或違背本黨主義政綱政策及決議案者”，均為“反動宣傳品”，應予“查禁查封或究辦之”。3月封閉曉山書店，8月封閉創造社出版社，上海大陸大學、華南大學等學校也遭到查封。10月，國民黨政府“令全國軍政機關，一體嚴密查禁”進步書刊，“以遏亂源”。上海新聞界有論者認為，自辛亥革命以來，蔣介石是首創新聞檢查製度的人，其限製言論出版自由的程度和手段，比北洋軍閥厲害得多。其實早在“清黨”前夕，他就有過惡劣的表演，指使東路軍政治部主任陳群在上海各報館進行稿件檢查，規定政府要登什麼就登什麼，政府不要登的則一律不許見報。總之，以政府的需要為一切思想言論的準則。輿論於是一律。
在中國，文字獄由來已久。古代的統治者以文字治罪，殺人隨便到了極點；而現代政府把這種封建嫡傳的隨意性同西方科學管理的嚴密性結合起來，情形更為嚴酷，使知識分子無時不處於大網之中。然而，時間剛剛開始，更大的文化劫難還在後頭。自由是人類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寧死！
我們處在現在統治之下，竟無絲毫自由之可言！查禁書報，思想不能自由。檢查新聞，言語不能自由。封閉學校，教育讀書不能自由。一切群眾組織，未經委派整理，便遭封禁，集合結社不能自由。……不自由之痛苦，真達於極點！
我們組織自由運動大同盟，堅決為自由而鬥爭。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們團結起來，團結到自由運動大同盟旗幟之下來共同奮鬥！橫站的士兵/浴火的道路人間魯迅（下）1930年2月間，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在上海成立。3月，由魯迅和馮雪峰編輯的《萌芽月刊》公開發表成立宣言。
魯迅是同柔石一起出席自由盟的成立大會的。在這個知識者群體秘密召開的會議上，魯迅隻是默默抽煙，沒有正式發言。他曾經向馮雪峰表示過，以他個人是不讚成這種方式的，認為除發一個宣言以外，無法做什麼事情。本來，他大可以像對待互濟會一樣，捐點款，做點力所能及的工作，不一定要掛名的。但既然主事人有這層意思，那麼也就簽個名罷。當發起人名單正式發布的時候，卻同鬱達夫一起，居然成了領頭的人了。
接著，上海又成立了二十多個分會，並且敦請魯迅等出席演講自由的真義。為了自由，他是願意呐喊奔走的。但是，他有他的方式。對於組織的指示，他仍然保持自己選擇的自由。戰鬥者必須善於保存自己。他積極參加了自由盟主辦的演講活動，講題卻是文藝和美學，與組織上的要求並不一致，沒有直接關涉到自由問題。
在幾次演講中，他都強調文藝的社會性、階級性和真實性。他認為，文藝不應當成為文藝家的專利品，和大眾絕緣，這是藝術的不幸。在繪畫方麵，他批評一些從外國留學回來的畫家，命題抽象，崇尚怪異，主張繪畫無需“意義”，其實是虛偽畫家，很有害於藝術的發展的。他說，繪畫是世界通用的語言，我們應當利用這種語言，傳播我們的思想。如果說這些內容離自由的主題還很遠，那麼在大夏大學所講的《象牙塔和蝸牛廬》，就比較的貼近了。但是，他也不是直截了當地直陳時事，而是使用以古喻今，借題發揮的辦法。比如說：象牙塔裏的文藝，是決不會出現於中國的；不久可以出現的，恐怕至多隻有幾個“蝸牛廬”。蝸牛廬者，是三國時隱士焦先曾經居住的一種草窠，與現在江北窮人的草棚相仿，且還要小，光光的伏在那裏麵，少出，少動，無衣，無食，無言。因為那時是軍閥混戰、任意殺掠的時候，心裏不以為然的人，隻有這樣才可以苟延殘喘。所以，在中國的蝸牛廬裏是沒有文藝的。
