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地火
從血裏尋找火，從夜裏尋找光，從石頭裏尋找語言和翅膀——
尋找是思想者惟一的自由。
70免職令：槍打出頭鳥
自由的代價是巨大的。
“五卅”以後，女師大風潮明顯地帶上政治鬥爭的性質。既然它已經不複是圍牆之內的杯水風波，就必須承受來自政權方麵的壓力，從訓令，直到槍殺。
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楊蔭榆暗中製訂了一個毀滅女師大的計劃。7月30日，她派人趁住校學生半夜睡熟之際，張貼解散學生自治會的布告；次日，又以防止外校男生來校援助為名，致函京師警察廳，要求派保安警察入校。
8月1日清晨。風雲突變。楊蔭榆偕同巡官傅家臻，帶領武裝軍警一百餘人包圍了女師大，繼而蜂擁入校，把守要道，截斷電線，停止夥食，封鎖校門。楊蔭榆宣布：解散大學預科甲、乙兩部，國文係三年級和教育預科一年級，所有住校學生立即離校。劉和珍、許廣平、鄭德音等拒不從命，帶領學生進行堅決的反抗。下午4時，大雨如注。楊蔭榆指使警察實行強製性行動，於驅逐毆打間，有十多個學生受傷仆倒在泥水之中。正在相持之際，各校學生會代表聞訊前來慰問。楊蔭榆見勢不妙，偷偷逃竄而去，而警戒線並未解除。晚間，被圍困的學生隻好隔著鐵門，與自己的親人相對飲泣……
為了堵塞楊蔭榆之流散布的“男女學生混雜”的流言，三十多個學生一致請求教師到校值夜，替她們作證。
當天下午，許壽裳到西三條看魯迅，知道他上午到保和殿檢書受了風寒，胃病複發了。坐下以後，許壽裳敘說了上午校內發生的情況，他聽了十分氣憤。他認為，作為教師，在學生處境艱難的時刻，有必要出麵救助他們。許壽裳見他身體不好，勸他不必到校，他謝絕了。
愛與複仇/地火人間魯迅（上）學生的安全問題，顯然要比個人的疾病之類要嚴重得多，在學生焦灼的期待裏，魯迅果然來了。在教務處，他同許壽裳等一起，度過了一個森嚴、混亂、蕭索的長宵……
8月3日，楊蔭榆在《京報》刊登《女師大啟事》，聲稱：“報紙所載警察與學生發生衝突及學生受傷停止食茶飲水等情全屬子虛。”次日又登出《楊蔭榆啟事》，說“住校暴劣學生肆行滋擾……故不能不請求警署撥派警察保護”，百般進行抵賴。
女師大學生自治會隨即發表《緊要啟事》，針鋒相對地予以揭露。
這時候，魯迅寫了《流言和謊話》一文，通過三個啟事的比較，結合“京師警察廳行政處公布”的情況，充分發揮事實本身的雄辯力量，證明“武裝入校”完全是有預謀的行動。接著，他又寫了《女校長的男女的夢》，拆穿楊蔭榆反誣的老手段。文章最後說：“我說她是夢話，還是忠厚之辭；否則，楊蔭榆便一錢不值；更不必說一群躲在黑幕裏的一班無名的蛆蟲！”筆鋒沒有停留在楊蔭榆個人身上，看來，他是決心與一個更為龐大的集團為敵了。
有小道消息說，章士釗在國務會議上呈請停辦女師大。女師大學生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拒絕解散令，發布“驅章宣言”，組織成立校務維持會。自治會發出傳單，聲討“摧殘教育的蟊賊帝國主義的走狗章士釗”。
權力暢行無阻。果然，教育部正式頒布了“停辦女師大令”，同時決定在女師大原址另行籌辦國立女子大學。
這項反動措施在社會上引起的反響是強大的。代表九十八校的學生聯合會，在報上公布章士釗“摧殘教育，禁止愛國”，“以數千女同學為犧牲”的罪惡；北京大學評議會決定與教育部脫離關係，宣布獨立……
正當女師大學生秣馬厲兵、背水一戰的時候，章士釗秘密呈請段祺瑞，撤除魯迅的教育部僉事的職務。
8月14日，免職令正式發表了。
槍打出頭鳥。懲治領袖人物或骨幹分子，是曆代統治者消弭民眾運動的慣伎。或許，這種非常措施也能成為一種助燃劑，但是它的威懾力量是不容低估的。
對於魯迅，失去一個官銜根本算不了什麼，頂多幾文俸錢還有一點吸引力。官吏生涯已經夠長的了，應當結束了。以後盡可以多做事：教書，寫作，反正都可以的，雖然不見得一定愜意。愜意的地方都不在人間，具有反諷意味的是，一個人卻偏要苦戀這個多難的世界！
現在，麵對的是暴君、酷吏、小人，他們的聯合陣線足夠使他的精力消耗殆盡。但是，他不會放棄這場戰爭。他愛對頭。他知道得很清楚：無論對章士釗或者他自己，鬥爭都不是私人問題。就說罷官，也不過是大規模的鎮壓計劃中的一個小小附件而已。
