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
周圍死一樣靜。窗外山腳下，閃爍著野燒的微光；南普陀寺的傀儡戲仍未收場，時時傳來鑼鼓的聲響，每一間隔中，更是寂靜難耐。電燈特別的亮，這亮度如同寂靜一樣，構成為一種強烈的感覺，尖銳得像刀子一樣使人受傷。於是，他覺得有哀愁來襲了！
不知怎的，他驀然憶起了他的一個已在印刷中的雜文集——
《墳》。
此刻，他似乎有些後悔於這集子的印行了，接著又很奇怪自己的後悔。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他極力地想，也想不出一個確定的因由，隻知道，反正這後悔在先前是不大遇到的。
《墳》。
這裏包含著一種死亡的意識。他太敏感，於死是接觸得太早了。晉時的劉伶，平日喝得酒氣熏天，使人荷鍤跟在後麵，道：“死便埋我。”雖然自以為曠達，而人們也以為曠達，其實哪裏是這樣呢？故事把他心底的許多東西都掩蓋住了。至於自己，集雜文而名之曰“墳”，究竟也還是一種取巧的掩飾：表麵上是結束，是埋葬，實際上是保存，是對過往的追懷。
過去是可留戀的。雖然自己一向反對讀古文和寫古文，卻又偏偏把自己寫就的古文收進集子裏，這不是很頑強的留戀嗎？寫作古文的時候，自己還是一個遠離故國的少年，追溯人之曆史，考察科學源流，論說文化偏至，呼喚摩羅詩人，那是怎樣一種燃燒般的激情嗬！民國成立以後，對於從前追求未果的一切，已經有很長很長的時間未曾憶及，也無從憶及了！今天，借印行集子的機會複製了出來，又將如何呢？過去的畢竟已經過去，那神魂是永遠無法追躡的了！……
《墳》。
為了一種留戀，就這樣暫存了逝去的生活的餘痕。如果過往的仍然可以算作生活，那麼，借此也可證明自己確曾生活過了。而且，再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憎惡自己的人的麵前，給他們的世界多一點缺陷，正如給來者多一點微末的歡喜一樣，正是自己所願意的。然而，你就不怕自己的那些和古書很有些關係的文字和思想，會毒害偏愛自己的果實的人麼？這時，他不由得記起三四年前的一件往事來了。有一個學生來買他的書，從衣袋裏掏出錢來放在他手裏，那錢，灼熱地分明帶著體溫……
可是，有什麼辦法？在自己，也隻能弄這樣的東西。他幾乎無時不覺得，在進化的途中，自己也是無數“中間物”中的一分子，是應該而且必然與光陰偕逝，逐漸消亡的……
《墳》。
總算是一個結束了。至於將來怎樣被踏成平地，也無須去思量。隻是前路如何，自己實在不知道。近來的牢騷特別多，說到底還是個去路問題。即如今日，收到中大的電文，就不能確定是否應當前往。大的方麵，自然更難說了……
上午讀陸機的《吊曹武帝文》，忽然覺得古人傷逝的心情是很可理解的。曹操在《遺令》中寫道：他死後的葬禮可以簡單一些，但遺物中的皮衣和印綬不要分，妓樂仍當留在銅雀台上按時作樂。生命都不複存在了，皮衣、印綬、妓樂還留著做什麼呢？一個明達的哲人，竟也免不了這般的戀舊……
十天前，曾經給《墳》寫過一篇題記寄北京，此刻猶想就同樣的名目說些話。於是他寫了，就叫《寫在〈墳〉後麵》。
寫著寫著，不覺幾倍於題記那麼長，結尾是：“惟願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也不過將這當作一種紀念，知道這小小的丘隴中，無非埋著曾經活過的軀殼。待再經若幹歲月，又當化為煙埃，並紀念也從人間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畢了。”緊接著，又拉來陸機吊曹操的八句韻文，作為餘緒留在最後麵：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