當然，這些都騙不過一批“文探”的鼻子。他們的嗅覺特別發達。其實，自由盟自成立以後就一直遭到攻擊和壓迫。一個署名“天馬”的評論“自由運動”說：“或謂此輩著作家，本無所謂不自由也，各新文化書店嚐見彼等之著，今組織團體而運動自由，深望勿以求自由故而反致不自由也。”十足的無恥奴才腔調。梁實秋則以魯迅發起加入自由盟為口實，維護《新月》“爭自由的文章”，對魯迅的批判實行反擊。《民國日報》組織了係列文章，追蹤自由盟的演講活動，誹謗漫罵，惡毒之至。其中，有報道說“中公學生反對自由大同盟”，“魯迅等無所施技”；甲辰生的文章，題為《魯迅賣狗皮膏藥》，不惜使用下流的語言；敵天的《嗚呼“自由運動”竟是一群騙人勾當》，攻擊自由組織演講為“反動的宣傳”，“最卑鄙最齷齪的行動”，談到魯迅時，故作尊重憐惜之態，說“以一位大名鼎鼎的文藝家魯迅先生，不自保持其優美的曆史，反來與一般時代落伍的無聊文人們結合，作那反時代的勾當，真是可惜之至”。最後，十分露骨地表明了敵視民主自由的黨性立場：“在現在以黨治國的局麵下，是否需要‘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組織，在稍明政黨和革命黨之分別的人，定能回複這一個答案。”《江蘇黨務周刊》發表岫雲的《什麼“自由大同盟”？》說魯迅等人到各校演講，“都是反對黨的專政”；文章宣稱現在是“以黨治國的時代”，個人的自由不能阻礙黨的自由，“一切非黨員的國民，也隻有在黨的自由之下才有自由，決沒有到黨外去再求自由的道理”。公民如同草芥，在黨老爺及其皂隸的眼中，個人是完全沒有地位的。
上海市黨部執委、教育局長陳德徵表態說：“反革命者是不許有自由的。一切反革命者如果用他們的口或筆來宣傳破壞全體國民的自由的時候，我們為民族和國家計，就應當斬釘截鐵的不許他們有個人的自由。一切反革命者不許有集會以擾亂社會的自由，也不許有發表言論以搖動民族基礎的自由，這種製裁的責任，我們是要代替民眾的利益而負起來的。”他還威脅說：“在三民主義的統治之下，還覺得不滿麼？那麼連現在所給予的一點自由也得收起了。”如果要剝奪你的自由，隻要定名為“反革命”就行了，真是再省事也沒有。而且這種製裁還是一樁恩典哩，因為他們的黨，據說是代表了國家和民眾利益的！
國民黨政府頒令上海各學校禁止自由盟派人來演講，並勾結巡捕房，秘密逮捕主持人。浙江省黨部是CC派的大本營，那裏的權勢者一貫喜歡幹預文化界的事情，當他們得知自由盟的情況以後，立即呈請南京政府通緝“墮落文人”魯迅等五十一人。剛剛接編《語絲》的時候，曾經有青年投稿揭露複旦大學的黑幕，魯迅不加刪改把它全部登了出來，浙江省黨部要人許紹棣正是該校畢業的學生，於是公仇私怨，一並借此機會發泄出來了。
具有自由意識的人是最不自由的。政府當局首先得盯住他們。對此，魯迅告訴許壽裳說：“浙江省黨部也不是沒有熟人，倘來問一下，我或者可以告知原委。現在竟然使用這種手段，那麼我隻好用硬功對付，決不聲明，算是由我發起好了……”
每天，他照例出門，照例到內山書店，好像從來未曾有過通緝那麼一回事似的。
“先生，危險哪，暫時躲一躲罷。”內山勸告說。
“不要緊的，”他說，“如果真的要抓人，他們就不下通緝令什麼的了。”
說到最後，再補充一句：“就是說，有點討厭，不讓我開口——就那麼一回事。”話中幾分感慨，幾分幽默，幾分淡然。
因為許廣平擔心，內山再三規勸，他不能不在書店的假三層樓上躲了起來。
政治的恐怖遠勝於傳染疾病。他被迫孤離於人類正常生存的空間之外。出走之前，他怕連累朋友，便將小心保存下來的許多信件毀掉了，他知道，中國的衙門隻要一碰著，就有多麼可怕。在朋友中間，除了柔石、馮雪峰、韓侍桁、姚蓬子、鬱達夫等四五人外，他不敢公開寄寓的地址。大約每隔幾天，許廣平才抱著海嬰去探望一次。一天晚上，偶爾外出夜餐，歸途就有三個學生模樣的人，久久追蹤不舍。
被放逐者的一生。被家庭放逐，被社會放逐，幾經輾轉而到上海，仍然是接連不斷的短期的流亡。
