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孤島上
在權力和金錢的包圍中間，他抗拒、守望成孤島。
而濤聲在遠方……
已逝的歲月未必不堪回首。在海邊，他默默地為自己建造一座墳：既是埋葬，也是保存。
埋葬和保存都因為期待。
77印象：有費而失了生活
到了廈大的頭一個晚上，魯迅就住進了生物學院三樓靠海的第一間房子。在一處的人，大抵麵笑心不笑，無話可談，隻有天風海濤的嘯聲，日夜不絕於耳。
真是寂寞透了！
次日是星期天，在林語堂家裏吃過午飯，就一個人沿著海濱，慢慢地走，慢慢地拾貝殼。大海使他感覺親近，親近得遙遠。少年，青年，許許多多往事都同大海相關聯。看貝殼已經盈掬，而往事卻不堪撿拾了，其實即時的自己不就是一枚被大波遺棄在荒灘的介類嗎？
一連幾天都到海邊去，偶爾，也在叢葬間散步。真弄不清楚，到底是逃避寂寞呢，還是尋找寂寞？
離他的住所不遠處，有鄭成功修築的一道城牆。聽說，城腳的沙，被人盜運到對麵的鼓浪嶼去賣，快要危及城基了。一天清早，他望見許多小船，吃水很重，都張著帆駛往鼓浪嶼。想到是那些賣沙的同胞，他的心，就像眼下潮打的空城一般……
人們有誰記得往日的英雄和烈士呢……
人間魯迅（下）
身處海角，整個人都變得特別地孤獨起來。
本來，在這樣風景佳麗的地方，要是換了別樣的文士，或許恰是消閑的好去處。他可不行，一旦感覺孤寂時，連學生宿舍中的京調及胡琴聲，聽起來也要為之窒息。太不隨俗了。
然而，名人一樣有身不由己的時候。即使像蠶蛾一樣，用繭子把自己封閉起來，仍然不可回避外界的幹擾。
廈門是一個荒島。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已經有了近十年的時光，像廈門大學這樣的高等學府，讀的還是《禮記》、《大學》之類，寫的也是文言文，時代的季風幾乎一點也吹不進來。在群賢樓大禮堂開會或觀劇，男女各坐一邊，河界清清楚楚。有一個男學生給班上的女同學寫信，要是在北大根本算不了什麼，在這裏卻鬧得滿城風雨。隻有少數幾個文科學生，會暗暗傳閱《小說月報》和《語絲》等新刊物。他們從中熟悉魯迅等作家的名字，知道魯迅要來廈大了，都十分雀躍，好像學校頓然變得光輝了許多。
到校的第五天，一個叫俞荻的學生訪問了魯迅。
小人物大抵是膽怯的。他見魯迅在房內整理書籍，便在門旁站定，不敢驚擾；許久，才輕輕地叫一聲：“魯迅先生！”
魯迅發現了他，立即微笑著讓進屋內，生怕怠慢了年輕的客人。所有事前的顧慮都一下子忘掉了，眼前，一雙曆盡滄桑的眼睛，使他感到特別的慈愛和親切。
俞荻告訴魯迅，幾年來自己怎樣喜歡讀他的作品，接著談到廈大的現狀，以及對廈大的未來的希望。大約魯迅是初次接觸到這裏的尊孔複古的情況，聽說學生還得“之乎者也”地弄文章，他感到很驚奇，幽默地笑了一笑，說：“是這樣的嗎？應該改變一下。”
過了不久，俞荻又同采石、梅川、卓治等同學一起來訪。在魯迅的指導下，青年學生組織起了兩個文學社：“泱泱社”和“鼓浪社”。它們分別創辦了《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兩個刊物，都請魯迅負擔審稿和改稿工作。
他有師大舊學生三人，都是國文係畢業的，現在在廈門的中學裏任教。一天，他們邀他到南普陀午餐，對他的南下表示歡迎。座中作陪的，還有林語堂、沈兼士和孫伏園。
