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賃的房子是白雲樓26號二樓三房一廳的一組。魯迅把南向的最大的一間讓給許壽裳，他住偏西的一間，把相挨的另一間留給許廣平。樓下兩側是走廊，螺旋式的樓梯是二三樓共用的通道，會客廳就在入門處，有長方形的窗子正對著馬路。飯廳也設在這裏，三個人常常一邊用飯，一邊討論問題或者聊閑天。
白雲樓確乎是一個清靜的所在。魯迅的窗下有一條河湧，小艇往來其間，時有家妹的歌聲蕩起；遠處，還可以望見如練的珠江，數點帆影，一脈青山……
是應該做點什麼事情的時候了！
記得一個多月以前，《新時代》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魯迅先生往哪裏躲》，裏麵說：你不要盡在大學教授室裏編你的講義，更不要隻叫青年們盡情地喊和盡量地寫，而自己卻默然無語。希望你不要做“旁觀者”，繼續“呐喊”，喊破沉寂的廣州青年界的空氣，這是你的使命。如此社會，如此環境，你不負擔起你的使命來，你將往哪裏去躲？雖然寫得很嚴厲，很尖銳，但他知道那是廣州青年的好意，於是教許廣平以《魯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為題，回答道：他是需要“輾轉”的生活的，他是要找尋敵人的，他是要看見壓迫的降臨的，他是要撫摩創口的血痕的。等著有終竟到來的機會，他就有文章可做了……
這機會還要等到什麼時候呢？想起青年的忠告和許廣平的答複，魯迅便感到愧赧。可以自慰的是，擱置許久的《眉間尺》，終於在日內完成了。
那是一個古代的複仇故事。
複仇是他熱愛的主題。有失敗便有複仇，它們是孿生兄弟。
這裏寫的眉間尺是一個尚未長成的少年。以十六歲的年齡負擔複仇的使命未免太早了，但是沒有辦法，青年一代的命運就是這般沉重！在眉間尺動身報仇之前，小說通過一個打鼠的場麵刻畫他的優柔性格。開始，他對老鼠的落水感到暢快，繼而目睹它醜陋的形體而產生憎恨，用蘆柴把它按下水底，但又因了它的小紅鼻子而覺得可憐，如此反複幾次，終於在驚覺間將它踏死。這時，他又覺得很可憐，仿佛自己做了大惡似的，非常難受。他蹲著，呆看著，站不起來。
顯然，這裏有著同顧頡剛調侃一下的意味。
然而眉間尺複仇的對象畢竟還不是一匹老鼠，而是強大得無法比擬的國王。因為王妃生下了一塊鐵，國王知道是異寶，便決計用來鑄一把劍保國防身。不幸的是，眉間尺的父親偏偏是被選中的鑄工。他深知國王善於猜疑，又極殘忍，一定會在寶劍煉成之後把自己殺掉，於是把雄劍留給後一代，隻把雌劍獻給國王。果然，第一個以血飼劍的人就是這鑄工。為了防鬼魂作怪，還把他的身首分埋在前門的後苑。曆代統治者都有一種病態的瘋狂。小說寫他在宮內常常感到無聊，常常要發怒，無論無聊或發怒時，“總想尋點小錯處，殺掉幾個人”。
這樣，代替眉間尺報仇的強者出現了，那是一個名叫宴之敖的黑色人，他無條件地犧牲自己，但又拒絕“義士”一類名稱，以為是莫大的汙辱。他對眉間尺說：“仗義，同情，那些東西，先前曾經幹淨過，現在卻都成了放鬼債的資本。我的心裏全沒有你所謂的那些，我隻不過要給你報仇。”另外，還有一段很深沉的自白：“你還不知道麼，我怎麼地善於報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靈上是有這麼多的人我所加的傷，我已經憎惡了我自己！”他把自己同眾多不幸者的命運一起背負在身上，悲憤是深廣的，仇恨是強烈的。他知道複仇所需的代價，因此必須把眉間尺的劍和頭抓在手裏，當然，這是不得已的事。當他提起眉間尺的頭時，不禁對著溫熱的已死的嘴唇接吻兩次，並且冷冷而且尖利地笑起來。他懷有熱情，但又極其冷峻，他的愛全部消融在火一般的仇恨裏了。
的確，黑色人是善於報仇的。在強權者麵前，他非常講究策略，決不蠻幹。他利用國王戲弄生命的習性和無聊透頂的心態，誘至金鼎旁邊看眉間尺的頭在沸水中跳舞歌唱，然後掣動青劍，將國王的頭劈落鼎裏。當兩頭在水中死戰，眉間尺被王的頭咬定不放時，也就是黑色人獻身的機會了，他從容地劈下自己的頭，入水以後，即刻徑奔王頭，死勁咬住王的下巴，撕得王頭合不上嘴，直咬得王頭眼歪鼻塌，滿臉鱗傷，氣息奄奄，沉到水底裏去。這就是黑色人的韌戰精神。
魯迅曾經使用過“宴之敖”的筆名，在黑色人的身上，分明賦予了自己的複仇性格和戰鬥激情。
黑色人唱的歌深奧古怪，其實，魯迅是故意弄成這個樣子的。一來為了表明，真正的戰士，其複仇的行動本不易為一般的人們所理解。小說裏所安排的眉間尺途中受困的情節，與黑色人的歌唱是有著內在的聯係的。複仇的戰士無形中成了示眾的材料，眉間尺那種“怒不得，笑不得，隻覺得無聊，卻又脫身不得”的狀態，同樣包含了作者的自我注釋。再者，通過複調的運用和歎詞的設置，以有限的幾個實詞，強化複仇的內容，明顯是劍與血之歌。
