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在文章裏說的無產者“隻消辛辛苦苦誠誠實實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當的資產”，還有“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惟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是與文學無緣的”之類的話，十足的貴族派頭，與所謂的“革命文學家，”那付仿佛生來便在於“指導”和“打發”別人的英雄嘴臉一樣，使他感得特別討厭。
在深層的心理結構和人格係統中，他們有著共同的文化基因。對於無產文學的理論，他們從相反的兩個方麵進行曲解。梁實秋主張文學隻有普遍的人性，否定階級性；“革命文學家”則堅持文學隻有階級性，否定共通的人性，兩者都一樣的“以意為之”。後者“借階級鬥爭為文藝的武器”，以致中國的無產文學隻有口號而無隨同的實證。魯迅沒有因為批判梁實秋而忽略了“革命文學家”自身對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損害，在這裏，他集中地再度批判了如下的幾位：成仿吾、錢杏、鄭伯奇、蔣光慈。雖則這時候左聯已經醞釀成熟，他們即將成為他的盟友。
與《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同時發表的還有一篇文章，就是《流氓的變遷》。其中為流氓畫像是：“後麵是傳統的靠山，對手又都非浩蕩的強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新月派的“專施之力量相類，或力量較小的人”，可謂“雖在欽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一方麵必須聽命，別方麵又大可逞雄，明顯的屬於“流氓”。他所寫的“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者，又分明留著“革命文學家”的打倒一切的情狀。所以，在演講《上海文藝之一瞥》時，他明確地把創造社稱之為“才子加流氓”。
從“革命文學”論爭開始，直至加入左聯，所有關於魯迅的報道和評論，或稱“投降”，或稱“轉向”，無論好意或惡意，都旨在說明某種方向性的變化。其實，他原來的方向並沒有絲毫的改變，包括獨立作戰的形態。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左的一直被認為比右好，從而得到長時期的保護。而在魯迅看來，左和右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左聯成立後不久的一次會議上，他所作的簡短的發言，核心問題仍然在於強調：左的容易變右，從左邊上來的必將從右邊下去。他的說法是有現實根據的，以後的曆史複以大量慘痛的事實為此做出證明。
他自己就這樣橫站著，對來自敵人和“同人”方麵作戰，對來自左的和右的方麵作戰，一點也不含糊。這種過分嚴肅的決不調和的態度，使他得以常常體味獨戰的悲哀。
《“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的邏輯力量簡直不可抗拒。這樣一來，梁實秋倒變成了“雜感家”了。《新月》同期發表了他的一組文章：《答魯迅先生》、《“無產階級文學”》、《“資本家的走狗”》。文章嘮叨的還是陳詞濫調，在後一篇裏，他以得意的譏誚的口吻，回答馮乃超在左聯機關刊物《拓荒者》上對他的批判：“《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哪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份雜誌去到主子麵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費呢……”
