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盜火者
當他剛剛漂流到了上海，便隨即陷入一群革命文學家的圍攻之中。
在論敵的進逼中，他不避艱難，盜取“天火”——一麵用來煮自己的肉，一麵借以照見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混亂與空虛。
90上海?內山書店?艱難的結合
上海。
古老而憂傷的長江緩緩流向這座城市，而後突然中斷，出現一片浩淼無涯的海域。風和船舶，從四麵八方紛至遝來……
以特殊的地理位置，上海成了殖民帝國的野心、資本以及西方文明在中國的最大的輸入口。黃浦灘頭：租界出現了。領事館出現了。紡織廠和各種工廠出現了。彌漫的煙雲，汽笛，機器繁雜的鳴響，給上海蒙上一層現代都市的迷幻色彩。
1927年，工人起義的火炬燒紅了天空，接著鮮血如注，滌蕩著這裏大大小小的街衢。於是，上海由一個工業城市變成為新型的封建專製政權——蔣介石政權的第二首都。政府的許多重要機構，都不設在南京，而設在這裏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租界地，黨國要人都有他們的公館和別墅。還有所謂“上海聞人”，即流氓幫會頭子，與反動軍警及巡捕房的上層人物互相勾結，販賣人頭，走私販毒，包庇娼賭，坐地分贓。專製，混亂，黑暗。整個上海，成為大小軍閥、官僚、政客、黨棍、買辦、幫頭、流氓、特務交混一體的罪惡的淵藪。
這時，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北京，早已顯出一派古戰場的情景。文人們紛紛望旗南下，這裏，還聚集了一群從潰敗的革命隊伍中過來的作家，以及文學青年。高密度的集結，預示著全國性的思想文化的激戰，必將在這裏展開。
上海又名“滬”。滬，從扈衍變而來，乃係一種捕魚工具。魯迅常常自比為魚。的確，他一生都在“爭自由的波浪”。當他和許廣平逃離廣州那個僅可“以沫相濡”的險灘，而終於漂流到了上海，是否便知道：等待他們的竟是別一種厄運？
橫站的士兵/盜火者人間魯迅（下）10月3日。是到滬的第一天。
在共和旅館安頓下來以後，魯迅隨即偕同許廣平前往北新書局訪問李小峰，並邀三弟周建人共進夜餐；次日，又與林語堂與孫伏園、孫福熙兄弟合影留念。
鬱達夫、王映霞夫婦到訪時，他特意介紹了“密司許”，讓她陪著說話。顯然，他有意公開與許廣平的關係。但是最有意味的，還是那種不經意的公開方式。
一次便宴過後，茶房端上咖啡，他便向著正往杯子裏攪拌的許廣平投了一瞥，然後告誡道：“密司許，你胃不行，咖啡還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吧！”如果換了林語堂，也許不會覺得有什麼特異之處。事實上，林語堂也是到了後來許廣平行將分娩的時候才醒悟過來的。鬱達夫卻不同，這個富於羅曼氣質的人物幾乎一下子就可以做出判斷：在魯迅的目光和說話中，分明有著一份從來沒有的柔情。
別人怎麼猜測，怎麼議論，都任由他們去！反正自己沒有那份說明的義務。人生勞勞，可焦慮的何其多呢！經驗過一場血的遊戲，他覺得，對於輿論這東西，實在無需太顧忌。如果總是為別人的言行所窒礙，那麼，做人豈不是白做了嗎？
旅館畢竟不是久居之地，必須有一個較為穩定的住所。周建人初次到來，魯迅就讓他給找房子。恰巧周建人在商務印書館做編輯工作，住在寶山路附近的景雲裏內，那裏還有一間空房子可以租賃。建人介紹說，房子是單幢的石庫門住房，不整齊，前寬後窄，有三層樓。魯迅聽了，說我隻有兩個人，不假思索地便立刻訂了下來。
要購置的家具十分簡單，每人僅一床、一桌、一椅，如此而已。至於吃飯，則同周建人以及他的同事一道，沒有雇用工人。6日看屋，8日移居，全部工作隻消一個上午就完成了。
人的靈魂大約總得尋求安定。在大上海，有了這小小的棲身之地，魯迅頓覺全身輕鬆了許多。
下午，他一個人逛內山書店去。
書店是由一個叫內山完造的日本人開設的。1913年，內山作為日本眼藥店的推銷員第一次來到中國，從此在上海定居。三年後，他在日本京都同井上美喜子結婚，婚後伉儷同到上海，在北四川路魏盛裏租了房子，接著在前門開辦了一家小書店。最初，書店出售的是一些聖經、讚美詩之類的宗教書籍，後來擴大了品類，其中包括文學藝術和社會科學方麵的書籍，從此聲譽鵲起。
店堂間不大，日常店務由井上喜美子同中國店員王寶良經營。店裏東西北三麵都是一人高的書架，房子中間還有一排書架，書架後麵有一張小桌子，四麵擺著一套藤製沙發。進門是一張寫字台，朝裏放著，這就是櫃台。店麵雖略嫌簡陋，但主人是善於經營的。1923年起，店內設有茶座，經常舉行有中日兩國文人參加的“漫談會”，像郭沫若、鬱達夫、田漢等都參加過。這時，內山開始用“鄔其山”的筆名撰寫文章。他為人正直，仗義好客，於是書店也就漸漸成了文化人慣常往來的地方。
三天前，魯迅曾經來過一次，僅僅一次便成了盯梢的對象。
長而亂的頭發，濃黑的口髭，咬一個牙黃色煙嘴。穿的竹布長衫已經褪色，一雙陳嘉庚式鞋子，鞋幫弄得很髒。這般模樣哪裏像是購書的人呢?恰好最近店裏不時發生失竊現象，一本很珍貴的書，插畫往往不翼而飛。內山的哲學是不要聲張，怕因此嚇退了顧客，隻是囑咐盡量地加以防範。這樣，王寶良立刻被告知：注意這一個!
隻見來客進門以後，慢慢地順著書架瀏覽一周，然後又返過來選書；每一本書都看得很仔細：裝幀，書名，目錄，有的還大致翻看了內容，一點不像偷書的樣子。最後，他竟選了一大疊書，付過錢，才從容地攜著出去。
一個怪客。
今天魯迅到書店裏來，恰好內山沒有外出，喜美子發現了他，立即把他在前幾天買書的事偷偷告訴了丈夫。內山畢竟是有點曆練的人，一看就知道來客非同一般：身材雖然矮小，卻有一種浩大的氣魄，眼睛清澈而威嚴，閃爍著睿智的輝光。
來客挑了幾種書，然後在沙發上坐下來，一邊喝著喜美子送過去的茶，一邊點上煙，指著挑好的書，用漂亮的日本話說：“老板，請你把這些書送到東橫濱路景雲裏23號。”
內山立即問道：“尊姓?”