意味深長的是，這戰歌幾乎每首都突出一個“愛”字，愛乎愛乎，愛乎嗚呼……
愛未盡是輕柔的，愛是刻骨般沉重的東西。
正是由於魯迅對賴以生存的中國土地懷有一種類似“戀母情結”般的感情，所以才選擇了文學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可是，他永遠瀟灑不起來，不像別的作家那樣至少有一份虛擬的快樂。在他的文學世界裏，滿布著痛苦的喧囂和堅忍欲裂的啞默。他珍重這種痛苦。當他一旦意識到時代需要火與劍的毀滅的力量，而且在革命戰爭的進程中因興奮而備感舊世界的撕扯與崩壞時，竟把自己所熱愛的文學價值都給否定掉了。
4月8日晚間，他在應修人的陪同下，在黃埔軍官學校作了一次題為《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講，其中說的就是“文學無用”論。
這是他第一次公開表白的文學社會觀。兩個月前，他還曾表示過對於文藝運動的熱忱，雖然演講的對象可能對內容和調子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是最根本的是個人思想的變化，至少表明了某些視角的偏移。魯迅未必是固執的，他不間斷地解剖自己，揚棄自己和改變自己，然而又是固執的，他永遠不會放棄對現實問題的關注，以及對社會進步的信仰。
演講開始時，他宣布了自己對前人所講的文學理論的疑點。“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呐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方法對付他們，這文學於人們又有什麼益處呢？”他接著比喻說：“在自然界裏也這樣，鷹的捕雀，不聲不響的是鷹，吱吱叫喊的是雀；貓的捕鼠，不聲不響的是貓，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結果，還是隻會開口的被不開口的吃掉。”他是從政治家和文學家不同的曆史地位出發，闡述文學和政治的關係的。中國數千年的超穩定的權力結構，注定文學要成為政治的附庸和奴隸。這裏包含著他幾年來在北京所得的經驗，既是對過往的總結，也是對未來的預見。
他認定革命可以改換文學的色彩，但是否定把文學當成革命的宣傳工具。在講述中，他使用了“小革命”的概念，以為革命就是進化，是進步的政治。“革命”一詞，在這裏是作為曆史性的時代轉換的意義上被使用的。對於“革命文學”的創作，他有一段很精彩的論述：……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於八股，在文學中並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為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學”倒無須急急，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在這裏，他十分強調作家必須獲得自由創作的條件和狀態。在文學的外部所附加的各種規範不是重要的，更不要說是虛偽的裝潢了。作家首先應當忠實於自己對於生活的主觀感受，惟有真誠，才是檢驗文學價值的最基本的標準。文學創作必須充分發揮作家的主體意識，而主體意識的質量，也即素質是決定一切的。
他把大革命劃分三個階段，談它對於文學的影響：一、大革命之前多是“叫苦鳴不平的文學”，但這類文學於革命沒有什麼影響，有影響的隻是怒吼的文學，複仇的文學。二、大革命時代既忙且窮，因此文學隻好暫歸沉寂。三、大革命成功後，將產生兩種文學，即對舊製度的挽歌和對新製度的謳歌。
那麼，如何看待廣東的社會和文學的性質呢？他指出：“中國革命對於社會沒有多大的改變，對於守舊的人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舊人仍能超然物外。廣東報紙所講的文學，都是舊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證明廣東社會沒有受革命影響；沒有對新的謳歌，也沒有對舊的挽歌，廣東仍然是十年前底廣東。不但如此，並且也沒有叫苦，沒有鳴不平；止看見工會參加遊行，但這是政府允許的，不是因壓迫而反抗的，也不過是奉旨革命。”所以他認為，“非先行變換現代社會底狀態不可”！對“革命的策源地”做這樣的判斷和批評，確乎是十分放肆的。