“有趣！還沒有怎樣打中他的命脈就這麼叫了起來，可見是一隻沒有什麼用的走狗！”魯迅看到梁實秋的文章以後，對馮雪峰說：“乃超太忠厚了，讓我來寫它一點。”
文章很快就寫好了，是一篇雜文，題作《“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他把文章交給馮雪峰編入《萌芽》的時候，自己高興得笑起來，說：“你看，比起乃超來，就真要刻薄得多了！”
對於梁實秋，他覺得不值得仔細辯駁。他的視界很高，整個“新月派”的文章，在他看來也不過中學生的水平罷了。梁實秋不是說他不知道主子是誰嗎？他說，這正是“資本家的走狗”的活寫真。文章寫道：“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得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此即謂之“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文章特別指出，將自己的論敵指為“擁護蘇聯”或“黨”，明顯是出於一種陰險的暗示。但是，魯迅並沒有肯定梁實秋意在要得主子的“恩惠”，隻虛晃一槍，說他“不過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濟其‘文藝批評’之窮罷了”。這樣，鋒芒最後也就不能不落到一個“乏”字上。
其實，這裏用的還是“請君入甕”法。
幾個月前，梁實秋寫過一篇《魯迅與牛》，引了魯迅的《〈阿Q正傳〉的成因》中關於“疲牛”的比喻，發揮說，“魯迅先生做人處世的道理都在這一匹疲牛的譬喻裏很巧妙的敘述了。一匹牛，在張家可以耕田，在李家可以轉磨，在趙家店前可以做廣告；一個人，在軍閥政府裏可以做僉事，在思想界裏可以做權威，在文學界裏可以做左翼作家……究竟現在是吃哪一家的草，屬於哪一個黨……魯迅先生發表文章的那幾種雜誌不是常常有黨的字樣麼？……其實魯迅先生何必要我‘影射’。有草可吃的地方本來不過就是那幾家，張家，李家，趙家，要吃草還怕人看見，太‘乏’了！……”
於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便留下了兩張漫畫：乏狗與乏牛。一個有主子，所盡的是職責；一個有主顧，表達的是犧牲。
100會見李立三?五十誕辰?木刻講習會
5月的一個晚上，魯迅在馮雪峰的陪同下，前往爵祿飯店會見共產黨的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李立三。
在總結和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第一次左傾盲動主義的中共“六大”召開之後，共產國際“六大”接著召開了。這時候，共產國際實際上已經被置於聯共的指揮棒下麵。由於聯共反傾向鬥爭的影響，共產國際“六大”指出左傾冒險主義的“第三時期”理論，給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帶來災難性的影響。然而，作為權力中心的意誌是不可逆轉的。中共代表發言人瞿秋白即使在會上對“第三時期”理論提出不同意見，表示不可理解，也隻能受到嚴厲的指責。1929年，共產國際連續給中共中央發出三次函件，將中共中央的路線、政策繼續向左推進。10月，中東路戰爭發生。為了使蘇聯贏得對張學良東北軍作戰的勝利，防止日本發動反蘇戰爭，共產國際迫切希望中國國內迅速出現全國武裝暴動等計劃，以確保“國際正確的路線”的執行。1930年上半年，在中國，左傾路線和行動仍然處於潮漲狀態。
見麵以後，李立三直截說明了約見的意圖。他向魯迅介紹了全國的形勢，以及關於城市暴動等係列行動計劃，請他配合黨的任務，做點具體的政治宣傳工作。