在低矮的屋頂下，他寫信給章廷謙說：“半生以來，所負的全是挨罵的命運，一切聽之而已，即使反將殘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話是這麼說，而這一點點“殘剩的自由”畢竟是可珍惜的。避難期間，他數次覓屋，最後經由內山介紹，於5月中旬遷入北四川路公寓。門上，貼著寫有“內山完造”名字的紙條。有了外國人的保護，於是有了安全閥。在中國的土地上，外國人的地位總是優於中國人。
在國民黨政權的嚴酷的文化統治之下，把革命的、進步的作家召集起來，建立統一的組織，以便在文藝戰線上開展有效的抵抗運動，成了急迫的需要。
中國共產黨中央負責人對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潘漢年指示說：解散創造社和太陽社，立即停止對魯迅的論爭，把魯迅以及在他影響下的人們爭取過來，希望以這三方麵的人為基礎，成立一個新的革命文學團體。
創造社和太陽社的重要成員都是黨員，黨小組都屬於閘北區第三街道支部，這是容易做工作的。黨性原則本身就是一種無可辯駁的力量。至於魯迅，這個富有個性的倔強的人物，他能夠接受黨的要求麼？
潘漢年終於找到了一個最合適的說客：馮雪峰。
馮雪峰，浙江義烏人。1925年春到北京，作為北京大學的旁聽生，曾經幾次聽過魯迅的課。1927年6月，受了李大釗殉難的刺激，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南下上海，再回故鄉，其間同魯迅發生過通信關係。年底因受浙江省政府通緝，他逃至上海，會見了昔日的同學柔石，通過柔石的介紹，開始正式訪問魯迅。1929年初，在柔石的幫助下，他在景雲裏找到一處住所，恰好成為魯迅的近鄰，從此，便有了更多的接近機會。
在創造社與魯迅論爭期間，馮雪峰以畫室的筆名，發表過一篇題名《革命與知識階級》的文章。魯迅看到以後，很是反感，說道：“這個人，大抵也是創造社一派！”經過柔石的解釋，說是主旨在批評創造社的小集團主義，才沒有再說什麼。其實，馮雪峰在文中相當充分地表現出了作為共產黨員的某種優越感。他把魯迅派定為“同路人”，是“友方”，不革命而無害。雖然，他承認理想上的人道主義，但強調“在手段上”有“必要”拋棄人道主義。對人道主義的這種極端輕率的態度，是魯迅所最憎厭的。如果說馮雪峰與創造派的文章有什麼不同之處，無非從中表示了對魯迅的“極大的寬大態度”而已。初次訪問，魯迅除了回答問題，簡直不說什麼話，也就不足為怪的了。然而，他不愧為柔石的朋友，忠厚，率直，甚有主見，又肯用功，這都是魯迅所喜歡的。接觸稍多，話也就多了起來。
這時，馮雪峰在魯迅麵前，真正感受到了與朋友相處的愉快。在他們之間，革命、階級、知識分子、人道主義、現在與將來的種種話題，無所不談。魯迅沒有什麼可隱諱的，他不但對敵對分子的卑劣無能表示了遠出於文字之上的蔑視，而且深入地解剖了自己的陰暗，流露出為平時的文字所少見的牢騷。
他對人道主義談得最多。這些片斷，成了馮雪峰一生最珍貴的記憶。
他說：“大家現在又在罵人道主義了，不過我想，當反革命者大屠殺時，倘有真的人道主義者出而抗議，又何損於革命呢？……我未見有人道主義者挺身而出的事，但罵人道主義的人們為什麼也嚇得不敢響一聲……我想，中國大概並沒有真的人道主義者……”
他說：“人道主義也的確是無用的，要實行人道主義就不是人道主義者所主張的辦法所能達到。除非也有刀在手裏……然而，托爾斯泰還是難得的，敢於向有權力者抗爭，‘托爾斯泰樣’可就不高明，一代不如一代！”
他說：“我自然相信有將來，不過將來究竟如何美麗，光明，卻還沒有怎樣想過……但無論現在怎麼黑暗，卻不想離開，我向來承認進化論，以為推翻了黑暗的現狀，改革現在，將來總會比現在好，將來就沒有黑暗了麼？到將來再說……將來實行什麼主義好，我也沒有去想過，但我以為重要的是現在應該實行什麼主義……”
