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深夜，她冒著“煽動的嫌疑”，終於直率地寫出了自己的意見，雖然遇到敏感的地方還是不得不拐一個彎子。
關於魯迅到廣州的“合”與“不合”問題，隻消寥寥數語就解決了，足見她的明敏。魯迅十分關心她的行止，這是她知道的，因此明確表示“留粵成分為易”，以免除他的後慮。剩下的，便都是“一條光”了。
她對魯迅說：“你的苦了一生，就是一方為舊社會犧牲，換句話，即為一個人犧牲了你自己，而這犧牲雖似自願，實不啻舊社會留給你的遺產，聽說有誌氣的人是不要遺產的……”在這裏，“遺產”顯然是指代朱安。她分析了魯迅作為“覺悟”的“農奴”，又不能拋棄“遺產”的種種困境以後，說：“我們是人，天沒有叫我們專吃苦的權力，我們沒有必受苦的義務，得一日盡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我們是人，天沒有硬派我們履險的權力，我們有坦途有正道為什麼不走，我們何苦因了舊社會而為一人犧牲幾個，或牽連至多數人……”最後，談到“遺產”的處理問題：“而事實上，遺產有相當待遇即無問題，因一點遺產而牽動到管理人行動不得自由，這是在新的狀況下所不許，這是就正當解決講，如果覺得這批評也過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談話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沒有不能吃苦的。”她把所說的一切交與魯迅去裁決，如果魯迅還是不能拋棄“遺產”，她也仍當愛著，仍當“吃苦”，仍當犧牲。她願意背十字架。
可是，對於許廣平的愛情，魯迅還不是充滿信心的。空間的障礙，從某種程度上加強了他固有的自卑和疑懼心理。因此，對於許廣平的去汕，他是無可如何的；況且，從根本上說，他就很不讚成她專門從事政治活動，關心政治而又得保持某種距離，要給社會做事而又要顧及自己，大約這就是他所說的“矛盾思想”。他知道許廣平生性好動，一旦置於政治環境之中，那結果將很容易滑入政客一流。這種擔心不是多餘的，他討厭政客。所以，在11月18日的信中，他不安地問道：“我不知道你自己是要在政界呢還是學界？”
此後一周間，魯迅進入了一種自省狀態：你說，決心獻身於社會事業有什麼不好呢？你反對青年讀中國書，不就是希望他們做“好事之徒”的嗎？待到她真的行動起來時，你又為什麼要阻攔呢？你不覺得你太自私，太要別人為你做犧牲了嗎？你知道，她還是一個青年，沒有你的暮氣……想到這些，他的心就沉下去了。
11月20日，他寫信報告說：“從昨天起，我的心又平靜了。”雖然他自稱是因為做出了赴粵和回擊高長虹的兩項決定，其實“平靜”之來，與許廣平的去向密切相關。26日的信，他的真實心態便袒露出來了：“HM不如不以我之方針為方針，而到於自己相宜的地方去，否則也許做了很牽就，非意所願的事務，而結果呢還是不能常見，我的心緒往往起落如波濤，這幾天卻很平靜。我想了半天，得不到結論……自然，以後如何，我自然也茫無把握。”接著說：“我想HM正要為社會做事，為了我的牢騷而不安，實在不好。想到這裏，忽然靜下來了，沒有什麼牢騷了。”HM，即是許廣平信中習慣使用的羅馬拚音的縮寫：“害馬”。顯然，魯迅心裏得不到真正的安寧。他之所謂“平靜”者，實際上是故態複萌，自輕自賤，聽其自然而已。