魯迅很坦率，當即表示說，他是不善於宣傳的。
李立三舉了法國作家巴比塞的例子，問魯迅是否可以像他那樣發一個宣言？如果可以，那麼將會給革命帶來很大的幫助。
巴比塞確曾發表過不少政治宣言，影響也相當廣泛。可是，巴比塞是巴比塞，魯迅是魯迅，而且中國也不是法國。魯迅認為，中國革命不能不是長期的、艱巨的。中國有中國式的戰法，總之，他不讚成赤膊打仗，而應更多地采用“壕溝戰”、“散兵戰”、“襲擊戰”等戰術。不打算進行“韌戰”是不行的。其實何止搞文學如此，搞政治也當如此。因此，在他看來，眼前的共產黨還是幼稚的，教條的，冒險的。
他說，如果他要學巴比塞那樣發一通宣言，就很難在中國呆下去了。
李立三表示，可以讓他到蘇聯去。
他想的可不一樣。他覺得中國更需要他，他必須留在中國，而且隻有留在中國，才能打上一兩槍，起點作用。到外國去住起來做“寓公”，於個人來說，舒服是舒服的，但對中國革命有什麼益處呢？況且，自己也過不慣舒服的生活……
四五十分鍾過去，會見也就結束了。
沒有結果。
回到家裏，魯迅突然記起臨別前同李立三握手的情景，對馮雪峰嘻嘻笑道：“他的手真軟嗬！”
接著，他搖了搖頭，攤開雙手說：“你看，我們兩人還是各人談各人的。”
理解人不容易，理解作家更難，理解富有思想深度的作家尤難。以魯迅的“學生”、“戰友”、“知己”自炫或炫人者可謂不少，而真正理解他的有多少呢？倒在外國朋友中，有幾個人是深刻認識了他的存在的。
史沫特萊便是其中之一。
出於女性天生的敏感，由底層生活所鍛煉出來的理性，以及介入政治生活的熱情，史沫特萊幾乎從見麵的頭一天起，就像熟悉自己的親人一樣熟悉這個中國人。
她說：“魯迅是位偉大的作家，有些中國人稱他為中國的高爾基，可是在我看來，他真正是中國的伏爾泰。”
她說：“魯迅是中國現代作家當中惟一具有我們所謂‘天才’的那種奇異和稀有的品格的人。中國原有許多有才具有能力的作家，但魯迅是惟一天才的作家。”“作為一個作家，作為一個筆杆的戰鬥者，他是具有天才的，而伴隨這天才，便是一種深不可拔的執拗性。”
她說：“在所有的中國作家當中，他恐怕是最和中國的曆史、文學與文化錯綜複雜地連結在一起的一個人。他的某些政治評論幾乎是無法譯成英文，因為，由於不可能公開地攻擊反動統治，他的文章經常是用中國過去最黑暗時期的某些人物、事件和思想來影射諷刺的鑲嵌品。”“通過這些政治評論，中國的和西方的兩條豐富的文化巨流在暢流著，它們的風格簡直像蝕刻銅版畫一樣優美地表現出來。”“他認為思想和表現的自由，是人類成就的要素。他的文字的風格是與眾不同的，因此即使用了許多筆名，也無法掩護他……”
這個出生在美國的“大地的兒女”，於1928年底作為德國《法蘭克福日報》的特派記者來到中國，從此加入中國人民的鬥爭的行列。自從通過翻譯家夫婦董紹明和蔡詠裳的介紹認識了魯迅，她就深深地為魯迅的思想和人格所吸引。她把德文譯本的自傳體小說贈送給魯迅，並在扉頁上寫道：“贈給魯迅，對他為了一個新的社會而生活和工作表示敬佩。”
一個炎熱的下午，董紹明夫婦訪問了史沫特萊，請求她租一家小的外國餐室，好在那裏舉行慶祝魯迅五十誕辰的招待會和晚宴。
這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因為那天將被邀請的人，是代表著“危險的思想界”的。董紹明叫她放心，說所有的客人都隻是口頭邀請，並且發誓保守秘密；同時，在通往餐室的各個路口，都將會安排專人放哨，不會發生意外的。
9月17日下午。很好的陽光。
史沫特萊同董紹明夫婦站在一家名為“蘇臘巴業”的荷蘭西餐室花園的門口，看著從前麵交叉的馬路上陸續前來的客人。
魯迅在夫人許廣平和愛子海嬰的陪同下很早來到。他身材矮小而又虛弱，穿了一件淡黃色的長衫和一雙膠底布鞋；光著頭，沒有戴帽子，短頭發刷子似的豎著。從外貌看來，他的麵孔同普通的中國人一樣，卻非常富於表情，一種充滿生氣的智慧就從這上麵流露出來。他見到史沫特萊很高興，用德語簡單地作了交談。他的風度，他的語言，他的每一個手勢，都放射出一種完美的人才可能具有的魅力。在他的麵前，史沫特萊突然感覺到自己像一個呆子似的粗野笨拙和局促不安。