與“革命文學”宣傳者的觀點不同，他認為，無論中國或世界都沒有平民文學。他對中國的小說和詩評價不高，其實在他看來，在一個專製的等級社會裏是談不到平民文學的。必待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後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
最後，他取文化學的角度探討文學的性質。“自然也有人以為文學於革命是有偉力的，”他說，“但我個人總覺得懷疑，文學總是一種餘裕的產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他堅持文藝必須為人生，但同時堅持與政治保持適度的距離。正因為他把文學同文化聯係起來，所以認為在真正革命的環境裏，是應該容許唱起挽歌吊舊社會的滅亡的。當然，這樣的文學必然“都是悲哀的調子”，但有人便以為這是“反革命的文學”，魯迅對此表示說，“倒也無須加以這麼大的罪名”，充分表現了他的寬容。
當他以“願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結束演講，心裏竟覺得不安起來，好像把最重要的意見給遺漏了似的。大炮，它可以為革命所利用，難道就不可以為反革命所利用麼？何況空氣是如此緊張，單一的鼓吹武力是否適當？……
一個怪圈。二十年前的問題，再度返回到眼前來了。
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國共合作關係出現了破裂的危機。
在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發生以後，蔣介石加緊進行反蘇反共活動，一方麵爭取同北方奉係軍閥，以及日本、英國和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達成“和解”，一方麵武裝摧毀由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占有優勢的各省黨部、工會和農會，培植右派勢力。他接連發表聲明演說，向武漢政府提出“集中黨權”的要求，宣稱個人擁有“製裁的能力”，叫嚷“誰反對我的革命，就是反革命”，初步呈現了作為一個政治流氓和大獨裁者的性格。
負有指導中國革命任務的共產國際，一直相信蔣介石和汪精衛，把國民黨當作中國惟一強大的革命組織，在軍事上和經濟上不斷給予援助，極力幫助它在統一戰線中取得領導權。由於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受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因此，陳獨秀等盡管對某些問題存在不同的意見，在共產國際的監督和約束下，也不能不放棄自己的獨立主張而執行其指示，從而導致災難性的錯誤。
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舉起義成功，北伐軍占領全上海；24日，繼而攻克南京。這時，統一戰線內部的鬥爭愈來愈尖銳，中國革命的症結問題完全暴露出來。
蔣介石於3月26日由南京到上海，立即采取一係列行動，反對上海總工會，禁止總工會集會，宣布戒嚴，改組上海的政治和軍事機構，並且支持西山會議派發起的“護黨救國運動”。這樣，“消滅共產派”的鬥爭愈來愈有了具體的形式。4月7日，蔣介石委任白崇禧為上海駐軍司令，任務之一是解除“一切非法武裝分子的武裝”。9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八名委員致電汪精衛，警告武漢方麵不得藐視南昌黨部的權威，強調國民黨是領導國家建設和國家革命力量的惟一革命黨。其實是打著“革命”的旗幟，把象征性權力和強製性權力統一起來，為一個反動政黨的未來的專製統治掃清道路。
與此遙相呼應，4月6日，軍閥張作霖派出警察襲擊蘇聯大使館，逮捕了李大釗等大批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28日，李大釗被判處絞刑。
魯迅是從香港《循環日報》上看到李大釗被捕的消息的。他不禁深深懷念起《新青年》時代的這位謙和的舊同事，李大釗的圓圓的臉，細細的眼睛，和中國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時時在眼前浮動，一連幾天不曾消失。現在該怎麼樣了呢？他問，但是無法回答。
