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夢與醒
抱著夢幻而來，結果從夢境被放逐而去。
但因此，他也就認識了許多：革命、政黨、領袖……
失敗和受騙是最好的訓練，他變得更加驍勇善戰了。
82大鍾樓內外
這個在北京遭到通緝的逃亡者，到了廣州以後，立即成為備受歡迎的人物。
青年學生對魯迅特別感興趣。他們是一群天生的不安定分子，對社會現實懷有本能的不滿和改造的熱情，因此，自從有了魯迅來校執教的消息，便紛紛開始打聽、猜測、議論，直到中大的布告廂裏出現了周樹人的名字，目送他搬進莊嚴瑰麗的大鍾樓。
從此，大鍾樓成了瞻望的目標。
隨著黨派之間的關係進一步複雜化和緊張化，中大內部的鬥爭也變得日趨激烈起來。兩年來，從學校領導到教員學生，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兩大營壘，尤以學生中的楚河漢界更分明。左派學生組織叫新學生社，還有一個社會科學研究會，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領導，畢磊是其中得力的領袖人物。右派學生組織是由原來的民權社分化出來的孫文主義學會和樹的派，還搞了一個左派青年團，學生會主席李秀然是它的總頭目。右派組織的人數不多，但能量很大，一起開會時常常糾集打手，尋釁搗亂。會後，左派搞組織，他們同樣以組織相對抗。在宣傳方麵，左派創辦了《做什麼？》，他們就馬上出版《這樣做》，針鋒相對，糾纏不休。
魯迅搬進大鍾樓以後，訪問者接踵而來。或新派，或舊派，或左派，或右派，或有名，或無名，或慕名，或奉命，各式各樣，色彩紛呈。既有畢磊，便有李秀然；既有徐文雅，便有朱家驊。國民黨的頭麵人物陳公博、甘乃光、孔祥熙、戴季陶等還請吃飯，送禮物，表示出罕有的熱情。作為中國思想界的著名鬥士，魯迅不能不成為各派政治力量共同爭取的對象。
如何應付眼前的局麵呢？
愛與複仇/夢與醒人間魯迅（下）他需要觀察。置身於漩渦之中，稍有不慎，隨時都有覆滅的可能。這是生平未嚐遭遇到的全新的局麵。雖然，即時的環境還不如袁世凱時代的險惡，但是複雜得很，他已經能夠憑借他的敏感意識到潛在的危機了。然而危機何在？卻又未能具體地加以辨識。是的，他必須把航船向前推進，而此刻最重要的問題是：把穩舵柄，繞開礁區。
對於中國共產黨，應當說，魯迅至今仍然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基本的認識。在廈門，他隻知道一個共產黨的總名，到了這裏以後，才知道其中尚有CP和CY的區別。即使此後接觸了一些共產黨人，讀過他們贈閱的各種刊物如《少年先鋒》、《做什麼？》等，傾向於其中的革命主張，但是，他也必須保持一定的距離，即如被誣為“共產黨走狗”的許廣平，以被目為有“色彩”者為可怕一樣。人必須能生存，然後才能戰鬥。至於國民黨，雖然已經清楚知道其中有左右之分，但關係到個人時也都很難一一判別，何況在政界，變色龍多的是呢！
沉默是不得已的事情。
不知怎的，顧頡剛的影子也來到了廣州。
嶺南大學中文係的職員鍾敬文，一天收到顧頡剛從廈大寄來的一封信，其中報告了魯迅來粵的消息，使他讀後非常高興。第二天，他吃過早餐，立即去找國民黨省黨部直轄的報紙《國民新聞》編輯梁式，又邀了幾位朋友，一同去找傾慕已久的魯迅先生。
在大鍾樓，他們先找到孫伏園。可慶幸的是，魯迅就住在他的隔壁，隻是此刻睡著還未起來。於是，他們一邊漫談，一邊靜靜地等候。
不久傳來咳嗽聲，凝神聽著，大家都不免肅然起來。孫伏園出去好一陣，大約是報告情況吧，結果魯迅走過來了。他穿著一領灰黑色的粗布長衫，腳下是綠麵膠底的陳嘉庚式運動鞋，麵部蒼黃，顴骨突出，長發而短髭，嘴上含著半段香煙，態度從容舒緩，雖然不見一絲笑影，卻也沒有他的文章那般淩厲的樣子。是一個十分平凡的人。
談話開始了。
魯迅表現出相當的熱情，說話深刻而風趣。回答問題時，由於擔心對方聽不懂他的紹興口音，偶爾重複幾遍。但是，聽到對他的恭頌之詞，臉上便流露出不願聽下去的神色。
黃尊生是一位世界語的提倡者，幾乎一開始就發出邀請，說：“明天有一個大會，是為歡迎一個周遊世界的世界語學者而開的，希望周先生參加。”魯迅似乎對參加這樣的會議並不熱心，以不認識廣州的路向來推卻。黃尊生當即請梁式領路，梁式說：“如果周先生明天去，我便來陪行。”他隻好答應了。