客人們很快到齊了。這時，魯迅便回到花園裏去。史沫特萊再三轉過身來看他。他因某些手勢而舉起來的細長而生動的手，緊緊地攫住了她的心。
這是一個混雜的而又令人興奮的集會。到會的不下二百人，這種景象使史沫特萊感到驚異。她就住在附近，知道這一帶布滿偵探，可是這麼多人的集會卻居然瞞過了他們的眼睛。在這些客人當中，有作家、美術家、教授、大學生、演員、新聞記者、學者。還有一個是紅軍協助會的代表，一個剛剛出獄的反帝同盟的代表，一個地下出版的共產黨報紙的編輯。還有兩位有地位的人士，他們的光臨，並不是因為同意魯迅的信念，而是對他的正直、勇氣和學識表示尊敬。
暮色降臨時，有一半客人走掉了。另外有幾個人前來代替史沫特萊他們放哨，於是他們來到餐廳裏，同幾十個人一起進晚宴。
宴會過後，賓主作了熱烈、懇切的祝詞，演說接著開始。
老板是熟悉的，而且不懂中國話，因此他並不使史沫特萊感到擔憂。可是，那些中國侍者卻是可注意的，對於知識者的集會，他們居然那麼全神貫注地從旁傾聽。每當有侍者走出房去的時候，史沫特萊都注視著他的行動，留心他是否去打電話給警察。
青年人的發言總是帶有激進的色彩，聽著令人鼓舞。他們談著近代的思想，談著黑暗的現實，談著紅軍的成長，談著文化團體的組織，談著魯迅五十年可寶貴的生活，欣慰於他的健康，希望他永久地做他們的領導者和保護者。
今天魯迅真美！——大約當他快樂的時候，或是對於什麼東西發生興味的時候，他總是這麼美麗的……史沫特萊猜想著，目光不時地從演講者那裏移到魯迅身上。她發現，他的臉老是那麼動人，眼睛老是帶著智慧和情感而閃耀著，隻是在今天特別的美麗。他身上的綢袍增加了他的美，增加了他的一份尊嚴。
魯迅自始至終仔細地聽著青年的發言，把他的注意力從一個演說者迅速地轉向另一個演說者，而他的食指，一直在緩緩地撫摸著麵前的茶杯的邊緣……
當所有的人演說完畢，他便站了起來，開始平靜地講話。
史沫特萊是第一次聽魯迅的演說。她一麵細心捕捉外麵街道可能出現的捕人車的隆隆的聲響，一麵仍在傾聽著魯迅的聲音和朋友的翻譯。漸漸地，她竟忘記了捕人車的事了，所有的侍者也都因靜聽魯迅的發言，而忘記了侍候客人。
魯迅說著自己平生的故事。從中國到異邦，從鄉村到都市，在平靜的講敘中，時時快刀似的切入對於自己的解剖。他說，現在被請出來領導無產階級的文學運動，還有他的一些年輕朋友要求他當一個無產階級作家。他要是真的裝作一個無產階級作家的話，那就未免太可笑了。他的根，他的創作生活，是植在半封建的鄉村中，在農民中和知識分子中的。除了自己的故鄉和周圍一些知識者之外，對於其他任何的知識集團知道得很少。可是，他又一直不滿於學生及其他知識者思想中的一些古老的陰暗的東西。關於無產階級文學，他知道自己不能寫，但可以翻譯。如果把蘇聯作家的重要作品譯成中文，對於中國青年作家是有指導意義的。
他又說，他也不相信中國的知識青年，沒有體驗過工人和農民的生活、希望與痛苦，便能產生出無產階級的文學。他希望受過教育的青年，能分享工人和農民的生活，從他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和必要的養分，當然也不能忽略對西方文學藝術的學習。總之，創作是從經驗中，而不是從理論中產生出來的。
集會快要結束時，一個青年人把身子彎向史沫特萊，搖著頭，低聲地說：“太令人失望了！你說是嗎？我說的是魯迅對待無產階級文學的態度，這種態度，隻能使青年人為之沮喪。”
史沫特萊出生於工人家庭，當過煙廠工人、書刊推銷員，生活培養了她對職業的知識分子的敵對情緒。在她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來沒有做過體力勞動，他們的寫作，是一種同實際經驗脫了節的職業。對於他們，甚至連“青年”這樣一個普通的名詞，也僅指學生而言，對於工人和農民從來采取一種同情但卻是優越的態度。他們創造出許多自稱為“無產階級文學”的東西，多是人工造作的，是對於蘇俄文學的一種笨拙的模仿。