這次聚會，師生間談了許多：五四運動，民主與科學，輿論的先驅作用，讀經與白話運動，等等。往日的學生走出了社會，猶能保持改革的銳氣，不滿於文化界的萎靡停滯的現狀，渴求把白話文推廣到民眾中去，主張旗幟鮮明地反對複古派，都是極其難得的。魯迅感覺到，他們在當地相當孤立，希望有強大的援軍。可是，自己目前的狀態，不是很叫學生失望嗎？
還是趁呆在廈門的機會，盡可能地為他們做點什麼吧！
一個人很難逃脫環境的支配。如果環境與個人的願望相違，縱使竭盡努力，結果往往還是以失敗告終。
9月20日，學校開學了。
魯迅原來準備開設三門課程：一、聲韻文字訓詁專書研究；二、小說選及小說史；三、文學史綱要。因為無人選修專書研究，便剩下每周各兩小時的文學史和小說史了。林語堂很希望他能多講，在他也情不可卻，如教授文學史，隻要看看這裏舊有的講義和別人的辦法，隨便講講便夠了，然而他還是想認真地編一編，功罪在所不計。
僅僅為了一個朋友的好意也值得這樣，他想。
願望是一回事，現實又是一回事。廈大的全盤的結構，其虛浮與混亂，令人寒心。
首先，廈大給他的印象，就是硬將一排洋房，擺在荒島的海邊，像他後來寫信給章廷謙說的那樣。四麵都是荒灘，無屋可租，宿舍也隻容四百人，即使有人要來，也無處可住。學校當局說要本校發達，還不是夢想嗎？他懷疑早先就沒有計劃，甚至根本沒有人認真考慮過，所以至今仍然散漫得可以。同來的教授講師，全都被擱在作陳列室的大洋樓上，居無定所。雖然聽說現在正在趕造教員的宿舍，但何時建成，誰也不敢預料。
他自己所住的地方距課室不遠，如果上課，必須走九十六級的石階，來回就是一百九十二級了。他幽默地告訴朋友說，簡直是“收拾光棍”。住在這裏，喝開水也很不容易，不過他改變了策略，抽煙而少喝茶，也就勉強可以做到與環境相適應了。
教科的課時本來不算多，但加在身上的別的工作卻太繁：本校季刊的作文，本院季刊的作文，指導研究員，諸如此類，實在很夠做的了。學校當局又急於事功，問履曆，問著作，問計劃，問年底有什麼成績發表，使他看得心煩。他曾經希望，將先前所集成的《漢畫像考》和《古小說鉤沉》印出，因為看這類書的人一定很少，折本無疑，自己是印不起的，惟有有錢的學校才合適，但是到了這裏以後，看過情形，隻得將印《漢畫像考》的想法取消了。即使單是拿出去一本《古小說鉤沉》，他們也未必給出版的，他想。
在國學院裏的顧頡剛，雖是《語絲》的同人，卻是胡適的信徒。另外還有兩三個人，憑感覺，似乎也都是顧頡剛推薦的，大同小異而更淺薄，語言無味不足算，夜間還唱留聲機，咿呀呀的梅蘭芳之類，那是足夠討厭的。惟一的方法是少說話，不過這也太苦了。
此外，有一種很特異的現象，就是這裏的人很欺生，因為是閩南，所以把他和南來的教員稱為“北人”。被稱作“北人”者，在他還是第一次。
語言不通，消息閉塞，加以飯菜之壞，蟲類之多，都無處不在提示：此地不可居！
三周以後，他遷居到號稱集美樓的一個四無鄰居的大房間裏去。一來離開了周圍的那些無聊人，不必一同吃飯，聽些無聊話，二來到平地走扶梯二十四級，比原先要少七十二級，這就很值得慶幸的了。
可是，換一處居所就可以叫人興奮起來嗎？
搬房的當天，就有兩件事令他氣憤難耐。其一是房間裏無一件器具，向辦公室要罷，襄理黃堅故意刁難，要他開賬簽名。小小襄理的位置，直如明朝的太監，可以倚仗權勢，胡作非為。他平日便看不起黃堅，遇到這事情，不禁大發其怒。怒氣發過以後，器具便有了，又添了一張躺椅，且由總務長親自監督搬來。還有一件，足見校方用錢的慳吝。因為房中有兩隻電燈，電機匠便來取走其中的一隻，其實對於一個教員，多少一隻燈泡又何必如此計較呢？燈泡寶貝似的被拿走以後，連電路也忘了關閉，直到由自己發現了把人叫回來，才給粗率地關上，真是麻木到了萬分。