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
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淒傷！
79回擊高長虹：夜?太陽?月亮
“我本來不大喜歡下地獄，因為不但滿眼隻有刀山劍樹，看得太單調，苦痛也怕很難當。現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在一則通信裏，魯迅寫道，“四時皆春，一年到頭請你看桃花，你想夠多麼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車輪般大，也隻能在初上去的時候，暫時吃驚，決不會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
單調枯燥的生活是可以扼殺文思的，寫什麼呢？
後來他回憶說，“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大約這也就是他所說的“有飯吃而頭痛”之一端罷？然而責任，良心，習慣，又使他不能不寫。在廈門的幾個月間，他一麵發牢騷，一麵確也作了不少事：寫完最後幾篇《舊事重提》，編完《華蓋集續編》，還有《墳》；寫《〈嵇康集〉考》一類學術性的文字，翻譯一些日本的短文，還有相當分量的通信，記錄著他與周圍環境的緊張關係，以及靈魂的最微末的震顫。
看完淦女士的《卷葹》，編好董秋芳的《爭自由的波浪》並作小引，陳夢韶的《絳洞花主》也是由他寫了引言介紹出去的。
“三一八”慘案發生後，董秋芳就陳源的《閑話》寫了一篇短文，罵他是“狗彘不知”的“畜生”，登在《京報》副刊上，陳源憑仗係主任的權力進行報複，使董秋芳不能畢業，同時攻擊他是“受魯迅指使”的“語絲派”。離京時，魯迅要他把《京副》發表過的一些俄國短篇小說和散文集中起來寄給自己，這就成了後來的《爭自由的波浪》。未始不可以說，這是對陳源的報複的報複。集子原名《大心》，改動是經過魯迅同意的，它表達了中國底層的聲音：自由！自由！自由是不可遏止的！
在魯迅的指導下，《鼓浪》和《波艇》終於出版了。鼓浪社裏有數的幾個作者，在他看來，或則受創造社的影響，過於頹唐，或則像狂飆社的嘴臉，大言無實，將來下去也不見得就有好結果，但是他仍然去“打雜”。除了看稿改稿，編印和發行工作也都必須過問的。《波艇》很幼稚，為了鼓動空氣，他也一樣地慫恿出版。
自高長虹公開尋釁以來，他就不隻一次試圖說服自己改變方針：叢書不編，文稿不看，回信不寫，關門大吉，自己看書，吸煙，睡覺。然而，隻要遇到了求助的青年，他就又無法顧及自己，避免犧牲了。
魯迅不拘於做小事情，但是他畢竟是做大事業的人，宏觀著曆史和社會的各個方麵。他不會忘記中國由來已久的人肉筵宴，總時時想著怎樣從底下掀掉它。
廈門，作為中國的一塊地方，當然不可能沒有幾千年官僚政治的烙痕。由於近海，近商，倒也多出一份與正統的權力崇拜不同的風氣：拜金主義。說起廈大，魯迅便覺得：“中樞是‘錢’，繞著這東西的是爭奪，騙取，鬥寵，獻媚，叩頭。”其實，“權”與“錢”在這裏不可能截然分開，無論是人身依附還是人身買賣，都一樣教人不自由。
在反抗的行動到來之前，必須造就一種空氣，使人們獲得一種狀態。在廈門，魯迅除了鼓勵創辦新文學雜誌以外，還作了幾回演講。演講之風，是他到了廈大以後才慢慢興起來的。