馮雪峰熱心於科學的文藝理論的譯介，尤其博得魯迅的好感。早在1926年，他就開始從日文翻譯蘇聯的《文藝政策》和關於蘇聯文藝的研究著作。他主持編譯的《科學的藝術論叢書》十六種，就得到魯迅的支持和協作，所譯的普氏的《藝術論》，盧氏的《文藝與批評》，以及蘇聯的《文藝政策》，都列入這套叢書之內。馮雪峰工作認真而嚴謹，在校勘魯迅的譯稿時，訂正了不少脫誤。此外，還有過一次合作，就是創辦文學期刊《萌芽》。
共同的事業，奠定了他們的友誼。
當馮雪峰傳達了共產黨方麵的意圖以後，魯迅表示願意接受。對於預先擬定的團體名稱“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他認為，“左翼”二字還是用上去更明確一些。早在大革命期間，他就曾經以“左”“右”的概念對國民黨內部的派別進行過分析。在這裏，“左翼”應當代表著反對現行政權的革命的、進步的力量。事實上，在加入左聯以後，他仍然參加民權保障同盟，表明了他的係列組織活動都是以反抗統治者為最高準則的。所以，對人們極力追逐的實際權力和各式頭銜，他都有意加以回避。他說，他不一定參加左聯籌備小組的工作，掛名可以，但不能每次會議都參加，有必要的、非參加不可的，他可以參加。
先是經過閘北區委第三街道支部也即後來的文化支部的研究，然後產生了左聯籌備小組。成員一共十二人：魯迅、鄭伯奇、馮乃超、陽翰笙、彭康、錢杏、蔣光慈、夏衍、戴平萬、洪靈菲、柔石、馮雪峰。其中，隻有魯迅和鄭伯奇不是黨員。第二次籌備會在1929年底召開，潘漢年作為中宣部聯絡員出席，傳達了中央的指示，並指定籌備小組的任務是：一、擬出左聯發起人名單，二、起草左聯綱領。會上決定文件擬定後，先送魯迅審閱，經他同意後再由潘漢年轉送中央審查。
小組還決定，與魯迅方麵的聯係人，除了馮雪峰，還有夏衍和馮乃超。
夏衍留日期間，曾經加入“社會科學研究會”，這同馮乃超、李初梨等人的動向不無關係；回國後，編入閘北區委第三街道支部，與錢杏、蔣光慈等太陽社成員的關係密切。在魯迅與這群年輕的共產黨員展開筆戰的時候，他基本采取中立的態度，但是，也確曾給錢杏的論文翻譯過一些名詞術語，提供過一些“火藥”。
馮乃超是站在陣前攻擊魯迅最力的人，但是見麵以後，魯迅卻因他的誠摯而全然忘卻了過去的仇隙，熱情地接待了他。
會上公認魯迅作為左聯的“盟主”地位，但討論用什麼名義時，有人建議叫委員長，有人建議叫主席，沒有最後決定。當魯迅聽取這些方案的報告時，堅決表示不能接受，說他從來是憎厭這類頭銜的。
關於發起人的名單，他看過以後沒有什麼意見，隻是問這上麵為什麼沒有鬱達夫？夏衍等解釋說，鬱達夫最近情緒不好，也不經常和老朋友來往。“那是一時的情況，”他聽了，很不以為然地說，“我認為鬱達夫應當參加，他是一個很好的作家。”大家接受了他的意見。
他還提到葉聖陶，但是因為多數不同意，結果沒有被通過。對於這種拒人於千裏之外的做法，他是不滿意的。
綱領是參照蘇聯的“拉普”和日本的“納普”的宣言擬訂的，其中說的“詩人應是預言家”，“勝利，不然就死”之類的話，帶有濃厚的脫離現實和妄自尊大的意向。魯迅看了，緩緩地說了一句：“反正這種文章我做不出來，就這樣吧。”
他向馮乃超他們講過兩個故事。一個是：有個農民每天挑水，一天突然想，皇帝用什麼挑水呢？自己接著很有把握地回答說，一定是用金扁擔。另一個是：一個農婦清晨醒來，想到皇後娘娘是怎樣享福的，肯定是一醒過來，就叫：“大姐，拿一個柿餅來吃吃。”
委婉的諷刺。
他太懂得中國的知識分子了。
綱領在左聯成立大會上通過了。但是，魯迅在會上的發言，其精神卻是批判這個綱領的。