11月27日，他接到許廣平22日的複信和包裹通知單，“一條光”果真把灰暗的心理照亮了。
霧散雲開，晴天霽日。當晚，由於學校發生用電事故，電燈俱熄，無法寫信。直到次日午時，幾頁箋紙就給一種壓抑已久的激情填滿了。
他檢討說：“我一生的失計，即在曆來並不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聽人安排，因為那時預計是生活不久的。後來預計並不確中，仍須生活下去，於是遂弊病百出，十分無聊。後來思想改變了，而仍是多所顧忌，這些顧忌，大部分自然是生活，幾分也為地位，所謂地位者，就是指我曆來的一點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為的劇變而失去力量。但這些瞻前顧後，其實也是很可笑的，這樣下去，更將不能動彈。”很明顯，魯迅接受了許廣平關於“遺產”處理的建議。對於將來，他這樣寫道：“總之我以前的辦法，已是不妥，在廈大就行不通，所以我也決計不再敷衍了，第一步我一定於年底離開此地，就中大教授職。但我極希望那一個人也在同地，至少也可以時常談談，鼓勵我再做有益於人的工作。”
興奮之餘，他說：“我覺得現在HM比我有決斷得多。”表示了由衷的感佩。
對於前信提及在政界還是學界的問題，許廣平自覺學力不足，教學固然不易，而以“直率之傻氣”，也頗難於適應政界環境。但是，“不慣在金錢下呼吸”是可以肯定的。無論是魯迅遲疑於拋棄“遺產”，還是兩人分頭做事的計議，其實不都是曲為經濟而沒法嗎？所以她說，“人總得要錢，但以錢來叫精神吃苦，總不上算”，從而主張“反叛”，另尋“改善的方法”。這完全是出於以愛情為本位的考慮，結果，她在11月30日的信中做了最後的決定：“汕頭我未答應去，決意下學期仍在廣州，日來中央政府移至武昌，我的心又飛去好幾次，但一默念，總是決定不去，無論如何，我想抵抗物質壓迫，試試看是它勝過我，還是我打倒它。”
不意讀到魯迅的“平靜”說，這使她的心重又變得煩亂起來。為什麼不從兩個人的共同生活這方麵去考慮呢？為什麼隻是考慮單個人？所謂“社會事業”者，說破不值一文錢，難道你願我終生被播弄於其中而不自拔？而且你仍願忍受舊地方的寂寞無生趣的苦境？單獨為“玉成”他人而自放於孤島，難道這是應當的麼？她覺得書信的傳遞實在討厭，寫罷，措辭多不達意，恐怕還會引起魯迅的一些奇怪的想法；不寫幾個字罷，又怕魯迅等著看信。這時，她真想有一個見麵的機會，能彼此痛痛快快地談上一場！
通信都是參差進行的。魯迅根本不會想到他的“平靜”會帶來別人的不平靜，至今，他一直沉浸在“一條光”的暖意之中。
12月2日，他寫信給許廣平說：“在錢下呼吸，實在太苦，苦還不妨，受氣卻難耐。大約中國在最近幾十年內，怕未必能做若幹事，即得若幹相當的報酬，幹幹淨淨。”所以，辦事與教書雖然都是淘氣之事，在目下也隻能如此。他已經能夠侃侃而談了。
