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後，他見過柔石寫給同鄉的兩封信。在頭一封信裏，報道已經上鐐，並說案情牽累太大，一時恐難出獄；又說跟殷夫學德文，沒有忘記自己的事業和應作的努力；還透露一個訊息說，捕房和公安局幾次訊問“周先生”的地址而終無所獲，仍然像以往在馬路上行走時一般，以生命保護著他。第二封信便很不同，措詞非常慘苦，還說馮鏗的麵部都已浮腫了。傳說跟著更加紛繁，說可以贖出的也有，說已經解往南京的也有，但都沒有確信。
天氣愈來愈冷，他不能不常常惦念柔石在那裏有沒有被褥？信中要的洋鐵碗可曾收到了沒有？……但終於有一天，一切僥幸的想法都被鐵的事實粉碎了，再也無須乎牽掛。一個可靠的消息說：柔石和其他的二十三人，已於2月7日或8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柔石的身上，足足中了十彈！
浩茫的心海頓時嗚咽起來……
日本京華堂主人小原榮次郎買蘭歸國，他書贈一首七絕，表白了一個現代的流放者的悲痛的心情：椒焚桂折佳人老，獨托幽岩展素心。
豈惜芳馨遺遠者，故鄉如醉有荊榛。幾十年前的積習重新蘇醒，從此，他斷續地寫了不少舊詩。真正的詩是從痛苦的深淵裏產生的。在中國傳統詩歌的韻律裏，有一種與生命本體的悲劇成分密切關聯的因素。他找到了這種因素，並且嫻熟地運用富於民族象征意味的古老的意象，使之和諧地唱出世紀的憂傷。
他還為在花園莊裏時常陪坐的長尾景和作字一幅，題的是唐人錢起的《歸雁》，全詩雲：“瀟湘何事等閑回，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弦彈夜月，不勝清怨卻飛來。”月亮！月亮！他多少回呼喚著凝望著照徹人生長夜的這一輪孤光，而不勝其寂寥！時間逝去，生命逝去，埋首於哀悼又有什麼意義？長天渺渺，月輪皎皎，清怨不絕，亙古如斯！……
又《湘靈歌》：昔聞湘水碧於染，今聞湘水胭脂痕。
湘靈裝成照湘水，皓如素月窺彤雲。
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無餘春。
鼓完瑤瑟人不聞，太平成象盈秋門。又《無題》：雨花台邊埋斷戟，莫愁湖裏餘微波。
所思美人不可見，歸憶江天發浩歌。美人不可得見，高丘依舊寂寞，同樣使用楚辭的淒迷的意象，寄寓傷悼的情懷。
又是月夜。
狹小的院子中，周圍堆放著破爛的什物；人們都睡覺了，許廣平和海嬰也都已沉沉睡去，發出柔弱的鼾聲。魯迅枯樹般立著。夜涼如水。月光一樣純淨的影子蹣跚而至，在眼前不息地浮動、閃爍，使他再度沉重地感到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於是，在悲憤中湊成了這樣的幾句：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在中國的現在，的確是沒有寫處的。倘說還有，那就是，他終於將這首詩寫給了一個長住內山書店後麵的日本女詩人，親密的朋友山本初枝了。
兩年過後，他寫了有名的《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末尾寫道：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隻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又是“將來”！
是出於內在的確信，還是了無寫處中的絕望的寄托呢？……
返回舊寓，已是2月末梢。正如魯迅在詩裏說的，又有一個初春，從長夜般的幽暗與拘係中過去了。