左聯成立大會在1930年3月2日在北四川路竇樂安路中華藝術大學一個教室裏召開。出席大會的一共有四五十人。主席團三人：魯迅、夏衍、錢杏，是會前由發起人協商好以後，由文委向大會推薦的。七人常委：夏衍、馮乃超、錢杏、魯迅、田漢、鄭伯奇、洪靈菲，也是事前考慮到了三方麵力量的代表性，以及黨與非黨的比例，按等額選舉的原則產生的，公布時則依選票的多少排列次序。大會決定成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國際文化研究會”、“文藝大眾化研究會”等機構，創辦聯盟機關雜誌《世界文化》，建立與各革命團體以及國際左翼文藝團體的聯係。
潘漢年代表黨率先講話，然後由馮乃超報告籌備經過，鄭伯奇對綱領做出說明，潘漠華代表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致祝詞。接著，魯迅、彭康、田漢、陽翰笙等相繼發表演說。
魯迅一開始就說：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這不是有意重提論爭時期關於“轉向”、“突變”一類問題嗎？的確是這樣，連“前年創造社和太陽社向我進攻”的話也都說了，是的，他不怕開罪了新的戰友。他認為有必要對思想鬥爭的曆史進行反思。接觸實際的社會鬥爭是第一位的問題。對作家來說，他強調的是現實體驗和大眾意識。後麵就戰略上提請大家注意的幾點，如對舊社會和舊勢力的持久戰，戰線的擴大，新戰士的培養，以及聯合戰線的建立等，也都是前頭所說的作家自身建設問題的延伸。
其實，魯迅的講話，完全是針對創造社太陽社在論爭時所表現出來的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黨員的優越感等等缺點而發的。但是，被他注入講話中的極其深邃的思想，並沒有引起與會者的重視，反倒被一種狹隘的宗派情緒淹沒了。
“魯迅說的還是這些話。”會場的後麵嗡嗡起來。
從創造社和太陽社的一些人看來，應該改變態度的是魯迅，而不是他們自己。對此，魯迅也不是沒有一個基本估計的，隻是他不肯敷衍，不願意在集體的名義下放棄個人的原則。
在左聯成立的同一個月內，魯迅寫信給章廷謙，剖白自己加入組織的想法：“梯子之論，是極確的，對於此一節，我也曾熟悉，倘使後起諸公，真能由此爬得較高，則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國之可作梯子者，其實除我之外，也無幾了。所以我十年以來，幫未名社，幫狂飆社，幫朝花社，而無不或失敗，或受欺，但願有英俊出於中國之心，終於未死，所以此次又應青年之請，除自由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聯盟，於會場中，一覽了薈萃於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來，皆茄花色，於是不佞勢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險，但還怕他們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兩年後，他回顧左聯成立時的情況，說：“到一九三○年，那些‘革命文學家’支持不下去了，創、太二社的人們始改變戰略，找我及其他先前為他們所反對的作家，組織左聯……”
魯迅參加左聯，既有政治上的因素，同時也出於文學事業方麵的考慮。對於國民黨政治專製的現狀，他是極端憤懣的，無論在意識或潛意識裏，都需要有一個比個人強大得多的集體與之相對抗。眼見各種進步團體和刊物先後遭到封禁，他希望被壓迫者能夠聯合起來，服從於全民族和人民的自由解放這個共同的目標。他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隻能做文章的，因此這種政治上的要求便自然地落實到文學上麵，而始終關注著新的作家和作品的產生。具有戲劇意味的是，他的一生都受著青年的蠱惑。當一樣遭受著政府壓迫的創造派青年向他主動檢討了過去的錯誤，他也就甘願再度被利用，即使內心對他們抱有顧慮甚至是不信任情緒。但是，無論如何，對於左翼文藝運動，他是充滿熱情的期待的。