記憶與懷念，使他憂心如焚，寢食不安……
來到廣州不久，曾聽許廣平談過廖仲愷遇害的經過，當時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宋教仁被殺後，袁世凱複辟稱帝，現在廖仲愷被害，下一步將會是什麼局麵呢？住了兩個月，魯迅駭然發覺廣州並非是什麼“革命的策源地”，而是軍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國土。政治陰謀在莊嚴的大幕下進行，即使身在廣州，也不可能知道得很清楚的，隻是不如在廈門時的過於隔膜罷了。每天讀報紙，看牆報，還有各種報紙和宣言，他沉重地感到：革命的果實有可能被最後葬送。
他決定再說些壞話。現在，他已不複如初來時的謹慎了。
4月10日，當廣州熱烈慶祝北伐軍攻占上海和南京的時候，他寫下《慶祝滬寧克複的那一邊》，希望給革命的人們增加一點危機意識。
“黑暗的區域裏，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進行，雖然留在後方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們高興。後方的呻吟與高興固然大不相同，然而無裨於事是一樣的。最後的勝利，不在高興的人們的多少，而在永遠進擊的人們的多少。”他引用了俄國革命領袖列寧的一段名言，批評中國的革命者對革命的長期性缺乏認識，說：“小有勝利，便陶醉在凱歌中，肌肉鬆懈，忘卻進擊了，於是敵人便又乘隙而起。”他知道這是中國人的常見病，這種揭發，與前些時候對孫中山的革命精神的讚揚正相契合。
文章重申了兩年前關於打“落水狗”的主張。他認為，中國曆來的勝利者都是苛酷的。近來，報紙大談“南北和解”，《現代評論》改變腔調，他都覺得是十分可慮的現象。革命同反革命隨時都有妥協的可能，因此他提醒說，在中國，凡有大度、寬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大抵是名實並用者失敗，隻用其名者成功的。
他給慶祝活動潑冷水，說：“慶祝和革命沒有什麼相幹，至多不過是一種點綴。”他發現了一種近於“悖論”的現象：革命的勢力一擴大，革命的人們一定會多起來；然而這樣的人們一多，革命精神反而會轉為浮滑、稀薄，以至於消亡，再下去就是複舊。他以佛教為例，批判當前投機革命的人物，強調革命者必須對革命抱有真誠的信仰。他說他有一種“偏見”，以為堅苦的小乘教是真正的佛教，而居士的出現和大乘的弘揚，戒律蕩然，正是佛教的敗壞。對於中國革命來說，他的觀察和推斷是十分深刻的。
總之，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最先成為革命的後方的，也就必然最先出現信仰危機。這就是慶祝的“那一邊”的問題所在。
他希望這樣幾句“出軌的話”，不至於使大家掃興。革命本身是容許批評和歡迎批評的。所以他說，拒絕批評隻能是“革命精神已經浮滑的證據”。
由於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沒有改變，魯迅思想的側重點，仍然在於對付北方軍閥及其背後的主子與胯下的文人。與創造社聯名發表宣言是對外的，《慶祝滬寧克複的那一邊》和後來的講演都是對內的，是對於國民黨和革命軍隊的忠告，因此，這類文章都不曾寄給北京的刊物，他根本不想在敵人的治下去發表。作為一個理想化的目標，他希望革命能夠在不斷的堅苦的進擊中，使自己的隊伍趨於純潔。
嚴格來說，《慶祝滬寧克複的那一邊》不屬於時事評論，而是思想評論。它雖然指出了革命的潛在的危險，立意究竟高遠，有一種戰略的眼光。然而，他沒有想到，文章來不及發表，一場巨大的災變就在革命隊伍內部發生了！
熔岩噴出了地麵大屠殺開始了。
4月12日淩晨，蔣介石利用上海流氓頭子黃金榮、杜月笙等雇傭一批流氓，冒充工人，在白崇禧部隊的支持下，以“上海工界聯合總會”的名義襲擊工人糾察隊，強占上海總工會會址，搜捕和殺害共產黨人和工人領袖。當此危急之際，上海總工會發起規模巨大的抗議集會，數萬工人高呼“還我武器”、“打倒新軍閥”等口號遊行請願，隊伍到寶山路遭到反動軍隊的槍殺，死者一百多人，傷者不計其數。接著，反動派下令禁止罷工和遊行，解散上海總工會，取締一切革命組織。凡被認為是共產黨員，立即逮捕、槍斃、杖斃、絞死、殺頭，甚至腰斬及淩遲。自由、獨立、人權，統統都是廢話，大獨裁者的意誌成了億萬人的法律。從12日到15日，上海有三百餘人被殺，五百餘人被捕，此外尚有五百餘人流亡失蹤。