於是，她對那青年回答道：“我完全同意魯迅的意見。”
真正的革命藝術家不隻是關心藝術目的，還關心藝術生產的工具和手段。所謂“傾向性”，就不僅僅是思想的呈現，它必然地從藝術形式上反映出來。
中國知識分子在物質生活上帶有極大的依附性和寄生性，因之在思想意識上也多表現為上傾性，忽視了廣大的下層社會。像魯迅這樣始終保持著一種下傾的態度，對勞苦大眾表現出近於宗教的獻身的熱忱，是極其少有的。但是，他願意做一個精神引導者，雖然並不承認自己為“導師”，卻不肯迎合和取媚大眾。他知道，中國文字是如何的繁難，在短時期內做出“平民文學”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語言文字的運用方麵，他執意保留自己的個性，創造著有點古奧有點艱澀的既熱烈又凝重的風格。然而，在他的意識深處，卻有著一種負罪感。為了償還這筆精神債務，在他所熟悉的藝術種類中，他覺得惟一可以轉讓的是作為視覺藝術的繪畫，而木刻，是其中最富有大眾品格的。
木刻，也即版畫的材料極其簡單，隻須一把小刀和一塊木板，再配上紙墨，就可以產生一種藝術了。當革命時，版畫的作用更廣，雖極匆忙，也頃刻能辦。在魯迅看來，中國畫的表現力是不夠的，而油畫和水彩畫的顏料又太貴，目前大約隻有從木刻藝術中培養新型的藝術家。現代藝術最壞的傾向是沙龍繪畫，而他們是應當有著與之完全不同的方向的。加以在中國，印刷技術相當落後，倘美術家自己畫，自己刻，自己印，就不但可以使原作避免失真，流布也能較為廣遠，不再如那些巨幅或長卷，固定一處，僅供幾個人鑒賞。中國人有著欣賞水墨畫的習慣，年畫，小說繡像，在鄉間也都不難覓得，而且確實曾經贏得少年時的自己的喜歡。
魯迅不但熱愛美術，而且重視它的社會效能，許久以前便把它當成為大眾美育的重要方麵。出於這種由衷的熱愛與關心，他一直追蹤世界美術的流變，翻譯過厚厚的一本《近代美術史潮論》。此外，在左聯舉辦的“暑期補習班”以及其他藝術學校和團體裏，他還多次向文藝青年介紹過現代美術理論。但是，對於木刻，他的認識是逐步深入的，以致終於想到要提倡現代版畫運動。
他編書的脾氣很特別，就是喜歡插圖。為了給《奔流》月刊預備插圖，他多方搜集美術書籍，僅1930年，這類書籍的購置就超過文史書籍的三分之一。這時，他開始沉迷於外國版畫，於是分頭搜尋，托商務印書館及個人，如陳學昭、徐詩荃、曹靖華、史沫特萊等，分別從英國、法國、德國、蘇聯購入大量木刻插圖和畫冊，還托日本友人搜集浮世繪版畫。為了求得蘇聯木刻家的手拓木刻，多次購寄宣紙，以作交換。他所收藏的外國版畫原拓，附有木刻插圖的文學作品等，據統計有千種之多，居中國公私藏家之冠。其中，又以德國和蘇聯版畫為最多。雖或遠在這兩國的朋友較為相知，搜集方便，但是這些作品的粗獷與豪邁是足以吸引魯迅的，那上麵，黑白分明地記錄著人類的掙紮，搏鬥，永不屈服的尊嚴。
為了便於保存、傳播和藝徒的學習，魯迅開始著手木刻畫集的出版和介紹工作。最先是在朝花社，以《藝苑朝華》的名目出版定期畫集。在已出的第一輯的五種中間，有三種是木刻集，即兩本《近代木刻選集》和一本《新俄畫選》。他還為這三本畫集寫了《小引》和《附記》。此後不久，又自費出版了德國青年版畫家梅斐爾德的《士敏土之圖》。可憐的是，畫冊隻影印了二百五十部，而且幾乎盡是德日兩國人所購，中國讀者隻有二十餘人。他曾經為此鳴過寂寞，但是，對於版畫在中國的前途並不悲觀。
魯迅對版畫的熱心感動了內山。在他的影響下，內山也加入了由他默默開始的中國現代版畫運動的組織工作。
“我想把先生搜集的版畫讓人們欣賞一下，舉辦個版畫展覽會，可以吧？”
“很好，那麼我就選畫，你準備畫框。”
就這樣，一個小規模的世界版畫展覽會很快地計劃成功了。
這是中國的第一次版畫展覽會。會場設在北四川路上海供銷合作社二樓的日語夜校的教室裏。德國和蘇聯版畫大小一共七十餘幅，都裝上了端正的畫框，作了編號，寫上原文和漢文對照的國名和作者名字，印刷了展覽目錄。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還安插了不少日本版畫，因為凱綏?珂勒惠支的連環版畫富有反抗性，展出時，也就特意分散到幾個房間裏去。