共產黨方麵的某些領導人出於政治的需要，或是職業的習慣，幾乎一開始就像對待完整的政治組織那樣對待左聯，極力把它變成秘密組織，要求作家參加飛行集會等活動，忽視了它作為文學團體的特殊性質。於是，左聯也就有了“第二黨”之稱。加以左聯開始的基礎不大好，內部的分子不夠堅實，或借以營私，或故作激烈，到了後來，不但作品出不來，反醬在難以料理的人事糾紛之中。這樣，距魯迅的初衷也就愈來愈遠了。
處在國民黨專製政權和共產黨內的左傾路線的罅縫裏，他的戰鬥活動注定是艱難的。
99新月派諸君子：劊子手、皂隸、乏走狗之類
二十年的動蕩局麵結束了。中國又回複到了沒有帝製的帝製時代。整個社會的外殼雖然有所變化，塗上了一點現代的油彩，內質還是官僚政治，嚴酷的封建專製。
中國現代化的進程與傳統文化必然產生激烈的衝突。這種衝突，最鮮明地反映在一代知識分子的身上。他們部分接受了西方的價值觀念，但是也僅隻限於觀念方麵的變化而已，深層的心理結構和人格係統並未產生根本性的變化。作為士大夫階級的嫡係傳人，中國傳統文化主要通過他們而保持了它的延續性和再生性；即使在廢除了科舉製度的情況下，他們也仍然懸浮於上層社會，表現出極大的依附性。他們留學歐美，熟知西方社會革命的曆史，但是他們的整個變革社會的主張不能不是自上而下的。中國曆史從來沒有過係統的民主訓練，他們即使號稱為社會的精英，卻不能不被吸附到權力政治的巨大的磁場中去。
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前驅者之一，他的變化是具有代表性的。
早在1920年，胡適便同李大釗、蔣夢麟等聯名發表《爭自由的宣言》，呼籲“為自由而戰”，次年提出“好政府主義”口號，把政府看成一種工具，主張工具不受修正時可以換掉。1922年起草《我們的政治主張 》，作為蔡元培領銜，有李大釗等參加的十六人聯合宣言，認為需要建立一個好人政府來代替北洋軍閥政府。以後，他辦《努力周報》，固然有向政府提出的被時人稱作“條陳”的改革建議，但也還有相當部分的批評和譴責。1923年，軍閥政府為山東問題交涉案頒發嘉禾章給他，他公開聲明拒絕接受。後來，《胡適文存》跟著被禁售了。總之，他不是一個純粹的學人，雖然也曾以“整理國故”相號召。他一方麵極力保持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身份，一方麵又不忘染指政治，而且力圖通過社會的上層渠道來進行。
1927年4月，胡適從美國登輪回國。這時候，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蔣介石以係列清黨反共的舉動控製了南方，北方軍閥已成強弩之末。麵臨這種嚴峻的局麵，胡適不得不把他的立足點從北京移至上海。這個崇尚秩序的人，帶著極大的幻想，決定把他的政治主張連同全部的信任投給南京政府。
但是，他很快發現，這個新勢力集團與他有不少的格之處。突出的是人權問題。還有“黨化教育”，是他所不能接受的，為此還辭掉了大學院委員的職務。1929年，報載國民黨三全大會的一項提案，要求各級司法機關聽命於國民黨各級黨部，凡黨部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即應以反革命罪處分之。胡適認為，這種全憑黨部意旨行事的做法，實在太違了古今中外的法律常規，便給司法院長寫信提出抗議，同時還把信件發送通訊社，但被檢查機關扣留。