到家後，他立即投入山上正義所譯的《阿Q正傳》的校閱工作。在不到四五天的時間內，便校完了全稿，並細致地寫下八十五條校釋。這不是僅僅屬於他個人的書，嚴格說來，是一部紀念柔石等烈士的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的文集。本書於10月5日在日本東京出版，書前印著李偉森等人的遺像和悼念他們的獻辭，內文在《阿Q正傳》之後譯載了柔石、胡也頻、馮鏗等人的作品和小傳，日本革命作家尾崎秀實特意為此寫了《談中國左翼文藝戰線的現狀》的長篇序文。生命是被扼殺了，聲音可以被扼殺嗎？讓死去的聲音傳遍全世界吧！
3月間，史沫特萊從菲律賓回到上海，知道了二十三個年輕的共產黨人遇害的消息，立即趕到魯迅家裏去。
她發現，魯迅整個地變了，慈父般的仁愛被深深地掩蓋起來，表露出來的是嚴秋的憔悴與冷峻。他的麵色灰暗，沒有刮胡須，上豎的頭發蓬亂不堪，如一團黑色的火焰，兩頰深陷下去，眼睛閃耀著簡直要撕毀一切的猛烈的電光。他的聲音裏充滿著一種可怕的仇恨，使之想起狂人。
“這裏有一篇文章，”他說著，把手稿遞給史沫特萊，“把它譯成英文，拿到國外去發表吧。”
蝕刻般的字體寫著：《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
隨著，他說了一下大意：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是惟一的文藝運動，除此之外，中國已經毫無其他文藝。單單的殺人究竟不是文藝，他們已因此自己宣告了一無所有了。這用刀的“更好的文藝”，卻在事實上，證明了左翼作家正和被壓迫被殺戮的無產者擔負同一的命運，“將來”正屬於這一麵的。
文章毫無隱瞞地說了三個左翼作家之死，說了警備司令部，說了統治階級的官僚，而且直接指出惟有通曉“殺戮法”或“偵探術”的某一位政府委員和偵緝隊長——這是可以發表的嗎？史沫特萊警告他說，如果發表了，他一定會被殺害的。
“這幾句話是必須要說的，”他說得很慢，很沉著，聲音裏有一種金屬似的剛硬的東西，“中國這麼大，總得有人出來說話！”
臨走前，史沫特萊和魯迅一同起草了一份宣言：《為紀念被中國當權的政黨——國民黨屠殺的大批中國作家而發出的呼籲書和宣言》，向西方知識界控訴對作家藝術家的屠殺。史沫特萊把它帶到茅盾即沈雁冰那裏。這時，茅盾已經從日本回來，並且加入了左聯。他把它譯成英文，然後交史沫特萊送美國《新群眾》雜誌發表。宣言發表後，立即激起文化界人士對國民黨當局的強烈抗議。簽名的人有蘇聯的法捷耶夫、法國的巴比塞、德國的珂勒惠支等。
柔石等犧牲後，馮雪峰接替馮乃超當左聯黨團書記。他做的頭一件事，是同魯迅商量出版一個紀念戰死者的刊物：《前哨》。
魯迅覺得這是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商定以後，他很快交了一篇悼文。由於催促得緊迫，《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者的血》這個題目還是馮雪峰給臨時加的。此外，他還寫了《柔石小傳》。作為悼文，絲毫也沒有顯示出悲痛，因為悲痛已經升華為另一種物質了。在這裏，有的隻是憤怒、仇恨和蔑視，以及對於左翼文學的前途的確信：“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生，在誣蔑和壓迫之中滋長，終於在最黑暗裏，用我們的同誌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我們現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銘記，紀念我們的戰死者，也就是要牢記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曆史的第一頁，是同誌的鮮血所記錄，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啟示我們的不斷的鬥爭。”