這個為現實所困擾的人，居然還有興致提到相當遙遠的未來生活，說：“我想此後隻要以工作賺得生活費，不受意外的氣，又有點自己玩玩的餘暇，就可以算是幸福了。”在自己的生活範圍內，他好像從來沒有使用過“幸福”的字眼，這該算是第一回罷？談到去廣州的事宜，他說，中央政府的遷移與否於自己並沒有什麼。他直率得可愛，說：“我並非追蹤政府，卻是別有追蹤。”屈指算來，留廈至多也隻有兩個月了，還是容易混過去的，何況還有“默念”呢。他以十分親昵的語調告訴許廣平：“這默念之度常有增加的傾向，不知其故何也，似乎終於也還是那一個人勝利了。”
信剛剛發出，就又想寫了，其實並沒有要緊事，閑談而已。他興奮得有點過度。下午，當他在信中談及未來的廣州之行，言辭頗帶幽默：“政府一搬，廣東的‘外江佬’要減少了，廣東被‘外江佬’括了許多天，此後也許要向‘遺老’報仇，連累我未曾搜括的外江佬吃苦，但有害馬保鏢，所以不妨膽大。”接著，他報告了身體的狀況，以及節製吸煙的計劃。近來，他吸煙已經發展到每天三十支了。回憶在北京時，許廣平深夜流淚勸戒煙的舊事，心裏很難受，深覺辜負故人的好意。想到動情處，他寫道：“但願明年有人管束，得漸漸矯正，並且也甘心被管，不至於再鬧脾氣的了……”
接到許廣平12月2日來信，他的神經突然緊張起來，立即寫信解釋所謂“平靜”的緣由，他說，惟恐犧牲別人是自己的一貫思想，但無論如何，將“害馬”賣掉的意思是絕對沒有的。
假使自己願意做犧牲呢？許廣平接信後，立即寫信說他的怕將人當犧牲的思想是十分錯誤的。她說：“天下斷沒有人而肯甘心被人宰割，換言之，這一方出之愛護，那一方出之自動願意，則無犧牲可言。”她認為天下是無所謂“犧牲”的，個中道理，三尺童子可知，而魯迅這個“三尺多的小孩子”反而誤解，於是下罰令道：“當記打手心十下於日記本上。”
同一天，魯迅收到許廣平的一小批禮物：三封來信，一件背心，一枚圖章。自然，他很高興，當即把背心穿在小衫外麵，並告訴許廣平說，這種穿法比穿在夾襖之外暖得多。他問：“或者也許還有別種原因？”
其實，不說穿比說穿了要暖和得多。幾天前，許廣平有信取笑他說：“‘默念增加’，想是日子近了的原故，小孩子快近過年，總是天天吵幾次，似乎如此，你失敗在那一個人手裏了麼？你真太沒出色了。”“出色”乃“出息”的筆誤，魯迅抓住這點，又帶出了一小篇“勝敗論”。他說：“我之失敗，我現在細想，是隻能承認的。不過何至於‘沒出色’？天下英雄，不失敗者有幾人？恐怕人們以為‘沒出色’者，在他自己正以為大有‘出色’，失敗即勝利，勝利即失敗，總而言之，就是這樣，莫名其妙。置首於一人之足下，甘心十倍於戴王冠……”
簡直是微醺中的話了。
魯迅讀到關於“犧牲”的闡釋，還有何話說呢？但他並不承認該“打手心”，隻是宣布：見麵時再行“爭鬥”。
至此，“犧牲論”的討論方告結束。
12月底，章廷謙應聘到了廈大。
來前，由於他接到北京朋友的來信，說是廈大裏有人要謀他的飯碗，想把他擠掉，一時頗為猶豫。魯迅是主張他前來就職的，雖然也說了“勿作長久之計”，“隨時預備走路”的話。仍然以為可行者，理由很簡單：“隻要為‘薪水’，念茲在茲，得一文算一文。”
這種“薪水觀念”，給章廷謙很深的印象。
到校的第二天，他便到圖書館樓拜訪魯迅。住室的陳設是：一隻小水缸，上麵浮著一隻馬口鐵的水杓；水缸旁邊有銅製的打汽爐，大大小小的鋁鍋，燒開水用的水壺；板壁上掛著若幹大小不等的紙包。自然還有床、書桌、書架、臉盆、暖水瓶，以及其他的碗盞、瓢盆、桌椅板凳之類。
一間可容五六十人的大教室，被利用為臥室、書房、接待室和小廚房，既空虛又充實，既雜亂又嚴整。