女師大的存廢成了鬥爭的焦點。
筆是不能放下的，因為它還有用，然而隻憑一支筆是不夠的，因為對付的不僅僅是幾個流言家，而是以物質作甲胄和武器的大小獨裁者。是的，必須繼續揭露他們，必須贏得社會輿論的最廣泛的支持，但是更重要的是，必須使學校的師生堅持下來，尤其是教師隊伍。不要使學生失去了精神依靠，要保護她們，隻要保護了她們就是保護了學校。總之，女師大一定不能解散！章士釗說解散就可以解散嗎？權力這東西真的可以藐視一切支配一切？……事情不是這樣，至少他不願意這樣。
在章士釗這一麵，當然要竭盡全力使計劃付諸實現。8月19日，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劉百昭在武裝巡警的保護下，率部員十餘人來到女師大，奉命強行接收。
可以預見的結果是：雙方發生了衝突。女師大學生七人受傷，各團體代表十四人被捕，劉百昭乘機逃出現場。翌日，他又率領軍警羽黨逾牆而入，逐處搜查，大肆騷擾，然後退出。他走後，門前的女子大學籌備處的匾額立即被砸毀。手無寸鐵的學生，柔弱的青年女性，她們以僅有的力量進行最後的抵抗。
權力者在權力尚未受到根本動搖的情況下，是絕不可能做出讓步的。他們不容許意誌遭到違抗。他們必須成為強者，因為從來就是強者。
22日下午，劉百昭組織了一支混合軍進攻女師大。他親自率領部員、茶役、老媽子數十人，司法巡官馬龍驥帶領巡警、穩婆等，分兩路從正門、側門呼嘯而入。按照劉百昭的命令，這群男女武將每十多人挾持一人，一邊毆打淩辱，一邊強拖出校。學生一個個披發破衣，呼號掙紮，被捆塞到十餘輛汽車內，一起拉到報子街女師大附設的補習學校禁閉起來。這一天，學生受傷多人，重傷兩人，失蹤七人，是有風潮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事件。
與此同時，章士釗立即在石駙馬大街的女師大原址改設女子大學，任命曾在上海大同大學鎮壓學生運動有功的胡敦複為校長，陰謀取而代之。26日，段祺瑞發布由他起草的《整頓學風令》，意在製造恐怖，企圖在全國範圍內鎮壓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
《京報》、《世界日報》等報刊紛紛發表文章，揭露軍閥政府及其教育部的罪行；由北京教育會等五十多個團體發起的愛國運動大同盟也召開了會議，組織臨時委員會，議決聯絡北京所有學校團體聯合舉行“恢複教育，驅章大示威運動”，動員北京各校一致脫離教育部，通電全國，請求一致否認章士釗為教育總長。從此，群眾性的反抗浪潮更加高漲。
世界是顛倒的。現實是荒誕的。由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以非教育的方式掌管教育，這些都不是可以以常理喻的。在一個連基本人權也無法保障的國度裏，還能奢談什麼呢！
魯迅在報上得悉許廣平等人失蹤的消息，十分焦急，極力托人向各方打聽。原來許廣平在動亂中逃出魔掌，徑向學生聯合會告急去了。
他到醫院裏看望身受重傷的學生，與北大教員聯名發表反對章士釗的宣言，總之，盡力做他應該做的一切，隻是寫不出諷刺性的小文章了。憤怒。沉重。沒有幽默。現在需要的是戰鬥的檄文，是奔走，聯絡，加倍的實際工作！
本來，以他內向的性格是不大適應大場麵的，平時也討厭會議，至於掛什麼“頭銜”更是為他所憎惡的了。至今，對所有這些，他都變得突然熱愛了起來。他需要了解一切，同時也需要付出一切。付出成了內在的需要，隻要能夠打破章士釗的計劃，要他付出什麼都行。8月13日，他正式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委員，至月底為止，先後十多次赴會商議大小事務，平均兩天一次，工作是十分緊張的。
目前最急迫的任務是：把被摧毀的學校重建起來！
維持會成了大家的頭腦。在不足一個月的時候內，魯迅和其他委員一起，協同做了大量的工作：開辟新校址，設立臨時辦事處，通函各地在籍學生返京，動員教員義務授課，募捐經費，為複課鋪平道路。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魯迅的肺病複發了。