這是一篇奴隸解放的直言，徹響著廣大被壓迫的人類的莊嚴偉大的聲音。
中國是否存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它的實績如何？對於魯迅來說，此前的估價基本上是一個負值。但是，他從來重視“革命人”，因此也就特別看重這次用鮮血寫成的文章。可以說是這些“文章”，促進了他的某些文學觀點的改變。以前，他的文章都是代表他個人的，是獨戰的記錄，梁實秋使用“我們”一詞便曾經一度遭到他的嘲弄。現在他是毫無忌諱地使用這個複數了。在左聯裏，他是一個士兵，而且永遠是個士兵，當此左聯遭受壓迫的時候，他終於從壕塹裏公開站出來，不但宣布自己為左聯的一員，而且要成為左聯的代表。麵對血腥的政權，他不怕成為敵對的代表，他要抗爭。他不能為權力者所征服。當青年把鮮血和生命慷慨地貢獻於階級和民族鬥爭的時候，當屠夫暗暗得意於他們的恐怖手段的時候，如果保持隱匿和沉默，他是無法饒恕自己的。他一生中，第一次扛起“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大旗，以旗手般的雄姿，屹立於布滿殺機的前哨。
《前哨》的名字是魯迅想出來的，刊頭也由他親筆寫就，因為來不及製版，隻好用木頭刻成。為安全起見，刊物分頭印刷，五個烈士的照片，還是事先在別處印好，然後拿到馮雪峰家裏，一份一份地印，再一張一張地貼上的。
在這期“紀念戰死者專號”編定的當天，魯迅特意攜了眷屬，邀請馮雪峰全家一起留影。他有理由感到輕鬆，為了已經失去共同的同誌和朋友，畢竟做了一點事情。但是，他也同時感到沉重，說不定身邊的這位誠實有為的青年也會在哪一天遽然消失。他無法排除不祥的預感。不但現在，過去和未來都在折磨著他。
慘淡經營的《前哨》，才出一期就無法辦下去了。左聯的刊物，除了《萌芽》，《拓荒者》第二三種出版過幾期以外，其他的也都隻配維持一期的生命。文禁如毛，即使地下印刷也無法通過封鎖線，隻好將《前哨》改名為《文學導報》，姑且騙騙檢查官。
9月，又一種大型文學刊物《北鬥》創刊了。
主編是丁玲，胡也頻的妻子，一個充滿活力的年輕女性。她很希望手編的刊物能登載幾張插圖，裝潢得更漂亮一些，於是找馮雪峰商量。馮雪峰告訴她，魯迅有版畫，可以向他要；過了幾天又通知她說，魯迅讓她自己到他家裏挑選。在魯迅那裏，她是第一次接觸到珂勒惠支的版畫，魯迅向她作了一些簡要的介紹，特別拿出其中題作《犧牲》的一幅交給她，囑咐說，如果同意刊發，他可以為它寫一點說明。
那是一個母親。
全身裸露著，簡直一無所有，除了雙手高高舉到額際的嬰孩。她把愛子奉獻給誰呢？她是那麼悲哀，悲哀而且憤怒，眉目低垂，卻沒有眼淚……
畫中的母親，樣子很像畫家本人，她的第二個兒子就死在戰場上。但是，在魯迅看來，那完全是被侮辱被損害的母親形象，至少包容了柔石的母親在內的慈愛而堅忍的女性。記得柔石在年底返回故鄉，住了好些時候，到了上海以後很受朋友的責備，便悲憤地訴說道：他的母親雙眼已經失明了，要他多住幾天，他怎麼能夠就走呢？……而今，柔石早已睡在土裏了，再也無須牽掛，而那雙目失明的母親還在惦念著他嗎？她一定以為她的愛子仍在上海翻譯和校對的吧？
身心的極度痛苦比苦難本身更深沉。今天，他總算選了一幅《犧牲》，寫下幾行文字，算是無言的紀念。隻有一個人心裏知道的紀念。
野地上有一堆燒過的紙灰，舊牆上有幾個劃出的圖畫，在這裏麵，各各藏著一些意義：愛，悲哀，憤怒……而且往往比叫喊出來的更猛烈。經過的人會注意到嗎？有幾個人真正懂得這意義？幾年過後，在魯迅的心底裏猶自發出深深的感歎。
最可怕的是連紙灰一類也沒有留下！
102《上海文藝之一瞥》與《創造十年》?