接著，黃尊生對魯迅恭維了一番，說他從前在北京，曾極力提倡世界語雲雲。魯迅連忙否認，說那是周作人，不是他，言下頗有點不愉快。
話題很快轉到了廈大風潮，魯迅很憤慨，談了種種內幕，頗致歎於學校前途的絕望。突然，他問起《現代評論》，說：“許久不見了，不知道近來它的態度怎樣？”
鍾敬文回答說：“現在，它也漸漸讚成國民政府，像是要革命起來了。”
“是嗎？”魯迅笑道，“這才真沒有法子呢！”
梁式幾位請他今後常為《國民新聞》的副刊寫稿，他說，怕一時找不到說話的材料，原因是沒有什麼可鬧的事，就不會引起多寫文章的欲望，而且初到一個地方，事情太隔膜，要說話也無從說起。並且解釋說，半年來在廈大，不能寫出什麼文章來，也就是這緣故。
說到廈大，鍾敬文轉達了顧頡剛的好意，說是信中說魯迅初到，人地生疏，一定有許多不便，因此囑咐他要隨時效點微勞。
不知道是顧頡剛的原話呢，或是鍾敬文的托詞，不料魯迅聽了，隻是極簡短地回答一聲：“哦！”半句道謝的話也沒有。
鍾敬文以為魯迅沒有聽清，又說了一次，而他的回答還是一聲“哦！”
孫伏園看了看大家，並不插話。
大家麵麵相覷。
談話的氣氛馬上冷了下來。
人總苦於不能擺脫世界的糾纏。次日，魯迅果然如約赴會並作了演說。到底說了些什麼呢？其實什麼也沒有說，說了等於沒說。還不是平空賺得“新文學大家”、“世界語同誌之模範”的紙冠嗎？他不滿意自己。
要做到徹底的沉默是不可能的。雖然，他從書本子上知道古來森嚴的黨錮之禍，而且親曆了清末民元以來的各種險惡的風波，但是天生的好鬥性格，卻不容許他留在世故的繭殼裏。他憎惡中庸、忍讓，以此為卑怯，既然他是一個時時解剖自己、審判自己的人，就必然會從極度的克製中掙脫出來，雖則從旁人看來或許有失凶猛，而顯得格外沉重與迂回。總之，他不能放棄他的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他知道那是他的使命。即如蜜蜂，有刺便用，一用便喪失掉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情，正如這種兩難的狀態構成了他的基本命運。
1月25日，才隔了一天，魯迅又出席了以學校特別黨部和學生會名義召開的歡迎大會。
大會由朱家驊主持並致歡迎詞，他說，周先生是思想先驅者，新文化的革命家，傑出的戰士，諸如此類。又是紙糊的假冠。
說完，朱家驊走到旁邊，向一個個子矮小的長發布袍的人鞠躬，請他演說。嗬！魯迅先生就是他？他就是名作家、思想界的權威者？這時，掌聲像大海的浪潮一樣嘩然響了起來……
魯迅把腰微微一屈，站起來踱到了講台前麵。
莊嚴靜肅的大禮堂。樓上樓下，密密麻麻坐滿了學生，他們正屏息等待著一個導師的慷慨激昂的演說。
然而，他卻慢吞吞地用低沉的聲調開口了。
他說：“開歡迎會這件事是不大好的，因為我實在沒有什麼值得歡迎。現在歡迎了，不說話不行，要說又無話可說。朱先生說我是‘革命家’，我這個人能有什麼‘革命’？和章士釗鬥就算‘革命’；當時，我在教育部當差事，章士釗把我的差事給撤了。我有一個老娘要養活，沒有錢了，當然要鬥，不給飯吃，就鬥到底！就是這麼回事，這能算‘革命’嗎？因此我要申明，我並非什麼‘革命家’和‘戰士’。如果我真是一個戰士，便該不來廣東了，應該留在北京或廈門同惡勢力作鬥爭，然而，我現在是悄悄地到了廣州了……”
他說得很輕鬆，幽默，的確沒有沾帶一點戰士的火藥味兒。
“從前我很惹人討厭，這裏也討厭我，那裏也討厭我，實在無地可跑了；這時恰好中山大學委員會打電要我來這裏，”他咽了一口唾液，繼續說道，“我為什麼要來呢？聽人家說，廣州是很可怕的地方，而且赤化了！既然這樣，我就想來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
說到廣州印象，他的聲調依然是那般平緩。他說：“我到這裏快一個禮拜了，並沒有看見任何可怕之處。據我兩隻眼睛所看見的，廣州比起舊的社會，不見得有什麼兩樣。紀念列寧的電影，還有許多工會的組織，在外省確實看不到，但這也並不稀奇，原來是很平常的現象。說是‘赤化’罷，連紅顏色的東西也不大看見。街上的紅布標語，中間也還用白粉寫的字——‘紅中夾白’。我是從來不‘革命’的，我對這種革命還有點害怕呢！……”