“周樹人。”
“嗬——你就是魯迅先生嗎?”內山簡直叫了起來，“久仰久仰!我早已聽說你從廣東到這邊來的了，隻是不認識，失禮了！”
就這樣，一對異國朋友，從此奠定了長達十年的深厚情誼。
“就是不出賣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有的。”閑談中，內山曾經這樣向魯迅表白過。的確，從收轉信件和稿費，介紹出版及代售書籍，直到安排避難之類，魯迅都得到內山的大力幫助。內山把認識魯迅看做“一生的幸福”，稱為“刎頸之交”；而魯迅，一生中最後的文字也都是寫給內山的，充分表明了他對朋友的信賴。
以後，魯迅經常去內山書店買書或小坐。僅10月份，去過十次，有時一個人去，有時同許廣平一起去。隨著業務的擴大，兩年後，書店遷至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新址，他去的次數便更多了。
相處很長一段時間，魯迅不談政治，也不談文學，後來就變得無所不談。1931年，他作詩題贈“鄔其山”道：廿年居上海，每日見中華：
有病不求藥，無聊才讀書。
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
忽而又下野，南無阿彌陀！魯迅的舊詩，除了少數“少作”，均作於上海十年。這不是偶然的。對於一個從事社會批評的作家來說，不可能沒有一種適於主觀表現的形式。當魯迅中止了小說和散文詩寫作之後，作為代替物，舊體詩便成了書店以外借以傾吐積悃的重要的語言媒介。由於這些詩都是應邀之作，諷刺詩不多，像這樣的“中華全景圖”可以說絕無僅有。詩中對中國人的自負、麻木、苟且的根性，尤其是權力集團的橫暴而善變的本質特點，雖屬信筆，卻刻畫入微。可見在平日，中國的政治文化，是他們經常接觸的話題之一。
當魯迅把這幅立軸送給內山時，內山發現，署名的下麵沒有蓋章。魯迅經他指出，隨即探手於身邊的印泥，按了一個指印。人到忘情，即所謂至交。至交又何必區區於形式呢?
對於內山，至今連私事，也可以不加隱瞞了。有一天，魯迅到書店去，直白地告訴他說：“老板，我結婚了。”
“同哪一位?”
“那個姓許的。”魯迅說，“我本不打算結婚，因為人們太為我們操心了，說了不少話，想到這樣下去對大家都不好，所以結婚了。”
“你的太太不是在北京的嗎?”
“那是我母親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在上海所有的朋友中間，魯迅從來未曾這樣宣布過。而所謂朋友也者，也無非是往來較多一點的熟人而已。對魯迅來說，真正的朋友，應當是在共同承受的痛苦中間彼此感通的人。這個條件未免太苛刻了。即如內山，便有不少隔膜之處。可是他篤實，真誠，在上海這塊慣於以商人眼光看人的地方，畢竟是難得的。尤其作為一個外國人，對中國懷有一種鄉土般的熱愛，更是令人感佩。在中國，即使“愛國者”成打成打地產生，然而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熱愛自己的祖國的呢?
在景雲裏，魯迅住二樓的前屋，許廣平住三樓，兩人的住房是隔離開來的。這種似乎形式主義的做法，使熟識的人們頗感困惑。作為人道主義者，他既然要在名分上為朱安保留應有的地位，那麼，就不可能為自己的愛情贏得一個正統的、合法的形式。這是尷尬的。但是，他重視的是內容。他相信事實的力量。
對於愛情和婚姻問題的這種不徹底的處理，給魯迅的論敵，以及社會上的遺老遺少製造了攻擊的方便。他曾收到一位署名周伯超的信，說有人宣傳他“討姨太太”，“棄北京之正妻而與女學生發生關係，實為思想落伍者”。直到他逝世前一年，此間報紙仍在造謠，並稱許廣平為“魯迅之小愛人”而加以笑罵誣蔑。魯迅的辦法是“自畫招供，自卸甲胄”。自然卸起來並不如說得輕鬆。
特別是許廣平，許多打擊都是緣她而來的。有流言說，魯迅的原配夫人朱安是魯迅的“佳偶”，魯迅所以離棄朱安，全在她從中作梗。因為她和魯迅同居，她的親屬便中斷了同她的聯係。一些好意的同學親友，則陸續來信詢問實際情形，表示願意在經濟上給予接濟……
在寫給老友的信中，許廣平作了如下深情的表白：其實老友麵前，本無諱言，而所以含糊至今者，一則恐老友不諒，加以痛責，再則為立足社會，為別人打算，不得不暫為忍默，今日剖腹傾告，知我罪我，惟老友自擇。……周先生對家庭早已有十多年徒具形式，我亦飄零餘生，向視生命如草芥，所以對茲事亦非要俗世名義，兩心相印，兩相憐愛，即是薄命之我厚遭挫折之後的私幸生活……我之此事，並未正式宣布，家庭此時亦不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諒責由人，我行我素……在幸福的體驗中間，明顯地存在著一種壓抑感。魯迅不會不知道。他看過這封信，說是“說得我太好了一點”，內心自然是十分感激的。
然而，他並不可能感覺滿足，至少不可能長期做到這一點。在幸福的底端，他已經感到了某種苦痛的碰觸。他的懷疑與憂慮似乎是與生俱來的，並且他過於憐惜生命個體，始終不肯放棄精神上的企慕與追求。其實，愛情並不意味著個性的消解，相反它應當通過新的形式得以強化。如果兩性的結合，可以讓人在世俗的歡樂中獲得滿足，個人的欲求因此而進入酣眠的狀態，所謂愛情，也就完全被毀絕了。對於生命實體，無論是哪一個層麵，包括愛情所具有的苦難的質性，他都一樣有著至深的感悟。
現實的問題是：許廣平的朋友邀她去辦關於婦女的刊物了，那麼，去不去呢？
一個年輕女性，理應出去做事的。她不應該像子君那樣整天地忙家務，隻懂得照顧阿隨和小油雞之類，她應當有她的廣大的世界。可是，果真如此，自己的生活豈不是又要回到從前一個人幹的孤境中去?如果不這樣，還能怎樣呢?讓她呆在家裏不出來，你不覺得太自私了一點嗎?半年之後，在回答李秉中“結婚然否問題”時，他在信中寫道：“結婚之後，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後來又說：“結婚之後……理想與現實，一定要衝突。”所說雖然帶有普泛的意味，但多少總融進了一些切身的感受。
許廣平外出做事，應當說，也不無從生活方麵著想的。從廣州帶過來的薪水就不多，今後將賴什麼維持生計?教書，還是寫作?要是教書就難以從事譯著；可是教書不自由，而且至今已毫無這方麵的趣味了。那麼，處在一個不安定的環境裏，寫作就可以順當地進行嗎?在這裏，雜誌確乎不少，書鋪的經濟狀況卻並不見佳。許壽裳有信來，說是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蔡元培意欲聘為“特約著述員”，但不知是否出於敷衍?要做學問，與人鬥爭的事自然減少許多，然而恰恰為此，他就覺得於自己並不相宜。目下是什麼時候?著述!他們需要著述些什麼!每想及南京政府，他就感到氣悶之至。
離粵時，曾向朋友表示說“但可玩玩時，姑且玩玩”，而且確也有過遊一次杭州的打算，但此刻已沒有這樣的時間和心思了。看上海的情形，比北京複雜得多，一一對付怕也要很吃力。你到底是準備在這裏長住呢，還是客居一個時候?如果不想久呆，又當投往何處?