才子加流氓?《十月》，《毀滅》，《鐵流》魯迅很快地從悲痛中掙紮出來。
正如一個溺水者，必須不時地鳧出水麵一樣，他也須找到自己的換氣方式，以求得在這黑暗的深淵裏生存。生存是重要的。他沒有權利任由悲痛主宰自己。他不能沉溺下去。還有無數場惡戰，在前頭等待著他這個餘生者。
自然，他不是那種天生樂觀的人，即如幽默，也是根源於他的明敏，處處洞見社會的虛偽與荒誕的緣故。如果說他的心中還有若幹亮色，不至於把希望完全看做是虛妄的東西，都因為他曾經是一個進化論者，受過現代科學的訓練，尤其是後來與馬克思主義的接觸。從秋瑾到柔石，雖然對於死的認識毫無長進，現在的一些青年根本不怕死，甚至還想死，而整個民族也居然還不懂得死屍的沉重，這是可悲的。但是，畢竟還有前仆後繼的人。
革命就意味著殘酷。隻要有嬰孩，流血還是值得的。對於一個反動的政權來說，如果它不使用禁錮、威嚇、欺騙、殺戮一類手段，還能指望它做些什麼呢？那樣豈非把它估計得太好了嗎？現在的問題還不在於權力者。權力者是不會改變的。問題在於革命隊伍內部，在於革命者自身的素質如何。作為革命者，如果固有的劣根性沒有得到改變，甚至不想改變，即使推翻了舊政權，也仍將一例地承襲老譜，一例地擺起金交椅或是虎皮交椅，一例地有奴隸總管，有奴隸，有奴才和幫閑，一例地把廿四史續寫下去。
關於革命者的素質問題，在“革命文學”論戰期間，便引起他的高度重視。為此，他在駁論中不時帶及，後來還專門寫過一篇文章，叫《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作了集中的論述。文中列舉這類論者的兩種表現：其一是以革命為新刺激，隻圖一個爽快；其一是毫無定見，隨便撈到一種東西來駁詰相反的東西，總之是自己沒有一件不對的，永遠的“允執厥中”。即如後來一些論者的“辯證法”，全麵，徹底，不偏不倚，靈轉圓通，其實也就是這類傳統的中庸主義的變種，歸根結蒂還是叫“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左聯成立前後，魯迅的許多文章和講話，都是圍繞著革命隊伍的建設問題而展開的。現在，又有一批青年，連同左翼作家在內暗暗地死掉了，他的注意力不能不再度回到這個問題上來。革命的要害問題是什麼？他反複考慮，覺得還是內裏蛀空。
8月，他做了一回演講，講題是：《上海文藝之一瞥》。
這“一瞥”非同小可。從前，他不隻一次說過“黨同伐異”，現在居然“伐”起“同黨”來。怎麼可以不顧革命隊伍內部的團結呢？怎麼老是糾纏著一些曆史問題呢？凡是於他有點關係的事情，他都不願意忘卻，隻要討厭人一次，也都會一直記在心頭。他太苛刻了。在他看來，惟有明白舊的，看到新的，了解過去，推斷將來，革命和革命文學才會有發展的希望。對於革命者來說，是不但敢於批判，而且不怕批判的。他要告訴那些曾經高叫“革命”的人：革命必須有信仰。在白色恐怖愈來愈嚴重的時刻，在革命不斷遭受挫折和失敗的時刻，革命者應當同革命共同著生命，變得愈加堅定起來。如果害怕壓迫，也害怕批判，還成什麼“革命者”呢？
他不怕開罪於左聯內部的作家。因為他覺得，無論是人是鬼是獸，最終總得要露出本相來的。《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是左聯成立前一天所寫，其中就有這樣的話：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隻要無礙於行進，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這是一種確信。倘有人不退伍，不落荒，不頹唐，也不叛變，而一直留在革命隊伍中間，就是不“純粹”。甚至連“元帥”也不“純粹”，這隊伍會是怎樣的隊伍呢？幾年以後，鬥爭的現實使問題深化了，身心交瘁的他遂麵臨了新的困惑。