魯迅動手燒水了。他熟練地倒上酒精，然後打汽，點火，扭動汽門，藍色火焰便從引擎四沿篷然而出，呼呼作響。整個房間散發著一股濃重的氣味。
“常常這樣嗎？”
“每天大約三四次。”
“這樣，如何看書寫東西呢？”
“現在也慣了。”
接著，兩人又從桌麵上吃剩的半碟子炒豆腐幹絲談到飯菜。魯迅說，今天這個還算好菜，可以吃下半盤；有時不但飯中帶沙，炒菜也會夾帶一些蠔的碎殼，那是會把嗓子給劃破的。他介紹孫伏園走前的狀況，說是那時連菜也沒有了，隻有飯，不得已買罐頭牛肉吃，或者由孫伏園自己動手做。章廷謙不禁“謔”了一聲，他對孫伏園的烹調技術是很了解的。
“伏園有一次燒出一滿盤血紅的白菜來，我問是‘什麼菜？’他說，‘似乎紅燒白菜之類’，你想‘之類’上麵還要加個‘似乎’也就可想而知了。”
章廷謙聽罷，和魯迅一同大笑起來。
“伏園的本領比我高，”魯迅說，“我是連‘似乎’之類，也沒有法子弄的。肚子餓的時候，隻好吃點心和散拿吐瑾了。”
其實他是會燒菜的。有一次請吃午飯，章廷謙才發現，他竟是烹製火腿的好手：不但收拾得幹淨，而且善選佐料，火候也恰到好處。
就在吃火腿的當晚，當章廷謙再去看他時，發現他穿著的棉袍前身燒了一個大洞，直徑約半尺左右，忙問：“酒精爐出事啦？”
“沒有，”他笑了笑，“叫香煙給燒的。”
原來午飯後，章廷謙辭出時，他正坐在書桌旁邊的躺椅上吸煙，大約不久便這樣睡著了。
“燒傷了沒有？”
“沒有。”
“是被燙醒的嗎？”
“沒有。”
“那麼，你怎麼會忽然醒來的呢？”
“我也不知道，”他幽默地一笑，“忽然醒來，已經是這樣一個局麵了。”
章廷謙將這件遭了火災的棉袍子拿回家去，請女工縫補好再給他。後來到了上海，他還穿過這件打了補丁的袍子。1928年8月，在給章廷謙的信中，他還特地提起這位在廈門給他補過袍子的大嫂。
在沙漠中生活，人情就是綠洲。但是，要找水，還得到廣州去。
81放火者
國學院會議。
代理主任張星烺傳達了院長的意旨，希望國學院添設幾名顧問，藉此聯絡感情。顧問人選，首推理科主任劉樹杞。人們議論紛紛，個別有節製地表示了反對意見。
劉樹杞以其同校長林義慶的私誼，得兼代理大學秘書，統攝全校，炙手可熱。倘如此，也就盡管過他的官癮去好了，何必把手插到國學院裏來呢？如果對國學一竅不通的人可以作國學院的堂堂顧問，國學院將淪為什麼東西？……
魯迅發言道：假使是院長或校長的命令，那麼大可以奉命遵行，倒也像是一回事；要是取決於會議的，就很想正式說幾句話。倘顧問真可以聯絡感情，我不明白，沒有顧問時，我們研究國學的人什麼時候同理科等等人們失卻了感情？若從聯絡感情計，我們的顧問實在太難請了。比如海軍總司令不以為然，我們也可去請他來“顧問”，恐怕不太易辦吧？
顧問的設置，無非是一種現象，表明上下貪圖空名而不幹實事而已。會後，他告訴林語堂：不幹了。
12月30日，他單獨提前出題考試，次日辭去校內一切職務。
他原本打算學期結束時撤走的，現在受了刺激，隻好臨時改變計劃。不過，他所以把時間確定在一個月的最後一天，也不是沒有因由的。對於教職員的薪水，學校當局太計較了，像孫伏園，離開學校十來天的也想全月扣除。他固然不想沾放假中的薪水的便宜，但也不想在勢利眼底下蒙受損失，不早不遲，不多不少，湊了一個足數，總算是人我兩清了。
說是原則也罷，賭氣也罷，反正他願意這樣。