生活在艱難時世，作為一個文化人，卻不肯放棄自己的責任。寫作，編輯，講課，訴訟，開會……以他的帶病之軀，怎麼可能做這樣的超負荷運轉呢？沒法子，隻好再承受一份額外的工作：看病和吃藥。
從病發的一天開始，至翌年一月，往山本醫院凡二十三次，計四個多月。在這期間，他不但不為自己爭得一個歇息機會，反而加大了工作量。這是怎樣一個非常的時候嗬！靜心療養，那是闊人們的事情。單就教學方麵說，他便主動提出將自己在女師大的任課量增加一倍。此外，又承諾到黎明中學和大中公學講課。黎明中學成立於五卅運動中，是由北京、天津、通州、煙台等地從教會學校自動退學的學生自費籌辦的。它並不為教育當局所承認，京師警察廳也曾對它多方刁難，處境十分艱困。大中公學創辦於1924年，由蔡元培兼任校長。“大中”的原意是擴大孫中山主義在北方的影響，被政府視為“危險學校”，五卅運動後與北大“滬案後援會”建立的五卅學校合並。這兩所學校，都是被壓迫摧殘的學校。他甘願把屬於自己的時間和心力，飼這樣一大群遍身野氣的青年。一麵嚴肅地病著，一麵嚴肅地工作，在同事和學生麵前，他絕口不提生病的事情。
在維持會的主持下，女師大在宗帽胡同租了一些民房作為臨時校舍，與教育部的“國立女子大學”分庭抗禮。
9月21日，女師大與北京各高校同時開學。上午9時舉行開學典禮，教員、學生和社會各團體代表、學生家長、保證人等共二百多人出席。魯迅、許壽裳都在會上講了話。
魯迅的話總有一種力量。他說：
“我不是專門當教員，是做官的。我相信被壓迫的決不致滅亡。隻要看今天有這許多的同學、教員、來賓，可知壓力是壓不倒人的……”
71勝利者沒有勝利
免職令發表的當天，老虎尾巴先後有二十多人到訪，簡直是節日的盛會。隻是沒有節日的氣氛，大家感到壓抑，煩躁，憤憤不平。他們或以言辭，或以靜默，探詢屋主人的態度——
怎麼辦？
平日易怒的魯迅，此刻卻十分坦然，好像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似的。
對章士釗的為人他總算看透了，因此類似免除他的職務的事情，在他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早在“老虎總長”上台的時候，他便這樣向許廣平陳述自己的判斷：“但看他挽孫中山對聯中之自誇，與完全‘道不同’之段祺瑞之密切，為人亦可想而知。所聞的曆來舉止，似是大言無實，欺善怕惡之流而已。要之在這昏濁的政局中，居然出為高官，清流大約決無這種手段。”稍後，他還說起過：“想章士釗，和社會奮鬥，是不會的，否則，也不成其為章士釗了。”能指望如此典型的官僚做什麼好事呢！惟其司法才不懂法，惟其司法才敢於瀆法。比起身受淩遲或死於無聲的改革者，他想，罷官的結局未必就算壞。而且他覺得，自己做官也實在太不像官了。一個叛逆者，倘置身於官場中而又可以相安無事，怕也很難說得過去的吧！那麼反過來，從官方的立場看，把自己開除出去便是理所當然的了。隻是對章士釗的驕橫態度，總存那麼一點報複之意，不能釋然於懷。
但是，老朋友們都為他感到焦急，認為有必要盡快采取行動。
8月15日、17日兩晚，許壽裳和齊壽山分別招飲於中央公園，力主上訴，據理批駁。而促使他決心提出訴訟的，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三味書屋時的“小壽先生”壽洙鄰。這時，他在平政院任法官，自然深明此中的利弊。16日，魯迅同他兩人在有關訴訟的具體問題上交換了意見。
在一個人治的社會裏，什麼法律條文都不過是一堆破紙。然而，既然官方要利用它裝點門麵，自己又何妨利用它一回？不久前，在給許廣平的信中曾經寫過這樣的話：“治中國應該有兩種方法，對新的用新法，對舊的用舊法。例如‘遺老’有罪，即該用清朝的法律：打屁股。”想到自己即將使用這類對付“遺老”的方法對付章士釗，他不覺暗自好笑。
總之，不能讓老虎總長和大小倀鬼太高興。周處也好，武鬆也好，這一回是做定了！
尚鉞來訪的時候，他正在草擬起訴書。
看見尚鉞進來，他放下筆，轉身笑道：“老虎沒有辦法：下了冷口。”
“我已經知道了，”尚鉞想到他的生活負擔，擔心地問，“先生，您打算怎樣？”
“起訴。”他說得很平靜，但剛說完就笑了。