住地隔鄰是大興坊，北麵直通寶山路，竟夜行人，或唱戲，或吵架，嘈鬧得可以。最苦是隔壁住戶，日夜搓洗麻將，高聲談笑，興發時把牌重重擲落桌麵，有如驚堂木的擊拍，真是不勝煩擾，無可如何。雖然有許廣平溫情的慰解，他仍然無法擺脫內心的焦慮，人生最根本的焦慮，尤其在夜裏。
91演講係列：真假知識階級?指揮刀和
文學家?新女性與傳統初來的兩個月，不斷的應酬、陪客、演說，忙得不亦樂乎。而這忙，魯迅在信中說得很幽默：“是於自己很沒有益處的。”
可是，演說卻使大學校園裏的青年知識分子受益匪淺。這種近於巡回式的演講，以平均每周一次的密集的方式，成了魯迅近期思想的輻射中心。
“四一二”大屠殺，逼使他在新的曆史環境裏重新做出抉擇。革命被最後斷送，說明“火與劍”實際上已為政治野心家所利用，所以，在魯迅看來，革命仍然是一個幻影，在中國的土地上是未曾發生過的。在這裏，他把單純的革命戰爭給否定掉了。這一否定帶有某種思想回歸的性質。因為在北伐期間，他確曾受了宣傳的蠱惑，而表示願意聆聽“大炮的聲音”。當然，所謂回歸，並非退回到原來的唯思想革命的思路上去。現在，他開始認識到，思想革命同政治革命必須結合起來。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思想應當成為政治的附庸，相反意味著思想意識的相對獨立性和積極參與性。而思想的物質力量，隻能來源於社會的底層：新興的無產者及其鬥爭。
作為人道主義者，一貫具有反叛意識的人，向一黨專政的反人道的新型封建政體發起挑戰，是思想發展的必然性傾斜，一種無法改變的方向。自從清黨運動暴露了一個號稱代表“國民”利益的政黨的本質以後，魯迅看到，新一代的權力者同往昔的封建寡頭毫無二致，雖然用了近代最時髦的主義裝扮自己，卻同樣是敵視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力量。在書信裏，他確曾聲明說“關涉政治者一概不做”，但是命運注定他不可能成為大時代的脫逸者。他的係列演說，就是以政治為中心，通過政治與思想，政治與文藝，政治家與知識階級，其中包括文藝家的嚴峻對立展開的。
10月25日，在勞動大學的講題：《關於知識階級》。
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如何?他們的出路何在?在中國現代史上，這是一個十分突出的重要的問題。
在魯迅看來，知識分子最大的特點是有知識，能思想，是思想革命的主體。但是，作為社會的主要角色，卻遭到了“能否存在”這一境遇的致命的威脅。他指出，知識和“強有力”是不能並立的。權力者不許人民有自由思想，以為各個人思想發達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也就不能統一了。故統一思想，對強有力者說是頭等重要的。知識者自身同生存空間的衝突，由是變得無法避免。
知識階級生來就沒有權力，一種先天性缺陷就是他們對權力者的依附性。可是，中國的知識分子與俄國式或西歐式不同的是，他們的地位畢竟高出於平民，缺乏平民意識，是一種“特別的階級”。他們所具有的現代知識本身帶有反專製、反保守、反愚昧的性質，而他們恰好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嫡係傳人，有著難以擺脫的惰性。這樣，不同文化形態的曆史性衝突內在化和人格化了，它表現為知識分子的自我衝突，痛苦是永遠的。
在這裏，魯迅使用了“真知識分子”和“假知識分子”的概念。在中國特定的政治文化環境裏，知識階級是在指揮刀下聽令行動，還是發表傾向民眾的思想呢?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今天發表這個主張，明天發表那個意見，思想似乎天天進步，其實這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真的知識階級的進步，決不會如此之快。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就是沒有假知識階級的壽命長。最可怕的情形，就是比較新的思想運動起來時，如與社會無關，作為空談是不要緊的，這也是專製時代所以能容知識階級存在的緣故。隻有當思想運動變成實際的社會運動時，那就危險了，往往反為舊勢力所撲滅。還有，衰弱的知識階級害怕“西洋文明”，有如老年人吃東西，總是左思右想，吃牛肉怕不消化，喝茶時又要懷疑，其實這是沒有力量的表示。有自信力的人是不至於此的。衰弱的知識階級必定要走向滅亡，但是，當此中國人膽子格外變小，對於較特別的思想，較新的思想尤其喪心發抖的時候，真正的知識階級也都難以存在的。這裏，有一條比較安全的道路是做藝術家，為藝術而藝術。藝術家住在象牙塔中，固然比較地安全，但可惜還是安全不到底。秦始皇、漢武帝想成仙，不是終於沒有成功而死掉了嗎?