一叢荒塚。
魯迅的離去，使學生們無比依戀，尤其是文學青年。一天，泱泱社的一群，邀請魯迅到南普陀西南麵的小山崗上照相。
墳場。中國是一座墳場，廈門更是死地，過往的這些歲月便了無生氣地完結在這中間。太富於象征意味了。早些時候不是編了《墳》嗎？好在很快就要離開……
最使魯迅喜歡的還是周圍的龍舌蘭。它高大，強壯，在鉛灰色的叢塚和枯黃的坡地上，劍形葉豎起一簇簇綠色的苗焰。如果說墳代表死，龍舌蘭便代表生。亦死亦生，方死方生，生命跨過死亡前進，結束和起始同時進行……
魯迅半躺著，同學生拍了一張散漫的集體照以後，又特地挑了一座許姓祖墳作背景，單獨地照了一張。他說這張照片將寄到上海，趕印到那本《墳》上去。
下午，他高興地寫信告訴許廣平：“今天照了一個照相，是在草木叢中，坐在一個洋灰的墳的祭桌上，像一個皇帝……”
提出辭職以後，學生會代表馬上給魯迅送來挽留書，待知道無法挽留時，便組織了一個有五六百人參加的空前盛會，為他送行。
4日下午，又是群賢樓。校長主任之流全都來了。
校歌唱過以後，主席致送別詞，稱魯迅為智德兼備的學者，大仁大勇的導師，並拿他跟孔夫子相比，以為有過而無不及，魯迅沒有想到，臨走之前，還會被造成這樣一個大人物。
在雷動的掌聲中，他上講台了。
“對於種種褒獎的話，隻能使我汗顏，”他說，“不久以前我在北京有人罵我是學匪，不但罵，還要通緝。我著實不敢擔保：今後不會有人再加我以小偷的罪名。”一陣笑聲過後，他接著談社會的改造，中國的前途，總之希望青年有一種使命感。
後來，林文慶說話了，黃堅也說話了，且稱魯迅為“吾師”，簡直像敷衍一個惡鬼一樣敷衍他，使他感到非常好笑而又懊惱。
赴會，餞行，說話，喝酒，一連幾天被弄得一塌糊塗。直到1月8日，由於泱泱社成員謝玉生的邀請，還得到中山中學做一次演講。
這所中學的學生大多是在集美學校風潮中，被校長以“赤化”罪名開除以後轉學來的。因此，魯迅也樂於借在廈的一點殘餘的時間，跟他們交流思想。他從校名開始，生發出大段關於革命問題的講話。他說，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結果創造了中華民國，但是，現在隻有“民國”的名目，沒有“民國”的實際，“革命尚未成功”，希望大家不要忘記中山先生的這句遺囑。他還說，大家平靜地生活在沒有炮火的後方，自然也可以一樣從事革命工作的，但是可不要忘記：革命是在前線！……
演講完後，下午便到民鍾報社去。他不能不去。此行實在使他像夏天穿濕汗衫一樣，感覺渾身不舒服。
原來，關於他的辭職消息一傳出，立即惹起了學生的憤慨，有的便借此攻擊學校。而被攻擊的一方，當然要竭力將魯迅說得壞一些，以減輕自己的罪孽。於是，一時間謠言蜂起，其中之一說是因為胡適派和魯迅派相排擠，所以走掉的。連鼓浪嶼的日報《民鍾報》也將此事寫成通訊，登在報上。
自己孤身一人，根本不成其“派”，更談不上彼此的排斥與衝突，雖然與個別教員的不合是實有的事。但是這麼一來，學校本身的腐敗就被掩蓋了。他以為有澄清事實的必要，顧頡剛等也希圖及時消除這方麵的影響，便約同林語堂一道向報社交涉。
報社總經理表示歉意，並答允登出啟事更正。事情就這麼過去了。
誰知“排擠說”的勢力才見減弱，又放散了別種的謠言，說是因為“月亮”在廣東，魯迅一個人在廈大生活太苦，所以要去的。在送別會上，居然有教師公開這樣說。