能夠說害怕革命嗎？怎麼可以攻擊“革命的策源地”呢？魯迅未免太放肆了！在熱烘烘的革命輿論中成長的青年，自然少有思考所在環境的本質，像這樣一盆澆頭冷水，怎麼能不使他們感到震駭！一個自稱不是“戰士”的戰士，就這樣不期然地開始發起攻勢了。
可是，誰也不曾懷疑他的坦誠。他了眼，習慣地把全場環視了一遍，然後說道：“廣東實在太平靜了，因此，刺激和壓迫，也不免太少了，諸位青年不知是何種感覺，我是覺得不大舒服的。因為我從前受的刺激和壓迫太多了，現在忽然太輕鬆了，反而不高興起來。我好比一個老頭兒，本來負著很重的擔子，負慣了，忽然把擔子從肩膀上放下來，一定覺得像少了什麼似的，怎麼可能高興呢？”他也提高了嗓子，大聲地說：“這個時候，我以為極像民元革命成功的時候。大家不要以為目的沒有了，要做的事也做完了，個個覺得很舒服了，這樣下去是不行的！許多要做的要建設的還未著手，我們必須緊張一點……”
他的眼睛閃閃發亮。最後，說到文藝運動，便如剝繭抽絲般一氣往下說：“文藝這東西是不可少的，究竟我們還有意思，有聲音，有了這些便要叫出來，我們有靈魂，得讓它叫出來使大家知道。雖然有的是舊的意思，有的是新的意思，但不論新舊，也當一齊叫出來……有的以為怕人家罵，這也不要緊，若是沒有人罵，反而覺得無聊得很。好比唱戲，台下的拍掌喝采，固然要唱下去，就是喝倒采，也要唱下去，唱完了才算……思想舊也不要緊，也可以發表，舊的對於新的來說不是全無意義的。有了舊的，才可以表示新的。有了舊的滅亡，才有新的發生，舊思想的滅亡，就是新思想的萌芽了……我以為文藝這東西，隻要說真話，暫時總可以存在的，至於將來，可也不必管它，現在是過渡的時代。不過，新的運動也該開始了！……”
學生坐不住了，變得騷動起來了。
他揮了一揮那雙瘦硬有力的手，口號般說出了最有力量的話：“現在不是沉靜的時候了，有聲的發聲，有力的出力，現在是可以動了，是活動的時候了！……”
演說告終，長時間的掌聲淹沒了所有活躍的思考……
他溜了出來，學生們也一起跟著他向門外擁去，把他重新包圍起來。問題連珠炮式地發出來，簡直無法應付。他誠摯地說了許多話以後，才脫離了大家的包圍，回到大鍾樓去。
從此，他便沒有安靜的時刻。題字的，談話的，求序的，問難的，一天到晚地鬧個不已。
演說也還做過幾回，這實在是無法逃避的事。臨時到來一班青年，連勸帶逼，便綁架似的拉將出去。於無可奈何之中，隻得自作規定：演說以十分鍾為限。這樣，他又覺得自己是到“革命的策源地”來做洋八股了。
魯迅在廣州的活動，成了廣州地方報刊的熱點之一。
新聞、評論、肖像，不斷刊登出來，甚至有人開始研究他的胡須了。與初到廈門的氣氛相反，一時間，真是熱鬧得可以。
“我們久處在這工商業化的廣州，心靈真是感覺得枯燥極了，煩惱極了：我們很希望魯迅先生能多做些作品惠與我們，給我們以藝術精神上的安慰。同時，希望先生繼續曆年來所擔負的‘思想革命’的工作，引導我們一齊到‘思想革命’的戰線上去！”《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的文章，喊出了廣州知識青年的心聲。
魯迅的講演，即使是批評，青年也一樣報以積極的熱烈的響應。張迂廬著文說，魯迅是“敢於向牛鬼蛇神正視的”，“最有對待叭兒狗的本領”。畢磊寫道：“廣東文壇實在太寂靜了”，“我們必須用全力來打破，用全力來呼喊，在這沉靜的沙漠上猛喊幾聲。”劉一聲第一次這樣指出魯迅的戰鬥特點：“有人說過他是用醫生診視病人的態度去寫小說的。這話如果不錯，那麼，他當然是用潑皮打狗的態度去寫論文的了。在前者，他用的是解剖刀，在後者，他用的是短棒。他對於封建社會和它的遺孽是如此的仇視，憎恨到使他丟了醫生的解剖刀，變成潑皮，拿起短棒，去和他們相毆打。”又說：“他的攻擊法是獨戰的，不是群眾的，所以他不高喊衝鋒陷陣的口號，隻是冷笑，呐喊。”最後，他用了激烈的反詰語氣鼓動說：“兩廣的青年嗬！我們歡迎魯迅，我們認識了魯迅麼？我們有決心和勇氣去創造這個新時代的使命麼？”
這時，廣州的民氣的確很盛，沒有誰指責魯迅犯了“攻擊罪”。
83香港三日
廣州。香港。汽輪緩緩行進。
2月18日這一天，魯迅應了香港《大光報》的邀請，到香港青年會演講。許廣平相陪前去作翻譯，同行的還有前來聯係的青年葉少泉。