結論是：知識分子沒有出路。
對於“真知識分子”來說，惟有抱定犧牲的決心，忍受身心的苦痛，勇敢地發表代表民眾的思想，並且努力把思想運動轉變為社會運動，同平民一起，向這個著著逼人墮落的“老社會”做徹底的鬥爭。
這時，國民黨改組派在上海大肆活動，為了拉攏青年學生，無限誇大知識分子的曆史作用。魯迅對於中國知識階級的兩難處境的分析，以及出路問題的看法，具有獨創的思想價值，是投給混亂、狂熱的大學生群的一帖鎮靜劑。
在專製時代裏，作為知識階級的一分子，魯迅對思想及思想者的命運是十分敏感的。的確，在一個連思考也可以獲罪的國度裏，國民還有什麼基本權利可言呢？演說中，魯迅幾次談到“自由思想”。在他看來，是否允許思想自由，是革命成敗的重要標識之一；對思想寬容的程度，同樣可以成為衡量一個政權的性質的標準。
還有另一個標準。在暨南大學文學係同級會主辦的演講裏，他說道，中國算是又革了一次命，但看上海的情況還是老樣子，一動沒動；不過各種稅捐增加了，物價上漲了，尤其是吃的東西。他自稱是沒有什麼宏圖的人，因此不能不注意到“江東的米價”，如果小百姓被弄得連吃口稀粥都要比從前更困難，那麼革命就很難說是成功的。他不是那類玄學鬼，不會因為對精神問題的關注，而忽略了國民在物質生活方麵的最起碼的需求。
他對幾年來的所謂“革命”是持否定態度的；甚至不承認，在中國的土地上曾經發生過一場本來意義上的革命。這一大膽而獨特的論斷，固然帶有一個人道主義者的強烈的感情色彩，同時也反映了那滲透在曆史觀深處的批判的理性精神。他稱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的生活環境為“大鐵幕”，可謂黑暗之極，但是，他已不複如辛亥革命過後那般絕望了。對於未來的革命運動，明顯地，他是抱有期待的。
對“革命文學”的否定，正是緣同否定“革命”的態度而來。目前，“革命文學”的說法，顯然為官方所利用，廣州報紙就稱吳稚暉為“革命文學的師法”。在演說中，魯迅以鄙夷的口氣說，因為此刻是“革命”的政府，故做起文學來必須有“革命”二字，當然不會是好文字。這類充滿官方色彩的“革命文學”，他是不屑一顧的。他說：“從前我以為指揮刀是指揮兵的，現在我覺得指揮刀也是指揮文學家的；指揮刀在前，文學家在後，什麼文學革命，不過受指揮刀的驅使——如是而已。”在《革命文學》一文中，他發揮同樣的思想，指出：世間往往誤以兩種文學為革命文學：一是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一是紙麵上寫著許多“打，打”，“殺，殺”或“血，血”的。從指揮刀下罵出去，從裁判席上罵下去，從官營的報上罵開去，使被罵者不敢開口，實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所可惜者隻在這文學並非對於強暴者的革命，而是對於失敗者的革命。所以，惟有在革命時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氣，才可以做革命文學。反過來看，革命文學家風起雲湧的所在，其實是並沒有革命的。
那麼，他是如何看待文學創作的呢？
在幾次演講中，關於文學與社會，關於文學家的主體意識，關於文學遺產的繼承，以及文學的性質和功能問題，他都做了比較係統的闡述。
頭等重要的問題是必須麵向現實社會。用種種逃避的方法遠離現實，隻能把文學引向末路。在光華大學題作《文學與社會》的演講中，魯迅列舉了三種文學現象：其一是造象牙之塔，為藝術而藝術；其二是快樂主義，把社會的苦痛趣味化，隻要勝利的歌頌，又總是嘲笑失敗者；還有較為隱蔽的一種是，止於作不平鳴，在詛咒社會以後，卻每每能獲得發泄的滿足。他反對把文學視作躲避所，幾乎不放過任何機會，高張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
文學不應僅僅反映客觀的事實，還須同時表現主觀的真實，這兩者是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魯迅從來沒有過那類被動的“反映論”的說教，倒是十分重視作家的主體性，認為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不能拘於題目，隻有按照作家自己心中要說的說出來，那東西才是不死的。他強調文學的真誠。他指出，中國從事文藝的人大都是資產階級，以資產階級而勉強寫無產階級的文學，其結果總是矯揉造作、弄虛作假，還不如做近於資產階級的文學較為有誠意。他回憶說，在廣州曾經看見黨部出了一個題目，叫做《青年的煩悶》，文章居然說：戀愛算什麼?我們要革命!“這完全是假話，”他總結道，“我覺得還不如老老實實說，我願戀愛，我寧願放棄革命。”
在這裏，作家的素質是帶有決定意義的。他說：中國文學已入末路之中，新的東西一定要建設的。應該有一種文學新人，他們的思想，與包括他自己在內的舊式的人完全不同，所發表出來的世界一切事情，都通過他們各自的眼睛，分明地顯現各自的個性。有了新的人，方有新的思想，新的形式。新形式的探索過程，同時也是社會內容的改造過程。
在演講中，有一個觀點很值得注意，就是不能教條主義地照搬蘇聯的經驗。對於外國文學，魯迅主張不分國界廣泛地加以吸收，不能專向外國一條路走。中國與蘇聯的國情不一樣，人們的思想也就隨之不同，所以，他們的“無產階級文學”，我們是不能模仿的。他批評說，現在中國文壇上往往自我標榜為什麼主義，其實是受了西洋文學史的毒。主義不是先導的，不是先有主義而後按主義的模式實行。而事實上，卻不乏這樣的人，他們寧願接受主義的束縛。曆史證明，這種保存主義而犧牲現實的作法是貽害無窮的。
至於中國的文學遺產，他分析說，其中精華不少，垃圾很多。我們應當吸收其精華，不要被垃圾壓倒，一頭鑽進故紙堆裏爬不出來。
還有一個突出的觀點，是說文化發達的地方，文學不能進步。究其原因，文化優越感往往形成一種封閉心理，故此中國人的思想太守舊，即使在文明進化的時代有所變化，也都容易複原。鑒於這種文化現象，他認為，必須有真實的破壞。他說，沒有真實的破壞，沒有滅亡的表示，就沒有新的國家，新的文學的產生。他做了一個比喻：有一種節節蟲，在繁殖的時候，一節一節地死去，直到完全死完，就產生了一整個的幼蟲。人類有像這樣的精神，才能走向進步；如果一天到晚怕滅亡，那倒是十分危險的事，因為這樣的生命狀態，實質上已經與死亡無異了！
日本文學批評家片上伸有一篇短論，叫《“否定”的文學》，魯迅曾經翻譯過的。那裏說，俄國文學是從否定中產生的，是“否定”的文學。否定是力，較之溫暾的肯定，它有著更為深而強的力。由否定而表現自己，由否定而心泉流動，由否定而發現活路。以俄國文學為例，文章指出，作為否定之力的文學，也就是作為生存之力的文學，仗著自行破壞，自行處死，而至於自行蘇生，自行建造。它以自己的否定為出發點。由否定的肯定，由死的生，循著這樣的道路實行質的飛躍。魯迅提倡的文學，正是這種富於力的美的“否定”的文學；他本人的作品，也是這種以暴露為其外在形態的“否定”的文學。無論理論或創作，這種具有反省意識的否定的批判的文學，對於從傳統的“樂感文化”中長期繁衍下來的“瞞和騙”的中國文學，確實不失為曆史性的挑戰。