“四一二”政變發生後，血痕迅速擴大。4月15日，廣州的李濟深、古應芬、錢大鈞也采取了同樣的行動，他們出動大批軍警，包圍中華全國總工會廣州辦事處、省港罷工委員會和東山蘇聯顧問住宅、解除黃埔軍校和省港罷工委員會糾察隊的武裝，查封工會、農會、學聯、婦聯等團體，逮捕共產黨員和工人群眾二千一百餘人，秘密殺害一百餘人。
血雨腥風。蔣介石於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相對立。它對內發布的第一號命令，就是“清黨”。
純潔黨的組織成了清洗異端和獨裁專製的遁詞。從此，在國民黨反動勢力所及之處，如廣西、江蘇、浙江、福建、四川、安徽、廣東等，一批又一批革命者在“清黨”的口號下遭到慘殺。
武漢政府處於反革命勢力的包圍之中。蔣介石繼續抓住“北伐”的旗幟，作為欺騙全國人民和對抗武漢政府的政治資本。不久，曾經被目為“左派領袖”的汪精衛終於公開叛變，於是汪蔣合流，中國革命宣告徹底失敗而來到了一個新的起點。
嘭嘭嘭！嘭嘭嘭！……
許廣平翻身起床，連忙跑了出去，開門一看，原來是大鍾樓時候的老家人阿鬥。
“不好了！”他一邊喘氣一邊說，“學校開始抓人了！到處貼滿了標語，裏麵也有牽涉到老周的，叫他趕快逃走吧！”
許廣平怔住了。
阿鬥又說了些催促的話，這才走下樓梯。
樓下。許多軍隊跑步開過，大約是在執行什麼任務吧？在河對岸，平時作工會辦公處的店鋪樓上也有些兩樣了，似乎正在查抄……
她側耳聽了聽魯迅房內的動靜，是均勻的鼾聲，心裏突然安定了不少。她認真估量了一下，覺得魯迅大約還不至於十分危險，於是，一口氣跑到在共產黨方麵做事的老同學鄧穎超處。到了門口，發現鐵門已經關閉，接連按了幾下門鈴，才見一個熟識的青年走出來。隔著鐵門，她把見到的情況說了。那青年嚴峻而平靜地說：
“大姐已經走了。”
她長舒了一口氣，立刻趕返白雲樓，叫醒魯迅，告訴他已經發生的一切。
說是思想上毫無準備吧，革命失敗種種，好像都曾經料想過；說是真的料想過吧，眼前的事實卻又的確太意外了！“討赤”，這也叫“討赤”？國民黨北伐軍豈不同北方軍閥一氣了嗎？這不正是研究係所歡迎的嗎？如果這樣，還要像從前一樣掛上那麼好看的主義和旗子來幹什麼？……
——騙子！流氓！屠夫！
昨天還大談蘇聯，大談共產，一闊就變臉了，就以共產青年的血洗自己的手了！什麼“信仰”呀，“效忠”呀，他們哪一天有過信仰？……
——無恥的叛賣！
然而，他一句話也沒有說，不能說，隻感到悲憤難耐。他默默地看了許廣平一眼，就踱到窗前，狠狠地抽煙，一支接一支地抽！……
前幾天寫文章說，在中國隻有用大度和寬容的美名者成功，名實並用者失敗，總算沒有說錯。但接著，你就揶揄了一群輕信的“大傻子”，今天你說，你算不算“大傻子”呢？傻透了！你以為人們隻要聽得進你的忠告，就可以避免危機，豈不是太小覷了革命的暴發戶了嗎？問題是，當你已經完全明白過來以後，也隻好仍然做你的“大傻子”！因為你無計可施，你無法改變，你隻能接受他們一手造成的現實！譬如你是教務主任，你有保護學生的責任，可是你能夠嗎？又譬如你是弄文學的，而且人們都知道你“呐喊”過來，你有揭露所有這一切罪惡的責任，可是你能夠嗎？
他艱難地吐了一口氣，接著是一陣咳嗽……
大雨滂沱。
從大街到校內草坪，委地的木棉花如被踐的血跡，斑斑點點……
中山大學是淩晨開始被包圍的。宿舍樓的每一層都有樹的派的頭目，帶領武裝，拿著事先擬好的名單衝入房間，叫名抓人。當緊急會議在會議室裏召開的時候，搜捕仍在進行。
魯迅是冒雨趕來赴會的。
學校是司教育的，愛護、培養和造就人才是學校的職能，怎麼能夠同軍方站在一起摧殘學生呢？學校沒有了學生，與廟堂有何區別？他考慮從教學的角度出麵幹預，總不至惹出什麼麻煩，教務主任嘛！更何況，現在是什麼時候！初到廣州，同來訪者談到對革命負責的問題時，他確曾說過：“這種事不會分到我身上。”其實說說而已，他從來說的輕鬆，想的沉重，當無數年輕有為的生命呼叫著呻吟著在血泊中仆倒時，他就坐不住了！
各主任圍坐在會議桌四周：壓抑，不安，沉默。
魯迅說：“學生被抓走了，學校有責任，僅僅宣布一個事實恐怕是不行的。既然大家來了，就都說說話，看應當怎麼辦？……”
雨聲嘩嘩……
“如果軍隊可以隨便到學校抓人，學校就沒有安全了，”魯迅環顧一下大家，說，“作為教員，我們應當對學生負責，希望學校出麵擔保他們。人被抓走了，至少我們也得知道為什麼被抓走？他們有什麼罪？而且被抓走的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幾十個！……”