10月14日上午。群賢樓大禮堂。在例行的周會上，他作了近一個小時的演講，題目是：《少讀中國書，做好事之徒》。
他居然把少讀中國書同“救中國”聯係起來，使聽講的人大感意外，雖然他提倡少讀中國書主義不自今日始。他指出：多讀中國書的流弊至少有三點：一、使人意誌不振作；二、使人但求平穩，不肯冒險；三、使人思想模糊，是非不分。相反，他是主張多看西文報紙雜誌的。
其次，他勸大家做好事之徒。他說，世人對於好事之徒往往不滿，其實不然。今日的中國，這種“好事之徒”卻不妨多。因為社會一切事物，就是要有好事的人，然後才可以推陳出新，日漸發達，新大陸的發現，北極探險，以及科學家的種種發明，沒有一件不是從好事來的。他深知做好事之徒不容易，所以最後說，萬一不能做到，則我們對於“好事之徒”，應該不可隨俗加以笑罵，尤其對於失敗的“好事之徒”，更不要譏笑輕蔑！
演說不斷為掌聲所打斷，發表在《廈大周刊》時，“少讀中國書”的內容卻已不見。校長根本不會同意這樣的結論，故從演講稿中予以刪除，不過，此後請他演講，卻也被他回絕了。
應權力者的邀請演說是一大苦差。要演說，當然要說一點自己要說的話，否則，寧可一聲不響，算是死屍。淨說些與己無關的話，又何苦呢？
偏偏又是權力者。集美學校校長葉淵請廈大國學院的人去演說，分為六組，每組兩人。魯迅正好同林語堂一起分到第一組。前一天晚上，就有秘書來聯絡。魯迅問他，葉淵辦學如何？那秘書說，校長一向是主張學生埋頭讀書的，不喜歡他們有什麼活動。魯迅告訴他，自己同校長的尊意正相反，不如不去的好罷。秘書說道不妨，盡可以隨便說說。
第二天魯迅如邀去了。招待很隆重。葉淵知道他是一個思想激進的文人，惟恐演說與自己相左，特地請他先吃些好東西，然後才帶他走進禮堂。
飯已下肚，如何說呢？他明知與校長的意見不同，也隻好照樣說了：聰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屬於傻子的。現今世上，聰明人雖然很多，可是不能做事，為什麼？因為他們想來想去，過於計較個人的利害得失了，即使肯做有利於社會別人的事情，也常常不真誠，不徹底。農民，工人，青年學生，他們能奮鬥，肯犧牲，是被稱做愚民和傻子的一群。但是，惟有他們才能做出事情來。世界是傻子的世界，他們是社會的改造者和創造者，未來是屬於他們的。
葉淵聽了，大搖其頭，《集美周刊》當然沒有發表這演講辭。後來，集美學校鬧風潮，葉淵說：都是魯迅不好。可見印象之深。
12月12日，廈門大學學生自治會創辦的平民學校舉行開學儀式。當天上午，二百多個工農男女學生排隊進入大禮堂。會上，魯迅向這些貧苦的子弟作了演說。
在給《爭自由的波浪》做的“小引”中，他正是以平民和“上等人”相對立的觀點，讚頌了蘇聯的十月革命的。革命是不是成功了？那麼就得看平民是否比先前抬了頭。至於中國是否會有平民的時代，他說無從斷定，但是他們代表了革命的希望，卻是的確的。
平民學校，原是根據魯迅的提議，由一群“傻子”臨時組織而成。學校的教室是借用的，教員是兼職的，條件十分簡陋。對於這所學校，魯迅事先就有過捐款，聽說開成立會當然很高興。學生跑來要他演說，他把編寫中的講義一扔就出來了。
他不能不來，不是奉旨而來，無須顧忌什麼，隻是想說話。他說：“你們都是工人農民的子女，你們因為窮苦，所以失學，須到這樣的學校來讀書。但是，你們窮的是金錢，而不是聰明才智。你們平民的子弟，一樣是聰明的，窮人的子女，一樣是有智慧的。你們隻要能下決心去奮鬥，就一定會成功，有光明的前途……”
禮堂很靜，有一種輕悄的切切的聲響，是不是有人啜泣了？