12月21日，在暨南大學，魯迅又作了一次演說，講題是《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這是一次著名的演說，是《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合理的延伸。十五年後，王實味在延安寫作的《政治家?藝術家》，很明顯，是從中受到了啟發的。
演說開宗明義說：“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衝突之中；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於現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於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由於政治家與文學家的地位不同，所代表的利益不同，所以他們之間的“同一”是暫時的相對的現象，衝突則是本質的，永久的。
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而文學家偏偏既敏感，又不安分，在社會上說話也總是說得早一點。政治家既要堅持統一，當然要反對思想自由，把文學家當作眼中釘。在中國，主張人道主義的人沒有個人主義者多。在政治家眼裏，人道主義者要替別人找出路，關心未免太廣，且要改變現狀，倒還不如個人主義的好。所以，堅持專製主義，是必然反對人道主義的。文藝催促舊的漸漸消滅，也當是一種革命；其實不安於現在，不滿意於現狀的都可以算是革命的。但文學家的命運，並不因自己參加過革命而有所改變，還是處處碰釘子。在軍閥統治下，文學家站不住腳；打倒了軍閥，文學家還是站不住腳，即共了產，文學家還是站不住腳。革命成功了，感覺靈敏的文學家，又要不滿現狀，又要出來開口了。從前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本來讚同過；待到革命成功，政治家便把這一切置之腦後，將從前所反對的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於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頭。割掉頭是最好的辦法，既不會開口，又不會想了。
說到革命文學，魯迅認為，革命並不能和文學連在一起，雖然文學中也有文學革命。但做文學的人總得閑定一點，正在革命中，連想麵包都來不及，哪裏有功夫做文學?等到有了文學，革命早已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後，閑空了一點；有人恭維革命，有人頌揚革命，但這已不是革命文學。他們恭維革命頌揚革命，就是頌揚有權力者，和革命有什麼關係？所以，以革命文學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學，世間哪裏有滿意現狀的革命文學？除了吃麻醉藥！
政治家和文學家的每一次衝突，勝利都屬於政治家，但他們決非完全的勝利者。魯迅斷然指出，政治家想不準大家思想，那種野蠻時代畢竟早已過去了。政治家認定文學家是社會擾亂的煽動者，心想殺掉他，社會就可以平安。殊不知殺了文學家，社會還是要革命；俄國的文學家被殺掉的、充軍的不在少數，革命的火焰還不是到處燃燒嗎？
係列演講所包含的思想十分豐富。在關於社會曆史和文學藝術的論述中，魯迅取的是文化社會學的更為恢弘的視角，使用的方法也不是單一的。
早在留日以前，他已從赫胥黎改造過又為嚴複所闡揚的《天演論》中，學習達爾文的進化論，並以此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基礎。留學期間，深受西歐的人本主義和啟蒙主義的影響。對尼采、斯蒂納、易卜生等肯定生命、弘揚個性的思想，尤為傾倒，稱之為“新神思宗之至新者”。這些思想理論，與進化論同時構成了青年魯迅的社會觀和人生觀。“五四”以後，隨著杜威訪華，實用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這種重事實、重行動、重實際效果的哲學，與現實主義者魯迅的思想方法相當吻合，所以，對於杜威的演講及其他論著，他都加以搜集，並且珍存起來。“五卅”以後，他開始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這是與當時國內的革命形勢的發展，以及蘇聯革命成功的感召力量很有關係的。但是，興奮中心的轉移，並不等於他必然要放棄人類其他的進步思想和有益的哲學。應當看到，階級論和進化論，在魯迅的思想中並不構成單一的、線性的聯係；尼采的個人主義，杜威的實用主義等，作為他的價值觀和方法論的組成部分，仍然得以批判的保留，從而構成他的富於現代意義和個人特色的開放的思想體係。
譬如，演講中的“知識階級”一詞，指的是一個文化集團，就不是來源於馬克思學說中的概念。在論及文學與社會關係時，也並沒有使用那個著名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範式。此時，對於文學的認識，他更為接近泰納、勃蘭兌斯的曆史文化學派的觀點，但卻沒有因此忽視文學的審美特質。講話時，就曾涉及“文學價值”問題。看得出來，這一學派重視民族的時代環境對文學的影響，與馬克思稱作“終審決定”的生產力的製約作用，兩者不無共通之處，但對於前者，卻不是可以輕易否定和取代的。在一個更為寬廣的理論背景上，它們具有互補性。
魯迅關於“國民性”的思想，顯然更多地包含了文化社會學的內容。即如“階級性”問題，魯迅也是有著作為一個思想者所特有的思想構架的。他不取那種建立在統計學意義上的階級分析方法，而是以一套互相對應的詞組，如“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闊人”、“福人”、“猛人”與“窮人”，“高等華人”與“下等華人”，“特權者”、“權力者”、“權勢者”、“有位有勢的大人物”與“蟻民”、“小民”、“小百姓”，“君子”與“小人”等，分類描述中國社會。這樣一個二元對立結構的社會，既是階級社會也是文化社會。此後，他還說過，“階級鬥爭”不如“同級鬥爭”的說法更切實。這是很有意味的。無疑地，他著意保留“文化論”的廣度，結合“階級論”的力度，進而拓展他的思想深度。
12月，魯迅把在勞動大學的教職辭掉了。校長易培基再三挽留，也沒有效。次年1月，他退回薪金六十元，再度表示了堅定的意向。
他希望盡可能地減少一點身心的束縛。他不願意把事情拖下去。加以易培基也不是當年的易培基了，身為校長，他已不能不秉承政府當局的意旨，逮捕和開除被視作異端的學生。而自己，不正是因此脫離中大的嗎?為什麼來到上海，還要到學校裏做製造醉蝦的幫手?