對於這次展覽，日本人有不少評論，而參觀的中國人卻不多，但無論如何，總算喚起了中國文化界對木刻藝術的注意。
後來，內山還協助魯迅舉辦過兩次類似的版畫展覽，為了開展創作，魯迅委托內山在日本定購了木刻刀，並配備木板、油墨、木拓等出售。於是內山書店也就成了我國第一個木刻用品代銷處。
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魯迅又發起組織了中國最初的木刻講習會。
那是1931年初秋。一天早飯過後，完造夫婦和初到上海的胞弟嘉吉，以及後來成為他愛人的片山鬆茂在書店後屋裏聊天。話間，完造拿出三張版畫明信片給大家觀賞，井上喜美子覺得很好玩，問畫是怎樣做成的。恰好嘉吉來時就做打算刻些上海風景之類的，特意帶了一些木刻用具，這時便到樓上把東西拿了來，迅速地把桌上的火柴匣畫在木板上，一麵講說一麵雕刻，喜美子和鬆茂在好奇心的慫恿下，也跟著刻了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魯迅進來了。他聽了內山的介紹，看了日本孩子的木刻畫片，觀察了在場三個人的操作和嘉吉的指導，突然提出一項要求，要嘉吉教上海的美術學生作木刻。
這不是笑話麼？嘉吉不過是一位小學美術教員，連各國名家的作品也沒有見過，怎麼能教美術學生呢？嘉吉感到非常為難。魯迅的“師道”就這樣特別，他並不在乎是否名家，隻要有一點長處，小人物一樣可以為人師。他認為，藝術是不可能傳授的，因此多次聲明說不相信什麼“文學入門”“小說作法”之類，但是作為一門技藝是可教習的。他告訴嘉吉，近來學習木刻的繪畫學生多了起來，但是卻不懂木刻的基本技術，隻是摸索著幹，因此，隻要能教些入門技術就行了。
在兄嫂的再三勸說之下，嘉吉推辭不掉，隻好勉強答應下來。
講習會場設在日語學校裏，這是魯迅向校長鄭伯奇商借的。平時隻穿舊大褂的他，講習的幾天穿了一件很講究的雪白的夏布長衫，表現出罕有的興致。
講習會於8月17日開始，每天上午9時至11時為講習時間，主講是內山嘉吉，魯迅擔當翻譯。講的內容主要是木刻技法方麵的知識，後來也結合學員的習作，一麵示範一麵談些具體的意見。講課餘下的時間，用來觀摩魯迅每天帶來的一包袱各國的版畫作品，這時主講就輪到他自己了。他向學員們講說浮世繪版畫，非常讚賞那些色調鮮明而富有生活氣息的造像；介紹作風秀麗的英國木刻時，連帶批評了英國出書的風氣：印刷精，印數少，以昂貴的定價顯示書的名貴。他還特地帶來珂勒惠支以整整五年時間創作出來的一組著名的腐蝕版畫《農民戰爭》，這是由史沫特萊花了很多周折才買到的。對於珂勒惠支的作品，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稱之為“當今德國一支最優美的歌”。魯迅在談話中也表示了由衷的敬佩，在講述珂勒惠支的生平和藝術成就時，竟沒有吸上一口煙！
會員大都是二十多歲的青年，一共十三人，基本上屬於“一八藝社”的成員。一八藝社是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公開活動的團體，入盟前，曾經在上海開過三次展覽會。魯迅參觀過，捐過款，還為最後一次展覽寫過引言。在引言中，他熱情地評介了這批幼小者的作品：中國近來其實也沒有什麼藝術家。號稱“藝術家”者，他們的得名，與其說在藝術，倒是在他們的履曆和作品的題目——故意題得香豔，漂渺，古怪，雄深。連騙帶嚇，令人覺得似乎了不得。然而時代是在不息地進行，現在新的，年青的，沒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這裏了，以清醒的意識和堅強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見生長的健壯的新芽。這是第一批種子。