《上海文藝之一瞥》描述了上海文藝六十年來從才子佳人到才子流氓的變遷史。其中，創造社是被作為才子加流氓的典型之一來加以批判的。
在這裏，魯迅並非一般地反對小資產階級文藝，認為其中一些立意於反抗或暴露的作品，以為仍不失為“致命與有力”的。在革命的潮流中，能夠成為一粒泡沫，雖然終將很快地消失了自己，但是畢竟可以隨著潮流咆哮衝蕩一些時。然而，小資產階級翻起筋鬥來便大兩樣了，即使在做革命文學家而大寫其革命文學時，也容易將革命寫歪，反於革命有害。“革命文學”勃興之時，有所謂“突變”之說。自說已變的，實際上往往並沒有變，有的變得反轉來攻擊左聯了。所以他斷言，這些作者，無論變與不變總寫不出好的作品來的。他強調指出，作為革命的文學者，不但應該留心迎麵的敵人，還必須防備自己一麵的三翻四覆的暗探式人物。
因為魯迅在演講中提到創造社，以及郭沫若本人，郭沫若便寫了一本《創造十年》的書，作為回敬的禮物。單是那“發端”，就用了一萬字。
左聯成立後不久，郭沫若寫過一篇《“眼中釘”》，是針對魯迅的《我和〈語絲〉的始終》的。在回顧他和成仿吾同魯迅的論爭曆史時，他連同自己也批判在裏麵，以為都是“舊式文人氣質未盡克服的文學的行幫和文學的行幫老板”，“是一些舊式的‘文人相輕’的封建遺習在那兒作怪”，“不過一丘之貉而已”。但是，他卻高度評價了“後期的創造社”對魯迅的批判，說：“他們的批判不僅限於魯迅先生一人，他們批判魯迅先生，也決不是對於‘魯迅’這一個人的攻擊，他們的批判對象是文化的整體，所批判的魯迅先生是以前的‘魯迅’所代表，乃至所認為代表著的文化的一個部門，或一部分的社會意識。”他明確指出，他們“以戰鬥的唯物論為立場”所作的批判，“成績是不能否認的”。結束的話是：“以往的流水賬我們把它打消了吧！”
然而還是“流水賬”。
《發端》的開始，郭沫若這樣總結魯迅的立場：“魯迅是一位用寫實手法的作家，在前頗帶著一種虛無主義的傾向，近年聽說是轉換到左翼來了。”“聽說”而已，到底如何呢？他就刊載魯迅演講的日本雜誌上的“古東多”四個紅字，很做了一通文章：由“屁股上的字”，引導讀者聯想到“法西斯諦”。這種暗示，同他幾年前化名杜荃對魯迅的攻擊毫無二致。文章充滿了反語和熱罵，他說魯迅的講演是用了“阿Q的邏輯”，“全靠他那空靈的推想和記憶，便把一群人的罪狀在‘一瞥’之中宣布了出來”；認為魯迅是一貫敵視創造社分子的，說：“我們魯迅先生自始至終是要把創造社的幾位流痞打進阿鼻地獄裏去的。在未革命以前他們是流氓痞棍，在既革命以後他們還是流氓痞棍，在以前的文學革命運動中沒有他們的分子，在以後的革命文學運動中也沒有他們的分子。我們的魯迅先生真是有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大本領呀，而且文中的神髓更不好忽略地看過，那是在這樣說的：‘中國的新文學中無論革命的與反革命的，都隻有我魯迅一個人的！’”
魯迅曾經對創造社表示感謝，促了他看了一通社會科學書籍；在《發端》裏，郭沫若對魯迅也使用了同樣的“感謝”的字眼，因為魯迅的那一瞥，而終於使他償了遷延了三年的夙願：寫出他所知道的創造社，更適切地說，是以創造社為中心的個人的十年生活。
郭沫若的文章發表以後，有人評為“輕薄”、“無聊”，但也有人稱之為“互爭雄長的偉大的舊賬”。還有人撰文說舉發魯迅的錯誤是正當的，而把《上海文藝之一瞥》當成為魯迅的“小資產階級性固定不變”的證據。