在此期間，他收受了大學院的聘書，還有月薪三百元。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薪金。從此，從物質到精神，便都獲得了一種相對的穩定性。
生存第一。的確，他不願意在政府或政府所屬的機關供職。既然蔡元培答允領了款子仍可自由著作，那麼也不妨試試。問題是，罵政府的著作，也可以嗎？在這個世界上，內容與形式往往不相統一，拿政府自身來說，招牌掛的“革命”，其實是反革命；表麵代表“國民”，實質是強奸民意，就是顯例。如此看來，拿政府的錢罵政府，有何不可？況且錢也是搜括來的，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兩者豈不正好一致了嗎？哈哈，自我解嘲！算了吧！
總之，現在是可以靜下來寫點什麼了。早應該寫點什麼了。許廣平也不必到外麵做事去，可以留在家裏搞翻譯。這時，魯迅萌動了一個念頭：教許廣平日語。
新文學運動以來，他一麵創作，一麵翻譯。在他看來，翻譯工作的重要性，是絲毫不讓於創作的，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文化荒漠。他想，如果許廣平也能搞翻譯，自己或可更專注於社會問題和國民根性的發掘，那成績當會比現在大得多。
但是，許廣平並沒有能夠很好地領會魯迅的意思，對於魯迅，仍然習慣地以一個學生的身份表示她的遵從。她日常的工作並不輕鬆、燒飯漿洗、買煙送信、購置書籍、謄抄校對、迎送客人等等，幾乎所有時間都消磨在這些雜亂的活計上麵。來滬的前兩年，家裏沒有傭人；雖然孩子出生以後雇了女工，但作為母親，又得添加不少新的麻煩。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她也是家庭的一個忠實的女仆。時間，心力，都不容許她把魯迅擬定的翻譯計劃進行下去。女性是悲慘的，尤其是中國女性，總是默默地毫無抗爭地奉獻自己，犧牲自己。如果說，男性也表達了一種犧牲的話，那麼他們的犧牲是在社會，而她們的犧牲卻在家庭；他們的犧牲為了一份舉世矚目的事業，而她們的犧牲卻全然為了應付一堆毫無意義的事情。許廣平是幸福的，她會感到幸福，因為作為人生惟一的旅伴，她正陪同著一個勇敢、剛毅的男性奔赴時代的道路。然而，她又並非是完全滿足的，事情本身便包容了女性全部先天的不幸。走出學校以後，像子君一樣，她的活動天地幾乎就隻剩下幾十平方的世界。人類大約天生就有一種群居習慣，有一種從事社會活動進行廣泛聯係的內在的需求，因此，把自己從同類中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無論如何是痛苦的。當許廣平還沒有從意識深處把翻譯工作同人類的進步事業聯係到一起，還沒有來得及把改造中國文化的需要轉化為個人需要，她理應感到孤獨。
孤獨是可怕的。隻有真正的思想者才有力量承受，甚或病態般地喜歡它。內心的孤獨，首先不是境遇和性格問題。作為新女性，不能說許廣平已經滿足於物質環境的安定，滿足於終生照顧自己的愛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她仍然渴望著以翻譯之外的習見的方式走向社會。但是，她不能夠。是她把當年在女師大事件中展露出來的寫作才華親手掩埋了，意欲發揮出色的組織和活動才能而不能；在學習和翻譯過程中，隻要感覺到了某種人世的孤離感，她便盡力地壓抑自己，設法逃避自己，如是甘願滑向中國傳統女性的庸常的道路。
總之，無論事業或職業，社會或家庭，都是可堪困擾的問題。在給李秉中的信中，魯迅慨然寫道：兄職業我以為不可改，非為救國，為吃飯也。人不能不吃飯，因此即不能不做事。但居今之世，事與願違者往往而有，所以也隻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倘有餘暇，可研究自己所願意之東西耳。自然，強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飯碗一失，其苦更大。我看中國謀生，將日難一日也。所以隻得混混。飯碗大於政治。
作為他喜愛的學生，在國民黨軍隊已經淪為反動工具的今天，打算脫離軍職，本來是應當予以支持的。但是，魯迅竟不同意此舉，如同自己終於要了大學院的飯碗一樣，也希望李秉中能夠保留原來的但卻是必要的生存形式。
這段時間，他多次談及“飯碗”。寫信給江紹原時，他一樣感歎道：“現在是專要人的性命的時候，倘想平平穩穩地吃一口飯，真是困難極了。”像這般的關心“啖飯之道”，實在足以令那些高談“革命”的英雄或雅議“藝術”的才子們小覷他。
他算什麼呢？一個最世俗化不過的人。
92創造社和太陽社的共同靶子
中國向何處去？
1928年是一個關鍵性的年頭。“四一二”以後，蔣介石在大屠殺中穩住了局勢，旋即整頓黨軍，繼續打起北伐的旗幟，以“國民革命“的天然領袖的姿態出現，蒙蔽天下耳目。6月，他聯合了桂、馮、閻三派新軍閥，對奉係軍閥張作霖作戰，占領北京和天津。接著，國民黨政府宣布將直隸省改稱河北省，北京改稱北平，從形式上統一了中國。從此，蔣介石便以一黨專政的極權形式，全麵開始他的鐵腕統治。
共產黨人從血泊中爬起來，為了一個堅定的信仰，繼續進行著艱苦卓絕的鬥爭。具有某種悲劇意味的是，這個年輕的政黨，從誕生的時候起，就被置於基本貫徹斯大林路線的共產國際的指導之下，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失去獨立自主的地位，教條主義的產生變得無法避免。這時，陳獨秀被撤離了在黨內的領導位置，代之而起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則相繼推行另一條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作為代表人物，他們都曾到過蘇聯，在那裏接受過係統的思想訓練。曆史的選擇不是偶然的。他們的路線錯誤，直接導源於共產國際、斯大林的理論模式。對於國內的政治形勢和階級關係，他們缺乏清醒的估計，否認革命已經進入低潮，按照以城市鬥爭為主的方針，到處發起暴動。然而，所有的暴動都先後失敗了。血火中的犧牲，加以黨內鬥爭的消耗，使革命蒙受空前慘重的損失。與此同時，毛澤東異軍突起。這個在曾國藩和黃興的故鄉成長起來的革命者，把馬列主義的有關理論同中國農民階級這一物質力量結合起來，向湘贛邊區，向軍閥勢力所未及控製的文化稀薄的地帶，開拓了一條不同於十月革命的中國式的武裝鬥爭道路。
就在革命遭到挫折的時候，一個怪誕的現象出現了：“革命文學”竟然可以無視革命的狀況而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當“統一”局麵形成以後，權力者或者把統治的秩序合法化，或者從意識形態方麵極力抹去階級壓迫的界限，用“民族”、“國家”的觀念作為它的代用品。一些禦用文人，幾年前也曾一度鼓吹“革命文學”，現在則紛紛起來反對，尤其在國民黨政府與蘇聯絕交以後。他們神經極度衰弱，總是把“革命”同共產黨和蘇聯等同起來，所以，不久又提出“三民主義的文藝”，“民族主義的文藝”等名目，千方百計把黨的私貨塞進去。但是，在一個貧困、落後、專製、腐敗的國度裏，革命，對於廣大底層特別是青年來說始終是富有吸引力的。當“革命文學”這一口號被一批左傾青年接了過去，而重新賦予它以某種激進的色彩以後，其中不合理的因素被忽略了，以致幾乎所有文學青年，都以充血的眼睛傾慕於它，由是灌注了一派新時代的“阿波羅精神”。