珂勒惠支十分喜愛歌德的一句名言：“穀種不該磨粉！”為了使種子不致在政治高壓底下成為粉末，魯迅，這位中國現代版畫之父，從此出席木刻展覽會，給展覽會和創作的木刻集作序，與青年木刻家談話、通信，為保護和支持他們耗盡了一生的心血。
魯迅所提倡的木刻是現代新興木刻，它所接受的是歐洲創作木刻的精魂，與我國古代木刻曆史不相幹。當然，它也可以采用傳統版畫的材料和某些技法。作為形式上的東西，是可能獨立承傳的。但是在這中間，魯迅更為強調的是學習西方最新技術的必要性。隻有改變了傳統的藝術觀念，更新了傳統的藝術手法，中國的現代版畫才能開拓出寬廣的道路。
101柔石之死?避難花園莊?《前哨》與《北鬥》
在上海，魯迅第一次直麵死亡——當生命未及進入巔峰狀態的青年群體的死亡，非自然的死亡，暗暗的死亡！
1931年1月7日，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這次會議是共產國際的集權主義和教條主義的產物，是由國際代表米夫操縱下進行的。為了樹立自己選定的代理人的威信，米夫在會上把王明當成國際路線的忠實執行者而加以鼓吹，並且反複說明國際支持王明等組織臨時中央，是改造中國黨的必要手段。國際的指示是至高無上的。即使反對派占多數也無濟於事，在短短的時間內，中央的實權終於掌握在王明手裏。
李偉森、何孟雄等對四中全會的召開十分不滿，於是發動了一批同誌，於1月17日在東方飯店開會表示反對。可是，整個會場已經陷入國民黨特務的包圍之中。會議未及結束，便遭到突襲，三十多個與會者全部被捕。
這中間就有柔石，還有殷夫、胡也頻、馮鏗和李偉森，也都是左聯中的作家。
柔石被捕的消息，是第二天中午魏金枝跑到寓所裏告訴魯迅的。前天夜裏，柔石還來過，說明日書店請他去做編輯，他答應了；又說書店想印自己的譯著，托他來問版稅的辦法，自己曾將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記得他往衣袋裏一塞，便匆匆地走了，不料這一去，竟然成了永訣！
沒有悲痛的時間。
問題是，柔石的衣袋裏還藏著那印書的合同，這就留下了株連的根據。不是說官廳正在找尋自己嗎？合同是白紙黑字明明白白地寫著的，但是你既不願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又還有生之留戀，那麼還是趕緊逃走吧！……經過反複考慮，第三天，魯迅決定找內山去。
“老板，我要搬家！”
“搬到哪裏好呢？”
“總之要快，不能慢吞吞的。”
“那麼就搬到我家裏來吧。”
“不行，你家裏出入的人太多了。”
“拉摩斯公寓呢？”
“也不行。”
內山說不遠處有一家日本人經營的花園莊旅店，來客並不很多，並說老板是他熟識的。花園莊就花園莊。魯迅決定了。天底下其實本沒有什麼安全的地方。
次日晚間，內山委托王寶良雇了幾輛黃包車，親自把魯迅一家護送到花園莊去。
連日來，眼前一直浮現著柔石的麵影：晶亮的前額，眼鏡片後麵的永遠燃燒著熱情的目光……一個很好的青年，具有台州人的硬氣而又忠厚得有點迂的青年……他弄文學，創作，翻譯，組織朝花社，努力扶植剛健質樸的文藝，理想是高遠的，但是又不是那種心粗氣浮的物類，連最細瑣的雜務都統統歸他做了……他受同類的壓迫，遭同類的虐殺，而生前總相信人們是好的。有時同他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嗎？——不至於此吧？……”他迂到不敢跟女性一同走路，後來改變了，也總是保持了三四尺的距離。然而，當他和自己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自己，生怕被汽車或電車撞死……總之，無論從舊道德或新道德看來，隻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還有殷夫、馮鏗……自己曾托柔石送過兩回書給殷夫的：一回是裴多菲的兩個集子，一回是一個美國記者作的中國遊記。然而，先後都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裏了……