不隻是論敵，連同所謂的“戰友”和“學生”，也都不無說他“褊狹”、“固執”、“牢騷”，仿佛在人格上永遠是一種缺陷。然而，魯迅的深刻之處，正好從這裏得以體認。他執著於一些小事情，是因為他從中發現了更廣大的層麵；他“糾纏”著曆史不放，是因為他從中發現了未來的陰影；他注重偶然性，是因為他從來不相信“絕對”和“永恒”，但又能從中發現必然的意義。的確，他不是那種豁達或冷靜的人，由於愛憎的熱烈，即使一般的描述性文字也不可能做到平靜和“客觀”，而是非哀即怒。但是這種徹底的情感暴露使得事物無所隱藏，因而先天地富於科學理性。他的懷疑精神，否定和批判的勇氣，閃電式的諷刺和打擊的本領，往往使人變得無法接受。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太“超前”。除了他的那個梟鳴般可怖可厭的聲音以外，人們簡直無法追躡他，發現他。
如同個別人物在他的筆下成了不可移易的社會典型一樣，一些集團如創造社、新月社，也同樣被他賦予了某種代表的意義。創造社的“才子氣”和“流氓氣”，其實是概括了國民劣根性中的兩個類別，突出地表現為逃避現實和打倒一切，於革命文學的建設是極其有害的。
可以說，這次演講是革命文學論爭的某種延伸。從論戰開始，魯迅就已經把文學確定為整個革命的一角或一翼加以全麵的審視，也就是說，他關注的仍然是中國社會的改造問題。被他諷刺性地稱為“革命文學家”者，作為中國知識精英的現狀，隻能使他感到不滿和憂心。知識分子的構成、地位和命運，造成他長時期的精神困擾，尤其在寓居上海以後。他說的水戰火戰，日戰夜戰，所戰的幾乎都是知識分子。連他本人也是知識分子。在演講裏，他使用了馬克思的階級論的概念，重點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剖析。這種剖析，反映了他內在的矛盾狀況。一方麵，他讚成左聯提出的“作家的無產階級化”的口號；但是，又覺得反叛的小資產階級作家還有足以自重的一麵。由於他們對所生長的正在滅亡著的階級了解甚深，憎惡甚大，所以對舊世界來說也就特別富於破壞力。這類話，他也曾針對自己的情況說過。他隻是認為，這些作者無須自稱為無產階級作家，而作品也無須稱為無產階級文學的。
在這裏，他明確表示說，現存的左翼作家很難寫出好的無產階級文學。甚至說是在中國最容易希望出現的，是反叛的小資產階級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雖然，這個說法比起從前關於平民文學、革命文學根本不可能產生的議論來，總算是進了一步，但比較他在柔石等死後所寫的兩篇宣言性質的文字，當是明顯的降溫。那時，他需要把無產階級文學的戰績放大起來，一麵以抗擊暴政，一麵以紀念死者和安撫自己。等到一旦恢複內心的平衡，便再也沒有出現過類似的說法，反而加深了他的危機意識。
本來，他對上海的革命作家就不抱太多的好感。
對於中國這幾年的革命文學，無論此前的左翼批評家怎樣的唱著凱歌，或此後的文學史家怎樣的樹立豐碑，魯迅的估價是一貫偏低的，甚至比喻為教人嘔吐的“新袋子裏的酸酒，紅紙包裏的爛肉”，總之許多許多並不是滋養品。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卻從被“打發”或默殺了的著名的文學團體以外的作品中，舉出李守章的《跋涉的人們》，台靜農的《地之子》，葉永蓁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舊時代之死》，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傳》，劉一夢的《失業以後》為優秀之作。自然，這些都還不是無產階級文學。