清晨，細雨霏霏。此刻，既不像赴廈時的繁雜，也不像來粵時的緊迫，心情是許久所沒有的寧靜，渾然如水天一色。雖然天氣並不晴朗，但也並非陰暗，而且雨絲柔柔的並不冷。
許廣平就在身邊。本來，趁尚未開學的機會，出去玩玩也不錯。無奈前些天遊越秀山時傷了腳，至今未愈，到街上閑走是不行的了。然而，即便如此，也很好的。
奇怪的是船上有一個商人，不知怎的，竟知道魯迅的名字。他很為魯迅擔心，以為這次赴港很可能會遭到謀害，說：“你老遠跑到廣東來教書，如果無端橫死，作為廣東人將會覺得抱歉的。”於是，他一路上替魯迅謀劃，禁止上陸時如何脫身，到埠捕拿時如何避免，等等。到埠以後，卻不見有任何動靜，而他還不放心，臨別時再三叮囑，說遇到危險可以找他，或躲避到別的什麼地方。說完，留下地址才走。
其實，人到了香港還是安全的，並沒有意外的幹擾。船抵省港碼頭，發起人趙玉振隨即驅車將魯迅一行三人接到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下榻，演講會場也借用了青年會的禮堂。按照青年會的慣例，凡聽講的都要預先領取入場券，這一回，聽說有一批來曆不明的人索去不少，然而並不入場。這樣，會場多少顯得有點冷落，但是無礙於演講的照常進行。
——《無聲的中國》！
魯迅從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文字和語言，說到思想感情的交流和傳播之難，以致不能說話，互相隔膜。“我們受了損害，受了侮辱，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他說：“拿最近的事情來說，如中日戰爭，‘拳匪’事件，民元革命這些大事件，一直到現在，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民國以來，也還是誰也不作聲。反而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
我們需要聲音，自己的聲音，現代的聲音。可是直到現在，中國人又繼續耍著舊戲法，魯迅不禁發出心底的浩歎。“要恢複這多年無聲的中國，是不容易的。”
他認為，單是文字改革或文學革新是不夠的，因為腐敗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話做。因此，思想革新的提倡是必然的，那結果，便是社會革新的發生。
說到社會革新，他說：“中國人的性情總是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鑒於中國的民族性格，他發揮一貫的反中庸思想，堅決主張使用過激的手段，因為事實證明：在失去常態的社會裏，也隻有非常的手段才是正常的，切實可行的。
時代不同，情形也就兩樣，香港已經不是孔子時代的香港了。他列舉了世界上幾種殖民地民族如埃及、安南、朝鮮、印度，名為“沒有聲音的民族”，特別地加以暗示：在英帝國主義控製下的香港是一樣沒有聲音的。
麵對會場上的青年，魯迅以煽動性的語言，說出自己的希望。他說：“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話發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態度，就不容易真。講演時候就不是我的真態度，因為我對朋友，孩子說話時候的態度是不這樣的。——但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隻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結論是：或者抱著古文而死掉，或者舍掉古文而生存，二者必居其一。
演講原定兩天，第二天是孫伏園，因為沒有來，便由魯迅代替他了，這一次的題目是：《老調子已經唱完》。這裏說出了一個怪現象：本來，凡是老的和舊的，都已經唱完，或將要唱完的。可是，中國的老調子就是唱不完！
所謂的“特別國情”，大約就是指此。其實，老調子已經將中國唱完好幾次了，隻是仍然可以唱下去。為什麼？有人以元朝的蒙古人和清朝的滿洲人為例，說他們所以也跟著唱起我們的調子，就是因為中國的文化具有巨大的同化力的緣故。那麼，所謂“同化”是怎樣產生的呢？魯迅指出，那是因為蒙古人和滿洲人的文化比我們落後得多，倘使別國的文化同我們的相匹敵或更進步，情形便大不相同了。現在不像元朝清朝的時候，現在的外國人，已不比蒙古人和滿洲人，他們的文化並不在我們之下，怎麼辦？