真是“天下紛紛，何其定乎？”
所謂謠言者，其實也並非毫無根據。
魯迅來廈大，原來就不打算把自己完全賣給這裏，用許廣平信中的話來說，“旅行”而已。他們預定分頭工作兩年，過後總要會合的，隻是當初未能把地點確定下來，即使大體傾向於廣州。為此，兩人都曾經不約而同地打聽過廈門到廣州的具體走法。這有什麼奇怪呢？正如魯迅自己說的，“如果是‘夜’，當然要有月亮，倘以此為錯，是逆天而行也”。
惡意的中傷，無損於他分毫，甚至可以說，謠言更促成了他同“月亮”結合的決心。要知道，他根本不需要學者之流的破“麵子”，他是從卑賤和汙辱中一直走過來的。
信中談及高長虹時，他便說過：“用這樣的手段，想來征服我，是不行的。我先前的不甚競爭，乃是退讓，何嚐是無力戰鬥。現在就偏出來做點事，而且索性在廣州，住得更近些，看他們卑劣諸公其奈我何？”以前，他已經托請孫伏園為許廣平在中大謀職了。由於臨時的人事變動，中大副主任委員朱家驊同意孫伏園的提議，請她做魯迅的助教。這樣，兩人就完完全全地可以生活工作在一起了。用魯迅的話來說，大約也算是“將計就計”吧？
這時候，許廣平卻表示了雙重的顧慮：其一在資格方麵，而最重要的，還是政治色彩問題。
早在一個月前，談到將任“中大女生指導”的事，許廣平向他說：“指導等於舍監，也是拘束不自由，又該校此次複試，所收學生，似聞仍是兩派都有，將來或仍有事情，是我當這事困難的一因，因時人已公認我們女師一部分表同情於革新的教職員為共產人（也和北方軍閥一樣見解，好笑），又我在中大服務，如發生問題，恐怕連累你，則還是我不在你的學校似好些。”基於這種考慮對於做魯迅的助教，也就不免猶豫。12月30日，她寫信說：“聽伏園說，朱甚罵共派人爭地位利害，大有右袒之意，我不是那派人，但女師風潮以後，難保沒有人不誣陷，令人聞之色變，所以我的找事，左的地方入去了，就是證明我的左，或者直目為共，右的地方，又受懷疑，你引我同事，恐牽連到你自己。”
魯迅不怕連累嗎？有趣的是，這回卻是他比“害馬”有決斷得多。
1月2日致許廣平：“我近來很沉靜而大膽，頹唐的氣息全沒有了，大約得力於有一個人的訓示。我想二十日以前，一定可以見麵了。你的作工的地方，那是當不成問題，我想同在一校無妨，偏要同在一校，管他媽的。”
1月6日致許廣平：“至於引為同事，恐牽連到自己，那我可不怕。我被各人用各色名號相加，由來久了，所以無論被怎麼說都可以。這回我的去廈，這裏也有各種謠言，我都不管，專用徐世昌哲學：聽其自然。”
1月11日致許廣平：“助教是伏園去謀來的，俺何敢自以為‘恩典’，容易‘爆發’也好，容易‘發爆’也好，我就是這樣，橫豎種種謹慎，還是被人逼得不能做人，我就來自畫招供，自說消息，看他們其奈我何。”又說：“我對於名譽，地位，什麼都不要，我隻要梟蛇鬼怪夠了。……我愛‘對頭’，我反抗他們。……他們貌作新思想，其實都是暴君酷吏，偵探，小人。倘使顧忌他們，他們更要得步進步。我蔑視他們了。我有時自己慚愧，怕不配愛那一個人；但看看他們的言行思想，便覺得我也並不算壞人，我可以愛。”最後，進一步勸導說：“不必連助教都怕做，對話都避忌，倘如此，那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了。”