無產階級文學的產生，需要有一個以勞工階級為主體的社會環境。做無產階級文學的人，也應當是階級中的分子，不能遊離在鬥爭之外的。魯迅是對文學有著深刻理解的人，他終覺得對於一個文學者來說，觀念的轉變並不可靠。情感世界是重要的，愈是深層的愈難改變。所以，他自以為缺乏革命的實踐，身上留有太多的因襲的東西，是無法做這樣的文學的。雖然曾經被攻擊為三個“有閑”，但比較那些死在戰場上和暗夜裏的實行者，自己這種掉弄筆墨的生涯，究竟也還是閑人之業。目前所能做到的，大約也隻能是以譯代作了。無論為革命或是文學自身計，他都認為，在介紹蘇俄的理論的同時，有必要更多地引進相應的作品。
比較沙俄時代的作家來，蘇聯作家還欠深刻，但卻分明顯示了一種新的現實。魯迅除了從中翻譯成《豎琴》和《一天的工作》兩個短篇集子外，還譯了兩部長篇：一部是雅各武萊夫的《十月》，一部是法捷耶夫的《毀滅》。前者是“同路人”的作品，後者是實際的革命者的作品；前者有著難以掩蓋的絕望的氛圍氣，後者在絕望中透露出新生的曙光；前者是一時的稗史，後者是堅實的革命記。兩者確乎很不一樣，但是寫的都是戰鬥，都是現今的中國所需要的。
比起《十月》來，《毀滅》無疑在更大範圍內描畫了革命的真實，堪稱新文學中的一個大火炬。那裏的鐵的人物和血的戰鬥，是足夠使描寫多愁善感的才子和千嬌百媚的佳人的所謂“美文”，在它麵前淡到毫無蹤影的。這樣的文字，完全是作者用了自己的生命換來的東西，決非那類才子加流氓式的文人所能著筆。
書中對小資產階級的知識者美諦克，以及出身於知識分子而終於成為大眾的先驅者萊奮生的描寫，是魯迅最感興趣的。美諦克要革新，然而懷舊；他在戰鬥，但想安寧；他無法可想，然而反對無法中之法，然而仍然同食無法中之法的果實。這樣的矛盾的知識者，是很可以使中國的讀者照見自己的麵影的。作為遊擊隊中最有教養的人，萊奮生也並非“突變”過來的。他嚴於解剖自己，克服自己，即令有所省悟，也支付了許多經驗的代價。當他以“較強”者和大眾前行，而又得不到大家的同情的時候，就必須於審慎周詳之外，自專謀劃，藏匿感情，獲得信仰，甚至於當危急之際還得施行權力。雖然同是人們，同無神力，卻又非美諦克之所謂“都一樣”，正如他自己所作的結論，他要比美諦克堅實得多，他不但希望了許多事，也做了許多事——這是全部的不同。然而，即如對於這樣的堅實的革命者，在小說中也時有動搖、失措之處，所率的部隊也終於在敵軍的圍擊下毀滅了。而且突圍之際，他還是受了別人的啟示的。從藏原惟人、弗裏契到蘇聯的不少文學史，都把萊奮生當作黨的代表，魯迅則把他同美諦克相提並論，獨獨讚揚了這與世間通行的主角無不超絕，事業無不圓滿的小說很不相同的“令人掃興”之處，從評論的人們所有意無意遮掩的地方看出真實的偉大來。在論及襲擊團處於解體的前征時，他著意指出：“但當革命進行時，這種情形是要有的，因為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穩，勢如破竹，便無所謂戰鬥。大眾先都成了革命人，於是振臂一呼，萬眾響應，不折一兵，不費一矢，而成為革命天下，那是和古人的宣揚禮教，使兆民全化為正人君子，於是自然而然地變了‘中華文物之邦’的一群是烏托邦思想。革命有血，有汙穢，但有嬰孩。……隻要有新生的嬰孩，‘潰滅’便是‘新生’的一部分。中國的革命文學家和批評家常在要求描寫美滿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見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極了，但他們也因此終於是烏托邦主義者。”