尚鉞隨手在煙筒中拿起一支煙，問：“找哪個律師呢？”
“律師？”他也拿起一支煙，順手燃著，把火柴遞給尚鉞，“律師隻能為富人爭財產；至於生存的權利，還得自己急取才行。”尚鉞燃著煙，抽了幾口，覺得煙味與他平常用的兩樣，一看原來是海軍牌，便問：“丟了官應該抽壞煙了，為什麼還買這貴煙？”
“正是因為丟了官，所以才買貴煙，”他看了看手中的煙卷，笑著說，“官總是要丟的，丟了官多抽幾支好煙，對付它的精力也就來了。”
談起罷官的內幕時，他把別人抄寫的章士釗撤除他的職務的命令給尚鉞看，說：“這事情已經醞釀很久的了，我不理會他，看他有什麼花頭。結果，他不得不撕破臉皮來這一著。”
最後說到起訴，他說，隻好換一種幽默點的鬥爭方式了。自然這是被迫的。當尚鉞在一邊仍為章士釗的倒行逆施感到憤慨，滔滔不絕地言說時，他笑著輕輕地加了兩個字：
“所以。”
免除魯迅的僉事職務，在教育部中反應不一。
除了個別幫凶，作為上峰的指示，總是有那麼一小批小爬蟲、應聲蟲之類為之辯護。但是部裏的大多數人，所持的還是反對的態度。他管的是社會教育司的事，幹涉得了教育部對女師大的處置嗎？如果說他不稱職，何以十四年來都是稱職的？如果稱職，又為何要免去呢？然而，真正站出來說話的並不多。中國多的是腹誹。
反對最激烈的是許壽裳。由於與楊蔭榆是前後任的關係，對於女師大風潮，原先是不願與聞的，及至章士釗將魯迅撤職，他就不能熟視無睹了。尤其不堪忍受的是，不但在解散學校的呈文中肆意誣蔑女性，且在22日武裝接收女師大事件中，大打出手，凶險至極。8月24日，他親自草擬了《反對章士釗的宣言》，與教育部視學齊壽山聯名發表。
《宣言》曆述章士釗與楊蔭榆朋比固位，利己營私，潛構密謀，毀滅學校的罪惡，還特意揭發他毀壞法律，率意妄行，免除魯迅職務一事，為魯迅作了嚴正的辯護。《宣言》說：“昔者以楊蔭榆之黨己也，不惜解散學校，荒數百人之學業以循之；今以周君之異己也，又不惜秘密發縱以除去之。視部員如家奴，以私意為進退，雖在專製時代，黑暗當不至是。”最後，他們宣布說：“自此章士釗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
許壽裳還特意抄了一份，專送章士釗過目。對於這種叛逆性舉動，政府當然是不能寬容的。緊跟著，他們也一齊被免職了。
讓朋友為自己做出犧牲，魯迅不免歉然，但也確乎以此自慰。二十餘年，曾經滄海，憂患何許？總算有可以同舟共濟者在！
由於權力的無所不至，中國的知識階級總是試圖染指政治。而一旦當政以後，他們的手段，是決不下於純粹的政客者流的。章士釗曾經是個被人稱讚為“壯誌毅魂，呼嘯風雲，吞長江而吹歇湖”的人物。他主編過《蘇報》，宣傳孫中山的理論主張，後同黃興等組織華興會，從事聯絡會黨、籌備起義的工作。1905年留日，繼而轉學英國，歸國後任總統府常年顧問。宋教仁被暗殺後，他先後潛向上海，逃到日本，在黃興的資助下創辦了《甲寅》雜誌，用秋桐的筆名，發表了不少反對帝製、提倡法製的文章，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宣傳家。
曾幾何時，他就和友人陳獨秀分道揚鑣了。正當陳獨秀編輯《新青年》，為創立中國共產黨而積極奔走的時候，他充當了段祺瑞的謀士。段祺瑞之稱為“執政”，就是章士釗把古羅馬執政的名號移植過來的。1924年，他在段祺瑞的支持下重辦《甲寅》。這時，改為周刊的《甲寅》，已經淪為段祺瑞政府的喉舌，不複是先前的麵貌了。
章士釗先後發表《評新文化運動》、《評新文學運動》等文章，在白話創作相對冷落的時候，步《學衡》後塵，向新文化營壘發動攻擊。
以他的這種頑固態度，在大權在握的時候，可想而知不會輕易放過作為新文學的開拓者和捍衛者的魯迅。他免除魯迅的職務，除了魯迅始終站在進步學生一邊，反對他的黨羽楊蔭榆以外，與發表《青年必讀書》等極其激烈的反複古言論是不無關係的。
對於以章士釗為首的“甲寅派”的反攻，胡適、吳稚暉、成仿吾等都曾著文予以狙擊，但是大都局限在文言文和白話文孰優孰劣的火力圈內。魯迅立論不同，雖然駁文隻寫了兩篇，攻勢卻是淩厲的。
文言的命運其實早已不判自明，“丟官”之前，魯迅給錢玄同寫信談及《甲寅》時，便指出：“此輩已經不值得駁詰。”而他終於駁詰者，則是從思想鬥爭史的角度出發，把章士釗當成反動保守的典型加以掊擊的，因此，意義也就遠遠超出了文學論爭的範圍。