他說：“沒有什麼人有這樣的大權力：能夠叫你們永遠被奴役。沒有什麼命運會這樣注定：要你們一輩子做窮人。你們自己不要小看了自己：以為是平民子女，所以才進到這平民學校來……”
說到要讀書，要關心國家大事時，他突然發問道：“半個月前，你們聽見說革命軍攻下泉州城沒有？”有一個女子回答說：“聽見的！”他感到非常滿意，接著說：“軍閥被消滅了，中國才會好起來，你們的境況才會好起來！……”
五分鍾。演講結束了。就這樣，他交給了學生以一個發自心底的祝福。
接著是校長輩的冗長的講話。有一個曾經留學西洋的教授說：“這學校之有益於平民也，例如底下人認識了字，送信不會再送錯，主人就喜歡他，要用他，有飯吃……”不待說完，魯迅就溜出了會場，到郵政代辦所查看“害馬”的信件去了。
忍耐是有限度的。
既然魯迅麵對社會問題是一個進攻的好手，那麼，當高長虹向他步步進逼的時候，他就不可能安於防守。
對於青年的攻擊，他是從來不去還手的，不像對待前輩和地位相同的一群。他覺得，他們都還脆弱，不如自己禁得起踐踏。然而，要是以忍讓為可欺，或糾纏，或奴役，或責罵，或誣蔑，鬧個不完，大有避進棺材，也仍當戮屍的樣子，那是不行的。他憤慨了。他必須奉行他的個人主義，因為他發現他們大多是掛新招牌的利己主義者，所以決定不再彷徨，拳來拳對，刀來刀擋。
11月20日，他做了一篇《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啟事》，分發《莽原》、《語絲》、《北新》、《新女性》等期刊揭載。同時出擊，火力相當猛烈。
啟事撇開高長虹個人，刀鋒正對由他領銜的“狂飆社”。他聲明說，在北京編輯的三種出版物，所用稿件都是以個人名義送來的，向來不知道“狂飆運動”是怎麼一回事。這樣，高長虹關於他破壞狂飆社的種種指控便不攻自破了。至於“思想界先驅者”的稱號，他認為這是狂飆社特賜的“第三頂‘紙糊的假冠’”，便把它同陳源類似的嘲罵先後聯係起來。“暗中所加，別有作用”，那意味就很明顯了。但是，對於所有的“假冠”，他的態度是：“頭少帽多，欺人害己”，“本人事前並不知情，事後亦未嚐高興”。
文章雖然簡短，卻比高長虹的長文要刻毒得多。
魯迅始終覺得，高長虹的突然翻臉是有來由的，但是，投稿的糾葛顯然不是惟一的原因。在給韋素園的信中，他作了各種猜測，說到某一種可能的原因時，他好像有點不便明言，隻是說：“我推測得極奇怪，但未能決定，已在調查。”
作為文壇上的一種現象，他認為有進一步揭示的必要，因為啟事畢竟做得太簡單了。
過了一些天，他接連寫了兩篇文章：《〈走到出版界〉的“戰略”》和《新的世故》，以新穎的形式，潑辣的語言，狠蜇了像高長虹一類青年的“天無二日，唯我獨尊的酋長思想”。他指出，這類青年在內太要虛飾，在外太依附和利用了先驅。他們缺乏做人的真誠和勇氣。對於前進的青年來說，其實是本無所謂“絆腳石”者的。如果敢於唾棄舊時代的好招牌，敢於正視和坦白自己，則即使真有絆腳石，也會成為踏腳石的。
文中，他插入一段相當長的自白。他說，他是一個很平凡的人，要動轉，要睡覺，但有個性。他不能沒有個性。他承認，他是“黨同伐異”的，從來不掛什麼“公理”、“正義”之類的金字招牌。他一再申明自己的做人原則：我乃黨同而伐異，“濟私”而不“假公”，零賣氣力而不全做犧牲，敢賣自己而不賣朋友，以為這樣也好者不妨往來，以為不行者無須勞駕；也不收策略的同情，更不要人布施什麼忠誠的友誼，簡簡單單，如此而已。對高長虹的“調查”結果，證實了他的推測不為無因。根據傳說，他終於查看了《狂飆周刊》第17期發表的一首題為《給——》的詩。