魯迅成了“革命文學”倡導者的靶子。正當他因共產黨人的犧牲而滿懷同情和義憤的時候，卻戲劇性地遭到了一群年輕的共產黨員的圍攻。
幾年來，魯迅對創造社頗有好感。自從得知郭沫若、成仿吾等南下投奔革命，他就一度有過聯合創造社的打算。到了廣州，雙方還共同發表過反對帝國主義的宣言。雖然，成仿吾穿著高統軍靴在大街上昂首闊步的姿態令他不快，但是創造社在文藝方麵的努力，他是切實感受到了的。所以，離開廣州之前，對於創造社在南方所受的壓迫，他在通信中才有那麼深沉的慨歎。
當此群集上海之際，原先的聯合打算不就可以實行了嗎？
果然有了一個機會。一天，創造社成員鄭伯奇、段可情、蔣光慈到訪。他們的目的，正在於聯合起來，共同創辦一個刊物，提倡新的文學運動。看來，他們是經過了一番醞釀，而且實際上也取得創造社的中心人物郭沫若的同意和支持，從而發出合作的邀請的。對魯迅來說，現在所要對付的，主要是遍身血腥的權力者及其走狗，因此也就慨然允諾，並且主張不必另辦刊物，可以恢複《創造周報》，作為共同的陣地。不久，《時事新報》便刊登了《創造周報》的複刊廣告，並載有特約撰述員三十餘人的名單。其中，魯迅名列首位，其次是化名“麥克昂”的郭沫若。大約將近一個月，《創造月刊》還登出預告說：“《創造周報》複活了！”
其實，這是一個死胎。
經過一陣喧嚷之後，便悄無聲息，再也無人光顧什麼魯迅了。
成仿吾從另一條路線出發，遠到日本東京招兵買馬，實行全麵恢複和加強創造社的雄心勃勃的計劃。南昌起義失敗後，郭沫若從香港寫信給成仿吾，主張從革命時代回到文學時代。成仿吾認為，這樣的態度是消極的，應當進一步以文學推動革命。這時，左傾教條主義已經成為國際共運中的一種風氣。在日本，福本主義大行其道，狂熱的青年學生尤其醉心於福本和夫的著作。成仿吾發動回國參加後期創造社活動的重要人物，幾乎都是以京都帝大文學部哲學科作為起點的，而且直接、間接同東京日本進步學生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發生聯係，而這個組織正是福本主義的聖地。他們在思想上接受了福本和夫的“分離結合論”和“理論鬥爭主義”，重視“馬克思主義意識”和“理論鬥爭”，主張由具有純粹革命意識的優秀分子從不純分子中間分離開來，然後集中到群眾中培植革命思想。此外，在文學觀念上，他們還接受了蘇聯的試圖壟斷文壇的“無產階級文化派”和“拉普派”的影響。當鄭伯奇把準備聯合魯迅的情況寫信到東京來，成仿吾便拒不同意。他認為，老作家都不行，隻有把老的統統打倒，才能建設新的普羅文藝。
於是，魯迅一下子從聯合對象變成了批判對象。
1927年年底，馮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鏡我、李鐵聲等五人毅然拋開東京的學業回到上海。回國前，他們曾同成仿吾一起組織籌辦了一個新的刊物——《文化批判》。次年1月，創刊號出版了。成仿吾在祝詞中寫道：現在是算總賬的時候，《文化批判》將擔負起偉大的曆史任務，貢獻指導性的革命理論，給全戰線以朗朗的火光。他們以天下為己任，決心成為中國混沌落後的文化藝術的批判者和征服者。
與此同時，蔣光慈、錢杏等成立“太陽社”，出版《太陽月刊》。雖然，在“革命文學”的發明權和領導權方麵，太陽社和創造社之間有過激烈的爭論，但是，就倡導同一性質的“革命文學”，以及攻擊魯迅等“老作家”來說，他們的步調是完全一致的。
《文化批判》創刊號以醒目的位置編排了馮乃超的長文：《藝術與社會生活》。
文中列舉白話文運動以來五位有代表性的作家，惟有一個“富有反抗精神”的，就是郭沫若。關於魯迅，作者這樣寫道：“魯迅這位老生——若許我用文學的表現——是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稱許他的好處，隻是圓熟的手法一點，然而，他不常追懷過去的昔日，追悼沒落的封建情緒，結局他反映的隻是社會變革期中落伍者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隱遁主義！好在他不效L.Tolstoy變作卑汙的說教人。”接著引用了列寧的《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一文中的兩段話，一再證明，托爾斯泰一類人道主義者是反動的。
該刊第2期是李初梨的又一篇長文：《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
作者把魯迅和周作人、陳西瀅等相提並論，把他們的文字統稱之為“趣味文學”，以“趣味”為中心，“蒙蔽一切社會惡”，“麻醉青年”。文中反詰道：“魯迅究竟是第幾階級的人？他寫的又是第幾階級的文學？他所曾誠實地發表過的，又是第幾階級的人民的痛苦？”他照例標榜創造社和郭沫若，認為那才是真正繼承了“中國文學革命的正統”的力量。
其實，李初梨之所謂“趣味文學”，是來源於一年前《洪水》半月刊的成仿吾的文章。文中以漫畫的筆法寫道：“在這時候，我們的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並且說：“由現在那些以趣味為中心的文藝，可以知道這後麵必有一種以趣味為中心的生活基調”，“它所暗示著的是一種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寫於四年前而在最近發表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對新文學運動的評價是，無論否定舊思想或介紹新思想，兩方麵都不曾收到應有的效果。以《語絲》為中心的周作人一派的成績無非是一種“淺薄的啟蒙”，“他們是代表著有閑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裏麵的小資產階級。他們超越在時代之上，他們已經這樣過活了多年，如果北京的烏煙瘴氣不用十萬兩無煙火藥炸開的時候，他們也許永遠這樣過活的罷”。文中說，是創造社“救了我們全文學革命的運動”激勵了全國的“印貼利更追亞”繼續奮鬥。當然，我們還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努力獲得階級意識，走向齷齪的農工大眾！