大家開始小聲地議論起來。
魯迅對坐在對麵的朱家驊說：“我看，你應當找李濟深出個布告，不準搜查教授宿舍。”
“這個或許可以，”朱家驊點點頭，然後嚴肅地說，“至於學生被捕，這是政府的事，我們最好不要對立。”
“怎麼能說學生的命運與學校無關呢？”魯迅激動起來，問朱家驊道，“對於被捕的學生，政府能否解釋：他們究竟違背了孫中山總理的三大政策的哪一條？”
實在無法解釋。提問太徹底了。太徹底的問題是不能解釋的。
“這是黨校，”朱家驊說，“我們應當服從黨的決定，不要有什麼不同的意見。”
魯迅說：“五四運動時，為了營救學生，甚至不惜發動全國工商界罷工罷市。當時，朱家驊、傅斯年、何思源都參加過，知道這種情況。作為那個時候過來的人，為什麼到今天把這些全給忘了？為什麼成百成千個學生被抓走，我們又不營救了呢？”
“那時候是反對北洋軍閥。”朱家驊緩緩說道。
總不能說今天的革命政府也是軍閥政府吧？“現在，就是要防止新的軍閥統治，不走它們的老路。”戴著腳鐐跳舞。這時，魯迅隻能這麼跳。
雨聲嘩嘩……
他見大家都噤口無語，知道自己的努力隻有徒勞，便站了起來，再說了一遍“應該對學生負責”一類明知是空話的話。至此，會議也就結束了。
許壽裳和許廣平都在等他的消息。他把經過仔細說了，氣憤之餘，連晚飯也吃不下。看來，他隻有“罷飯”一法了！
次日，他捐款十元慰問被捕的學生。比起他們所支付的巨額代價，自然這是個可憐的數目，但也沒有法子想，就算是一種表示罷。
真想把自己關起來，關成一座孤島，不複看外麵世界的罪惡與痛苦，可是，你能拒絕四麵血潮的撞擊嗎？你能遏止來自內心深處的風暴？
希望幻滅了！對於廣東，從前是那般神往，從北京，而廈門，不斷打聽北伐的消息，以為憑借火與劍就可以為中國開出一條新路。其實各省的圖樣無異，都不像在人間，差異的隻在所用的顏色而已；而今，怕全都要抹上同一種猩紅了！逃掉五色旗下的鐵窗斧鉞風味，想不到在青天白日之下，卻又有了縲絏之憂！
血的遊戲已經開頭，不知何時才是一個結束？活了幾十年，殺人的事經見不少，可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殺人的，連段祺瑞也不敢這樣殺人！“三一八”該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了，那時候還可以說話，寫文章，今天能夠嗎？要知道，他們是革命的代表，反對他們當然是反革命了……
無聲的中國！當它需要聲音的時候，聲音卻同正義和良心一起被絞殺了！今天，中國到底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難道僅僅因為從前是軍閥統治，現在變為黨閥統治嗎？以黨治國就變得這麼可怕？打著“黨”的名義，是不是就可以這般驕橫肆虐，為所欲為？這是什麼黨？國民黨？它有什麼權利把自己置於國民之上？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現在，他才真正體驗到，一個政黨要比一個暴君更為可怕！
即使如此，你便怎樣？至於抗議，你沒有這份權利！
…………
——辭職！
地位不要，名譽不要，薪金不要，自己總可以處置自己吧？如何？決定了！
4月21日，魯迅向中山大學正式提出辭職，與此同時，許壽裳和許廣平也與魯迅同進退，辭去了各自的職務。
魯迅的辭職是一件大事情。隻要看他初來時歡迎的盛況，便可推知走後的影響。一個月前，當魯迅聲明不與顧頡剛一道共事時，傅斯年出於挽留，不得已采取一個妥協的辦法，即不讓顧頡剛任課，派他外出購買圖書，魯迅深知傅斯年的用心，但也沒有立即便走，雖則不願繼續做他的“大傀儡”。於是，校方以為通過努力，可以讓魯迅收回成命。因為這個人的存在，畢竟不失為一種漂亮的裝潢。
他們不了解魯迅。他是不走回頭路的。顧頡剛來粵，委實使他感覺大不舒服：中大開學時，自己費去氣力不少，時既太平而學者蒞至，天下人哪個有這等福氣！然而，他的辭職卻有著更為深刻的原因：對於廣東，他已經完全失望了。
當然，這不是局外人所能知道的。
辭職的第二天，文科學生派出代表挽留他，他杜門不見。全校學生大會也做出挽留的決定，於次日派出四名代表，前來白雲樓寓所。
代表們詫異的是，敲門時，應聲的明明是他，而回話卻是“周先生不在家”。他們認定是他的聲音，於是，一再懇求，他才開了門，說：“你們打著代表的頭銜來，所以我不會。”有為的青年都被捕了，被殺了，在如此恐怖的時刻被委為代表者，會是什麼人物呢？對於青年，他早已不如先前那般的敬重了，而況目睹了他們在這場血的遊戲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且對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毫不顧惜，甚至有得意之色！