為了撫慰遠方的戀人，他在遷居的當晚寫信道：“今天晚上，心就安靜得多了。”像他這樣一個備受刺激，且又容易激動的人，實在沒有安定的可能。雖然時有學生來談，涓涓情誼，又如何澆得透心靈深處的大寂寞？
一年後，當他回憶起居處樓上的這段日子，字裏行間猶有一股逼人的冷氣：……夜九時後，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樓裏，除我以外，沒有別人。我沉靜下去了。寂靜濃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後窗外骨立的亂山中許多白點，是叢塚；一粒深黃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燈。前麵則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簡直似乎要撲到心坎裏。我靠了石欄遠眺，聽得自己的心音，四遠還仿佛有無量悲哀，苦惱，零落，死滅，都雜入這寂靜中，使它變成藥酒，加色，加味，加香……在這樣的境遇裏，許壽裳還得讓他謀職，他有什麼辦法呢？到廈大的第四天，他就很失望地告訴許壽裳說：“今稍觀察，知與我輩所推測者甚為懸殊。”及至一個月後，他又說：“為求生活之費，仆仆奔波，在北京固無費，尚有生活，今乃有費而失了生活，亦殊無聊。”對於在京時的教學生涯，尤其是在女師大中的緊張戰鬥的日子，是很可使他懷戀的。所以，幾乎在同一時候，他給許廣平的信中重複了同樣感慨的話：“我想，一個人要生活必須有生活費，人生勞勞，大抵為此。但是，有生活而無‘費’，固然痛苦；在此地則似乎有‘費’而沒有了生活，更使人沒有趣味了。”
生活，是何等地吸引人又折磨人的事情嗬！
原來他打算同許廣平分頭單幹兩年的，現在，他已經明顯地感覺打熬不下去了，於是決定改變計劃：一年！至多敷衍一年！
78《墳》
北伐戰爭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向前推進。
7月，國民革命軍分三路從廣東出發，主攻目標是直係軍閥吳佩孚。前鋒於7月11日攻克湖南首府長沙，8月占領平江和嶽陽，10月10日奪取了整個武漢。短短三個月內，革命戰爭的烈焰遍及長江流域，吳佩孚的主力已被擊潰，一個全新的軍事政治格局開始形成。
正當北伐革命軍攻下漢口，包圍武昌的時候，魯迅來到廈大。在沉寂的生活中間，這個消息恐怕是惟一可以給他鼓舞的了。9月14日，他寫信告訴許廣平說：“此地北伐消息也甚多，極快人意。”此後，還經常不斷地傳遞著有關這方麵的傳聞。
這時，廈門市區的闊人紛紛搬進號稱“萬國公地”的鼓浪嶼裏來，因為他們以為革命軍一來，馬上就要“共產”了。這種氣氛，使魯迅自然回憶起民元的日子。多少夢想，都因為革命的成功而告破滅了，但願眼前發生的一切不複成為虛幻！
南方人的精神狀態，加強了他對中國革命的信心。雙十節的一天，看國旗在莊嚴的儀式和萬歲的呼聲中徐徐升起，他的靈魂也隨之獵獵高揚起來。在校內，有演說，運動，放鞭炮，所有的活動都充滿活力，使他歡喜非常。廈門市上也很熱鬧，商民都自動地掛旗結彩慶賀，不像北京那樣，要等官方的吩咐，才遲遲掛出一張汙穢的五色旗來。北京的人，似乎是厭惡有這樣的一天似的，沉沉如死。這裏人民的思想則很不同，在他看來，實質上是屬於國民黨一邊的，並不老舊，所以雙十節才過得像一個節日。他聽北京過年的鞭炮聽厭了，乃至對鞭炮也產生了惡感，奇怪的是，這回竟覺得實在有點好聽。