惟一的方法，首先是拋棄老調子：舊文章，舊思想，舊文化。“我們的老調子，也就是一把軟刀子。”魯迅特別強調說：“中國人倘被別人用鋼刀來割，是覺得痛的，還有法子想；倘是軟刀子，那真是‘割頭不覺死’，一定要完。”
常常有人以外國人的讚美，證實中國文化好得很，應該保存。這恰恰是軟刀子。魯迅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與現今的民眾的生存毫無關係，所以也就毫無益處可言。“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隻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魯迅總結道：“保存舊文化，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關於中西文化，魯迅並沒有陷入沙龍中的才子們那種自以為高妙的玄思。他有他的價值取向。他的觀點是質樸、堅實的，滲和著由痛苦的個人生活所培養起來的生命情感的全部內容。
魯迅指出，大凡稱讚中國舊文化的，多是住得安穩的闊人，他們怎麼能不再唱那些老調子呢？而對於沒有金錢沒有地位的單純的青年，他認為，第一是跨出房門，走向社會；其次是自己想想，想到就做。跨出房門是危險的，其實做人便總有些危險，要不危險，除非進牢獄。但是，坐監卻又獨獨缺少自由。貪安穩就沒有自由，要自由就要擔風險，這是無法兩全的。
每次演講，都為香港青年留下兩條可供選擇的道路。其實他知道，能為他們所接受的道路隻有一條，這就是：生存和自由。
他把話說完，第二天一早，便同許廣平一起坐小汽船走了。
在香港，尊孔讀經、保存國粹的複古空氣非常濃厚。政府總督金文泰親自發起提高香港學生的漢文程度的運動，辦法是“多讀經史”，並且對各個學校做出有關經義考試的嚴格規定。中國幅員廣大，各地的政治、文化狀態發展不平衡，像廈門、香港就頗不同於北京和廣州。這裏，基本上是原封不動的疆土，殖民政策與固有的封建文化合流了，而商品經濟還來不及發揮它的巨大的破壞和瓦解作用。魯迅的演講，實際上是重複七八年前一些文章裏的精神，用他的話來說叫“老生常談”吧？七八年過去，還不見得有什麼改變，本來這是很可悲哀的，然而又有什麼辦法？既然當局要唱他們的“老調子”，他也隻好唱自家的“老調子”奉陪了。
2月25日，魯迅寫信給章廷謙，發牢騷說：“我在這裏，被抬得太高，苦極。作文演說的債，欠了許多。陰曆正月三日從毓秀山跳下，跌傷了，躺了幾天。十六日到香港去演說，被英國人禁止在報上揭載了。真是釘子之多，不勝枚舉。”接著又說：“我想不做‘名人’了，玩玩。一變‘名人’，‘自己’就沒有了。”
不做“名人”就能保存“自己”嗎？就可以避免類似的名人的苦惱嗎？他沒有說。
84改造“沙漠”的工作
3月1日，中山大學舉行開學典禮。
魯迅發表了照例的十分鍾演說，談的是讀書與革命。他除了開頭引用孫中山遺囑中的一句話以外，絲毫沒有動用時行的漂亮的理論，倒是從多少顯得有點灰色的進化論和人性論出發，闡述關於社會革命的思想。這是很獨特、很有意味的。
他說，人本來是進化的，前進的。前進即革命，故青年人尤應是革命的。但是後來變得不革命了，這是違反人類本性的墮落，用宗教家的話來說，就是受了魔鬼的誘惑。因此，必須通過教育，訓練，學習，使喪失了的本性回歸。回複本性，就是向前進行到革命的地方。不過，讀書可以讀得革命，也可以讀成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他曾經在另外的地方說過，革命不是什麼特別可怕的東西。革命就是革新，其實是與社會的進步聯係在一起的。在這裏，他要求中大學生一麵讀書，一麵革命，強調這樣一種使命感，即把個人同社會的命運考慮結合起來。
“要改革的地方很多：現在地方上的一切還是舊的，人們的思想還是舊的，這些都尚沒有動手改革。我們看，對於軍閥，已有黃埔軍官學校同學去攻擊他，打倒他了。但對於一切舊製度，宗法社會的舊習慣，封建社會的舊思想，還沒有人向他們開火！”在說到改革的現狀和任務時，他是主張政治軍事和思想文化兩條路線的鬥爭同步進行的。所以他說，以從讀書而來的東西為武器向舊製度進攻，便是中大青年的責任。