還有畢磊，還有劉和珍，還有秋瑾……
生與死總是糾纏在一起。當魯迅深深懷念著這些已歿的生命時，他不能不因死亡的方式而追索人類生存的一種特殊方式，也即鬥爭方式來。秘密到組織會黨，暗殺，公開到請願，散發傳單，飛行集會，一代又一代，難道非此不足以解救中國嗎？當馮雪峰到花園莊裏看他，他不隻一次地說過類似的話：“做法是還得想一想的。”也許，他一生也不可能知道內情，不知道柔石的被捕是否根源於叛徒的告密，正如不知道蘇聯黨內鬥爭的詳情，不知道其後著名的“大清洗”一樣，但是，至少他是不同意共產黨青年目下的這種過激的方式的。
而更多的是沉默。在過度的憤怒或過度的悲哀時，都會使他一語不發。馮雪峰初來，他的話就總共不超過十句，偶爾說的，也是籠而統之的近乎抗議和感歎的話：“這樣下去，中國是可以給他們弄完的！……”
由於中國的封閉和愚昧，魯迅不能不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先覺的知識階級的身上，而民眾是隻好等將來再說的，這是無可奈何的事。然而，現實鬥爭使他看到，中國的知識階級仍然是那麼缺乏獨立性，那麼空虛，那麼軟弱，甚至趨附於黑暗勢力。這種種矛盾一直煎熬著他，以致使他惟隻確信自己的獨戰力量，而視各種的知識集團為空無。可是，一個人的力量又何其單薄呢！在對於同代人的失望之中，他不能不對年輕一代的知識者抱有期待。中國畢竟需要知識者。而今，連這惟一的希望也被摧毀了！……
國民黨自從成為執政黨以來，就把先前的關於自由、民主、人權等種種政治諾言完全拋棄了。他們成了中國曆史上最黑暗的動物。然而，他們是權勢者，詛咒又如何呢？政權依然傲視你而巋然存在！
沒有文章。隻有沉默。
這時，謠言蜂起了。上海的《社會日報》，天津的《益世報》、《大公報》，沈陽的《盛京時報》等，紛紛揭載魯迅被捕或已死的消息，甚至傳為“共黨中重要分子”、“任滬紅軍領袖”。這些謠言，是足夠可以殺人的。於是，用書信、電報探詢魯迅的人，一天天多了起來。遠在北平的母親，竟也為此擔憂成疾。
逃難的當晚，就把積存的信劄給燒掉了，為的是避免連累無辜的朋友。此刻，朋友的心都在周圍悸動了，信又怎麼可能不寫？寫了得毀掉，毀掉了還得寫。就如眼下的世界，在不斷的破壞之下，也還得有人去修補一樣，即使那結果不免仍歸於徒勞。
他接連給許壽裳、李小峰、韋素園、李秉中、荊有麟、曹靖華等去了信。開始給許壽裳寫的一封，體裁和從前的大不相同，全無句讀，避掉真名而用“索士”和“令斐”，其實都是同一個自己，為許壽裳所知悉的。而且以換住醫院的說法，代替出走，等等。然而，無意的幽默總覺淒然。他寫信給在日本的李秉中說：我自旅滬以來，謹慎備至，幾乎謝絕人世，結舌無言。然以昔曾弄筆，誌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為左翼作家聯盟之一員。而上海文壇小醜，遂欲乘機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語，力施中傷，由來久矣。哀其無聊，付之一笑。上月中旬，此間捕青年數十人，其中之一，是我之學生。（或雲有一人自言姓魯）飛短流長之徒，因盛傳我已被捕。……其實我之伏處牖下，一無所圖，彼輩亦非不知。而滬上人心，往往幸災樂禍。冀人之危，以為談助。……文人一搖筆，用力甚微，而於我之害則甚大。老母飲泣，摯友驚心。十日以來，幾於日以發緘更正為事，亦可悲矣。今幸無事，可釋遠念。然而三告投杼，賢母生疑。千夫所指，無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來日如何耳。東望扶桑，感愴交集……他焦苦地等待著柔石等案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