廣州方麵如何呢？
許廣平剛剛帶領學生遊行回來，便寫信告訴魯迅說，那邊的人民是冒雨慶祝的，到處舞獅助興，鑼鼓喧天，商人燃放大炮竹，比較北京隻掛一麵國旗是熱鬧得多了。而且在那裏，五色旗已被取消，國旗代以一色的青天白日，氣象是很可快慰的。
對於魯迅，北伐戰爭是他與中國社會的最富有生機的聯係，是他自五卅運動高揚起來的政治意識在新時期中的銜接點。因此，縱使遠離了鬥爭的環境，甚至不時感覺到無可訴語的寂寥，他仍然能夠從整體上保持一種飽滿的狀態。他對“學者隻講學問，不問派別”一類論調最反感，當政治問題足夠構成影響中國國民命運的最迫切的問題時，為什麼要回避呢？他以為，在這時候標榜所謂的“超脫”隻能是知識分子的虛偽和恥辱。難道研究造炮的學者，將不問是蔣介石，是吳佩孚，都一律為之造嗎？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與軍閥吳佩孚分別是中國的革命和反動勢力的代表，是完全對立的兩極。
事實上，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蔣介石正在悄悄地培植個人勢力，等待機會給中國革命以毀滅性的打擊。居漫天幕中，魯迅當然難以識辨，即使已經知道在國民黨內部也有不同的派別。
要對一個人做出準確的判斷不是容易的。尤其是中國式的政客，由於幾千年頻繁的權力鬥爭的經驗而被培養得格外陰柔。熱情和輕信不是錯誤。反革命的得計，隻是因為偽裝得太好了，何況時勢總是在掩護他們！
但不管怎樣，北伐戰爭仍在進行……
11月11日，魯迅接到廣州中山大學的聘書。
廣州，是他神往的地方，不僅因為那裏有他的“害馬”。但是，機會來到以後，他竟遲疑著不敢決定了。
本來他早就有了離職之意，而且有過想到廣州，聯絡投奔革命的創造社，進一步打擊研究係的“野心”的，他所以彷徨無計者，為人，就隻怕自己一走，林語堂要立刻被攻擊。從北京到廈門不過兩個月，無論是校方的聘書還是私人的合同，期限都還未滿。想到林語堂在校做事的勤勉和對故鄉的熱心，他就感到歉疚。對於自己的南來，他知道林語堂是頗費周折，而且期許甚高的；到來以後，一家人也頗為自己的生活操心。前些時候被黃堅的舉動所激怒，他曾一度辭去研究教授的兼職，因為聽說林語堂為此一度睡不著覺，這才將辭意取消。而今，難道就可以絕裾徑去了？
學生對自己的感情尤其好，到課堂裏聽講的人數最多，不但是國文係的全部，而且還包括英文和教育係的。惟恐在這裏住不慣，有幾個本地的學生甚至星期天也不回家，預備自己會到市上去玩，他們好一塊陪去作翻譯。這樣，怎麼能走呢？每想起這些就使他感到不安。大事情他可以應付裕如，可詫異的是，卻能為這樣的小問題所牽引。
至於在自己這一麵，所慮的是功課太多，倘使孫伏園也到了廣州辦副刊，做文章一定也萬不可免。這時，他已經確信教書與作文是勢不兩立的了，況且，受了高長虹的打擊，他便決計不再被人利用來做工具。根據孫伏園親曆的和報上披露的情況看，廣州的局麵好像也有點可慮，如果政府移至武昌，熟人隨之離粵，則不但不能實行自己已有的大計劃，恐怕連經濟來源也將成了問題。更何況，自己根本不是搞行政方麵的材料，治校行嗎？