魯迅指出，責任是長期的，工作是艱巨的。他說：“有許多早就應該做的，古人沒有動手做，便放下了，於是都壓在後人的肩膀上，後人要負擔幾千年積下來的責任。這重大的事，一時做不成，或者要分幾代來做。”一代人能夠完成的責任，卻偏偏留給後一代去完成，這對於人類進化的曆史來說無疑是一種罪過。吃苦，吃力，在現在的社會狀況之下，也隻能這樣。
講話中，他同時描繪了一種理想人格。
在課堂上講授創作論時，魯迅曾經引用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裏關於“兩種力”的描述：“有如鐵和石相擊的地方就迸出火花，奔流給磐石擋住了的地方那飛沫就現出彩虹一樣，兩種的力一衝突，於是美麗的絢爛的人生的萬花鏡，生活的種種相就展開來了。”他發揮說，迸出火花的兩種力是社會矛盾，是矛盾著的兩種社會力量，是光明與黑暗、前進與倒退的鬥爭。就是個人，身上的矛盾也是根源於社會矛盾的。隻有深刻地意識到了自身矛盾的人，才能產生痛苦的撞擊與衝突，發出美麗絢爛的火花。也就是說，沒有矛盾和痛苦的人，安穩的人，平和的人，他的人生是暗淡的。
魯迅講課，常常越出文科知識的範圍，引導學生正視社會，審視人生，帶著理想教育和審美教育的性質。因此，同北京廈門的學生一樣，廣州的學生也很喜歡聽他的課。由於聽眾太多，講課就不能留在教室裏了，隻能搬到大禮堂去。上課時，大禮堂裏坐滿了人，連四周的窗台也坐滿了人，更多的，是站在門窗以外。
他講授的課程是：文藝論、中國文學史、中國小說史。如果專門教書，還是有一點閑暇的，不意套上了文學係主任兼教務主任的頭銜，於是不但睡覺，連吃飯的工夫也沒有了。
做“主任”之類是他萬分不願意的，早在廈門時期，他便幾次在信中表示拒絕的意思，到了廣州以後，也因為他的推辭而推延了一段時間。由於感於校方的信任和禮遇，最後，他還是答應下來了。
從此，開始了他在廣州的“忙碌的時期”。
在這期間，他不時向朋友發出無奈的喟歎：“學校大事，蓋無過於補考與開課也，與別的一切學校同。於是點頭開會，排時間表，發通知書，秘藏題目，分配卷子……於是又開會，討論，計分，發榜。工友規矩，下午五點以後是不做工的，於是一個事務員請門房幫忙，連夜貼一丈多長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於是又寫榜。於是辯論：分數多寡的辯論；及格與否的辯論；教員有無私心的辯論；優待革命青年，優待的程度，我說已優，他說未優的辯論；補救落第，我說權不在我，他說在我，我說無法，他說有法的辯論；試題的難易，我說不難，他說太難的辯論；還有因為族人在台灣，自己也可以算作台灣人，取得優待‘被壓迫民族’的特權的辯論；還有人本無名，所以無所謂冒名頂替的玄學底辯論……”後來，當他回想起這時的無休無止的辯論時，不禁歎道：“人是多麼和有限的生命開著玩笑嗬。”
兩個月前，《華蓋集續編的續編》便已基本編定，本想在開學以後找一個較為寬餘的機會再看一次的，可是鑒於目前的形勢，決意不再往下拖了，匆匆定稿便寄到北新去。把廈門所做的短文，附進《華蓋集續編》，本也應當了結倒黴的華蓋運了，誰知道，在廣州會不會重又華蓋罩頂呢？
晚雨初晴，月影綽約。
中大的幾個學生來到大鍾樓，邀請魯迅參加他們的文學組織——南中國文學會的成立會。他沒有推辭，立刻同大家一起下樓，穿過濕漉漉的操場草地走了。
東如茶樓。太白廳。上樓時，這裏已經有好幾個人在等候了。周鼎培、林長興、楊儀、祝庚銘等，一共二十人左右。
魯迅靠窗坐下，大家很快就漫談起來了。
因為來的多數是中大學生，又值開學不久，大家都不免有點慶賀的意思，由衷地表示說：“先生擔任學校的文學係主任和教務主任，我們感到特別高興！”
“我從廈門來時，原來並沒有約好做‘主任’的，到了廣州，接待人員便把我的行李搬進大鍾樓，據說那房子是非主任不準住的。既然如此，那麼就是主任了。”回答頗有點自嘲的意味。
接著，學生坦率地向魯迅傾訴了自己的心願：南中國文學會準備辦一個刊物，希望他能給予支持，為創刊號寫稿。此外，他們還請魯迅介紹自己的創作道路，提問一些有關文學的根本問題。
魯迅說：“文章還是你們自己先寫好，我往後再寫，不然人家會說魯迅又來廣州找青年為自己捧場了。”