詩中說：“月兒我交給他了，我交給夜去消受。……夜是陰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陽。太陽丟開他走了，從此再未相見。”韋素園的解釋是：“太陽”是高長虹自況，“月兒”是許廣平，魯迅則是“夜”。
是不是這樣呢？推斷未必是確切的，他想，也許是別人的神經過敏，也許是狂飆社的同夥故意附會宣傳，但是，出於“單相思病”所引起的病態反應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他疑心你破壞了他的好夢，因此嫉恨你。你與她同車離京，是不是存心帶她到廈門“消受”呢？上海，北京，不都有了一些類似的傳聞了嗎？更早一些時候，他在《狂飆》裏說的：“我對魯迅先生曾獻過最大的讓步，不隻是思想上，而且生活上。”什麼叫“生活”？那意味不是很明顯的嗎？……
“如果真屬於末一說，則太可惡，使我憤怒。”12月29日，魯迅寫信告訴韋素園說：“我竟一向在悶葫蘆中，以為罵我隻因為《莽原》的事。我從此倒要細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樣的夢，或者簡直動手撕碎它，給它更其痛哭流涕。隻要我敢於搗亂，什麼‘太陽’之類都不行的。”
他迫不及待，第二天就跟高長虹“搗亂”了。
“搗亂”就是胡來。無須正規戰法，論辯還有什麼必要呢？該弄的都弄過了。當他決定以諷刺性的形象把高長虹一類標本化的時候，作過的《補天》便成了新的誘惑，在女蝸胯下畫一群小東西確曾使他感到愜意。太可惡了！……太陽，月亮，太陽，月亮……讀了詩之後，一整天腦子裏都旋轉著太陽月亮，於是，他也就連帶想到了射日的羿和奔月的嫦娥。《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娥竊以奔月。”恰好，太陽月亮都可以混到一塊。還有《孟子》說的：“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愈己，於是殺羿。”哈哈，連小人也有了！……
魯迅完全避開羿“射十日”、“斷修蛇”、“禽封”的黃金時代，而表現他的困境。由於善射，乃致連生活也不能維持。為了喝一口雞湯，他居然來回跑了二百裏路，還得挨老太婆一頓毒罵，外貼十五個白麵炊餅；接著，又差點兒遭了弟子逢蒙的暗算，幸而有防身的“齧鏃法”；最後是妻子嫦娥棄他而去，獨自飛升。總之是運交“華蓋”，接連倒黴。他從來未曾有過“追月亮”的打算，道士送的金丹就一直被他放在首飾箱裏，即使後來說是要“追上去”，也不是為的月亮，而是被他視為生命的嫦娥。
逢蒙和嫦娥都是利己主義者，逢蒙學會了射術，便要謀害老師，而且到處造謠誹謗，破壞羿的聲譽，貪天之功以為己有，在領教了逢蒙的各種卑劣手段以後，羿仍然笑著教訓他：“你鬧這些小玩藝兒是不行的，偷去的拳頭打不死本人，要自己練練才好。”又說：“本人麵前搗什麼鬼，俺向來就隻是打獵，沒有弄過你似的剪徑的玩意兒……”嫦娥貪吃懶做，讓羿終日為她奔忙，還喋喋不止，且用高長虹式的語言罵道：“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墮落。”羿不但毫無怨尤，而且仍然為她設想，以致自責起來：“不過烏老鴉的炸醬麵確也不好吃，難怪她忍不住……”他善良，坦誠，大度，無須聽女乙女辛諸如“戰士”、“藝術家”之類的奉承話，一樣不要“紙糊的假冠”。但是，他又是疾惡如仇，不容欺負的，怒射月亮的場景足以表現他的戰士的雄姿。他目標如一，不改初衷，在遭到親人叛離以後，依舊追隨不舍。文章多處寫到馬，對於一匹多年陪伴他的坐騎，他充滿著關切之情。當他不得已終於做出服藥升天的決定以後，仍然對女庚說：“你去吩咐王升，叫他量四升白豆喂馬！”