此間，許廣平的去向，成了一個帶決定性的因素。
回到母校以後，她被校長廖冰筠聘為訓育主任兼舍監，負責學生的思想和管理工作。鑒於環境的複雜性，她沒有公開國民黨黨員的身份，卻致力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教育，開展同右派學生的鬥爭。學校的學生會為右派所把持，在未經校方許可的情況下，曾單方麵推選參加廣州學聯的代表，從而引起糾紛。為此，許廣平同左派的校長和教職員一起進行堅決抵製，開除了兩名反動骨幹分子。“樹的派”於是糾集起來散發傳單，揚言罷課，要挾校方收回成命。他們直呼校長為“反革命”，發出畫有短劍和手槍的恐嚇信；對於許廣平，也同樣抱著敵視的態度，背後罵她是“共產黨走狗”。考慮到校長的軟弱和改革無望，她決定離校。
這時，適值有人介紹她到汕頭做婦女部長，她便將情況告訴了魯迅，雖然行止未定，畢竟表態說“以去汕成分為多”。
魯迅感到很為難。倘使“害馬”真的他去，那麼雖到廣州，又與在廈門何異呢？
如果留下來，就等於下決心繼續忍受各方麵的壓力，物質的，精神的。對於敏感的魯迅來說，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
他給章廷謙去信說：“至於學校，則難言之矣。北京如大溝，廈門則小溝也，大溝汙濁，小溝獨幹淨乎哉？既有魯迅，亦有陳源。”相當多的教授，惟校長的喜怒是瞻，妒別科之出風頭，中傷挑眼，攻擊排擠，正不下於北京。據魯迅的觀察，顧頡剛是反對國民黨的。他自稱隻佩服胡適、陳源兩個人，儼然學者，不問外事而專一看書，其實都是假象。單是他所安排的羽翼，就有七人之多，而且攜眷而來，大有江山永固之概。最可惡的黃堅，便是他所薦引，他說魯迅是“名士派”，散布不少不利於魯迅的流言，魯迅是知道的。初來廈大時，他曾經在林語堂麵前反對章廷謙來校任教，但寫信給章廷謙時，卻又說“事已辦妥了”，這種虛偽圓滑，專用手段的做法尤為魯迅所不滿，魯迅知道，他無非是害怕章廷謙與自己相親近會危及他的地位，所以才極力加以排擠罷了。
既然不想在這裏掙帝王萬世之業，本來這一切都盡可以一笑置之，然而他總是放不下，有時候想起來頗氣憤。他向許廣平吐露說：“我是不與此輩共事的，否則，何必到廈門。”他有一種天生的潔癖。
北京是官地，廈門是商地，廈大當局則既官且商。校長是尊孔的，但又很看重金錢，因為在教授們的身上投資不少，便汲汲乎要收獲些經濟實效。林語堂窺知此隱，所以極力張羅，以國學院的名義開了一個古物展覽會。
開會之前，沈兼士要魯迅將所藏的碑碣拓片拿去陳列。他答應了。房子裏隻有一張小書桌和小方桌，他見擺不下那麼些古董，便伏著身子，把它們攤在地麵上慢慢選出。待拿到會場時，除了孫伏園自告奮勇幫助陳列之外，再沒有第二個人。這樣，師生倆隻好一起窮忙，高處還得在桌上加放椅子，由魯迅親自站上去。弄到中途，黃堅竟然硬把孫伏園叫去了。沈兼士看不過去，便跑過來幫忙，因為喝了一點酒，跳上跳下，連累晚上大吐了一通……
許廣平知道了這情況，揶揄他說：“一點泥人，一些石刻拓片，就可以說開展覽會嗎？好笑……”
“你以為可笑嗎？還有可笑的呢。”魯迅回信時，果然又說了些展覽會上的烏七八糟的情形：國學院考古導師陳萬裏將他所拍的幾張古壁畫照片陳列起來，說是與“考古”有關，此外還有牡丹花，北京夜景，刮風和葦子之類。莫名其妙，然而誰也不覺得可笑。還有國學院從商科借的一套曆代古錢，大半是假的。魯迅主張不陳列，沒有通過，便又建議標明“古錢標本”，也不見實行。後來如何呢？結果是看這假古錢的人最多！