“我們都是窮學生，如果刊物頭一期銷路不好，就不一定有本錢出第2期了。”
“要刊物銷路好也很容易，”魯迅笑了笑，說：“你們可以寫文章罵我。罵我的刊物，銷路總是好的。”
大家全都笑了。座中的氣氛頓時變得熱烈起來。
魯迅看了看大家，認真地說：“我走過的路不好走，而且對你們也未必合用，各人應該有各人的路子。”
他接著回憶起給自己的創作帶來深刻影響的少年生活，感慨地說：“從前，人們看我像王子一樣，但是後來又看成叫化子都不如了。我覺得，這不是一個人住的社會，於是從那時候起，我就痛恨它了！”
“先生，您沒有見過資本家吧？”
“我過去從未見過資本家，到了廈門大學，卻的確見到了，並且很吃了一點他們的氣。”
他結合自己的經曆，表白了自己一貫的文學主張。他認為，文學作品必須把社會上的黑暗勢力真正地表現出來，加以痛斥和打擊。說著，他從個人創作中舉了一些例子，主要是《呐喊》和《彷徨》裏的作品。他問大家有沒有讀過《阿Q正傳》？看不看得懂？他說，阿Q確是集合了許多人的特點寫出來的，主要是為了暴露國民性的弱點，使大家警醒的。談得最多的是《祝福》。他說，在這樣的社會裏，祥林嫂是沒有辦法擺脫她那悲慘的命運的；問題不在於她能否衝破黑暗的環境，問題倒是在於中國人能否了解這個社會的黑暗。
談到對青年的看法，他說：“現在有些青年的思想太矛盾。”這裏觸及的，仍然是他幾年前說的“二重思想”問題。比起一味僵化的舊派，“二重思想”，也許不失為某些新派人物的一大特點。
對於各地因受迫害而轉學中大的學生，學校進行了一次考試，按成績取錄和編級。於是，有些成績不好的學生非常不滿，甚至把成績榜撕毀了，說：“我們是因為革命才受迫害的，成績不好，也應該得到諒解。”針對這種情況，魯迅說：“革命是不會要求諒解的，既要革命，又要人諒解，那麼革命就大可不必了。”對在座的文學青年，好像是特意的提示，他詳細地談了關於人的素質問題。
一邊講，一邊不斷地抽煙。那是市麵上最便宜的彩鳳牌。人在煙霧中，仿佛大家都同時感覺到了一種哲學的深隱的蘊味，他的話，的確不是一下子可以完全聽明白的。
廣州的文化空氣相當岑寂。沒有文學社團，沒有文藝書出版，沒有像樣的文藝書店。雙門底的舊書店和廣雅書局賣的是線裝書，丁卜書店雖然有些理論性讀物和新作品，但是太少了，而且它的經營帶有商業性質，店麵兼賣床上用品之類，根本不可能滿足文學青年的需要。
魯迅決計辦一家書店，同創造社的出版部一起“挑撥”一下。
孫伏園初來廣州的時候，已經有這樣的打算，結果，在芳草街44號樓上找到幾間屋子，專意等書的到來。但不久，他便漂流到武昌去了，隻餘下幾間空空洞洞的屋子交付給魯迅。
這回該輪到魯迅賣書了。他一麵向北新書局要書，一麵催促未名社把出版的書刊寄來，但目前仍舊是空空洞洞，隻得將空房子鎖起，從自己的腰包陸續掏出六十元錢抵付房租。總算在開書店了。他頗為得意地對許廣平說：“雖然沒有書，然而這是可以支持的，中山大學總還不至於欠教員的薪水。”
等到書籍陸續寄到以後，他卻以為太麻煩，又不想把自己投入到數銅錢一類的活計裏去。錢是有用的，然而又是可惡的。著書畢竟不同於賣書。他找許廣平商量說，不如托一個熟人隨便出掉它算了。許廣平建議由她的妹妹許月平料理代售業務，魯迅很高興，立刻同意了。接著給書店起名目，他以為書籍多是北新書局的，而這裏又不是書局，倒是前房擺書後房住人的一般人家，便叫做“北新書屋”。
書屋開始的營業還不錯，大約五個月以後，卻隨著魯迅的辭職而關閉了。結賬時，不但沒有贏利，倒虧了差不多一百元。
播下的種子未必全部腐爛，但是，開書店的計劃究竟失敗了。
失敗：魯迅的主題。
幾十年間，失敗成了他的主要經曆，因此也就同時成了他長時期痛苦思索的問題。回顧整個的中國曆史，又何嚐不是一段長長的失敗的紀錄呢？所幸者，還有一群前仆後繼不斷奮鬥的人，如孫中山，便是出色的代表。民國的成立，可以說是他的成功，但是現今所以仍然要進行北伐戰爭，就說明了民國隻是一個虛名，實質上已轉為失敗。可寶貴的是，中山先生不是那類輕易被勝利衝昏頭腦的人物，他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所以至死還說“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的話。這句遺囑，是魯迅經常提起的。革命成功而不叫喊成功，仍然寄希望於永遠的革命，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所以對孫中山懷抱敬意，與其說是事業上的，無如說是人格上的。中國人每以成敗論英雄，魯迅卻不然，往往從失敗的英雄身上發現人格的光輝。