談了三個鍾頭，魯迅便無意再談了。疲倦了。
作為校方代表，朱家驊曾多次來訪。對於朱家驊，魯迅覺得並不如戴季陶和傅斯年的可惡，話可以談，但也不同他敷衍。後來，中大委員會兩次派事務管理處主任沈鵬飛前來挽留，他動火了，幹脆拒絕不見。
智慧是痛苦的，意誌使他頑強。當環境強迫他接受的時候，他堅持了自己的選擇。
何去何從？
“我住在上月租定的屋裏，想整理一點譯稿，大約暫時不能離開這裏。前幾天也頗有流言，正如去年夏天我在北京一樣，哈哈，真是天下老鴉一般黑哉！”
在4月26日給孫伏園的信中，他透露了自己的動向。姑不論這“流言”將來怎樣蔓延到將要打官司的地步，反正他不會立刻從血泊旁邊走開。他因成熟而世故，知道自己雖然灰色，一旦離開就會立即變成赤色的了。他必須留在這裏，繼續承受各種刺激和折磨。
為了盡可能地減輕心頭的重壓，他又使用起在北方用過的老法子：麻痹和忘卻。
然而，消沉是不行的，總得在紙片上謄一些文字，即使曲折一些，也得留一點時代的爪痕，使屠伯們逃脫不了世代子孫的詛咒！
當天，他便為結集成書的《野草》寫了一篇十分激切的《題辭》。
“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所謂“空虛”，其實是無法開口，無話可說，是對於以屠殺開其端的政治專製的抗議。因此，這已非昔日的空虛可比了，“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他為彷徨時代的結束而深感慰藉。
他寫道：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天地有如此靜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靜穆，我或者也將不能。我以這一叢野草，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於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
為我自己，為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我希望這野草的死亡與朽腐，火速到來。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這實在比死亡與朽腐更其不幸。
去罷，野草，連著我的題辭！在屠刀底下，的確不是“大笑而且歌唱”的時候；但是在此之前，就能“大笑而且歌唱”嗎？在“革命的策源地”裏，幾個月來，實在沒有過像樣的頌歌和詛咒。隻有當大屠殺的發生，赤裸裸地暴露了黑暗的存在，你才確信你的戰鬥即將開始了！
未來的戰鬥是熾烈的，一如噴出的熔岩。複仇的願望使你變得亢奮和明快起來。你知道，在一個萬千民眾為生存而抗爭的時代裏，咀嚼個人生命的悲苦，對良知是怎樣的褻瀆，因此，你才希望“野草的死亡與朽腐”，懺悔於過往的彷徨而以抗爭為禱。自然，你也曾希望你的文字從速消亡，正如今天希望“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並且“無可朽腐”一樣。但是，無論如何，光明的日子隻能落在戰鬥的後頭。
你相信，“大笑而且歌唱”的時刻一定到來，打破死亡的靜穆而來，隨著地火的激噴而來。叛賣與屠殺，隻是證明從前叫喊的“革命時代”其實尚未到來而已。正因為新時代還沒有到來，這才又有了新的希望。
就這樣，你抗議現實，抗議自己。
你渴求戰鬥！
87白雲樓：現代的隱者
戰鬥能改造環境，但也需要環境。
“四一二”大屠殺，與其說增強了他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成分，無如說加深了他對中國現實，尤其是革命問題的認識。現在，魯迅確信，那些平時大叫“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而結果又叫“嚴辦！嚴辦！”的所謂“革命文學”，於革命倒是極其有害的。中國不需要廉價的頌歌。他決定繼續其暴露文學的寫作，因為惟有它才是戰鬥的，才能在一個專製的苦難的時代裏教人清醒、憤怒、奮起抗爭。但是廣州不行，太恐怖了。戰鬥者必須懂得保存自己。最大的痛苦不是溺身於痛苦之中，而是找到了擺脫痛苦的出路以後卻動彈不得。於是，他隻好每天把自己關起來，整理一點舊作，算是慢慢等待，慢慢吃自己的靈魂。