總之沒有辦法，留在廈大就得吃些這樣大大小小的苦頭。
不久，還遭遇了兩位名人：一個是到南普陀寺講經的太虛和尚，一個是到廈門演說的馬寅初博士。對於他們，廈門大學是極備歡迎的。不料，魯迅上午在信裏說了佛教青年會歡迎太虛的笑話，下午便收到了公宴太虛的請柬。
他決計不去，廈大的職員硬要拉他，說要是不去將影響到學校的聲譽。他一時窘極，根本沒有想到個人的行動會如此涉及全體，隻得穿一件藍洋布大衫赴宴去了。
入席時，要他同太虛一起並排上座，他堅決推辭，換了一個哲學教員供上去。在宴會上，太虛並不專講佛理，卻多說些世俗的事情，而作陪的教員偏偏好問佛法。還有許多看熱鬧的鄉村婦女，聽說太虛是得道和尚，結果跪下來大磕其頭，得意之狀可掬。識字與不識字的，都一樣愚不可及，使魯迅從旁看了不免要感到悲哀。
對於中國銀行總長馬寅初，廈大所有來自北大的教授列隊歡迎，隻有魯迅一個人沒有參加。
他告訴許廣平：“我固然是‘北大同人’之一，也非不知銀行之可以發財，然而於‘銅子換毛錢，毛錢換大洋’學說，實在沒有什麼趣味，所以都不加入，一切由它去罷。”浙江學生拉他同去照相，他毫不敷衍，嚴詞拒絕。學生們都覺得奇怪，其實他們不知道，在北京女師大風潮中，馬寅初是同陳源們一起站在楊蔭榆一邊的。“道不同不相與謀”，這便是魯迅做人的原則。第二天，校長設宴招待馬寅初，又要請他作陪。他發火了，在通知單上寫一個“知”字：完了。
反正來廈大也不是為了陪闊人的。
沉重的打擊來自高長虹和《狂飆》的一群。想不到的是，後院起火了！
對於放火者固然激憤，對於被焚毀者卻不無悲涼。創辦《莽原》，組織“未名”，魯迅把希望全都寄托在青年的身上，根本沒有想到自己還要因此遭受新的壓迫。至於對廈大，對林文慶，對顧頡剛之類，說實在的，卻從來未曾期待過。
魯迅離京以後，《莽原》由韋素園等主持。其中，有部分不能確定刊用與否的文章，則寄給魯迅親自決定。
向培良投去一個獨幕劇《冬天》，韋素園答複說可以發表，但是由於版麵的關係，結果一而再地遷延了兩期。直到9月下旬，韋素園聽說《冬天》已經收入即將出版的《沉悶的戲劇》一書，便將原稿退給了向培良。《冬天》是向培良自覺比較光明的一個劇本，他認為壓稿和退稿是別有用心的，於是憤憤不平，立刻和韋素園鬧了起來。這次吵鬧，成了魯迅和高長虹等衝突的導火索。
這時，高長虹住在上海，收到向培良的來信後，在10月17日出版的《狂飆周刊》發表了兩則“通訊”，公開向魯迅挑戰。
在《給韋素園先生》中，高長虹連連詰責，咄咄逼人，最後說：“《莽原》須不是你家的！林衝對王倫說過：‘你也無大量大材，做不得山寨之主！’謹先為先生或先生等誦之。”在《給魯迅先生》中，說韋素園“曾以權威獻人，今則用以白獻”，又說由魯迅“自任”編輯的《莽原》內部有“黨伐”現象，“幾無處不顯示有入主出奴之分”。在表白與韋素園等徹底決裂的態度以後，他一方麵希望繼續得到魯迅對《狂飆》的“助力”，一方麵迫使魯迅表態。
其實，在這以前，高長虹對韋素園編輯的《民報》副刊中的廣告就已非常反感。廣告說，副刊“專登載學術思想及文藝等，並特約中國思想界之權威者魯迅、錢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諸先生隨時為副刊撰著，實學術界大好消息也。”高長虹認為，中國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發展，為什麼要提“權威”呢？因此他把廣告看做是韋素園對“周氏兄弟”的有意吹捧。所謂“曾以權威獻人”，出處就在這裏。從思想到實踐，高長虹都是一個安那其主義者，他對“權威”的態度也許是可以索解的吧？但是，這也畢竟暴露了他對魯迅的甚深的積怨。