郭沫若在《英雄樹》裏有一段話說：“個人主義的文藝老早過去了，然而最醜猥的個人主義者，最醜猥的個人主義者的呻吟，依然還是在文藝市場上跋扈。——酒喲……悲哀喲……我的老七老八喲……好不漂亮的impotant的頹廢派！”幾年前，他熱烈謳歌“藝術”和“天才”，鼓吹“文藝無目的論”，反對“借文藝為宣傳的利器”；現在則強調文藝的宣傳作用，號召文藝青年“當一個留聲機器”，否則，“那沒有同你說話的餘地，隻好敦請你們上斷頭台！”他還把“要無產階級自己做的才是無產階級的文藝”的看法當成為“反革命的宣傳”，認為魯迅、茅盾、鬱達夫等人多少正好表現了類似的觀點。化名麥克昂發表的《留聲機器的回音》，再度發揮了“當一個留聲機器”這個自稱為含有“辯證法的唯物論”的“警語”的意義。他讚揚李初梨的文章，判定徐誌摩一類為“有意識的反革命派”，語絲派則是“不革命的文學家”，語絲派的“趣味文學”是“資產階級的護符”。在這裏，他自立楷模，宣告自己已經“轉換”了方向，“獲得了寧犧牲自己的個性與自由為大眾人請命的新觀念”，“克服了小有產者的意識”，“向新思想新文藝新的實踐方麵出發去了”。
太陽社方麵。蔣光慈發表《關於革命文學》一文，認為“中國社會革命的潮流已經到了極高漲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無處不表現著新舊的衝突”，在文壇上，“為著要執行文學對於時代的任務，為著要轉變文學的方向，所以也就不得不提出革命文學的要求，而向表現舊社會生活的作家加以攻擊”。他批判說：“有很多作家，他們雖然也攻擊社會的不良，雖然有時也發幾聲反抗呼喊，但是始終在彷徨，彷徨……尋不出什麼出路。”在這中間，自然也包括魯迅在內。
對魯迅攻擊得最厲害的，得數錢杏。在《死去了的阿Q時代》裏，他斷言：“魯迅終竟不是這個時代的表現者。”在他看來，超越時代正是時代作家的唯一生命，而魯迅並沒有能夠超越，甚至不曾追隨過。魯迅的思想走到清末就停滯了，從創作裏所能找到的，隻有過去，是沒有將來的。《野草》的敘述，完全暴露了小資產階級的任性、固執、疑忌，既不甘於現實，在理想中又沒有希望，結果隻好徘徊歧路，彷徨於無地。對魯迅來說，完全是受了自由思想的侵害，這種人若不把領袖思想、英雄思想從腦中趕掉，是沒有出路的。文章最後宣告：阿Q時代早已死去，我們再不要專事骸骨的迷戀，而應當把阿Q的形骸與精神一同埋葬掉！
《太陽月刊》的編者鼓吹說，這篇文章“是值得注意的一篇估定所謂現代大作家魯迅的真價的文章”，還進一步發揮道：“很多人總以為魯迅是時代的表現者，其實他根本沒有認清十年來中國新生命的原素，盡在自己狹窄的周遭中彷徨呐喊；利用中國人的病態的性格，把陰險刻毒的精神和俏皮的語句，來淆亂青年的耳目；這篇論文，實足澄清一般的混亂的魯迅論，是新時代的青年第一次給他的回音。”
這是魯迅自呐喊以來所遭受到的最猛烈的圍攻。
當年林紓攻擊新文化運動，不過作作影射小說；女師大時候，陳西瀅也無非說說“閑話”，雖然不無陰險的暗示，但多少還得擺一點學者的臭架子。關於讀書和翻譯問題，碰過那麼兩回小釘子，畢竟以罵信居多，哪裏像這樣有專門性的“理論鬥爭”的刊物的？而且都是青年！而且都是共產青年！而且都是自稱把握了最時髦的革命理論的青年！
包括了人身攻擊在內的多種攻擊，嘩啦嘩啦連篇累牘鋪天蓋地而來。魯迅，一支筆而已，將如何抵擋得住？
魯迅與創造社的分歧和衝突是必然發生的。
他們都留學日本，但是無論年齡、經曆，以及所處的文化環境都有很大的不同。魯迅是從辛亥革命中走過來的，他所受的主要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影響。因此，對於反對封建主義，和對自由民主的要求特別強烈，在鬥爭中，表現出個性主義的執拗和獨立意誌的弘揚。創造社分子是在典型的現代文化氛圍裏孕育成長起來的，在資本主義陰影的籠罩下，他們接受西歐工人運動，尤其是蘇式共產主義的精神教育。在思想觀念上，主要進行對資產階級的批判；行動上表現為集團主義、極端革命性，左派幼稚病往往難以避免。在文學方麵，魯迅受明治文學的影響，創造派則受大正文學的影響。明治時代的作家，著眼於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追求為人生的藝術；大正時代則培養對文學藝術本身的至上主義，為藝術而藝術。魯迅明確地說明他的小說是“為人生”的，創造社前期標榜“藝術”而後期著重“觀念”，其實貫穿了一種脫離現實的共同性，即把文學當成為一種可以自在於社會生活之外的東西。魯迅與創造派的天才觀也很異樣。他們都重視天才，不過對魯迅來說，與其說重視天才，毋寧說重視培養天才的泥土更合適些。創造派以時代的先知者或藝術的代表者自居，總有一種“指導者”意識，正如鬱達夫諷刺他們的，“形似裁判官與個人執政者的天才者”。魯迅之謂“天才”，是通過個人的反抗意誌求得獨立發展的，同時意味著與扼殺天才的“庸眾”相對立。在魯迅的眼中，天才是孤獨的。他孤獨，卻從來不承認自己是天才。
對於聯合計劃的破滅，魯迅並不感到困惑，或有什麼遺憾。事情已經明白。至於幕後的情形如何，他倒沒有那份認真考究的心思。他憤慨，但也不無痛感。當此新軍閥實行血腥統治的時候，他們竟掄起“革命”的大斧，排頭砍殺所有被目為不革命的人們！簡直昏蛋！一樣的“阿Q黨”！僅以身上的反抗的性格和“無治的個人主義”，他就不會在被攻擊的時候保持沉默；但是，想及將一一對付各種攻擊的法子，心裏又不免發煩。值得嗎？不覺得浪費生命？當他切實感到這些由外來的左傾思潮同本土的流氓根性結合而成的驕橫而空虛的理論，將給未來的中國革命造成巨大的損害時，便決計給予反擊了。
2月23日，他寫下頭一篇論戰文字：《醉眼中的朦朧》。
你們說他“醉眼陶然”嗎？他說：你們才“朦朧”哩。這朦朧的根由，在他看來，是與官僚軍閥很有些關係的。如果和他們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時，筆下便往往笑眯眯，表現得非常和氣。然而弄文藝的人們大抵敏感，且有遠見，夢中又害怕鐵錘和鐮刀，因此不敢太露骨地恭維現在的主子，這樣就留下了一點朦朧。和官僚軍閥們的瓜葛已斷，本可以走向大眾，毫無顧忌地說話了，又擔心大家記得他們的指揮刀，結果還得有點朦朧。現在是大時代，動搖的時代，轉換的時代，中國以外，階級的對立大抵已經十分銳利化，倘要將自己從沒落救出，自然應當走向農工大眾。魯迅借用攻擊他的文字說，“小資產階級原有兩個靈魂”，既可走向資產階級，也能走向無產階級的。這時，革命的藝術家不免要坐到無產階級的陣營中，等待“武器的鐵和火”出現；待出現之際，同時拿出“武器的藝術”來。革命勝利了，他們自敘功勳，便也就成了一樣的戰士了。“然而革命者決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敢於明言。”魯迅指出：在中國，知道跟著人稱托爾斯泰為“卑汙的說教人”，而對於感覺到的為黑暗勢力所支配的社會現狀，卻連他的“剝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劇的假麵”的勇氣的幾分之一也沒有；知道人道主義不徹底，但當“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時候，連人道主義式的抗爭也沒有。這算是什麼“革命者”，什麼“革命的文藝家”呢？所以，魯迅說：“這藝術的武器，實在不過是不得已，是從無抵抗的幻影脫出，墜入紙戰鬥的新夢裏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