拆穿了把戲，不管所有流言，偏做對頭料定你不肯做的事情，這時，你便獲得了勝利。
在學校當局看來，魯迅無疑是一個蠱惑人心的危險分子，省得搗亂計，當然願意放他走的。但是，為了對付已經開始騷動的學生，且為了圖一個愛惜人才的美名，他們又必須做出另一副姿態，於是讓劉樹杞出麵挽留，並致聘書。
各種送別會和餞行宴連接不斷。一麵挽留，一麵送行。林文慶就親自宴請兩回：一回私宴，一回公宴。
其實，除了顧頡剛一流，林文慶也是魯迅所討厭的人，雖然他對作為教員的自己一直很恭敬。魯迅總覺得他不像中國人，而像英國人，是基督徒而信奉孔子，還作過一本講孔教的書。對於治校，他一貫好大喜功，不求實績。由於陳嘉庚實業失敗，裁減了學校基金，他便拿國學院開刀，將這個學術研究機構的預算縮減了半數，不複印行《國學季刊》，以及計劃出版的教授的種種專著。魯迅將《古小說鉤沉》的稿子拿出去，不到半點鍾便回到了自己手上，從此，悄無聲息地長擱在箱子裏了。
在正式提出辭職之前，林文慶已經料知他有去意，曾特意請他作客，他謝絕了。在通知單上寫上“敬謝”兩個字，就像拒赴歡迎馬寅初的宴會那樣，這在廈大是少有先例的。
最後的宴請，他還是勉強去了。不過，他照例做他的古怪演說，甚至譏諷主人。難怪他自己也說：“他們聽到魯迅兩字，從此要頭痛。”
在有幾十人參加的公宴上，林文慶說，私立學校的最高權力在董事不在校長，董事是捐款人，校長隻能照董事的意思辦理。顯然，他在借機為自己矯飾。魯迅忽然問道：“誰都可以作捐款人嗎？”“自然可以，”林文慶說，“誰出的錢，誰便可以說話。”魯迅借著醉意，從衣袋裏取出一枚銅板放在桌麵上，笑道：“我也來做一個捐款人，現在可以說話了吧？”林文慶覺得這個人實在難以對付，但也無法，隻好當一回玩笑將銅板收下。
魯迅來時靜悄悄，臨走卻意外熱鬧了許多。
兩年前，廈大曾經鬧過一次很有名的風潮；現在，由於魯迅的離職，沉寂的死海終於再度掀起了波瀾。1月7日，全校貼滿了“驅逐劉樹杞，重建新廈大”等標語，挽留運動迅速轉變成為改革學校的運動。學生自治會發動和組織了全校學生大會，成立驅劉執行委員會、罷課風潮委員會，上書當局，並發出罷課公告。除魯迅的任課科目考完以外，其餘各科考試，均因風潮而停止……
8日早上，林文慶宣布，劉樹杞已自動辭去一切職務。
接著，學生會又派代表到省政府控告林文慶，教職員也要求學校實行委員製，取消校長製。這時，林文慶親自宣傳說，魯迅到廈門，原來意在搗亂，並非準備教書的，所以北京的位置，至今也沒有丟。
這樣的傳言又怎能嚇倒魯迅？“總算還不愧為‘挑剔風潮’的學匪”，——他還頗以此自得呢！1月6日，他告訴許廣平說：“但我卻又成為放火者，然而也隻得聽其自然，放火者就是放火者罷。”
1月16日，天空布滿凝雲。
圖書館大樓前麵的黃花夾竹桃猶自燦爛地開放，而有一個人，從此是再不可得見他的影跡了。
蘇州輪。
隨他而去的，是幾個一同離校的學生，衣箱，書筐，鋪蓋卷和網籃……
夜。月亮。碧玉般的水麵上，一大片銀鱗閃爍……
他在攤開的信箋上，詩一樣寫道：“總之一麵是一望汪洋，一麵卻看見島嶼。但毫無風濤，就如坐在長江的船上一般。小小的顛簸自然是有的，不過這在海上就算不得顛簸；陸上的風濤要比這險惡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