為此，他一連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了《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憲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文章，直接向“黨治”提出挑戰。在文章中，他不但宣稱整個的國民黨為“反動派”，認為黨和政府的權限必須接受約法的製裁，而且公開批評和觸犯了孫中山的思想權威，甚至對黨國領袖蔣介石實行攻擊。羅隆基的《論人權》、《告壓迫言論自由者》、《專家政治》，梁實秋的《論思想統一》也陸續發表了。這樣，民權問題，以及相繼而來的法治、憲法和思想言論自由等問題，都圍繞著《新月》為中心廣泛討論起來。
對於這種越出常軌的行動，胡適有一段自白：“我們隻有善意的期望與善意的批評”，“批評的目的是希望他自身改善”。他還寫信給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陳布雷，說為了求得“一個初步的共同認識”，必須“互相認識”。即使他和他的夥伴對黨國懷著另一種忠誠，卻仍然逃不出權力者的報複。
最先由上海市第三區黨部發難，呈請將中國公學校長胡適撤職查辦；接著，各省市黨部如上海、青島、天津、北平、江蘇、南京等處也先後呈請中央嚴予懲辦；國民黨中央常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行政院，也層層下達公文訓令，最後由教育部長蔣夢麟簽發對胡適的“警告令”。此外，還出版《評胡適反黨義近著》，動員國民黨人批判和圍攻胡適。1930年2月，中宣部發出密令，禁止出售和沒收焚毀《新月》雜誌，查禁胡適等著的《人權論集》，各種報紙紛紛登載關於懲辦胡適、通緝胡適的議案和消息。
由於胡適的“人權”案，國民黨中央全會製訂了《各級學校教職員研究黨義暫行條例》，通令全國各級學校教職員學習黨義，並規定“平均每日至少須有半小時之自修研究”。於是，通過天天讀，黨義的灌輸製度化和宗教化了。
魯迅早就看穿了曆史借新月派君子所玩的新把戲。
在中國，人權可以遭到任意的侵犯和踐踏，而人權問題卻是不能存在的。魯迅對強權者從來不抱幻想。他不會乞求自由。他知道，自由不是來自上頭的賜予，而是大眾通過自己的力量和鮮血來爭取的。政府與民眾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對立和衝突，如果指望一個反動專製的政府能主動地有所改革，這是不現實的，奢侈的，甚至是虛假的要求。
然而，對於胡適們的“人權運動”，他沒有直接加以評論。即使新月派同自己是站在不同的立場上，他也決不會在中國極其需要人權和自由的情況下給壓迫者以任何客觀上的好處。但是，他必須揭露和鞭撻他們的奴才道德。令人不解的是，他放過了頭號人物胡適，隻抓住其中的配角梁實秋。
原來，在魯迅的眼中，胡適和梁實秋是有所區別的。
他在暨南大學做過一回演講，題目是《〈離騷〉與反〈離騷〉》。其中，綜述發牢騷的三種方式說：一、赤裸裸地說對方不好，像屈原一類的。二、僅說對方有某些方麵不好，如胡適之先生。三、說自己的不好，像賈島一類的。所謂“反離騷”，就是反對發牢騷。他承認，發牢騷多少會使人們的意識清醒些。講話指出，《新月》說是隻限於文藝的研究，卻不許人發牢騷，便是反牢騷遺下來的精神。他認為特別需要認清的是，牢騷與反牢騷兩派都不是社會的叛徒。發發牢騷也絕不至擾亂社會，隻為一己利祿而已，整個的社會問題仍是不會涉及的。
在《新月》的圈子裏從事文藝批評的，幾乎隻有一個梁實秋，正如他後來回憶說的：“就是獨力作戰，《新月》的朋友並沒有一個人挺身出來支持我，《新月》雜誌上除了我寫的文字之外沒有一篇文字接觸到普羅文學。”與熱衷於改良政治的胡適不同，他不但要決心“為政府作‘諍友’”，而且是以反對“普羅文學運動”為己任的。