在這裏，魯迅再次表現出他的出色的諷刺和論戰才能。在《答KS君》裏，隻需從章士釗文中隨意剔出兩個龐雜不通，陋弱可哂的例子，便立即把自詡為古文大家的一副尊容給毀壞了。現在還有什麼“文白之爭”呢？他下結論說：“是爭的終結，而非爭的開頭。”於是，胡適們的結論成了他的起點。他繼而揭露《甲寅》作為“廣告性的半官報”的性質，指出這些躲在社會的暗角落裏競相攀附的“灰色的人們”，是以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為歸趨的。《十四年的“讀經”》對於章士釗主張讀經的批判，也比論壇上某些激進的議論，如謂經不必尊，讀經乃是開倒車之類更進一層。他指出，所謂“讀經”也不過是“耍把戲偶爾用到的工具”而已。什麼讀經可以救國的宏論，全都是“假借大義，竊取美名”。這些封建衛道者，是衰老國度的“大嚼細胞”，必須把它們撲滅，才可以免於滅亡。
他說：古國的滅亡，就因為大部分的組織被太多的古習慣教養得硬化了，不再能夠轉移，來適應新環境。若幹分子又被太多的壞經驗教養得聰明了，於是變性，知道在硬化的社會裏，不妨妄行。……唯一的療救，是在另開藥方：酸性劑，或者簡直是強酸劑。魯迅把具體問題的論辯同心理文化的剖析結合起來，犀利，深刻，堪稱反對封建思想文化的“強酸劑”。
11月。北京又刮起了一場大風暴。
工人學生數萬人舉行大規模示威運動，鬥爭矛頭直指段祺瑞臨時執政府。遊行隊伍最先衝往段祺瑞私邸，繼而怒毀章士釗、朱琛、劉百昭等人的住宅，放火焚燒晨報館。在群眾鬥爭的衝擊下，段祺瑞及其卵翼下的一夥紛紛逃匿……
國立女子大學當局和部分職員以為“革命”來了，便也隨之潰逃。女師大方麵抓住這個有利的時機，在女子大學學生的配合之下，舉行複校運動。
11月30日下午，魯迅同女師大師生一百多人一起步行返回石駙馬大街。學生們沿途舉著校旗，搖著小旗，上書“女師大萬歲”、“公理戰勝”、“勝利歸來”等標語，於傍晚7時到校。這時，守衛在門口的軍警上前攔阻，學生就把墨汁潑向他們身上，又乘勢將章士釗親筆題寫的“國立女子大學”的校牌塗掉，重新掛上女師大校牌，然後闖進學校。
第二天，女師大舉行招待會，向各界報告複校經過。魯迅出席會議，並且講了話。會後，全體拍照紀念，一些學生骨幹分子集在一起，另外合照一張，請魯迅題詞。他寫了近百字，題作“偕行”。文中引用兩句古詩：“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流露了勝利的喜悅。
1月13日，校務維持會主席易培基正式就任校長職，在中國教育史上，開創了“校長民選”的先例。女師大全體師生及各校校長和學生代表共五百餘人，聚會一堂，氣氛十分熱烈。
大會由許壽裳主持，魯迅和許廣平分別代表校務維持會和學生自治會，致詞表示歡迎。
“歡迎校長，原是極平常的事，但是，以校務維持會歡迎校長，卻是不常有的。”魯迅回顧了女師大的鬥爭曆程，在肯定維持會的重大作用之後，宣布自行解散。他接著說：“但是這解散，和去年本校的解散很不同，乃是本校走向光明之路的開始。為什麼呢？剛才說過，因為易先生是本校全體所希望的校長，而這希望的達到，也幾乎是到現在為止，中國別處所沒有希望達到的創舉……”
從此，魯迅除了仍舊擔任教授以外，不再兼任任何職務，包括校內各種委員會都不參加。當學校處於危難中的時候，他率先向黑暗勢力做鬥爭；到了複校以後，一切開始轉入正軌，他就退居原來的位置。
勝利聯翩而至。
緊接女師大複校之後，1月16日，教育部發布“複職令”。2月23日，平政院通過了魯迅的議案。次日晚間，魯迅便收到壽沫鄰寄來的“完全勝利”的消息。
至此，他也該感到疲乏了吧？也該不再如先前那般的好鬥了吧？按照中國傳統文人的脾氣，他確乎可以停頓一下，甚或在勝利中陶醉一些時。但是他不能，他覺得有許多工作在等著做，而工作本身就是鬥爭。你認為，一次就可以把所有的蛆蟲打掃幹淨了嗎？
女師大雖然已經遷回原址，但是教育界中一批生性趨附的人物並不甘心，處心積慮實行顛覆活動。