後來，他談到《十月》，也有著同樣的對於極左思想的批判：“《十月》的作者是同路人，他當然看不見全局，但這確也是一麵的實情，記敘出來，還可以作為現在和將來的教訓，所以這書的生命是很長的。書中所寫，幾乎不過是投機和盲動的腳色，有幾個隻是趕熱鬧而已，但其中也有極堅實者在內（雖然作者未能描寫），故也能成功，這大約無論怎樣的革命，都是如此，倘以為必得大半都是堅實正確的人們，那就是難以實現的空想，事實是隻能此後漸漸正確起來的。”
《毀滅》初由《萌芽》月刊連載，結果因為刊物遭到查禁而被腰斬。後來，與《十月》等十種小說和劇本一起列入魯迅手編的《現代文藝叢書》，計劃由神州國光社出版。由於中國官府的壓迫特別凶，而中國書店的膽子也特別小，神州國光社終於聲明毀約：已交的譯稿當然收下，尚未完成的萬勿再譯了。這樣，除了《十月》、《浮士德與城》、《鐵甲列車》和《靜靜的頓河》等四種得以出版外，《毀滅》便成了“不準出生的嬰兒”。
然而，信念是不能摧毀的。魯迅堅持翻譯，重複整理。力求譯本在拖延的產期中變得更為完善。1931年9月，在大江書鋪的產院裏，《毀滅》終於誕生了。
為了避免當局的迫害，小說出版時略去了《作者自傳》、《關於〈毀滅〉》、《代序》及《譯者後記》等篇，僅存本文，連譯者的署名也換為“隋洛文”。印數也極少，隻可在內山書店和個別的小書店裏默無聲息地陳列和發行。盡管如此，它還是被國民黨中央黨部密令查禁，並勒令銷毀原版。
《毀滅》豈能被毀滅？魯迅決計由自己拿出一千元現洋，假托“三閑書屋”的名義出版。這次出版，不但把有關評論及附加的各部分加了進去，還重新設計，擴大為32開，封麵用厚布紋紙，並特意從原來的六幅插圖中選出《襲擊隊員們》印上去，內文則用重磅道林紙，簡直是豪華本！這回，譯者“隋洛文”也不見了，在襤褸然而英武的一列遊擊隊員下麵，赫然出現為大家所熟悉的名字：“魯迅”。
以“三閑書屋”名義出版的，還有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以及《士敏土之圖》。
《鐵流》所敘，是一支鐵的奔流一般的民軍，通過高山峻嶺，大風雨，饑餓與死，最終和主力軍相聯合的過程。本書原係魯迅特約在蘇的曹靖華翻譯的，並且隨同《毀滅》等列入《現代文藝叢書》。書店毀約後，魯迅陸續通知各位譯者停譯，而獨不告訴曹靖華。凡他所決心要做的事情，是必須做完的。他不但隱瞞了出版方麵的實情，怕因此影響譯者的情緒，而且不斷給予關懷和鼓勵。在一封複信中，他表示說：“此時對於文字之壓迫甚烈，各種雜誌上，至於不能登我之作品，介紹亦很為難……但兄之《鐵流》，不知已譯好否？此書仍必當設法印出。”從1930年初至1931年底，為了《鐵流》的翻譯出版，兩地往返通信達幾十次，而且，全都在獨裁者的密網中進行。
魯迅是像深愛著《毀滅》一樣深愛著《鐵流》的。為了它們的出版，他曾親擬過形式不同的三種廣告。關於《鐵流》，他稱“意識分明，筆力堅銳，是一部紀念碑式的作品”。《鐵流》的印刷一樣是精美的，所以，他在編校後記中頗為自得地說：“我們這一本，因為我們的能力太小的緣故，當然不能稱為‘定本’，但完全勝於德譯，而序跋，注解，地圖和插畫的周到，也是日譯本所不及的。隻是，得到攢湊成功的時候，上海出版界的情形早已大異從前了；沒有一個書店敢於承印。在這樣的岩石似的重壓之下，我們就隻得委宛曲折，但還是使她在讀者眼前開出了鮮豔而鐵一般的新花。”
“鑽網”是一大苦事。然而，由此而顯示了生存的意誌，故也未嚐沒有快意的地方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