當新月派熱鬧過一陣以後，魯迅發表了《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一文，犀利地揭露他們作為“劊子手和皂隸”的“揮淚以維持治安”的拙劣表演。“譬如，殺人，是不行的。但殺掉‘殺人犯’的人，雖然同是殺人，又誰能說他錯？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爺要打鬥毆犯人的屁股時，皂隸來一五一十的打，難道也算犯罪嗎？新月社批評家雖然也有嘲罵，也有不滿，而獨能超然於嘲罵和不滿的罪惡之外者，我以為就是這一個道理。”嘲罵和不滿，仍然可以無改於奴才的忠實。在這裏，魯迅指出新月派之所以有超然的態度，實在因為超然的地位所致。
1929年9月，《新月》同期發表梁實秋的兩篇論文：《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和《論魯迅先生的“硬譯”》。應該說，在強調文學的相對獨立性方麵，梁實秋的文章也不是毫無意義的。但是，其主旨卻並不在藝術研究，而在於否定方興未艾的左翼文藝運動。
前一篇文章從假定的前提出發，如說在無產階級威脅之下做對於無產階級謳功頌德的文學，把文學當做階級鬥爭的工具，因為鼓吹整個階級的意識而遏製個人表現等等，歪曲無產階級的文學理論和主張，於是得出結論道：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純屬子虛烏有的東西。關於“硬譯”，他所議論的也不是翻譯的純技巧問題，而是以“晦澀”、“難懂”為借口，抹煞所有的無產階級文學理論。文章特意摘引魯迅的譯文為例是可以理解的，他要阻遏左翼文藝的發展，就必先攖其鋒。
為此，魯迅一口氣寫了一篇長文。許久沒有寫過這樣的長文了，名目就叫《“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讓梁實秋看看，他不是隻有“無窮盡的雜感”。
文章以汪洋的氣勢，縝密的邏輯，分論文學的階級性和有關的翻譯問題。對於梁實秋的“人性論”，其中有一段駁詰，外柔內剛，不露聲色，寫得十分漂亮：“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裏，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決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那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饑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這就是魯迅的階級論。他常常慨歎人類靈魂之不相通，要是一旦“喜怒哀樂”都可以相通的話，那實在是很可慶幸的事，然而，如此情形決不可能出現在現代中國，所見卻是愈來愈顯明的反差色。所以，他才決然寫道：“倘說，因為我們是人，所以以表現人性為限，那麼，無產者就因為是無產階級，所以要做無產文學。”“無產者文學是為了以自己們之力，來解放本階級並及一切階級而鬥爭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一個對壓迫者和整個上流社會懷著極端憎惡的人，是無法接受那種關於人性的甜蜜的論調的，即使他也看到為階級性所無法全部包含的人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