最先整理的舊稿是《舊事重提》十篇，編集時，改名為《朝花夕拾》。
在不到一千字的《小引》裏，他兩次提及時局的“離奇”和心緒的“蕪雜”。他由離開中大而想及離開廈大，由頭頂的飛機而想及在北京時奉軍的飛機，無論是闊人的事業或是窮人的生涯，也都前後一樣有著驚人的相似。他說：“中國的做文章有軌範，世事也仍然是螺旋。”雖然自己相信進化論，而時間的長度畢竟不是標尺，中國的事情往往就是這樣無限期地作惡性的循環。
廣州的天氣熱得早，夕陽射進西窗，逼得他隻能勉強穿一件單衣。他就這樣伏在書桌上弄他的文字，有時候，便抬頭看看桌麵的一盆“水橫枝”。
那是一段老樹，無需泥土，隻是浸在水中便有枝葉抽出，青蔥得可愛。植物的生命是頑強的，然而，它賴以維持的大地是那般狹窄，給予是那般菲薄，怎麼可能蓬蓬勃勃地生長起來呢？每想到那被壓抑的生命，他心裏便有一點淒愴的況味，所以寫道：“看看綠葉，編編舊稿，總算也在做一點事。做著這等事，真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很可以驅除炎熱的。”
本來現在就不是整理舊稿的時候。
一天，山上正義來訪。
山上正義筆名林守仁，日本作家、詩人和新聞記者。1926年10月，他以日本新聞聯合通訊社的特派記者身份，來到正處於革命高潮的廣州。今年2月，在魯迅來粵以後不久，他曾有過一次訪問。他是魯迅的崇拜者，一直認為魯迅是出色地生活著的中國人，中國文學的勇敢而頑強的引導者。
當此黑暗、血腥的時刻，出於對魯迅的處境的關心，他又前來尋訪了，自然也不無一點職業的好奇心。他想看看，這位已經隱蔽起來的戰士，是不是依然保留著昔日傲兀的姿態。
比起大鍾樓，這裏窄小多了，但因此也顯得更為謹嚴。最觸目的是靠牆的一列書架，其上塞滿了木板土紙的毛邊書，主人就陷入這漢魏叢書和唐宋詩文等古書堆中，以毛筆楷書，默默地翻譯隨他一起從北京流亡到這裏的德國童話《小約翰》。
兩個人對坐著，彼此一下子找不出什麼可說的話，大約都同時感受著一種令人窒息的氣氛。
正在這時候，窗外響起一陣急促的號聲、口令聲和腳步聲。他們靠近窗口往下看，原來是一群工人模樣的人舉著“工會”和“糾察隊”的旗子，從大馬路上並排走過去。
電杆上，貼著很多標語，寫著“打倒武漢政府”、“擁護南京政府”等等；下麵，還有因為沒有徹底剝光而殘留著的“聯俄容共是總理之遺囑”、“打倒新軍閥蔣介石”等意義完全相反的標語。
“真是無恥之徒！直到昨天還高喊共產主義萬歲，今天就到處去搜索共產主義係統的工人了！”魯迅果然忍不住說話，語調裏包含著一種近乎冷峻、陰暗和絕望的東西。
山上正義不禁回想起初次會見的情景。
那時候，魯迅初到廣州，廣州的文學青年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歡迎態度，但接著就有人表示不滿和失望了。他們所期待於魯迅的，是要他作為一個實際運動的領導者，同他們一起走上街頭，高聲議論革命與文學或革命與戀愛的話題，同群眾一起搖晃著旗子遊行和演說。可是，出現在他們眼中的魯迅，畢竟不是民元時代的中學教員，而是一位閱曆豐富，在高唱三民主義的廣州發現危機的嚴峻的觀察家，一個既如饑如渴地追求著光明，又在那光明和學生們的輕率的喧聲中預感到未來的黑暗和壓迫的懷疑論者。
在大鍾樓，山上正義曾問起對廣州的看法，魯迅回答說：“廣州的學生和青年把革命遊戲化了，在平和的環境裏容易受嬌寵，使人感覺不到真摯和嚴肅。倒是從經常處在壓迫和摧殘之中的北方青年和學生那裏，可以看到嚴肅認真的態度。”
談到革命文學問題，他還這樣說過：“在廣州，盡管有絕叫，有怒吼，但是沒有思索；盡管有喜悅，有興奮，但是沒有悲哀，沒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會有文學……”
因為魯迅說久未吃到日本的餑餑，山上正義就帶他到英法租界沙麵，從一家日本人的店裏買了，帶到珠江邊上的一棵老榕樹下，一邊吃，一邊聽他說話。反映在他眼裏的廣州，乃是一個以獨裁代替自由，以群眾代替個性，以專政代替平等，以教條代替創造的地方，幾乎到處都呈現出與政治宣傳截然相反的事實。這不能不使他感覺困惑、焦躁、憤慨，但也分明留有一種很深的創痛。
他對外國朋友顯得相當直率，而在公開的演講裏，就謹慎得多了。聽著他那無顧忌的議論，山上正義立刻想到：他不會在廣州長久呆下去的吧？即使想呆下去，也是無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