1925年12月14日，女子大學在擷英番菜館宴請“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學生家長”。所謂“名流”，多係北大教授、現代評論派的正人君子。他們在飯局裏產生“教育界公理維持會”，又從這會變出“國立女子大學後援會”，並發出《致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函》，聲稱將把女師大教職員“投畀豺虎”，“屏諸席外”。在他們的挑唆下，女大學生一度占據校舍，與女師大學生發生嚴重的衝突。
這時，陳西瀅又陸續地說起“閑話”來了。
他說：“女師大應當不應當解散，現在應當不應當恢複，是一個很可討論的問題。”又說：“學生人數過八倍多的女大斷沒有把較大的校舍讓給女師大的道理。”還連連發問道：“要是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樣？要是二百人中都入了女大便怎樣？難道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招了幾個新生也去恢複麼？我們不免要奇怪那維持會維持的究竟是誰呢？他們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
魯迅答道：就算女師大的學生“被迫脅到隻剩下一個或不剩一個”，也還是要“維持”。目的呢？他便借了陳西瀅的一句“閑話”來答複：“代被群眾專製所壓迫者說幾句公平話。”12月間，他一連寫了《碎話》、《“公理”的把戲》、《這回是“多數”的把戲》等文，狠狠地回擊了那些“在章士釗門下暗作走狗而臉皮還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學者們”。
至於章士釗總長，這時已經變成死老虎了，魯迅也仍然扭打不舍。
勝利者沒有勝利，隻有進擊。1926年，他又寫下《古書與白話》、《再來一次》等文，甚至將幾年前所寫的《“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再行發表，簡直要使章士釗永遠抬不起頭來，更不必說牙爪。
這才叫魯迅。
72姐妹篇：《孤獨者》與《傷逝》
愛情的力量神秘而強大。當它激蕩起來時，所有理念的堤壩與懸岩都將在它的麵前坍毀。
正當魯迅因為朱安的胃病引起新的感情危機的時候，許廣平在女師大鬥爭所表現出來的品格和才幹，對他構成了越來越大的無法逃避的吸引力。由於章士釗的迫害，他們獲得了一個良好的接觸機會，通過最直接的情感交流，終於確定了雙方在未來生活中的關係。
9月初，女師大遷到宗帽胡同以後，警察廳接受章士釗的指使，天天到學校裏傳人。他們試圖由兩個警察押解一個，將原來被開除的六個學生遣返原籍，以便全麵實行解散學校的計劃。在這種高壓政策底下，幾個領袖人物走投無路，連平日過從甚密的朋友，也都因為害怕連累，拒絕招待了。魯迅說：“來我這裏不怕！”這樣，許廣平便同許羨蘇住在一起，在魯迅家裏躲過了最緊急的幾天。
這些天，許廣平完成了惟她才能完成的重大的勳業，就是：戰勝了魯迅的悲觀情緒和執拗脾氣，嚴禁煙酒，徹底“繳械”。
本來魯迅是答應了不喝酒的，為了許廣平的懇摯的流淚的規勸，當著她的麵，是再沒有勇氣把手伸向酒杯的了，但是苦悶一來，難免又要犯禁。一天，魯迅從外麵進來，雙頰酡紅，酒香熏人，見麵時兩人同時愣住了。相對無言中，許廣平終於說了一句：“不誠實是很叫人難過的，你知道嗎？”魯迅低聲回答說：“我知道。”
許廣平是深切地理解他的，包括喝酒在內。她知道，他的“劉伶癖”，並非出於遺傳，而是對於環境的無力的反抗。但是，為了不致危及他的偉大的工作，她仍然覺得自己有責任盡力地加以勸阻，雖則也明白未必可以禁絕。不過，經過這麼一回，魯迅的確不敢像從前那般的沉湎於酒了。他怕見她的失望。
至於禁煙，自然比禁酒更難。魯迅自己就曾經表白過，與其徹底戒煙，還不如從此不再工作。許廣平記得，頭一次到這裏“探險”，最突出的印象便是他對煙的依賴，一支接一支地抽，幾乎是片刻不停。現在，她見到老虎尾巴的磚地上，又像從前一樣狼藉著煙灰和煙尾巴了。幾個月前，她是把禁煙和禁酒作為並列的條件向他提出，要求實行的。然而沒有法。為了施加更大一點的壓力，她找來許羨蘇，兩人在客廳上跟魯迅談判了整整一個夜晚。她們都知道他害病，病人是不能沒有一個嚴格的禁區的。就關係而言，她們都必須負有這種警戒的任務。他投降了。