這便是小說《奔月》最後的一句話。
羿與逢蒙、嫦娥的態度在這裏有了最鮮明的對照。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寫道：“我憤激的話多，有時幾乎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然而自己也覺得太過，做起事來或者且正與所說的相反。”在羿的身上，是摻和著魯迅的人格氣質特點的。
總之，羿是一個悲劇英雄。魯迅借他抒憤懣，獲得某種愉快，但也表達了內心深處的孤寂之感。
小說登在1927年1月25日版的《莽原》上麵。離廈時，他這樣做了總結：“但從去年以來，我居然大大地變壞，或者是進步了。雖或受著各方麵的斫刺，似乎已經沒有創傷，或者不再覺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並不覺著一點沉重了。這是我經曆了許多舊的和新的世故之後，才獲得的，我已經管不得許多，隻好從退讓到無可退避之地，進而和他們衝突，蔑視他們，並且蔑視他們的蔑視了。”
他的反擊是有力的。《奔月》發表後，尚鉞便有信來，顯出大不舒服的樣子。不久，狂飆社也就解體了，其中或許有別的原因，但是魯迅接連的報複性行動肯定起了促進的作用。從此，高長虹真的走出出版界，帶著他的“貧窮與自由”，開始了長長的漂泊生涯。
80“置首於一人之足下，甘心十倍於戴王冠”
魯迅在廈門的生活，始終籠罩著淡淡的哀愁；但他也承認，中間還夾帶些愉快：複仇的愉快，愛的愉快。
上海分手以後，當他乘海輪顛簸於浪濤之間，便一直凝視著後麵不遠不近的一隻輪船，疑是許廣平乘坐的廣大號。這時，他發現自己已經離不開“害馬”了。到了廈大以後，幾乎每天都到郵政代辦所裏等許廣平的信。寄出的信也很頻繁，有時天天一封，一天兩封，甚至在夜裏出門把信投入郵筒，直到接到許廣平的“命令”，不準“夜半臨深池”而後已。
預期會麵的日子太迢遙了，哪怕是兩年。時空的距離使人煎熬得苦。作為一種抗拒，他常常獨坐而默念遠人，尤其在電燈下，窗外大風呼呼或明月皎皎的時候。
比起男性，女性的思念特別熱烈而柔韌。從赴廣州的頭一封信開始，許廣平便用英語“親愛的老師”稱呼魯迅，文中或稱“乖弟弟”、“傻孩子”，具名是英語和拉丁語的合寫：“你的害馬”，信寫得很長，很細致，常常以魯迅的健康和安全為念。她也喜歡默念，在那夜不成寐和早上夢醒的時光。為了使魯迅在冬季取得一種恒定的溫暖，她趕織了一件藏青色毛背心，同一枚日本進口的“金星石”圖章一起寄去。在圖章上麵，鐫刻著世界上最美麗的兩個字……
從此，信件穿梭般往來，郵筒成了彼此共同關注的中心。
對於魯迅，許廣平不但交付了全部的女性的熱情，而且以她對社會和人生的直觀把握，影響著自己的這位閱曆豐富而疑慮頗多的師長。
到校才幾天，她便了解到全校學生的政治態度以“右傾”為多，有少數是西山會議派，其餘都是盲從。對中山大學的五委員，她也做了比較中肯的分析，以為從總體上“完全左傾”。在她看來，廣州雖然複雜，但思想較為自由，“現代派”是禁止的，而“共產書與人”則可以明火執仗，通行無阻，所以積極鼓動魯迅前來廣州。