沒有人會記起那些失敗的、已故的戰士，中國人太健忘了！……
……燈光的絢麗並不稍弱於炮火，在學校裏，晚上來看演戲的特別多，他們高聲嘩笑著，擁擠著，連凳子也踏破了幾條，比平日的集會顯得更其熱鬧……
這就是孫中山先生的紀念日，死者的紀念日。
即將臨近的黃花節，也該一定極其熱鬧的吧？在熱鬧場中，魯迅又一次深深地感到革命家的孤寂與偉大。他想，戀愛成功的時候，一個愛人死掉了，隻能給生存的那一個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時候，革命家死掉了，卻能每年給生存的大家以幸福。同是愛，結果竟如此地不同！……
夜裏，獨坐著想起黃花節，想起埋葬於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想起孫中山以及其他的先驅者，早先的一些感受又從心頭浮現了出來。他決意為死者和生死寫一點文字，這便成了來廣州以後的第一篇文章：《黃花節的雜感》。
他悲憤地寫道：“久受壓製的人們，被壓製時隻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隻知道作樂，悲壯劇是不能久留在記憶裏的。”3月29日的戰事雖然失敗，由於中華民國的出現，犧牲的戰士便成了革命成功的先驅，悲壯劇剛要收場，又添上一個團圓劇的結束，這於生者是很可慶幸的。然而，紀念烈士的辦法就僅僅在於熱鬧一通嗎？他認為，加緊做自己應該做的工作，才是最好的紀念方式。
這是因為，為烈士所奮鬥犧牲的目標至今沒有達到，在某種意義上說，甚至永遠也無法達到。他寫道：“所謂‘革命成功’，是指暫時的事而言；其實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麼‘止於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所以，那些無論何時何地，永遠宣布革命為大好形勢者是說誑者。這樣的論調，與其說是鼓舞人心，毋寧說是麻痹鬥誌。事實上，由於戰士的犧牲，一方麵固然培養了花果，但同時也生出了一批專事賞玩、攀折和摘食花果的人們。
黃花節的一天，他應邀到嶺南大學的紀念會上作了一次演講，說的仍然是關於失敗與成功，前驅與後繼一類的內容。他太執著於某一個思想了。
當天下午，他從大鍾樓搬出，移居白雲路上的白雲樓。
85“文學無用”論
魯迅離京的時候，許壽裳曾托他在南方謀職，然而到了烏煙瘴氣的廈大以後，卻一直苦於找不到機會，為此，常常在信中向許廣平吐露內心的不安。後來，他把事情轉托孫伏園，終於在中大找到了一份教職。待他來到廣東，親自接洽以後，立刻寫信催促許壽裳南下。
經過一番輾轉而重逢故友，別有一種愉快。魯迅得悉許壽裳到達廣州的訊息，因腳傷不便行走，便請許廣平立刻驅車接來。
大鍾樓上，於是有了兩張書桌，兩副床鋪，分別安置於屋內對角線的兩端。從當晚開始，直到開學前十多天，魯迅每日同許壽裳、許廣平一起吃館子，看電影，上公園，逛書店，星期天猶作遠足旅行。許壽裳發現，他是少有這種豪興的。
大鍾樓大而無當，深夜有十幾匹頭大如貓的老鼠賽跑，清早有成群的工友在門外引吭高唱，晚飯過後，魯迅方麵的來客絡繹不絕，大談而特談，大約到11時才散，客散以後，魯迅才開始寫作，有時至於通宵達旦。許壽裳習慣早睡早起，但各行其是，互相間絲毫也不感到窒礙。
3月中旬，魯迅開始找房子了。
各種訪問對他的幹擾實在太大，他總想靜下來專注於他的工作，而且天性又不是那種喜歡熱鬧的人，後來他聽說顧頡剛要來中大，尤其是在文科主任傅斯年那裏獲得證實以後，便再也呆不住了。他對顧頡剛討厭到了極點，隻要中大接受了顧頡剛，那麼辭職對他來說將是必然的選擇。但他不想在辭職以後脫離中大，好像早日獨立出去，就可以免除懸想中的某種屈辱似的。莫名其妙的潔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