要緊的還有刀子。
這刀子是許廣平所一直記掛著的。每憶起他的同鄉說的關於他會自殺的話，她就心跳不已。趁著這避難之際，她暗暗地搜遍了書架和床褥，果然發現了兩把匕首。
她鄭重宣布“繳械”。想不到魯迅笑了笑，也就完事了，一點沒有違抗。
愛情可以使所有的人變得單純、溫柔而富有活力。在許廣平居留期間，魯迅總是抑製不住內心的興奮，大聲地說著，快步地走著，簡直換了一副樣子。遇到太高興的時候，他還雙手撐著桌子，像當年做學生的時候上體育課一樣，從這邊縱身躍到那邊。小小的四合院，幾乎到處都可以聽到他的說笑聲……
從此，他們往來更頻繁了。一有空閑，許廣平就跑來給他校對和謄抄稿子。隻要聽到門外的熟悉的腳步聲，他就會立刻變得快活起來……
魯迅的師長般的莊嚴完全崩潰了。許廣平不再是“小孩子”了。一天，當他們重新坐在一起時，許廣平突然握住他的手，緊緊不放。她要說什麼呢？什麼也沒說。魯迅的手也輕柔地緩緩地伸了過來，接著就是緊緊一握！彼此都聽得見，心的跳動，如兩匹野馬揚鬃疾馳，以蹄聲擊打曠野……
一陣風暴過去，魯迅輕聲說道：“你戰勝了！”……
許廣平以“平林”為筆名寫了兩篇短文：《風子是我的愛……》和《同行者》。
《同行者》於10月12日發表在魯迅主編的《國民新報》副刊上麵，很明顯，她要向一個無愛的世界公開她的愛情。
“一個意外的機會，使得佢倆不知不覺地親近起來。這其中，自然早已相互了解，而且彼此間都有一種久被社會裏人間世的冷漠，壓迫，驅策；使得佢倆不知不覺地由同情的互相憐憫而親近起來。”估計到道德家們的嫉恨，以及可能的猛烈的襲擊，她寫道：“然而，沐浴遊泳於愛之波的佢倆，不知道什麼是利害，是非，善惡，隻一心一意的向著愛的方向奔馳……”
在文章裏，許廣平把魯迅稱作“她”，稱作神話中女性化的神“風子”，一方麵是故意把事情弄得含混些，另一方麵也不無調侃的成分，表達著勝利的快意。另一篇寫道：“不自量也罷！不相當也罷！同類也罷！異類也罷！合法也罷！不合法也罷！這都於我們不相幹，於你們無關係，總之，風子是我的愛……”
魯迅也寫過類似的兩篇文章，一篇叫《死火》，一篇叫《臘葉》。雖然寫作的時間相隔半年之久，合起來看，倒像是一副對子似的。
《死火》是許廣平到“秘密窩”“探險”過後寫的。寫前一天，魯迅首次挑動考試，向許廣平發布關於“秘密窩”的試題。文中的被遺棄的“死火”明顯是自喻，而一直思索著要把“死火”帶出冰穀的“我”，則是許廣平。“你用了你的溫熱，將我驚醒了。”這的確是很可感激的。然而，醒來以後怎麼辦呢？“死火”知道，留下必將凍滅，被帶走又將燒完。內心是很矛盾的。那結果，是一同走出冰穀。但剛到冰穀口，“我”終於碾死在車輪底下，而“死火”，自然如紅彗星般迅忽歸於寂滅了。
與其讓別人為自己犧牲，毋寧自己燒完，這是魯迅最初的自白。
八個月後，魯迅作為“臘葉”再度出現時，已適值群葉飄散的時候而被保存了下來。病葉一片，果真可以保存長久嗎？“但今夜他卻黃蠟似的躺在我的眼前，那眸子也不複似去年一般灼灼。假使再過幾年，舊時的顏色在我的記憶中消去，怕連我也不知道他何以夾在書裏麵的原因了。”他不無憂傷地寫道，“將墜的病葉的斑斕，似乎也隻能在極短時中相對，更何況是蔥鬱的呢。看看窗外，很能耐寒的樹木也早經禿盡了；楓樹更何消說得。”
即使將墜的被蝕而斑斕的顏色不能永存，被保存的感激也仍舊是永恒的。
許廣平明白，魯迅含蓄；許廣平熱烈，魯迅深沉。而猶疑與憂鬱，是隻有魯迅才有的，因為他的負擔太重，所受的傷害也太深了。
當魯迅決定結束多年來的痛苦生活之後，他的顧慮就不隻在朱安一人，還有整個社會。他已經是“名人”了，名人有名人的煩惱。在信中，他曾經這般表白過：“思想改變了，但還是多所顧忌，大部分自然是為生活，幾分也為地位，所謂地位者，就是指我曆來的一點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為的劇變而失去力量。”
愛情的產生，對魯迅個人來說具有“革命”的意義。他犧牲太多了，為母親，為家庭，為青年，為大眾。個人的生命價值難道隻好體現利他的方麵？現在，為他所崇尚的個性主義，是第一次在帶有隱秘性質的道德倫理關係上麵顯示了它的存在。然而無論作為社會成員，還是作為家庭成員，要維護個人的一點小小的權利，都必須接受來自社會的強大的壓力。在家族主義製度麵前，每個單個的人都是孤獨者。還是熱血少年的時候，他就曾經為理想中的“人國”呼籲過：立人！立人！其實談何容易！……