魯迅遠在廈門，怎麼可能對北京發生的糾葛立刻作出判斷呢？其中底細，他還需要看一看。不過，單看那文章，高長虹未免太過分了！
幾乎是緊鑼密鼓，高長虹不待答複，又發表了一篇長文：《1926，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
魯迅成了主要的攻擊目標。文章說：“魯迅當初提議辦《莽原》的時候，我以為他便是這樣態度。但以後的事實卻不能證明他是這樣態度。這事實卻證明他想得到一個‘思想界的權威者’的空名便夠了！”年齡、疾病，都成了嘲笑的材料，說：“魯迅遂戴其紙糊的權威者的假冠入於身心交病之狀況矣！”此外還捏造了許多事實，如說魯迅罵郭沫若驕傲之類。用意很明顯，無非是通過侮辱魯迅的人格，推倒《莽原》進而推廣“新生的狂飆周刊”的銷路。
他的《心的探險》一書是經魯迅選定的，封麵也是魯迅所作，但是，他卻宣稱是“自作自編”的；還誣說魯迅主張刪掉的幾篇是書中的成功之作，動機蓋出於“嫉賢妒能”。後來，他幹脆將原書易名為《從荒島到荒原》，從《烏合叢書》中抽出，改交光華書局出版。在打油詩《戲答》中，他把魯迅影射為獨霸《莽原》的“妖精”，而把自己比喻為《莽原》的父親：“與她和好有一年，生了個小兒叫草原，滿望小草成灌木，妖精翻臉出真相”，“而今妖心有七竅，撫養草原把仇報，生子不必知父名，我今生子種禍根……”簡直利令智昏了。
高歌和向培良也相隨詛咒魯迅。高歌在《青年與老人》中寫道：“青年懷裏抱著的是理想，老人懷裏抱著的是世故。青年是時代的創造者，老人是時代的墜後石。”其實，也是重複著高長虹的“世故老人”、“絆腳石”的調子吠影吠聲。向培良一麵寫信要魯迅替他謀事，一麵又說魯迅“差不多已經是我們前一個時期的人物”。尚鉞也將編好的小說集《斧背》，從“烏合叢書”中抽出來，交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
這一係列的言動，足夠使魯迅寒心。
高長虹潑辣有餘，本來可以算一個戰鬥的夥伴的；即使浮躁了些，也想不到他會卑劣到如此地步。魯迅自覺最近也漸漸地傾向於個人主義，然而一個人顧及自己，甚至於以“超人”自居，就可以不顧一切地以踐踏別人為樂嗎？
在北京的幾年，拚命地做，忘記吃飯，減少睡眠，帶病吃藥來編輯，校對，作文，誰料結出來的都是苦果子？
借自己的升沉，看世人的變化，該是怎樣的一種心情！先前做順民時，每日來客不絕，但到了段祺瑞、章士釗們把自己當成禍首，壓迫一來，就有人立刻來索還原稿，無須選定和作序了。甚至還要乘機下石，連請他吃過飯也是罪狀了，說是在拉攏他；請他喝過好茶也是罪狀了，因為好茶是奢侈的證據。現在的社會，大抵是可利用時則竭力利用，可打擊時則竭力打擊。譬如高長虹，簡直天天吮血，一看見無血可吮便想一棒打殺，大有將肉賣做罐頭以獲暴利之概。而且在青年中間，又何止乎一個高長虹！
“身心交病”的字眼，對魯迅來說尤其具有挑釁性，那隱藏的意思實在太可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