後來，她頗驚異於“廣州一般人也不歡迎共產”，通過進一步觀察，發現在“黨立政府”內部派別繁多，甚至出現“互相傾軋”的“叫人悶氣”的現象。她認為，廣東“民氣甚盛”，“有似法國革命時情形”，如果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聯合，是不難打倒右派的，但是，也得看北伐的前景如何，是否可以繼續向帝國主義勝利進攻，在黨內組織方麵是否壓倒反動派。她雖然已經發覺中大的一些委員向右轉，向後轉，中央政府的人物，也多是灰色接近樹的派的，然而仍舊主張魯迅按原計劃南下。
她表白自己的看法說，一個人在沒有被打倒或自行倒下之前，教書是好的，倒下後則可以閉門創作。但是，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倒下後的著作是否還一樣保持原有的地位呢？魯迅認為，“以中國人的脾氣而論，倒後的著作，是沒有人看的”。她對此持有同樣的見解，所以，即使已有中大為右派掌權的傳言，還是殷殷勸誘道：“你是人目為沒深色彩的，姑且做文藝運動，再看情形，不必因他們氣餒……”
總之，許廣平是很有主見的。在與魯迅兩人之間長達一個多月的關於“犧牲論”的討論中，亦剛亦柔，或縱或收，更見新女性的豐采。
魯迅接到中山大學的聘書後，心裏很亂，收到許廣平的信好幾天了，也想不到如何作複，這在他是很少有的。11月5日，他終於執筆寫了。他把到廣州“不合”的幾點告訴許廣平，其中著重的一點是，“不願失了我的朋友”。回顧不平的世路，感觸良多，他覺得真正為他悲哀的隻有兩個人，就是自己的母親和“一個朋友”。他故意稱許廣平為“朋友”已不複是一種調侃，欲親反疏，這裏蘊含著沉重的心情和親切的期待。對於此後所走的路，他列舉了三條，隨即表示難於下一決心，希望“朋友”代為選擇，給他“一條光”。
從文字上，許廣平已經感應到了他近來幾天的空虛和苦悶，所以在16日的信裏，這樣深情地勸解他：“你的弊病，就是對一些人則期望太殷，於是不惜赴湯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種為殊遇而淡漠處之，或以待尋常人者對你，則你感覺天鵝絨了。這原因，是由於你感覺太銳敏太熱情，其實世界上你所深惡痛絕的和期望太殷的，走到十字街頭，還不是一樣嗎……”又說：“至於異日，唉！那你還是照我上麵所說罷，不要認真，而且，你敢說天下間就沒有一個人矢忠盡誠對你嗎？有一個人，你說可以自慰了。你也可以由一個人而推及二三以至無窮了，那你何必天鵝絨呢……總之，現在還有一個人是在勸你，就請你容納這點意思……你有悶氣不妨向我發，但願莫別悶在心裏。”前一天，也即魯迅發信求援的時候，她已經明確表示去留的態度了：“你如定在廣州，我也願在廣州覓事，如在廈，我則願到汕，最好你有定規，我也著手進行。”
她把主動權完全交給了魯迅，對於她，一樣願意“合同”早滿的。此前說去汕頭，其實並沒有非去不可之意，隻是魯迅害怕失去，心裏太急躁罷了。
11月21日，許廣平收到魯迅一連幾封“發牢騷的信”。下午，她在複信中詳細地談了學校的事情，但是對於“一條光”的期冀卻不置一辭。太為難了。
兩個人相愛，中間多出一個人，總是繞不開，總是要回到那裏去。但是，自己是沒有責任的，需要維護的隻有愛的權利。他可不同了。在社會上，他是一個有地位的人，對於婚姻的背叛，必將給他帶來極其不利的影響，從經濟直到聲譽。此外，他還有家庭，母親，容得下硬做嗎？他的負擔是沉重的。可是，你不能代替他下決心，你沒有分擔的資格。中國的道德是森嚴的，上流社會尤其如此。如果各種攻擊不至於危及生活，那倒也罷了，然而也不行，所謂真的人生到底是什麼東西？要愛，就無所顧忌地愛去，何必給人以這麼多枝節的糾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