他回顧自己的前半生，那是一條可堪傷悼的孤獨者的道路，要說將來，它又通往何處？人在一生中，要是得不到世界上任何一個人的理解、愛護與溫存，那是多麼可怖的事！……
關於未來的可怖的懸想，被他加倍地擴大開來，以致形成一個小說的構思：《孤獨者》。
連殳原來是一個改革者。他懷抱著改造社會的熱情，結果不但得不到社會的同情和理解，反而接連遭到打擊。後來他死掉了，死時陪伴他的是一輪圓月，散出冷靜的光輝。孤獨地來，複孤獨地去。不過在死前，他曾冷酷地報複過他周圍的環境，包括先前為他所喜歡的孩子們。無力反抗社會，徒然保持著一種精神。把龐大的社會縮小為客廳裏的幾個人，從而加以盡興的嘲弄。既是報複，又是自戕，以自戕的方式實行報複，事情本身不就十分可悲的嗎？
小說裏，連殳這樣解剖自己的靈魂：人生的變化多麼迅速嗬！這半年來，我幾乎求乞了，實際，也可以算得已經求乞。然而我還有所為，我願意為此求乞，為此凍餒，為此寂寞，為此辛苦。但滅亡是不願意的。你看，有一個願意我活幾天的，那力量就這麼大。然而現在是沒有了，連這一個也沒有了。同時，我自己也覺得不配活下去；別人呢？也不配的。同時，我自己也覺得偏要為不願意我活下去的人們而活下去；好在願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經沒有了，再沒有誰痛心。使這樣的人痛心，我是不願意的……魯迅自己就寫過《求乞者》，在《野草》和別的地方，也都說過類似的話。智慧上的悲觀主義，意誌上的樂觀主義。一個人，隻要專一懷想痛苦的舊事，或凝視自己的影子，便多少要帶上若幹的傷感，不管他實際上有多麼健壯。
在對待愛情問題上，比起魯迅，許廣平要勇敢得多。對於社會壓力，相信她有足夠的力量去抵抗，但是不要忘記，她的背後聳立著一個大家族。那些族中的長輩會同意她做這樣的選擇嗎？她能夠對付來自親緣方麵的壓力嗎？戀愛的感情是熱烈飛揚的，將來慢慢沉澱、冷卻下來，她會起怎樣的變化？滿足了，還是依然不滿？到了那時候，即今的有力的翅子會不會停止了扇動？如果從群體鬥爭的環境中脫離出去，還會如從前的激揚奮發嗎？可怕的是精神的蛻變。而且，人生在世界上，經濟問題始終是那麼嚴峻。前些時到學校裏講說娜拉，要點就是經濟權。她年輕，她想過嗎？是不是有很充分的準備？如果將來真的生活在一起，那麼憑什麼維持生計呢？而今官是丟了，就教書嗎？還是寫作？除了這兩種活計，其實你自己什麼也不會做。那麼她呢？讓她在家裏呆著，還是分頭做事？難道那是可能的嗎？會不會有那麼一天，終於以犧牲他人作為你的夢幻的結束？倘使真的那樣，你不會感到悔恨和悲哀嗎？……
會館。同居的破屋。老東西。小東西。加厚的雪花膏……
子君向他走來……
《傷逝》以手記的形式，描寫一個小家庭的悲慘的結局。子君是一個個性主義的奉行者，她無視於親屬的反對和旁人的蔑視，同所愛的涓生同居了。“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幹涉我的權利！”的確，她的態度是非常堅決的。同居以後，她什麼書也不看，隻是忙她的家務，仿佛全部功業都建立在吃飯之中。但不久，涓生失業了，吃飯於是成了問題。為了免得一同滅亡，涓生考慮再三，隻好對子君說：“我已經不愛你了！”這是子君萬萬沒有料到的，她終於由她的父親接了回去，在嚴威和冷眼中走所謂人生的路，直到它的盡頭——一個連墓碑也沒有的墳墓。
沒有遺囑。一個字也沒有。然而，她卻留下了幾十枚銅元——兩人生活材料的全副，在不言中，教涓生能借此維持較久的生活。子君的靈魂是美麗的。她的失敗，在於她始終沒有自覺到人生的第一著是求生；在求生的道路上，既不能攜手同行，也不能奮身孤往，隻知道捶著一個人的衣角，追求一個凝固的幸福與安寧。
“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涓生在他的“懺悔錄”中，這樣清醒地寫道：“大半年來，隻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世界上並非沒有為了奮鬥者而開的活路……”